韩星丨儒家与专制问题（含音频）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一个顽固的看法：儒学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提供理论基础，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关于儒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从五四新文化活动以来就一直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路一边倒地进行着极端的否定，时下，有人仍然认为中国所经历的二千年是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孔子儒家思想进行统治的专制时代，孔子儒学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给孔子背上了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基础，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罪名，还发明了一个“专制儒学”的名词。甚至有人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这就把政治上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烂帐一股脑算到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头上，显然是一偏盖全，是没有认真研究和客观分析历史的“时论”、“政论”，现在需要进一步从历史上进行澄清。其实，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也存在着一条若明若暗的线索，这就是儒家的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就是反专制主义的传统。

说到“专制”，这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一种对权力政治的概括，指被垄断了的政治权力只属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其它社会成员只是权力的被动承受者。这种权力具有无条件的绝对性。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区分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认为：“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他还指出：“专制的原则是恐怖，恐怖的目的是平静。”

按照这个标准，法家才是专制，而儒家并不专制。恐怖离不开暴力，儒家尚德不尚力，秦汉以后儒家学说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是君主政体，不是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又叫暴君政体。法家与皇帝制度相结合的政体是专制政体。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主要是上面所说的君主政体，就是出现了孟德斯鸠讲的专制政体，也往往都是短命的，如秦始皇、隋炀帝，特别是明清之后的帝王更是加强了其在各个方面的专制地位，实行专制统治，这些历史事实我们不可否认，也没有必要否认。马克思总结西方历史时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但是，这对中国来说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民本主义的。

对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政治专制，西方学者还把中国概括为“东方专制主义”。作为西方人看待东方社会状况的一种视角，早在古希腊时代，希罗多德和亚里士多德就对东方专制主义进行过初步论述，他们的思想在后来的各种政治历史学说中得到了延续。近代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等都有这样的看法。

自古代以来的西方学者通过从政治、经济及文化心理等角度的分析入手，较为完整地勾勒出东方专制主义的图画，并成为他们观察东方的坐标系。其中有三种观点值得注意：一是地理环境决定了东方社会专制主义的形成；二是由于东方处于理性发展的初期，心智还处于愚昧阶段，因此东方专制主义是一种理性不发达阶段的必然；三是由于东方农业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实际上，“东方专制主义”体现了西方人在面对东方时的一种心理优越感，是“西方中心论”在哲学层面的反映。

魏特夫曾经出过一本影响很大的书《东方专制主义》，认为中国式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

第一， 这种社会是一种“水利社会”（Hydraulic Society）, 也就是说，中国的水利工程十分艰巨，所以必须要有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管理体系的高度集中才能完成这些水利工程；

第二， 其次，正因为这种高度的集中，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所以中国社会一直就是专制；

第三， 这是这种君主制，造成生产资料，如土地，江河等等，完全归皇帝所有，真正的土地私有没有出现；

第四， 东方社会只有皇帝控制下的贵族，并没有相对独立的贵族阶级；

第五， 东方社会的政府对国家的经济实行垄断；

第六，东方社会没有法律，专制君主意志就是法律；

第七，东方社会的专制特点具有十分强烈的稳固性。

魏特夫的这些论断，只要稍微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的人都会觉得不符合历史事实，有扩大之嫌疑。这是因为他特殊的经历所造成的。

魏特夫原籍德国，他是一位犹太人，早年的时候曾经是一位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加入德国共产党，并成为德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魏特夫被纳粹抓起来关进了集中营，但放出来之后就移民到美国，开始对中国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1935年，魏特夫到中国来收集研究资料，一呆就是两年。1937年回到美国后开始大量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

1939年8月，斯大林背信弃义，和希特勒签订了和约，作为备受纳粹迫害的犹太人，魏特夫对共产党彻底绝望，转而激烈地反对和揭露共产党国家的“黑幕”，尤其是对前苏联和中国的政治专制非常反感，这种情绪影响了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失去了客观性，认为他所描述的东方专制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正是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古老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等等。

把儒家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绑在一辆战车上，确实有失公允，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言，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时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又说：“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儒者与专制、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制和阻遏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

中国近代落后，人们纷纷怪罪儒家学说。可是，迄至今日，这些论者中还没有人在诋毁孔子的同时，能够说明如果没有孔子思想的存在，是不是中国就没有二千年的专制统治？欧洲倒是没有孔子思想，却也存在着漫长的专制时代。

和欧洲不同的是，中国利用孔子思想，维持长治久安，国家统一，防止了中世纪神权政治的黑暗，中华文明能够一脉相传地发展到今天，这主要不是儒家学说的功劳吗？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F.M. Voltaire，1694-1778）为了批判欧洲的封建专制主义，推动启蒙运动，极力赞扬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他说：

孔子既没有装扮成一个有灵感的人，也没有装扮成一个预言家，他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古代法律的文职官员。我们有时很不恰当地说“孔子的宗教”。其实，孔子只是和所有的皇帝及大臣一样的人，他只不过是第一批贤人之一。他推崇德行，不宣扬神秘主义。

伏尔泰认为儒学是最好最合人类理性的哲学，并以中国为理想国，提倡以中国文化为标准，向往中国的理性道德。这表明儒学对十八世纪欧洲反愚昧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是儒学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在二十世纪初，人们怀疑儒学是专制独裁的原因，于是就打倒“孔家店”，反传统、反儒学，结果越反越专制。1949年以后，儒学在大陆已丧失了其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也没有了影响，在社会上也基本上排除了儒学，但思想独断问题、政治民主问题、社会道德下降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君主个人专制独裁阻碍了中国发展的道路，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者背弃了儒家道统思想中“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这些约束君权的思想所造成的恶果。

先秦儒学虽然提倡君主制，但并不意味着要实行君主专制。儒家之所以选择君主政体很大程度是早期中国政治发展的产物，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决定，正如有学者所论：“中国自国家诞生之日起，就采取了君主政体，……中国古代政体的单一，使孔子和其他的儒学者不知在君主政体之外还有什么政体，他们也想像不出还会有不同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存在”，“在这种观念下，儒家学者在其政治思想中只能把君主政体设计得尽可能完美，不可能超越君主政体，设计出另外一种政体。”

因此，毋宁说儒家是不得不认可君主制但主张限制君主的独裁，可以说是反专制的。他们以对民的态度来区分圣君和暴君，反对君主个人独裁暴政，主张以道对君权予以一定的限制。认为治理国家，以道为本，道比权位更为重要。这还有不得已的原由，儒者手无寸铁，欲与王权相抗衡，实非一件易事。他们只能为社会提供一套是非观价值观，并以之作为限制王权的武器，这便是他们所共同尊崇的“道”。

当然，我们并不能否认儒学在历史上某些时段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思想时确实受到了“专制”的感染，但“专制儒学”这个提法本身确实不通。儒学作为学说是不可能专制的，既然能够专制那就已经不是儒学或者不是纯粹思想意义上的儒“学”了，而是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

儒学之成为意识形态不是儒学的常态而是儒学的变态，不是儒学的全部而是儒学的部分。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教条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根本不是一回事，也自然不能让马克思、恩格斯来承担发生在这些国家的事变吧。

从儒学发展史来说，一直就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想体系，在孔子本人当然是统一的，自成体系的。但他以后就不是这样了，而是越来越分化、分蘖。学派分化，如长江大河容纳百川，川大了势必泥沙俱下，而每一个时代有良知，有抱负的儒者所致力的首先的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功能分蘖，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的、文化的，乃至经济的责任，其道统也就不免被架空，这决不是所有儒者的责任。

另外，中国历史上是有政治上的正统儒学和思想上的正统儒学，前者可能有专制的倾向，后者则是有批判倾向的。不有批判思想本身都没有办法发展，更别说政治了。二者反映的应该就是政统和道统的张力，这正是解答儒学与专制关系时往往所忽视的。

中国的专制主义法家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很大程度上是秦汉以后形成的王霸道杂之的政治文化主体模式的结果，是先秦荀子一系的经过董仲舒完成的儒学发展的一种倾向，决不是儒学的全部。后儒把荀、董排除在儒学正统止外良有以也。这里，我想做的就是通过历史的考证，说明儒家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这一批判精神甚至成为儒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之一。

儒学的批判品质，曾受到一些学者的怀疑。那么，儒学是否缺失了批判品质呢？回答是否定的。儒学一出现就鲜明地表现了一种社会批判的精神。所谓社会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指儒学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品质。可以包括三层意思：一是政治批判；二是作为社会良知，对社会的批判；三是文化传承、文化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或叫抗议精神具体存在于社会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清官、谏官，在政治权力中间；另一方面是外围的隐士；还有就是传统社会中的乡绅。传统儒学的批判并非破坏性批判，而是建设性批判。

因此，我们所持守和发扬的儒学批判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精神。唯有批判，儒学才能营养自己，才能拥有活力；唯有批判，儒学的价值才能得到落实，儒学的生命才能得到舒展；唯有批判，儒学对社会的担当才得以体现。

儒家的批判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以理想主义批判现实的精神。“儒家的精神是既在这个世界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是它的现实性，同时又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要改变现实；在这个政治体系中又不接受它所代表的游戏规则，因为有另外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来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它的内部转化的抗议精神是很具体，也很强烈的。儒家的终极关切，是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政治网络、有着权力色彩的凡俗世界中另外创造一套精神领域，就像教堂、庙宇、西天、净土、天堂一样，来对现实世界作一全面的否定和批评。这是因为儒家认为，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的部分，因此必须设身处地真切地投入社会。如果用现代西方的语言，就是engagement（参与），即存在主义所谓的参与感。但是参与后面所依据的资源是历史意识、文化意识和社会良知，而不是现实政治所习以为常的权力意识。因为我们跟现实政治之间一定有矛盾、有冲突，而且也一定希望能够转化。”儒家批判精神具体体现为积极的、直接的、对抗性的和消极的、间接的、不合作的两种方式有，前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上升或基本正常状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后者往往是在社会处于下降或没落的情况下儒者所采取的方式。

从具体内容上看，儒家批判精神包括批判专制政治和专制思想，批判社会暴力和社会腐败，强调王道理想，倡导德治礼治，反对霸政，谴责酷刑苛法；注重民本和教化，立足社会进行改革，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儒道”为标准，接受小康，向往大同。以上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不同儒者身上有不同的侧重点。

原载于韩星所著《儒学新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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