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天子百姓，如果没有自身修养，很难做到"齐家治国平天下"

原创陈骏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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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要让天下人感念到美德，首先要把国家治理好。这里就有本末的关系，不能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民有饿殍，然后还要明德于天下，这是扯淡。

国家都治不好，那怎么安平天下？怎么使天下人感念你的美德呢？这不叫舍本逐末吗？自己的百姓都穷还想让全世界人民都富裕？严格来讲，这叫“悖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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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文稿根据老师语音整理。

经典是我们进入儒家思想的一个桥梁，儒家思想当中的四部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称为四书，在朱子看来，这是儒家的基本读物。为什么这样排列呢？

《大学》是儒家思想的入门，他展示的是儒家基本的途径与规模，读完大家会对儒家思想有大致了解，《论语》是我们进入儒家思想的基本部分，《论语》不是孔子的原著，是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所编撰的孔子言行录，通过读《论语》我们可以深入探究儒家“格物诚致”“修齐治平”的思想，接下来读《孟子》观其发越，是对儒家思想的展开，《大学》是规模，《论语》已经进入儒家思想的堂奥，《孟子》就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最后读《中庸》，由此可见《中庸》是儒家思想最难的一部经典。

《中庸》的篇幅和《大学》相差无几，但是《中庸》的难度比《大学》高得多。《中庸》涉及到儒家思想的极致，也是儒家思想所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就是“天人之道”。“天人之道”是儒家思想所展开的理论基础，“天”与“人”的涵义，“天”与“人”的关系，儒家所有的思想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

所以我们在沿袭儒家思想前，必须抛开之前在教科书中接受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总结西方哲学认识论转向时候提出来的，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它关系到可知与不可知，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意识内的存在与意识外的存在，表象与思想等问题，这些都是认识论、知识论问题，它与“人格成就”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我们关注的是“人格成就”。“天”是人类存在的本源，“人”是道德的主体，实践的主体，价值的主体，境界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天”理解为“本体”，而“人”有这么多主体的形态，这样形成一个主体与本体的关系问题。《中庸》的深刻也就在此。

四书由此形成了儒家一套完备的经典体系，我们学习就从《大学》入手。“大学”已经是我们熟悉的概念，我们常说“上大学”、“读大学”这样的话，“大学”成为国民教育序列中的一个阶段，有条件有机会的人都要接受大学教育，教育分为了三种“初级”“中等”“高等”教育。现在也有人讨论，“什么是大学？什么是高等教育？”虽然大家没有达成共识，但有几点是确认的，比如说“大学”的意义并不是要把校园建设的多么漂亮与豪华，也不是我们增长了多少知识，也不是我们学会了某项专业技能。

学习专业技能，是职业技术学校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大学办成一个高等的职业技术学校，那就失去了“大学”的意义，“大学”是什么？“大学的精神”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发展到极致时有非常恶劣的反儒形态，对峙反儒形态时，又形成了学衡派，民国的学者梅光迪是学衡派创始人，学衡派并不是有多么保守与腐朽，他们对现代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比如说关于大学的问题，梅光迪先生就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个优秀的大学它应该有优秀的大师，而不是说把大楼修建的多么豪华多么气派。那么90年代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讨论人文精神，觉得不管你将来从事什么，或者你在学校学习什么，都不能脱离人文教育，都不能离开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以及人文素质的形成。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大学精神的这种理解。

儒家讲到的“大学”显然跟我们现在的含义大相径庭，在儒家看来，“大学”对应于“小学”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小学”，我们现在指小学教育阶段，儒家的“小学”是，比如“洒扫应对”，比如说“日常礼仪”，比如说“日常经验”，比如说一些简单的生活常识，这个是“小学”的内容。那么到这个清代以后，这“小学”的内容发生了蜕变，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文字，音韵训诂，这个东西就脱离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考据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金石学家、文字学家以及训诂学家。这样它就把这个小学的范围缩小、变得狭窄了，脱离了我们的百姓日用之道。“小学”在清代它就萎缩了，人的视野与眼界也都萎缩了。

“大学”教的这个群体首先是十五岁以上的人群。他们学“修己治人”之学。我们总关注这个“治人”，但其实你要“治人”的话你是要先“修己”，如果你自身就有问题，不符合儒家思想的要求，你还要管理别人，这样是很难获得别人对你的认同感。

现在很多人一提到“修己治人”往往是离开了上半截专注于下半截，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完整的，你所说的这个儒家的这个“学”就是不完整的。它不仅不完整，而且最严重的是，它失去了这种儒家“论学”的精神。

按照儒家观点，它认为“大学”就是“大人之学”，“大人者，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整个天地万物都是“人”的一部分，它不是“人”的认识对象，也不是“人”的主宰对象。当然，也不是说把自己消融在这个天地万物当中。那这个“大人之学”，就可以说这它是“成人之学”啊。

“学问”他强调的是“学以成人”，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一种理想的人格，不是为了我今天学会多少知识，明天学会多少知识，不是一个知识的积累。人们现在很重视知识的积累，但恰恰忽略了人格的成就。

你看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潮流“升学主义”。“升学主义”的表现就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就要念一个好的幼儿园，然后从幼儿园考入好的小学，从重点小学要升入重点初中，从重点初中升入重点高中，从重点高中升入重点大学，然后在社会上可以谋求一份好的职位，这个好的职位，就是“挣钱多，职位高”，也是工作比较轻松的职位，从而也是“位高权重”的职位，然后结婚成家。

在社会的这种世俗的“升学主义”的眼光看来，这个就标志着一个人的成功，你不这么做，没有符合这个要求，那你就是失败者。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衡量自己来努力来奋斗，他们也讲努力奋斗，但是他们努力奋斗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我们还不想把自己的这种思想的独立性，出卖给世俗上的这种流行观念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想想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那么他们的意义在哪里？他自身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意义是自己生命历程所显现出来的意义，不是说是由别人认可认定的结果。九四年的时候有一个孩子自杀了，为什么自杀呢？他自杀的理由就是他活的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思呢？放羊、上学、结婚、成家，然后教育自己孩子，让他再放羊、再上学、再结婚、再放羊，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看不到生命意义在哪里，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在哪里，也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永远是在这一个狭小的天地内，如此的单调如此的乏味，所以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我们要反省，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对于学问的理解，哪里就出了问题。

我们现在也有人说那些高等学校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现实没有人文情怀，对故土家园没有家国情怀，对自己周围的人没有恻隐之心，完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当然，他们知识很丰富，很渊博，在社会上这个地位很高，也确实受到了一些人的赏识，但是他没有这种人文精神、人文素养，这是很可怕的。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像一架机器一样，可以正常运行，但是他没有情感。

但人不是机器啊，人是有情感的，你如果说我们让人完全理性化、完全理智化，就像这个电脑或者智能手机一样，你输入密码，然后它就运行，你输入一个程序，它就完全自己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这并不能说就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在这种危机下，有必要重新看看我们两千多年前这些儒家圣贤怎么对待学问。

《大学》第一篇就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这就是是大学首章，是孔子之言，曾子述之。曾子记录了孔子的这么一个观点，当然也有人考证说大学不是曾子写的，或者说孔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版本考据学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重点就是学习《大学》这部经典的思想。

那么开篇他就把大学的三纲领提出来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亲民、至善，这是大学的三条纲领。“明明徳”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是形容词，形容的是“德”。

在儒家看来，每个人天生都具有其美好的德行，都具有其明德。道德是人所先天本有的，他并不是外界所命令与灌输的，灌输形成不了真正的道德。不仅仅儒家思想是这样，在西方哲学中，比如说最典型的康德哲学，他建立道德的第一条公设，也就是第一条的前提条件就是意志自由。道德必须建立在意识自由前提下，只有保证主体意志自由，我们才能断定善和恶，才能确立主体对于道德的这种神圣的义务。

如果说一切都是强制的，那就无所谓善恶，也无所谓权利责任和义务。因为他作恶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我被迫的，我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嘛！”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如果把道德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话，那么就没有所谓的善恶，也没有人的自觉性。而且通过强制的手段，把某种自以为正确的道德律令灌输给人，它只是会使人形成一种道德习惯，它并不能形成真正的道德自觉意识。一旦这种强制受到挑战，变得弱小，那么人先前被压抑的恶念马上就会疯狂的爆发出来，从而造成严重的灾难。

所以说我常常有这种感受，当然不一定准确，或者我这种观点都不一定正确，就是我们现在的“道德感”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很多人是因为害怕惩罚，害怕受到批评，受到指责，或者说是害怕被自己的熟人认出来而遵守道德，不是说从道义认为是错的或者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的我不能做，而是因为对我没有好处，我从而去遵守，那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想想，它就不是纯粹的道德，因为它不是发自于内心，它不是生发于内得，他是强迫与被迫于外，这个想法和做法就不符合道德的要求。

所以现在问题在于人不相信“人”天生具有道德，而且不把道德建立在人的意志自由之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的比如说某项外界的强力支撑上，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保证那个强力他永远强大，他总有衰弱的时候，一旦衰弱的话，这个人所谓的道德的真实面目就暴露出来了，那这样的道德在我看来只能是伪道德，最后堕落成为非道德。

那么它所导致的罪恶要比其他的罪恶严重百倍，所以说不管在儒家也好，还是在西学也好，当他们思考人类道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都是这样，将道德安置在人的意志自由的基础上的，这种先天的禀赋前提上的。

“亲民”是大学当中一个争议最大的概念。朱熹“亲为新”，当然他有他的依据，后面我会讲到这个依据。那么王阳明就叫“亲民”，他是以《大学》古本来反对朱子的诠释。

亲民和新民这二者不是对立的，首先我们刚才讲到儒者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现实情怀，这个现实的情怀就是“亲爱人民”，对芸芸众生抱有一种恻隐之情。当然了，芸芸众生在现实中可能表现的很糟糕啊，比如说有些人很愚昧，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甚至可能安于现状，这都是很让人苦恼的现象。

你像鲁迅，他对当时的老百姓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也是一种亲爱人民的方式，只是他不是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原因，对众生的这种恻隐之心，他是以一种批评、谴责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恻隐之情。那我们不能说这种方式就不是“亲爱人民”，就不是对社会现实没有这个人文关怀、散播负能量。

在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当中，我们不能说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只能听到赞美的声音、讴歌的声音，我们就必须也要听到一些可能我们不愿意听到的声音，比较刺耳的声音，批评的声音、谴责的声音、担心的声音，这些声音也很重要。

我们在现实中往往容易沉迷其中，尤其在取得一些成绩以后，往往听不进去这些表面上看似不和谐的声音。或者我们不喜欢这种人，我们管这些人叫“刺头”，不正常，有问题。大家都这样，你为什么非要唱反调？你为什么非要标新立异？但他不是故意在给你找麻烦，他不是在跟你唱对台戏，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主张，他有见解，他要给你指出你可能已经出现的问题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或你将来会面对的问题。所以说他也是在表达他的一份恻隐之心。这样的话才能使人每天都有所进步，这个进步在儒家里就是“新”。“在其自新”，我们只能指点他们，指引他们，然后让他们“自新其心”。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其貌，一个是新其心，在思想观念、情感这些方面发生改变。

最终要达到这种“至善”的境界，儒家没有对“至善”作为一个定义，没有这样一个描述。但是“至善”他是要去做工夫的，不做工夫，永远达不到“至善”；达到“至善”就没有恶，不然的话你有“至善”，是否还有一个“至恶”？现实中是有相对的善恶，那么达到“至善”的境界就没有恶了，所以说“至善无恶”。所谓的“至善”就是事理当然，符合明德之理、符合人先天的道德规则。

接着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也是《大学》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的“知止”就是“至善”做工夫的地方，至善之所在。用现代话讲所谓的知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当下的一个处境，然后通过思考我们当下这个处境，才能有一个方向。

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可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说能力上的错误，技术上的错误，这都不可怕，但是有一种错误比较可怕，就是这种方向性错误，因为你方向性错误发生了，你再怎么用功，你的效果都是南辕北辙，方向性错误一般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知止才能有一个定向，“定而后有静”，有了这种方向，通过对自己当下处境的一个思考，从而形成了这个方向，形成一个方向以后，心就不会妄动。这个不妄动，在儒家看来就是“静”，“静而后能安”，看到自己的处境，才能安定，不然的话，可能我们总觉得别人比自己优秀，或者说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处于一种非常焦虑、焦躁的状态，经常抱怨，这样子是无法做工夫的，工夫是没法展开的。

所以“安而后能遇”，心安以后才能处事周密，不然的话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了。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历和体验，当心情特别糟糕的时候去做事情，这个事情肯定做不好要失败，也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虑而后能得”，做事情周密了才会有所收获，不然就没有任何收获。心情焦躁，然后去做事情，那个事就要失败，失败以后，没有收获。所以说，从“知止”到“定”“静”“安”“虑”“得”这几点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

我们做工夫讲从明德亲民也是这样，首先得相信自己先在本有的良知，然后才能观照当下的处境，从而我们”心有所静“，有所静就不会焦躁，就会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才能周详，这样才有成功的可能。具体就是“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物”就是事的意思，事物有本末终始，有主次，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的，没有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有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复杂的情境，比如说事情很多，它们之间彼此关系很复杂，需要我们去梳理，即便这样的话，它也有本末主次、轻重缓急。“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要知道先后次序，才能穷究事物之理。

在儒家看来，“明德”就是本，“亲民”就是末。首先你想“亲爱人民，使人民自新”，首先自身得做好，相信你有这个天赋的良知，这个工夫要做好，然后你才能影响别人，才能使老百姓“新其貌，新其心”。知道自己当下一个处境，然后你才能身心安泰、处事周详、学有所得，从而井井有条。

儒家非常强调“学贵自得”，因为“学”有很多种。

比如有一种“学问”叫“搜财获利之学”，就像市面上流行的“成功学”，这些东西其实你读了也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你不是作者，你跟他没有相似的经历，即便有你也不一定能成功，因为你们没有相似的这个背景、相似的环境。

再一个就是“爱智致知之学”，它就是讲要学习知识，就是为知识而学知识，为追求真理。这是一个很纯粹的学术态度：我不功利，不为实用，也不会“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就是为追求知识，那也有很大的意义。

儒家所强调的“身心性命之学”，它是“为己之学”，学完是成就自己的，不是说别人称赞你，这也是成德之学，最后要落实于人格、德性的成就上，它可能不会给你提供知识、还有技术，随后讲的是生命历程的境界之学，达到一定境界，然后重新再看周围的人事物的话，就会变得心态通达，就不会陷入恶劣情绪当中无法自拔，或者陷入虚妄的分别当中，当然他不是是非不分，他能识别出善和恶的关系。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是大学的八条目，这八目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要让天下人感念到我的美德，首先要把国家治理好。这里就有本末的关系，不能说把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民有饿殍，然后你要明德于天下，这是扯淡。

国家都治不好，那怎么安平天下？怎么使天下人感念你的美德呢？这不叫舍本逐末吗？自己的百姓都穷还想让全世界人民都富裕？严格来讲，这叫“悖德”。为什么说是“悖德”呢？就是它不符合人自然的“等差之爱”。儒家讲“仁爱”，儒家也好，墨家“兼爱”也好，基督教“神爱世人”也好，它都有爱一切人的思想，但是儒家和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儒家认为我们从要自己周围的人开始，进而才能到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普爱世人”是应该是一个工夫历程，不能说空言泛爱，倒过来，那其实是谁也做不到的，也不可能在不同维度对不同维度的人的爱是等量齐观、同日而语，这个也是做不到的，也不符合天性。

当然这也有他的问题，有可能沉溺于自己所处的维度，所以他也讲这种超越于自身的这种有限性。但是你做工夫的时候，肯定是要从自身起，然后才能接近影响旁人，最后才能达到这个整个世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想把国家治理好，家族就要和睦，治国必齐家。

当然很多人分析，因为中国社会它是家国同构，所以国和家是一样的，但是其实也有区别，儒家也承认这个区别，《礼记·丧服四制》上有一句话“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门内就是家庭，我们现在有一个观点，家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情的地方，但是我认为光讲情不讲理，其实也很难说服其他家族成员，家里头也不是没有是非、不是没有道理，但道理要通过这种血缘亲情体现出来。

这句话说家里只讲情不讲理，其实可能比较极端一点，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在家的时候道理和外边讲的一样，或者说和在法院讲道理一样，必须得把这个对方的驳倒才可以，必须让对方认输才罢休，这样会伤害家人，导致家族成员之间的疏远，所以要通过血缘亲情来体现道理。

门外指的就是公共场合，公共场所就是社会上，那在公共场所没有什么人情可讲的，公共场所强调的是“义断恩”，强调的是道义，我们就不能陷入于这种人情关系当中。

其实儒家所讲的“人情”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人情”，根本就不是一个含义，儒家讲“人情”是人的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情”，谁买谁一个“人情”，谁卖谁一个“人情”，把人情做交易，这个“人情”其实是“私情”，他不是人所共有、共通的那种情感，它是“私情”。

“门外之治”，就不能限于私情当中，要“义断恩”、“讲道义”。现在有的人都不信奉“道义”却信奉“利益”。“道义”表现出来就是法律，我们看现在在公共场所、社会就要讲法律，讲一些规章制度，违反这个行为规范，就会被惩罚。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在一个公共场所，比如书店，不让抽烟，你非要抽烟，那抽烟违反规定，就被罚款没有什么好说的，哪怕是熟人之间，也要执行规定，完全按照“道义”运行。

儒家强调家族独立性，保护私人空间，《郭店楚简·六德》上有段话“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因为儒家的忠孝思想提出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忠孝不能两全”。这样看来，“孝”要比“忠”重要，“移孝作忠”是后来秦汉之后形成的观点，说“可以不要皇帝，但不能不要亲人；可以不要政权，但不能不要家族。”如果倒过来讲，“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在儒家看来，这种人格、社会制度，都是有问题的。一个社会、一个共同体，不让人讲血缘亲情、不让人讲天地良心，那这样的共同体一定是一个拂逆人性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一定存活不了多久。

当然也不是说对家族要求要完全听从，《荀子·子道篇》里讲“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在“君”、“父”之上，还有“道义”。不能说为了父母子女的关系、君臣的关系而不讲“道义”。反儒的人往往拿“愚孝”来批评儒家，实际上我们读过经典后就明白，儒家思想不存在“愚忠”“愚孝”的说法。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家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的社会不是家国同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家庭对于社会的基础性，家庭不和睦，社会就会不安定。

我以前关注过一个问题，很多青少年的犯罪，如果深入探求的话，你会发现他背后的家庭都有些问题，比如父母离婚教育不到位，或者是从小跟着祖父母长大。现在离婚率很高，有的人还说是好事儿，这体现了社会进步嘛。结婚自由、离婚自愿，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谴责的，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你想想你一对男女，有了孩子离婚，对这个孩子心灵成长的伤害，人格发育的伤害，有没有影响？即便没有孩子，对双方也有伤害呀，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那些鼓吹离婚代表社会进步、鼓吹重组家庭的情感专家还有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还是要维系家庭的和睦与社会的安定，因为它不只是两个人、两个家族的事情，它还关系到你下一代的成长、人格的健康发育，这都必须认真考虑，不能拿着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现代理论，什么“个人自由”这样的观点，然后去对这种行为所带来的不幸后果辩解。

如果非要这么讲，那我们应该问问按照这个自由观点，家庭破碎，对子女成长有什么影响？社会能代替父母的教养吗？如果要交给老人，老人有他们的一个短板之处，就是对社会变化的理解，对于现实，看法上有局限性。家庭破坏了，整个社会能安定吗？到处都是离婚的父母，到处是小小年纪就走入社会、可能被带入歧途的子女，到处是还要带孩子的老人，我们想想看，这样的社会能够安宁吗？这样人们的生活能够幸福吗？想家庭和睦，那就要“修身”。

齐家就要“修身”，人要修养自己。更何况要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的话，就必须得修养自己，不修养自己，其他的家族成员也无法认可你。一家之主要做到一碗水端平，当然一碗水端平是很难的，我们都能体会到，人都有情感倾向性。

再一个就是在利益的分配上，往往会出现争斗，他多我少的数量上的争斗，这确实很难做到公平。但是很难做到，不是说就不去做，不去做的话，就永远不能公平。很多人可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没有绝对公平，就有相对的公平，不能说没有绝对公平，就不追求公平，有的人就是这种观念，但当他要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绝对要站出来反对。

追求公平是什么，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本性也好天性也好，确实是人的一种合理诉求，不然的话，如果我把属于你的那份东西从你手上夺走，你就不会来反对我的，你会觉得那夺就夺走，反正我也不在乎。但现实中你之所以生气，就是因为你觉得那是你应该得的东西，你没有得到。所以怎么说没有公平呢？是有公平的。很多事情我们都看到是有公平的，不可能说天下的好事、天下的利益，都汇集到一个人身上，我们都知道有得必有失，有利必有弊的道理。

要修养身心就要正心，正心就是把心放正，不能把这个心放偏。心要放偏做出来的事情肯定就不公平。心是人一身的主宰，言行举止其实都是心在支配我们，如果心有所偏执的话，处理家里的事情也好、处理国家的事情也好，都会出现问题而没法做到真正的公平。

“心正”就要意念真诚，意是心之所发，人做事情首先都要发心立愿。发心立愿的时候，如果这个出发点是错的，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对我有意义，这件事情道理上就应该去做”，而是想“这个事情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现在有不少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做的这个事情我不想这个事情的对错，它本身的是非曲直我不管，我只管这个事情能不能给我带来好处”。这样的发心立愿就是有问题的，接下来所做的这一切，怎么能够让人信服？怎么能够在道理上得到认可？但是有的人他不讲道理，“不尚义而尚利”。

所以说要“诚意”，“诚意”就是意念真诚，要诚意致知，要对自己的想法、自己做的事情有所了解。“致知”就是“格物”，“格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大学》当中，朱子版本《大学》对“格物”做了一个补撰，而实际上古本《大学》是没有这个补撰的，这格物的格的就是“本末之物”。人做事情是什么样的动机、是什么样的想法，通过“格物”就能看出来，格物就是“穷至事物之理”。王阳明把格物训为“端正念头”，他更强调人做事的动机。

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动机”、“过程”、“结果”这三个方面，理想状态是这三个方面都符合儒家的道德，但是实际上可能会动机很好，但是事情没有做好，不符合他的动机，还有的是动机不纯，但效果又很好，关键就是在过程的能力上，这个能力可能就和动机关系不大了。我们看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动机”，至于成败与否要看他过程中的个人能力。最后是它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在儒家看来，人做事最重要的是人的“发心立念”，或者说是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往往最初一念之本心决定了做事的性质，而不是过程和结果。因为同样的行为它不能反映相同的动机，比如大家都劳动，有的人是本身热爱劳动，不参杂其它因素，而有的人是为了升官发财，这就背离了劳动的本意。

所以说整个过程倒过来又说了一遍“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穷通道德事物之理”才能有所认识，“认识道德事物之礼”才能“意念真诚”，“意念真诚”才能“心思端正”，“心思端正”然后才能“修养自身”，自身得到修养才能“家庭和睦”，“家庭和睦”才能“国家安定”，“国家安宁”才能“天下太平”。

这个“天下平”不是平定天下，不要一提“天下平”就想到秦皇汉武，想到历史上这些强势的君主，儒家并不要求君主这样，并不希望君主这样。他只是希望天下太平，人人各尽其性，各安其业，各自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天下太平”。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天子也好，平民百姓也好，最重要的就是“修养自身”。因为“修养自身”是个“格至诚正”的结果，也是“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自身修养，就想“治国平天下”，那是很难做到的。

《大学》有一个政治向度，按照现代政治观念来看，这里没有讲怎么建立制度，没有讲怎么分配权利，它讲的都是执政者怎样修养自己，然后怎样治国平天下。所以总有批评说这种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往往会导致人亡政息的解决，实际上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去看。

一种好的“制度”，关键在于人的建立、人的执行。“制度”建立以后“人的德行”、“人格”必须是崇高的，如果“人”就有私心，那么这个“制度”绝对不会和谐。想想看他有私心就会为少数特权阶层牟利，不可能考虑其他人，那这个制度不可能合理。

我们经常推崇美国的制度，好像只要大家都按照这个制度去走，社会很多问题都会得到解决。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美国当初遇到的不是华盛顿而是哪位野心勃勃的政客，估计当时美国就完了，这个民主制度就建立不了，就只能搞君主制，所以这里面是不可以否认“人”的作用的。

其次制度要执行的话，也需要“人”来执行，如果人有问题，哪怕这个制度再好，良法美意也发挥不了。明朝思想家陈宪章特别痛恨腐败，他说只要有腐败存在，一切良法美意都不可能。制度很好但有人就是腐败就是不执行，或者往荒腔走板的方向执行，再好的制度，它的优势也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人在制度上的重要性，而且制度也需要人去制衡去监督，有人建议、有人执行，却没有人监督，时间长了也要出问题。

所以一个制度必须要有“建议”、“执行”、“监督”这三个方面，少一个都不行，少第一个就不会有好的制度；少第二个这个制度的良法美意就发挥不出来、无法客观化自己；没有第三个最后就会违背它的本意。

有的人去反思现在的制度或者提出问题，我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是“吃饭砸锅”，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且不说这个国家与国民是什么关系，就单纯从制度角度讲，也不能只有建议者和执行者而没有监督者，大家只能歌功颂德，只能唱赞歌，不准提意见，那我想这样好的制度也会慢慢变成坏的制度，即便是善法也会慢慢变成恶法。

所以“人”很重要，而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修养。孔子回答鲁哀公时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国政在于人，人在于自己的修养。一个人自己有问题是不可能建立好的制度的，也不可能得到国民的认可。

所以“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自身人品有问题，那家国天下都管理不好。本末倒置的话，那不管是自身还是家国还是世界都管理不好，最后只能是一团乱麻。所以儒家非常强调人自身在家国、天下中的作用。

整个《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的意思就在第一章当中得到了体现。当然，这还只是一个粗浅简单的解释，在后面几章中又细致的具体的阐述了每一条目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以后讲解所要涉及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