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高丨政治是人类的公器，包含了每个人在内

中国文化很早以来就有了天下的观念。《易传•系词》中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说明天下意识伴随政治萌芽就出现了。到了《尚书》就有了清楚的天下观念：“四罪而天下咸服”、“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在古代的典籍中，天下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概念，不仅在《尚书》《诗经》《周易》的经中天下的观念很清楚，姜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很清楚的说明天下的这个政治共同体是属于天下每一个人的，政治必须建立在全天下人民的利益之上的。

在其他诸子思想中，也具有明确的天下观念。因此相对于其他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天下观念是最早的，也是很独特的。人类有了天下的观念，才能有有明确的政治思想，政治的范围必须包含人类的每一个部分，即是各个部落、社团、国家、族群、人种。所以中国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就是以天下为目的，就是建立在人类共同体上面的。

儒家的天下观念自然来源于古代的天下观念。儒家的政治思想就是继承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和《尚书》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文武等古代的圣王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政治思想。从古代的典籍看来，尧舜禹就是天下的政治领袖而不是哪一个诸侯国、部落的领袖。尧舜即是天下的共主，在天下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天子，作为最高的政治领袖。

儒家的天下不仅包括华夏民族的政治实体，也包括夷狄。古代中国华夷之分，而这是从文化和礼仪制度的角度的区分，并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分别。在政治上，夷狄也被纳入了天下意识的政治共同体之中，同样被纳入了儒家的政治价值的话语体系之中。相对于天下意识，儒家的国家意识很淡薄。

儒家的政治不是为一国一地而设置的，而是为天下设置的。儒家把全人类都置于同样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从来不孤立的从国家意识的角度去看待政治关系，而是把世界放在一个同样的政治体系之下。在同一的政治体系之下的政治关系，具有一致的政治原则，也具有同样的政治话语语言体系。

儒家一直就是从天下观念来看待人类的政治，从全人类的角度来建立政治制度，所以说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在天下观念的背景之下形成的。《礼记》中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在儒家在政治思想中，人类每一个人都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而这个政治共同体是建立道德原则上的。儒家把天下人看成是一家，即是把人类整体体看作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孔子说“为政以德”，表示德是政治的根本原则，孟子提倡仁政，荀子提倡善政，都是以德为原则的。《尚书》中的所说“天下君”指的就是天子。从政治地位来讲，天子就是天下的政治共主，每一个政治团体都应在这一个共主的管辖之内。所以说政治是人类的公器，包含了每个人在内，也包含了任何一个政治团体。在这个政治框架之内，没有哪一个政治集团可以独立于天下。

这个天下政治共同体是以道德为基础的。《尚书》中说得很明白：“德惟善政”“正德利用厚生”“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同心同德”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中，德无疑是核心，治理天下离开了德是行不通的。王国维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殷周制度论》）”王国维的这个论断深刻的揭示了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本质，即是建立在礼乐制度之下的道德团体。天子、诸侯、卿大夫、士都是为了庶人即人民而设立的，对人民负责的，政治关系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德。因为人类社会只有以德为基础才能构建一个政治团体，如没有道德的基础，政治就不合法的。这个道德团体是由社会的全部成员组成，包括天下每一个人。

孔子经常引用的一句《诗经》的话：“凡民有丧，匍匐救之。”很清楚的表明了政治要关怀到社会上每一个人。孔子还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表明在孔子的政治思想里面，要照顾到每一个年龄层面的人。在儒家天下观念的范畴之下，政治的顾及对象不分年龄、国籍、性别，而对于弱势群体给予了更大的关注。《礼记•礼运》中说：“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这就儒家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在儒家的天下为公的理念中，政治思想总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去考虑问题。古代部落和部落之间，诸侯国和诸侯国之间、封地和封地之间，虽然具有高度的自治，互不干涉，但是始终从属于天下政治，也就是说，各个诸侯国、各个部落都要遵循同样的政治原则。

孔子本人政治思想和政治经历就是天下观念的很好的诠释。孔子早年在鲁国想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也曾努力过，后来看到鲁国无法达成愿望，毅然离开了父母之邦，想到其他的地方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宋国、郑国、陈国、楚国等。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焉。”孔子的政治追求不仅是一国一地的治理，而是全天下全人类的治理。孔子是以天下观念的驱使下去实现的他的政治抱负的。

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很能说明他的天下观念，他的这种政治思想连子路和子路都不是很理解。齐国的管仲原来是辅佐公子纠，后来又辅佐公子纠的政敌齐桓公，《论语》中记载了子路、子贡和孔子讨论管仲的事：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召忽和管仲同时辅佐公子纠，公子纠失败被杀后召忽自杀。子路认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了，而管仲则不自杀，管仲是不是没有做到仁。子贡的意思和子路差不多，虽然管仲干了很多的好事，但是反过来辅佐公子纠的仇人公子小白，这应该是对公子纠不忠，毕竟是一个污点。管仲虽然不错，但是还没有做到仁。孔子却不这么看，而是认为管仲做到了仁。原因就是维护的天下的正义和稳定，维护了华夏文化的价值。孔子不关心管仲是否忠于公子纠这么一个人，也不关心管仲为齐桓公和齐国的利益干了多少事，而是管仲对天下对全体人类对文化有什么贡献。孔子的判断管仲标准是天下，而不是某个人和某个国。

所以孔子的政治视野是天下，政治标准是天下人民的利益。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没有狭隘的爱国情怀，而是有天下情怀。

孔子总是想把他的天下政治理想落实到社会中去，只要有行政的机会都不想错过。他为了能够有所用，甚至去见了南子这个名声很不好的人。孔子的这种政治追求也为弟子子路不理解。孔子为了政治目的见南子，子路就很不高兴，逼得孔子发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鲁定公八年，公山弗扰在鲁国的费邑和阳虎为乱，阳虎出逃齐国之后，公山弗扰占据了费邑，大概也想把费邑治理好，便派人请孔子去治理。《论语》记载：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孔子很想去帮助公山弗扰把费邑治理好，但是子路又不高兴。子路说：“没有地方去也就算了，何必要去公山氏那里呢？”子路潜台词就是公山弗扰是叛乱，是犯上作乱，没有正当性，公山弗扰是一个对于领导和国家是不忠之人，去帮助一个名声很不好的叛乱的人，觉得没有价值，不划算。但是孔子不是那么想的，他的认为能够治理好一个地方，只要政治对老百姓有好处，就值得走一趟。

因为孔子的政治观念是天下观念，绝对不会局限于一国一地。孔子说：“这个招我去为政，难道仅仅是空走一趟吗？假如有人用我，我将东周在复兴啊！”孔子认为自己不是肯定是要去干点实事的，目的是要从这么一个小地方开始，达到相周朝那样为政于天下。虽然最终没有去成，也让孔子憧憬了一回为政于天下的美梦。

有一次晋国赵央的家臣想招孔子去为政，孔子也想去。《论语》记载：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其孢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佛肸在晋国的中牟地方作叛乱，这个人可能比公山弗扰的名声要更臭。晋国离鲁国也更远，但是孔子不在乎这些，还是想去试试。子路有跑出来阻拦，子路认为佛肸是“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就是不仅是政治上的叛乱，可能人品还不行，干了一些不善的事情。而孔子却认为自己不会受佛肸的污染，身正不怕影子斜。更重要的是孔子想要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所以不能不动起来。时不我待，就算为政的条件不是那么的理想，虽然是晋国路途也遥远，也想要去试一试，这体现孔子的天下观念下的政治思想。

在孔子的晚年，邻国齐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齐国的的田恒把齐简公给杀了。《春秋》记载：“哀公十四年。齐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去请求鲁哀公派兵去讨伐田恒。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

齐国人把他们自己的君给杀了，完全是齐国的内政，关孔子什么事？何况孔子当时也没有在政府任职，只是一个平民百姓。同时孔子和齐简公也没有见过面，毫无私人交情，按照现在的逻辑来讲，孔子不应该去管这种闲事。但是孔子不这么想，他认为田桓弑君是政治大事，不能不管，讨伐田恒是鲁国的责任。孔子非常郑重地在家斋戎沐浴后去朝见鲁哀公，要求出兵讨伐田恒。哀公大约觉得自己连鲁国都管不了，不好意思去管齐国的这些闲事，但也不好直接拒绝，只好让孔子去找鲁国掌权的三家。孔子又跑去找季孙、仲孙、孟孙，这三人也不答应。孔子碰了一鼻子灰，想要干涉齐国内政的愿望就这样破灭了，他只有心有不甘的安慰自己：“我是曾经做过大夫的人，不能不去请求讨伐。”孔子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鲁哀公和三桓干不了大事，也要去试一试。孔子的这种态度，就是认为讨伐弑君叛贼是自己的不可推卸政治责任，而自己力量有限，只好作罢。其实不管鲁哀公还是三桓，都知道讨伐齐国是自己的政治责任，但是顾及自己的私利私心，置政治大义与不顾，拒绝了孔子的请求。

司马迁认为孔子的身份其实是一个布衣，即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但是孔子的政治担当却是天下的担当，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天下为对象，孔子的政治目的是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是局限于一国一地的政治私利。作为社会中很平常的一份子，孔子对人类的充满感情，孔子的社会责任感、政治追求和担当精神，一直是中国人的榜样，这也是中国文化推崇孔子的一个根本原因。

孟子的天下观念和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继承古代的传统。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孟子的政治对象，是“天下之民”、“天下之士”，而不仅仅是某个政治集团和某个国家。孟子的政治视野就是天下的观念，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根本特色。西方的柏拉图的《理想国》所体现的只是一个城邦，显然与儒家的政治格局和视野是无法相比的。在天下观念的政治思想之下，孟子不局限于一国一地的利益，而是要关注到人类每一个人的利益和命运。孟子的仁政思想就是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所讲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并不是孟子自己的发明，也是继承古代的思想传统。

在天下观念的影响下，孟子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政治事件都秉持了民为贵的视角。孟子喜欢说的一个政治故事就是周的开国之君古公的事迹：

昔者大王居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豳，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是古公开创的，古公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孟子认为古公就是一个仁政的典型代表，是一个以民为本的政治领袖。在狄人入侵的情况之下，古公所考虑不是自己个人政治利益，也不是财产，而是老百姓的安危。古公这种把人民摆在首位的做法和孟子“民为贵”政治思想是吻合的。古公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识具有深刻的朴素性。

古公说的“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高度，这种政治价值正是儒家所提倡的。为政完全以民为根本，不追求个人的私利，而是保障和尊重民利益，不以任何政治借口去损害人的生命和利益。财产、土地在人的生命面前都是次要的。古公把个人的政治利益摆在最后的位置认为只要人民过的好，不要一定跟随某一个政治集团。他说：“二三子何患乎无君”。也就是说，只要人民过的好，跟随谁都一样，到哪里也都一样。

正是周太王的以人文为本政治思想，虽然不追求个人的政治利益，反而更加得到天下人的拥护。按照孟子的话来讲就是“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古公为老百姓服务政治思想，没有一丝一毫个人利益的动机，做的是善事，自然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所以他的子孙文王武王取得了天下顺理成章的事。从孟子对于古公的推崇中可以看出儒家的政治思想就是以人民为根本的思想。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深刻地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

天下观念儒家把人类的社会置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下，也形成了同样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如果某个政治集团不遵循共同的制度，其他的政治集团就有责任去干涉。儒家的政治原则就是德，如果不行德政，那么就是不符合原则的。孟子对于汤武革命的政治解读就很有特色：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葛伯和汤是邻国，也可以说相邻的两个部落。葛伯祭祀，而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即是在当时是每个政治集团必须完成的仪式。本来这是葛伯自己的内政，按道理来讲，别人没有权利去干涉。但是汤发现了这个情况，就派人去问葛伯问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作为贡品的牺牲。汤派人送去了牛羊，但是葛伯把牛羊给吃了，并没有用来祭祀。汤又问为什么不祭祀？葛伯说没有作为贡品的谷物。所以汤只得派人去给葛伯种粮食，老弱去给劳作的人送饭。葛伯就带领一些人把送去的饭给抢了，不给还要杀害，一个儿童送去的黎肉饷，也被杀害，汤开始征伐就从葛开始。天下的人认为汤武的征伐，并不是要去抢夺地盘财物而是是为匹夫匹妇报仇。汤武的征伐是正义的，得到了孟子的肯定。汤的仁义之师在当时受到的天下各个政治团体的欢迎和期盼：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与天下。东面征而西夷怨，南面征而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奚我后？后来其无罚。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土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实玄黄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汤的仁义之师，诛杀了残暴之君，安抚了受到政治欺压的老百姓，取得了胜利，救民于水火之中，自然受到了人民的欢迎。老百姓就像久旱逢甘雨，非常的高兴。汤即是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敌，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的政治领袖。

齐宣王五年，即公元前315年，齐国的邻国燕国发生了内乱，齐宣王趁此机会对燕国发起进攻，很快便取得胜利。当时孟子在齐国，齐宣王问孟子这件事干得怎么样。孟子则说： 

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齐宣王的这种行是赤裸裸地入侵燕国，干涉了燕国的内政，应该要受到社会的谴责的的。但是孟子并没有指责齐宣王，而是要齐宣王问一问燕国的老百姓的态度。如果老百姓欢迎则没有错，就像周武王一样，如果老百姓不欢迎，则是不对的。孟子的意思是要以老百姓的意愿为标准。孟子的逻辑就是齐宣王干涉燕国的内政，燕国的老百姓有没有得到好处。如果燕国的老百姓能得到好处的话，必然欢迎并且给燕国的军队送上喝的吃的。孟子对齐宣王干涉燕国的内政，既没有表示肯定，也没有表示否定，他所考虑的是燕国人民的感受，而不是燕国治理阶层的感受。

但是齐宣王并不是为了救燕国老百姓的于水火之中的目的去占领的，而是趁别国内乱谋求齐国的私利而去的，所以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不满，要一起去救燕国。齐宣王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向孟子请教，孟子告诉他“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齐宣王听了孟子劝告化解了一场被诸侯国讨伐的危机。

孟子的王霸之论也体现了天下观念的政治思想。孟子把天下诸侯国、政治集团看作是一个政治共同体，都要受到政治原则的制约。东周王权坠落，维持国际政治秩序的力量转移到了最有实力的诸侯手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春秋五霸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所以受到了孟子的一些肯定。孟子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他意思春秋五霸虽然打着尊王王道的旗帜去干涉诸侯国的内政，但是行的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利用诸侯去攻打诸侯，孟子说：

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由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告子下》）

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建立了盟约，在各自为政的诸侯国之间设立了政治原则，就像现在的国际法一样，以保障国际间的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以及人民的利益。如果哪个国家违背了这些原则，背叛盟约，其他的诸侯国就有权利和责任去干涉，以维护政治正义。葵丘之会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维护了政治文化和政治原则，也保护了华夏文化。所以孔子也对齐桓公和管仲有所肯定，孟子对于五霸也是有所肯定的。而到了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政治关系，都违背了这些政治原则，根本就没有政治正义可言了。所以孟子批判当时的诸侯是五霸之罪人。

荀子的天下观念也是和孔子的政治思想一脉相承的。他说：“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荀子•荣辱》）荀子的的政治思想的对象也是天下的人民，考虑的是天下的安定和老百姓的福祉，不是为了哪一国一地而设的。在政治关系上，荀子也追求政治的正义性，如果失去了道义，政治的合法性就随之而失去，其他的政治团体进行干预也就是必然的了。

荀子说：“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遵循正义，讲求信用，国家就能存在，如果搞权谋，背信弃义，自然有人来收拾：“桀纣即厚有天下之埶，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它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桀纣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违背政治的原则，侵占人民的利益，压迫老百姓，即是桀纣这样曾经大权在握人就是想做一个平常的老百姓也不行了，而是必须接受道德的谴责和人民的审判。所以荀子讲的很明白：“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天下观念涵盖下的政治结构是儒家的政治传统。儒家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下观念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政治思想从个人修身开始，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在天下的背景下来讲政治的。儒家的政治原则就是道德，体现在仁政、善政和全体人民的福祉上。所以儒家的政治是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个民族、某一国、某一地和某一个集团的利益。在天下观念的框架之下，彼此的政治关系是建立在政治道义的原则之上的。儒家始终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以道德为原则，以礼乐制度为基础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这个政治共同体即是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人类社会，即是儒家的大同社会。

2019年 11月22日于尼山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首发于公众号“勉仁儒学”，原标题：李世高：儒家的天下观念与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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