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赢”时代终结? 中国末代“拆二代”的难言隐忧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城市扩张、城中村改造、异地搬迁等项目造就了一批特殊的群体——拆二代。他们一方面经历了房屋被拆、土地被征, 生活、生产状态被打断;另一方面受工作技能不足、学历较低等制约, 他们流入城市的“次劳动市场”中, 从事着低门槛、低收入的工作。不少拆二代青年, 因为社会环境急变、心态缺乏调适、工作技能不足、理财能力欠缺等原因, 很快陷入“坐吃山空”“游手好闲”与“返贫”的危机。城镇化过程中, 拆二代青年既从拆迁活动中获得利益, 也会因为新环境与旧惯习的强烈震荡而陷入人生困境。

整体来讲, 有关拆二代群体的研究大多基于二手材料, 通过深入田野个案真实反映该群体的生活、生产状况的并不多。并且, 中国社会公众对拆二代群体的认知大多建立于媒体对极端例子的负面报道。所以本文从田野调研出发, 关注并探索这一特殊群体身上的“青年问题”。调研显示, 大多数拆二代在物质、家庭、职业等方面步入低发展意愿、弱能动性的困局。这引起笔者及所在团队的研究兴趣, 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为何拆二代会表现出弱能动性?

笔者以及所在团队分别在以下两地进行了为期20天和10天的田野调研：2018年10—11月在江苏省苏州市Y拆迁安置社区1, 2019年3月在湖北省武汉市L远郊村。调研点的选取上, 一是考虑苏州和武汉两地是我国东中部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域, 二是为了从更广泛的经验事实中寻求共同的逻辑。调研发现, 两地经济社会虽存在区域差异, 但拆二代都呈现出能动性“被围困”的群体表征, 他们在“个体—家庭”双重结构性语境下“安于现状”“父母在, 不远游”“好男儿何必志在四方”。笔者试图描绘社会转型中拆二代的“迷失图景”, 剖析拆二代青年日常生活逻辑、弱能动性实践表征与发生机制。

拆二代青年若能动性实践表征

若将“能动性”从理论内涵的维度降低到具体的个体的需求层面, 比如结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具化为生存、安全、尊重与自我实现这四个层次时, 那么拆二代群体在生存和安全层次的能动性有着充分的保障之外, 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层次则表现为弱能动性。本文将拆二代“弱能动性”还原到具体生活情景之中, 从职业选择、社会关系、婚配模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呈现其弱主体性的存在表征。笔者并非问题化该群体, 而是在社会事实的基础上, 解读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 以小见大地窥探整个城镇化浪潮对成长中的青年群体所产生的影响。

 (一) 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维呈现

1.物质层面：拆出来的“躺赢一代”

拆迁安置所带来的经济赔付造就了特殊的青年群体——拆二代。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 拆二代的行动场域、惯习都发生了重大变迁, 经济物质基础的变化无疑对他们行为方式、精神世界、价值观等都带来极大影响。“拆出来”的丰腴物质条件, 使得他们时常陷入新闻媒体中炫富、赌博、吸毒、斗殴、巨婴、妈宝、啃老等负面形象的报道, 这也污名化了该群体。

调研中发现, 拆二代的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观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断裂与崩塌, 而是在行动逻辑上呈现出两种偏向, 即“求稳”与“体面”。求稳逻辑指的是, 当拆迁家庭在短期之间获得财富后, 家庭经济资源的支配权主要仍由父代掌控, 所以拆二代生产生活秩序变动较小, 高度依附于父代经济权威。

体面逻辑则根植于拆二代对传统乡村生活的剥离、对城市生活的期望。拆迁安置赔偿下的还建房、商品房满足了拆二代青年对城市房产的需求。基于消费观念建构的趣缘关系文化, 则满足了青年群体对体面的追求。例如:

拆迁对新兴城市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 拆二代不再担心因资源匮乏而引发的家庭代际、代内分配失衡危机。他们的城市化压力要远远低于农村青年。诚然, 拆二代也有“坐吃山空”的危机, 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对孩子的培养。

2.社会层面：游离的社会关系与低层次职业选择

(1) “城乡之间”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

城镇化带来居住空间的变革, 让自然村落依亲缘、地缘延展的空间格局被标准统一的集中安置所替代。物理空间格局的变化, 带来了传统社会关系网络的疏离。同时, 城市生活、生产体系相互分离, 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心逐渐向生产关系转移。拆二代社会关系网络呈现出城乡两面特性:生活在“村”与生产在“城”。

首先, 生活关系网络在“村”。拆二代的父辈基本保留着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圈。这使得拆二代的生活中体现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转型的张力。对乡村亲属、亲缘关系的留恋与持守, 是拆二代父辈生命周期后阶段最为重要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归属, 也是他们为尝试搭建传统家庭伦理关系网络作出的最后努力。

其次, 生产关系在“城”。农业生产的人际关联记忆已经脱嵌于拆二代的经济生活结构, 而城市生产关系网络相较于乡土社会的关系特性来讲, 表现出三种特征:一是契约性, 契约精神则始终贯穿于日常生产关联之中, 形塑出城市生产关系的规则属性;二是功能性, 契约规则服务于生产活动, 日常生产性关系的互动联结往往趋向功利性, 与传统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交价值逻辑存在较大差异;三是趣缘性, 公共关系向私人关系的发展更多依赖彼此之间兴趣偏好的趋同, 并且关系的维系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不同于生长于城市的青年, 拆二代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独立于父辈, 代际之间人情关系也缺少传递与维系。

 (2) “舍远求近”的低层次职业选择

拆二代本身所处的教育环境相对较差, 父辈又相对缺乏对教育的投资力, 这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不足。

除了少数远离父代、积极寻求自身职业发展的优秀拆二代, 大部分拆二代在职业选择路径中呈现出“退守”与“舍远求近”的保守倾向。主要原因包括:其一, 在就业机会更多更高的城市中, 拆二代需要在维系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上花费更多经济成本与情感成本, 即“在城市站稳脚跟, 要放弃很多”;其二, 他们的家庭资源较丰富, 父辈大都年富力强。因此拆二代只需要自给自足即可。不过调研发现, 不少父代对目前子代的生产生活状况并不满意:

大多数父代都试图将子女“留在身边”, 这些家庭往往比较融洽。“留在身边”的话语逻辑契合了拆二代的“退守”选择。拆二代以“百善孝为先”“责任感”等情感道德性话语, 一方面将“退守”塑造成“高大上”的形象, 另一方面劝服自我, 将“退守”合法化构建。部分拆二代自知奋斗不易, 所以与父辈在“尽孝”中达成默契, 并形成另一种家庭发展的共识:好好培养下一代。

3.家庭层面：团结型代际关系与低自主婚配

(1) 代际关系：团结型的“家庭联合”

在拆二代群体中, 联合家庭形态十分常见。联合家庭的代际关系走向团结、冲突还是矛盾, 取决于原生家庭与新生家庭之间对于矛盾需求的角力与协商 、家庭之间应对代际责任等所付诸的合理化与接纳家庭策略。

拆二代家庭趋向团结型代际关系 , 这是两代人之间达成情感观念、经济利益双向一致的代际互惠结果。拆二代家庭的父辈权威, 与传统农村家庭“大家长”式的权威不同, 代际间互动关系常以平等和关爱的形式展现。

这些都反映了拆二代家庭关系的和谐, 两代居住空间邻近, 代际之间形成“各取所需”的均衡互惠模式。拆二代父辈从拆二代婚配、小家庭再生产、孙辈照料都提供了经济支持, 并从子代与孙辈身上获得精神慰藉与寄托的情感回报。在拆二代家庭中显示出强烈的“三代一体”代际利益共同体的逻辑, 家庭成员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分工视为联合家庭的公共义务。拆二代父辈自愿分摊家庭发展成本, 不是出于养老目标实现的自利行为, 而是“一荣俱荣”的家庭使命感。拆二代小夫妻在代际互助互惠过程中产生的情感依赖与经济依赖, 一方面根植于思想观念深处“听父母话”的代际信任, 另一方面源于“为了下一代”的共同发展目标, 这让两代人拥有了情感认同底色, 大大降低了代际冲突与代际协商成本。

 (2) 婚配动力：低自主的“门当户对”

转型时期, 拆二代青年进行婚配的社会基础, 遭遇了两个层面的变化。第一, 传统婚姻圈的打破。传统社会中, 通婚圈和通婚样态建立在生计模式、公共空间、民间习俗等共同生产生活秩序之上。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乡村社会的传统秩序受到现代性和市场性要素冲击, 人口流动使得区域性、封闭性的本地通婚圈被打破, 适龄婚配青年进入全国性的务工市场和婚配市场。第二, 婚配自主权的解放。“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是传统婚姻权的支配形式, 而自《婚姻法》颁布以来, 婚配自主权由适龄男女自主掌控。家庭制度视角下, 父代对子代婚配权的主导, 是建立在家庭经济资源配置权之上。工业化、市场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个人依靠就业市场、个人能力获得个体性收入, 这意味着家庭将减少对个体生活——比如婚配——的干涉。

拆二代青年从婚恋到婚配过程中, 反而出现了“门当户对”与听从“父母之言”的行动逻辑。苏南还出现了“两家并一家”的婚姻模式, 即双方在婚前会考量对方的财产状况, 婚后一般会生两个孩子, 不论男女, 分别继承双方财产。过日子、看望老人、照料孙辈等会出现“儿子媳妇两头走”的样态。

与进城务工的外来青年相比, 拆二代群体在婚姻市场中更有竞争力。拆迁后的“分家”中, 代内兄弟姐妹之间家产争夺的情况普遍存在。于是拆二代家庭进入双方“家产—婚配”“门当户对”高度互嵌的婚姻模式。父代执掌着家产的绝对拥有权, 为了延长“恩”向下流淌的代际跨度, 父代会加强对拆二代的婚姻干预, 以保证财产的代际流动能在实际上起到可孙辈一代的作用。这体现了拆二代较低能动性的家庭影响。

 (二) 拆二代弱能动性的多群体比较

转型期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对于青年群体而言, 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在青年城市化的“城—乡”流动研究的启发下, 本文开启一种微观的视角:将大部分拆二代与其他青年群体 (进城务工青年、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秀拆二代) 进行比较, 以更好地理解其行为选择背后的家庭与社会关系逻辑。

首先, 拆二代与进城务工青年。农村打工青年一般将职业训练作为其获得发展能力的基础方式, 他们在进入城市后, 经济来源已逐步脱离农业生产, 并对原生家庭有着经济反哺行为。笔者在安置社区进行补充调研时, 一位从中部湖北某农村来苏南务工的青年与当地拆二代的弱能动性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

外来务工青年想要在城市“站稳脚跟”, 就要付出远超于普通城市青年和拆二代群体的努力。调研团队在其他中西部农村调研时发现, 务工青年的父辈代际支持, 一般更多地集中体现在子代婚配等“焦点性事件”上, 如嫁娶等。务工青年在“家—我”关系上, 相对脱嵌于原生家庭, 在“半耕半工”生计变迁下, “耕”的比重已经被“工”的部分不断挤压。调研发现, 年轻的务工青年, 除了需要度过“前几年稳定一下”的这个阶段之外, 他们对于原生家庭生计的贡献越来越多。笔者在陕西扶风县某小农型村庄考察时, 发现该地务工青年虽然在农忙时节大多需要回乡从事耕收劳作, 但仔细询问便知农忙回乡“只是搭把手”“有这个传统”。他们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年轻子代, 父辈则是完成“耕”的形式, 以及“自给自足”的老人农业。

务工青年与父代在空间上的分离, 使得他们难以在日常生活上嵌入到家庭之中, 原生家庭往往不会“无间隙”地干预务工青年的生活实践。这种“放风筝式”的“家—我”关系显然不同于拆二代。调研发现, 拆二代青年即便在婚后, 其日常经济生活也高度嵌入于原生家庭。

同时, 务工青年的社交网络在融入城市生活初期较狭窄, 但其融入城市生活的意愿非常强烈。城市社区不同于农村社区, 其本质属性是陌生人社会结构, 务工青年在实现“人”的城市化过程中, 相对于拆二代而言, 有着显著的个体化面向。拆二代在“游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家庭及亲缘关系圈的城市化节奏趋向一致, 这意味着拆二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完整保留了传统亲缘关系网络。

其次, 大部分拆二代与普通城镇青年、少数优秀拆二代。较于拆二代而言, 后面两个群体更呈现出“不拼爹”的行为逻辑。普通城镇青年与优秀拆二代有着相对更为体面的工作, 他们对于城市中产阶层的追求有望在代内实现。之前的案例中, 拆二代对人生价值有着自我矮化的倾向, 他们甚至流露出“我们就是农村人”“他们城里人”等话语。而普通城镇青年与此相反:

与拆二代相比, 普通城镇青年, 尤其是家境相对优越的独生子女家庭, 他们出生并一直成长于城市环境之中, 外地求学后一般选择返回原生城市。他们作为城市“土著”, 有着稳定、正式的工作, 与原生家庭的“割离”属于婚后自然分家的状况。上述案例中, 那位在街道工作且公积金能拿七千的城市青年在购房首付和房贷仍需双方父母“补贴一点”, 日常生活开支也半嵌入原生家庭之中。笔者在苏南进行前期摸排时, 也收集了一些二手材料, 发现当地普通城镇青年的家庭, 至少在当地“扎根”了两代以上, 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已经完全城市化。但对青年群体而言, 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来维持这种社交网络。调研中不少城镇青年的工资基本是月月光, 需要父母的“额外支持”。

可见, 普通城镇青年的生活状态, 就能动性而言, 介于拆二代和务工青年之间。如务工青年的“社—我”关系中, 因为缺少像城镇青年那样以代际为积累单位的社交网络, 他们在此层面基本处于“断裂”状态,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务工青年, 缺少那种“同乡同业”的照护体系, 基于学缘的社会关系往往在就业机会面前遭遇“断裂危机”。拆二代则在城乡间“游离”的社会关系中, 呈现出自我价值矮化, 且与务工青年甚至有着相似的“强融入意愿, 而不得”的认知取向。

同时, 调研中发现部分优秀拆二代在职业选择上有着两种偏向:“创业”与“大城市”, 他们通过教育路径已经实现眼界的开拓, 对父代的“飞来横财”有种超脱般的“抗拒”。优秀拆二代在自我价值实现上有着更强的能动性, 于是在能实现更大财富积累的“创业”以及更为体面的“大城市”工作成为他们的职业首选。他们对社交网络、婚恋关系的建构能力要远超于父代所能提供的, 如上述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出父代的经济权威已经难以约束子代的自主独立性。

由大部分拆二代青年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物质、社会、家庭等方面既有独特的优势, 也被钳制着。优势包括父代经济支持、无城市化压力等方面, 而钳制则表现在弱职业发展动力、自我价值矮化等方面。基于此可以发现, 拆二代青年在迎接转型时期城市化带来多维红利的同时, 其能动性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物质、社会与家庭所“围困”, 以致呈现出弱能动性的群体表征。

拆二代青年若能动性的影响机制

 (一) 职业竞争：人力资本不足与现实逃避

城乡户籍制度分立的现状下, 农村户籍人口进入城市主要通过考学、参军专业、招工等方法。拆二代在户籍与区位上占据双重优势, 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就业, 相较于农籍青年, 能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就业信息。

L村的拆二代陈某在拆迁后于新居附近的商贸公司上班, 不过每个月村里发拆迁补贴600元, 他照常来领, 这样夫妻二人2000多元的工资就多了一点保障。他表示:“房子有两三套, 也没想着换工作, 钱够花就行了。这不, 二胎刚生, 老婆没法工作, 准备再租出去一套。”调研中L村有很多像陈某这样初中学历, 拆迁分房之后愿意留在附近小公司上班, 依靠房租和社区福利过日子。

拆二代群体愿意从事公司文员、社区工作人员、门卫等工资水平与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职业。这是因为大量懂技术、能吃苦的乡村青年开始进入大城市务工, 而大部分高技术含量、高能力要求的就业机会已被受过良好教育或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发达的城市家庭子代所占据。拆二代青年囿于职业技术、人力资本、吃苦意愿等多方劣势, 一般从事技术要求低、相对轻松的工作。他们安于现状, 向上流动的动力不足。但与此同时, 拆二代青年又将自身归类为底层人士。

 (二) 家庭吸纳：父代支持延长与传统伦理牵制

1.代际支持：人生任务延长与价值侵占

费孝通 (1988) 将中国代际支持解读为“反馈式模式”。然而受现代性与市场化的全面冲击, 传统代际伦理体系下的“支持—反馈”平衡结构被逐渐打破。在新型城镇化的转型时期, “接力式进城”让父代肩负了巨大的代际责任, 出现了代际重心不断下移, 父代对子代无限付出的情况。

Y社区的警务室辅警小王之前在西藏当过兵, 家里拆迁安置之后就选择退伍。婚后夫妻双方各有两套房产, 小王去往派出所工作。父亲两人都非常忙, 孩子基本交由双方父母轮流照顾, 当问及今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他表示“这个不是问题, 现在社会养老体系越来越发达了, 养老院给足钱就没问题。而且父母身体还很好, 他们比我们挣得多多了 (笑) 。”小王的工作需要长期在岗, 家中照料孙辈的任务理所应当地落在其父母身上, 他们基本包揽了小两口和孩子日常生活的所有杂务。调研发现, 老人们对于自身养老都“不太指望”子女, 一是子女经济能力有限, 二是社会市场化养老正不断完善。

拆二代与父代的代际支持模式, 更接近西方语境下的“接力式”关系。让子代更好地在城市立足、“走向中产”成为父代新的本体性价值与社会性价值。父代延长代际支持周期的现实基础在于:养老反馈已无须成为代际交换的充要条件, 村改居基本的福利保障已对标城市居民的基准, 父代即便从“自养”进入“他养”阶段, 经济基础、思想观念都足以让他们摆脱“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路径。父代人生任务链条不断延伸、不断“侵占”子代自我价值, 这进一步消解了拆二代“走出围困”的动力。

2.隐性吸纳：孝悌伦理牵制与割舍无力

父代无限付出且“不求回报”促使拆二代通过“孝道”来维系代际交换。农村青年务工在城, 与父母两地分居。城市青年践行孝道同样面临着留守与外出这两条路径, 子代给予的精神慰藉与物质关怀, 是缓和代际关系走向断裂的伦理性回馈。

Y社区的拆二代赵某, 婚前在深圳一家机械厂工作, 与大学所学的专业比较对口。工作两年后, 父母一直坚持让他回来。他认为“之前在广东的工资比现在高, 没办法, 做儿女的。不过后来一想父母也是对的, 总在外面‘漂’也不是办法, 还是要回他们身边的。”赵某回归父母身边之后, 就在父母介绍下结婚成家了。以前“想闯一闯”的念头也基本搁置了。

可见, 拆二代青年践行孝道的机会要远多于农村青年与其他城市青年。反过来, 拆二代父辈也在孝悌伦理中对拆二代产生心理依赖。拆二代青年“被围困”在家庭之中, 也并未出现个体化的倾向。代际互动链条的完整性与传统性, 加强了对拆二代的“围困”。

 (三) 精神困局：主体成长性迷失与转型异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转型时期, 市场化中诸多负面因素开始侵蚀青年群体, 周晓虹 就指出当代青年是“世俗青年”, 他们的生活实践重心逐步瓦解。

在L村进行调研时, 笔者发现与Y社区不同的是, 由于其拆迁安置则历经了漫长的十几年, 当地拆二代基本是处在“等拆迁”及“要拆迁”的环境中。他们对于财产的强烈期盼, 阻碍了其财富观、价值观的正常养成。例如, 一位拆二代表示:“我们这里说拆迁, 都说了整整十年了, 隔壁村还有部分没拆。我是眼睁睁看着湖边的房价从4000涨到12000 (元) , 当时哪里想到这个呢, 如果当时家里多入手几套, 现在还需要工作吗?”这种话语在该群体中异常普遍, 一方面他们对拆迁可能带来的财富抱有期待, 另一方面拆迁活动本身也推动了其家庭生计模式的变迁。

L村以前是当地城市“菜篮子”工程基地, 蔬菜种植一直是维持家庭生计的重要来源, 直至政府下属的拆迁公司统一征收了农地, L村开始进入“就近务工”时代。2008年前后武汉市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成为外来务工的大市, 当地家庭在历经生计模式的转变后, 并未产生流向大城市的持续动力, 是因为“武汉已经是大城市了, 而且我们这里快拆成城市了”。在“等拆迁”的过程中, 一方面父代并没有能力为子代提供与城市家庭相对等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拆二代在流向一线城市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守在本地。

拆二代在成长中产生的精神迷失部分源于财富“得而未得”的不确定预期, 等到财富真正到来时, 他们已经度过了青少年“三观”形塑的黄金时期。在漫长的“过渡”阶段, 出现了拆二代生活世界中“阈限与结构”联结的“过渡型”空间。维克多·特纳认为社会经历着“分化—阈限—再整合”, 即社会变迁过程中结构与反结构的相互作用张力。反映到城市化拆迁安置活动进程中, 拆二代成长的生活世界正历经多重结构的物事分离:一方面其成长生活的村社环境始终保持着长期的“待拆”状态, 但社会结构已经处于分化的边缘, 这种分化状态对于结构中的个体而言并不会引起社会竞争, 这是因为拆迁活动本身所带来的“可预期的”巨大收益, 足以弥合短期内经济分化所带来的紧迫感;另一方面物事分离状态在于“超前”的预期, 为当地拆迁场域模拟了一种特定的情景, 即“结构”与“反结构”是双轨并行的, 不存在心理阈限达到一定值而进入“再整合”的状态。

这同笔者的田野经验相符:在部分全域城镇化的地区, 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难以被日常颠覆性或逆反仪式性的行为所打破。简言之, “终会到来的社会财富”会伴随着拆二代的成长过程, 并最终实现财富“均等”分配。上述提及, 从“得而未得”到“最终得到”, 对于拆二代青年所表征的弱能动性, 在家庭资源配置方面, 尤其是经济资源的配置失衡, 产生了显要影响。其一, 父代趋于“保守型”资源配置方式, 与上述“反结构”的弱分化状态相契合;其二, 在两代人新老更替的阶段, 子代掌控了资源配置权, 一旦子代发展遭遇困境, 整个家庭的资源配置将走向失衡。

笔者在与正在武汉市一家私企工作的拆二代的访谈中发现, 拆二代对财富的态度一种是“等拆迁”之后趋向“保守”, 另一种则趋向“挥霍”。

问:“你们那, 拆过之前和之后, 同辈年轻人生活状态如何?”

在拆二代成长的前中期, 其家庭资源配置方式与子代发展能力有着较高的关联。成长中后期, 获得物质优势的拆二代青年在风险社会与“压力社会”的现实情景中同样产生了“信任焦虑”“压力危机”以及“主体性安全威胁”。这都导向了拆二代群体常见的精神困境——能动性迷失, 即在现实社会实践中产生负面被动情绪, 其负面源主要来自工作、婚姻等各个方面。

在应对焦虑与压力时, 拆二代一方面采取自我心理建设, 通过“丧”“佛系”等心态来进行自我说服;另一方面以“遁世主义”“投机主义”的人生态度来“消极”自我实现。拆二代在社会、工作、家庭等不同场域中有着多重角色与责任, 即“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角色行为的多样性”。“拆二代”容易在社会角色中产生身份认同的困惑、冲突与矛盾, 在自身社会价值方面的“自觉”甚至“自我矮化”。拆二代在内在能动性丧失与外在价值性矮化中, 缺乏自主性的合法性身份建构, 因此, 如何帮助拆二代青年全面“解围”, 值得思索。

讨论与反思

拆二代青年弱能动性表征及其影响, 映射了整个转型过程中社会个体从传统走向现代“摇摆不定”的心理状态与行为逻辑。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流变性将当代社会重塑为“城乡共同体”, 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断裂了, 这为个体带来“存在性焦虑”与社会认同困境。青年群体, 尤其是历经“乡—城”转换的拆二代们, 处在“传统到现代”节点上。如上述, 拆二代青年不该“被问题化”, 那么如何在物质财富、家庭结构、社会关系中理解拆二代?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 “啃老”“败家”等外界负面称谓是否表征了其生活逻辑的全部?本文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经验性的解读。

青年的人生还未定型, 从青年成长与个体身份确立的角度来讲, “既要归功于对其他群体、事件和观念等的‘否定性’反应, 也同样要归功于对于一些特定倾向的‘肯定性’的回应”。家庭、社会这两大结构性要素决定了青年“否定性”与“肯定性”的双重身份认同。当然, “拆二代”这个标签化的身份不应成为其成长之路上的牵绊。消除社会认知偏差、唤起发展能动性是一个长期需要面对的命题, 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四点引导策略。

首先, 挣脱“物质围困”。拆二代应当树立正确的财富观, 克服炫耀性消费, 继承父代财富的同时更要“用之有道”。拆二代应当积极规划人生之路, 以进取昂扬的心态, 将自身社会价值最大化。

其次, 化解“社会围困”。社会媒体应秉持客观、公正的职业精神, 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拆二代群体, 莫因个别情况而失了对整个群体的公允评价。个体与社会环境是互构关系, 拆二代如何看待财富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所以, 要不断提升社会公平度、杜绝财富特权意识。

再次, 超越“家庭围困”。一方面传统“哺育—反馈”的模式依然适用于当下拆二代家庭结构关系, 另一方面就地城镇化使得“好男儿志不在四方”。拆二代“求稳”“父母在, 不远游”的“身心围困”特征是转型时期代际关系失衡的现象。如何引导青年群体走出“家庭围困”, 促使他们重新成长、再度“社会化”, 值得关注。

最后, 谨防“精神围困”。拆二代要抵制功利、低俗的精神生活方式, 一方面需要他们通过自我调节, 避免精神世界价值的迷茫和空虚, 保持精神生活健康而有序。另一方面, 青年群体处于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 他们在社会多元化价值观体系中容易迷失。所以“解围”拆二代青年精神困局, 需要社会各方力量的多元参与配合。家庭、学校、社会各个层面都应始终紧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为青年群体提供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营造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氛围。

本文原载于《社会发展研究》2019年第3期，原标题为“‘被围困的能动性’：拆二代生活逻辑”，转自“质化研究”。

作者钱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