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辉煌：女纳粹特罗迪的故事

也许，毕竟是赫尔加·施奈德的母亲，作者在叙述自己母亲残忍、罪恶的生平时，始终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仅借他人之口，提供了一个小名：特罗迪。当我觉得有必要复述这个故事时，以致颇为踌躇，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个即将出现在我笔下、祖母般年龄的女人——一个狂热，而且死不改悔的纳粹分子，她直到生命暮年、九十岁高龄，依然坚定着自己的纳粹信仰，流连往复于辉煌，但是残酷的记忆中。　　

为叙述方便，就称呼这位纳粹老太太“特罗迪”吧，用小名称呼一个如今已超过百岁的老人，多少令人感到别扭——虽然她并不值得恭敬，此乃权宜。施奈德用笔昭彰了母亲的罪恶历史，尽管她痛恨自己的母亲，毕竟可以叫一声“妈妈”，她们是母女——即便特罗迪是一个坚定的、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特罗迪，不仅信奉纳粹意识形态、追随纳粹运动，她还是纳粹党党卫军成员、集中营看守、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这一经历更加直观、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暴戾和凶残。

前两年，电影《朗读者》获得奥斯卡奖，主人翁汉娜也是一名看守。但我对这部电影某些细节上的真实性始终持怀疑态度：汉娜真的不识字吗?按照德国当时的教育状况和加入纳粹组织所必须要办理的手续，她不识字且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纳粹运动之所以汹涌澎湃，恰恰有大量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推波助澜，诸如施米特、海德格尔，都是德国当时的顶尖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纳粹运动的热情讴歌、支持和追随，使他们在政治意识和良知的体认上，不仅显得十分平庸而且相当丑陋。即便汉娜有文化，也不影响她成为一名忠实的纳粹分子，不会脱离“平庸者的恶”这一主题表达，只是以“不识字”来衬托平庸，这一视角本身也略显平庸——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总有种生硬的感觉。

特罗迪的故事要显得自然得多。无法想象，她竟然随身携带着康德的著作，这说明她具有相当的思辨能力，但思辨能力与思想平庸之间的严重乖离，却使她的行为更加极端、冥顽不化，在滔天罪恶面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更莫说忏悔。

当我在书里“见到”这个叫特罗迪的女人时，她已经是年近九旬的龙钟老太。对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如果我们过于积极地表现出冷漠或者蔑视态度，这不太符合人的基本性情，不论对于她的女儿，还是我们这样的读者都是如此。但是，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所具有的人类最基本的友情和善意，在这位老太太身上统统地没有，非但如此，她所表现出的那种决绝和冷酷，不由得令人倒抽一口凉气。

特罗迪于1941年秋丢弃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家出走，到1998年前长达五十七年时间里，仅见过自己孩子一面，那是1971年。这一次母女见面，特罗迪送给女儿许多“珍贵礼物”：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塞进了女儿的手里，但施奈德“盯着这堆金灿灿的首饰，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接着我恍然大悟，手上仿佛着了火，一下子缩回来。首饰洒了一地”。她拒绝了母亲的馈赠。

特罗迪只好专心致志地从地上一件件地捡起，当她“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条小项链时，我的心随之猛地一沉”，施奈德写道：“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又是弥足珍贵的。就在那一刻，我看着你捡起那些金银首饰，一个景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仿佛看见戴着这条项链的小女孩被你赶进了毒气室。就在那一刻，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明白了——我不要这样的妈妈”。

面对这样的母亲，任何一个心存良善之人都会在心里感到一阵绞痛：她既是母亲，又是曾经犯下滔天罪行的纳粹分子。这叫人如何面对和选择?

这次见面后，母女间再也没有过联系。二十七年后，施奈德以为母亲早已不在人世，特罗迪却顽强地活着，只是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特罗迪有一位叫吉赛拉·弗莱赫斯特的朋友写信给施奈德，希望她能够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看望一次。施奈德非常不情愿去看望自己的纳粹母亲，但暗自涌动的亲情，还是令她的心柔软了一回。　

施奈德是一名历史学者，在一次种族法案制定纪念仪式上，遭遇了一位比克瑙集中营的幸存者，当这位幸存者得知施奈德是特罗迪的女儿，将满腔怨恨发泄到施奈德身上。这次偶然遭遇刺激了施奈德，引发了母女见面后施奈德的一连串追问，在追问中，特罗迪所暴露出来的罪行令人发指、不可饶恕。

施奈德固然痛恨母亲犯下的罪行，但二十七年没有见面，她更希望看到母亲对自己所犯罪行的忏悔：“心底那份愚蠢的期盼又悄悄复苏了吗?也许她已经变了;也许岁月的增高已经软化了她的心灵;也许她甚至可以做出一个妈妈本来该有的姿态。”可是，施奈德不仅没有得到自己期待的那一幕，却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一个罪孽深重的丑恶灵魂——特罗迪自从成为集中营看守之后，几乎目睹，或者参与了对集中营犯人的全部犯罪活动，对此，九十高龄的她全然没有悔意，并且沾沾自喜，十分得意。

1998年10月6日早晨，施奈德来到奥地利维也纳维森塔尔养老院看望年迈的母亲。施奈德会遭遇到什么?由于原著在时间交代上比较模糊，这里的个别时间是根据上下文推算的结果，不尽准确。特罗迪的故事主要是通过母女之间对话展开的。

在维森塔尔养老院保存着特罗迪的简历，记载着这个女人的曾经往事：早期为国家社会党的活动分子，然后去了萨克森豪森区集中营，接着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再然后是奥斯维辛-比克瑙灭绝营。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她参与了对囚犯身体的一些实验，然后又接受训练，为后来成为灭绝营警卫做准备。在接受训练的人中，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往比克瑙。

希特勒统治德国后，于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特罗迪作为纳粹组织的积极活动分子，大约在1940年，她正怀着儿子彼得，却被阿道夫·艾希曼召见到维也纳，处理流放奥地利犹太人问题，她为了“事业”，竟然将两三岁的女儿交给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看管，以致施奈德掉进池塘里差点淹死。

特罗迪并没有吸取教训，经常把两个年幼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照料，1941年7月，前来看望孙子的奶奶无意中发现了特罗迪的所作所为，一怒之下，把孩子带到了在波兰的农场。两个月后，孩子刚回到了特罗迪身边，她就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丢下了四岁的女儿施奈德和19个月大的儿子彼得。临行前，她把这两个年幼的孩子关在无人的小黑屋里。

怎样重要的事业让特罗迪抛弃家庭，远离骨肉亲情?“我们的妈妈为了加入党卫军而抛弃了我们。”特罗迪这一走就是三十年。为此，施奈德感到十分困惑，自己的母亲到底受到什么样的诱惑做出如此决定?特罗迪原本就是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后来又深受一个叫海因里希的青年纳粹分子蛊惑，变得更加狂热，此人生于1915年，比特罗迪小不少岁。战后，海因里希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来两人长期保持着联系和书信往来，直到特罗迪老到不能写信。

作为忠诚的纳粹分子，特罗迪参加了党卫队就必须要起誓，表达“绝对服从和忠诚直到生命终结”，这意味着她必须在亲情和政治上做出选择，特罗迪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毫不犹豫选择了纳粹：“可是我愿意!我想要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施奈德追问道：“这比你的家庭还重要吗?”特罗迪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接着带有惋惜的口吻说道：“但是你不会理解。如今再也没人能够理解了。”　　

我以为，生活在民主时代的施奈德确实不能准确地理解这种抉择的决绝性。一个在民主国家里成长起来的人，对全权统治宣传的洗脑功能缺乏直接感知，那种无可挑剔的伟大、不容置疑的正确，容不得任何质疑，而对宣传的一切质疑都有可能被视为对权力的挑衅，这是任何一个全权统治者都不允许发生的。戈培尔曾经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在不能自由呼吸的世界里，谎言和“真理”往往就是同义词。被彻底洗脑的特罗迪，她既能阅读康德，也能选择罪恶，极端的分裂性不可思议地被调和在一起，统一在一个人、一个民族的躯体上——特罗迪如此，不少在战场上丧身的德国军人，都随身带着一部海德格尔的著作。　　

特罗迪在和女儿的对话中，每每谈起过去的日常生活，谈起自己的子女，她总是无精打采、颠三倒四、浑噩不清，一旦回忆起自己罪恶的辉煌，她立刻变得神采飞扬、精力充沛起来。

在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里，特罗迪就犯下了令人咋舌的罪行。这里，请允许我抄录书中提供的文件：

1942年，参与了几乎所有党卫军人体试验的恩斯特·格拉维茨医生命令让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囚犯感染葡萄球菌、气性坏疽菌、破伤风以及混合配制的几种致病细菌，目的是研究磺胺类药物的治疗作用。主管这个项目的医生是卡尔·格巴特教授，他是柏林大学的整形手术教授和霍亨利青党卫军的主治医生，也是希姆莱的朋友兼私人医生……

在囚犯毫不知情的状态下，使他们的腿部下端受到感染。目击者证实说，当少数幸存者的伤口出现愈合的疤痕时，伤口常常会被深深切开直至露出骨骼。除了往伤口植入细菌组织之外，还常常会加入木屑和玻璃渣。受试者的腿部很快开始化脓。为了观察情况发展的过程，不会对受害者进行任何治疗，他们往往极其痛苦地死去……每一个系列的实验都将重复至少六次，会使用六至十个年轻的女性——通常选的都是最漂亮的。　　

格巴特教授只偶尔去拉文斯布吕克视察试验结果，“病人”被绑在桌子上，排成一排，一连数个小时等候“教授先生”来检视他们的伤口。

特罗迪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犯人绑在桌子上，等待纳粹医生的试验。

施奈德听到自己母亲是如此“工作”的，她问道：“难道你对那些接受试验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同情吗?”对此，特罗迪傲慢而冷血地表示：“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因为手术是为了造福人类而进行的。”而她不能表达同情的原因就是“没有权力表示同情”——同情，原本属于人类本能的情感，在特罗迪这里，具有人类的情感本能也成为一种权力。特罗迪不仅是赤裸裸谎言的受骗者，同时她也成为谎言的编造者。只要是纳粹政权散布的谣言，她都不加选择地采信、从不怀疑，并随时兜售谣言，为罪恶辩解。

正是特罗迪的嗜血与残忍，她被挑选到了条件最为苛刻的比克瑙集中营，那里，只有最心狠手辣、最厚颜无耻的人才会被挑选进去。

她在向女儿施奈德回忆自己在比克瑙集中营所作所为时，依然那样狰狞：“他们需要纪律，你知道吗?那些犹太婊子得搞明白她们身在何处，更重要的是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她们明白：纪律，严苛的纪律，如果要对一个营区保持控制，这就是秘诀。”特罗迪是如何让手无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囚徒们“执行纪律”的呢?“我接到命令，必须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对待他们，于是我就打得他们嘴里吐血。”

纳粹集中营里，看守们殴打囚徒实在是家常便饭，在纳粹辞典中，“犹太人”这个词早就被定义为“非人”“亚人”，并以各种恶毒的和羞辱性的词语加以修饰，既然非我族类，殴打，已经是最低限度的惩罚，我们几乎在每一部相关作品里都能看到同样内容。因此殴打犯人，对特罗迪这种心狠手辣的女人，丝毫不会触动她的怜悯、激活她的良知与同情——这一类词汇，在她的心灵中从来没有存在过。

特罗迪非但对犹太人如此，对自己的日耳曼同胞也毫不手软。1943年，有一位曾经参加过纳粹组织的女人，可能因为认识到了这个政权的真面目，她转而投奔了抵抗组织，被捕后被盖世太保送进了集中营。刚开始，特罗迪对这位曾经的“同志”还“的确感到一点点难过”，但她“很快就克服了。我不能允许自己产生那样的感情——我是指对于本来就该被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同情和惋惜。后来我再也没有产生过这种情绪。我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我的确是的。所以我决不能允许自己像一般人那样容易被触动”。于是，特罗迪将曾经的战友送进了集中营开设的妓院，提供给看守们蹂躏。后来，这位抵抗战士死于性病。

把犯人殴打一顿，把抵抗分子送进妓院，相比她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罪行，又算得了什么?区别在于，在拉文斯布吕克，特罗迪是一名助手，而在比克瑙，她则亲自上阵，直接以行动宣示自己的凶残，而这，只是她“工作”的一部分。

在集中营里，特罗迪还把一些生病的囚犯送到一位叫科拉尔的医生那里——这位“医生”的治疗手段是对着病人的心脏直接打一针苯酚。从网上搜索得知，苯酚是一种有毒的化学药品，对皮肤、黏膜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枢神经和损害肝、肾功能，可燃、高毒。如此“治疗手段”的后果，就是换来囚徒们的立刻死亡。　　

大屠杀，把犯人在毒气室里毒死，然后送进焚尸炉，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每个个体耐药性的差异，还有少数没有被毒死的人，他们就被特罗迪直接送进焚尸炉里活活烧死。　　

比克瑙已经成为一座屠宰场。这个集中营有四座火葬场，其中第四个火葬场由于一直没有完工，因此没有焚尸炉，只有一口大井，里面堆满滚烫的灰烬，集中营指挥官让犯人站在大井旁站成一排“然后把他们击毙，他喜欢看着他们纷纷坠入井中的场面”。还有一个叫摩尔的人负责管理火葬场，他让犹太女人光着身子，然后看着她们滚进井里，然后哈哈大笑。当这种犯罪行为发生的时候，都有特罗迪的在场，她从不缺席。

回顾这些充满血腥的历史，九十岁的特罗迪用充满冷酷、无情的声调在不断为自己狡辩，她拒绝承认这是犯罪，坚持认为犹太人对德国有着不可饶恕的罪责：“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们的罪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是他们的罪过，对德意志的失败主义是他们的罪过，和国际社会不断制造事端也是他们的罪过……”这种强烈而莫名其妙的仇恨意识时刻占据着她的灵魂。特罗迪并非完全信口开河，她的慷慨陈词，如实反映了全权主义对这个世界的仇恨。

纳粹政权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为了表明控制权力的合法性，他们不断地制造敌人、煽动仇恨，在他们统治的世界里，可以没有食物、可以没有思想，但绝不可以没有敌人——哪怕没有，也一定要制造一个敌人出来。仇恨，裹挟了全体德意志人投身到一场罪恶的战争、罪恶的屠杀中去。他们嗜血，即便血流成河，也无法唤醒他们的人性，在全权主义者的字典里，只有权力，绝无人性。全权，是那样地毒化人心、残害生灵。

正如施奈德所说，特罗迪除了“出来为纳粹效命这段经历之外，她的一生再无其他建树了”。特罗迪对自己一生的记忆，也就止步于残酷的辉煌中。

我所理解“平庸者的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而是心灵上的自愿臣服和精神上的主动屈从，他们无条件地迷信权威、赞美领袖，思想和人格的独立性彻底丧失——不论是谁，一旦丧失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就不可能不堕落到“平庸者”的行列，正因为此，才敢于无恶不作。他们无论自己所作所为的性质多么恶劣、多么具有罪恶感，都一概拒绝这是犯罪，正如特罗迪的自白一样：“我是无辜的。我没有罪。我跟大家一样服从命令。每个人都服从命令。我所有的同志，所有的德国人，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就连孩子们也都是盲目服从老师，服从监护人的命令。”

特罗迪的选择，同样表现了“平庸者恶”的基本要素，她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忠实地接受全权主义的那一套，纳粹党向她灌输什么，她就接受什么。特罗迪的那位朋友弗莱赫斯特太太，一个老实而守法的市民，对纳粹党的一切行动，她都能坦然接受，尽管在战争中她失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她的话极为典型地反映了一个普通市民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所表现的行为：“都是我们自己想要的，吞并奥地利的时候，我也投了赞成票，当希特勒乘着他的敞篷奔驰车驶过维也纳街头时，我也向他抛了一束鲜花。”在这种状态下，特罗迪成为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并不奇怪，令人愤怒的是，她对自己的罪行毫无忏悔之意——不仅在她参与犯罪的过程中，也在大屠杀被揭露出来之后，她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人性中最原始和最本能的情感，女儿施奈德说道：“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人面前，你就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这种不可遏制的权力欲望，造就了丧尽天良的特罗迪。

呼唤良知、期待良知的觉悟，因为人类需要良知。但良知毕竟属于个体的和自律的，呼唤良知却不能强迫谁拥有良知，这与期待明君、清官并无实质的差异，一个国家的未来和社会命运，不能寄托在人们良知的自动觉醒上。在这个世界上，有辛德勒、奥西茨基，但也有艾希曼和特罗迪这类恶的盲从者，他们的心灵不能向我们呈现出一丝一毫的善意，一旦遭遇邪恶制度，就会把内心凶残的一面发挥到极致，淋漓尽致地展示给我们。　　

制度，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行为和选择，这在特罗迪身上显得尤为突出。特罗迪的心灵从来没有变化过，纳粹统治时期的特罗迪和在养老院里的特罗迪是同一个人。她的性格、信念与信仰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特罗迪之所以不能继续残害众生，并不是因为她的老去，更不是她的幡然悔悟，而是纳粹全权制度的覆灭。到1945年德国投降，她也不过是一个四十岁不到的妇女，倘若不是纳粹政权的垮台，还将有多少无辜者受到她的残酷迫害、丧命于她的淫威之下?这叫我们如何去期待她的“良心发现”?迫使她放下屠刀的是制度——自由而民主的现代政体，宣告了任何非法剥夺他人自由和生命的一切行为都是犯罪，是在向人类、向人类的历史和人类共有的精神犯罪。

纳粹政权的法西斯统治，是二十世纪留给人类的两大政治遗产之一，为消灭残酷的全权统治，文明世界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历史尽管翻过了纳粹统治的血腥一页，但全权统治却依然阴魂不散，成为笼罩于人们头顶难以去除的阴霾。在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特定的权力形式，就一定会有对权力的痴迷者和疯狂追逐者，他们总是希冀通过对权力的掌控，进而操纵人类的行为乃至操纵人类的心灵。防止全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无条件地赋予人类应当所得的全部自由，并且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对权力进行最严格的限制，一旦超出权力范围行事，就必须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也是纳粹政权和二十世纪史留给未来的惨痛教训。

特罗迪，在纳粹政治体系中实在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爪牙，却浓缩了全权统治的所有邪恶特征，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同情，没有亲情，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应当具有的一切正当感情几乎都不具备。她所拥有的只有仇恨，对犹太人、对异类刻骨铭心的仇恨，而且由始至终地展示、履行着这种仇恨，她的日常生活就是犯罪和继续犯罪，并且受到罪恶体系的有力保护。如果不是纳粹统治的彻底覆灭，特罗迪的犯罪行为就会一直继续下去——在这个邪恶的体系里，我无法为她找到中止犯罪的理由。

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把她改造成一个“善人”，特罗迪的心灵几乎没有呈现过一分钟的善意，但民主制度却阻止了她继续作恶，正如她如果没有遭遇到全权制度，也就无法实践自己的犯罪行为，即便她“本质”是一个邪恶的人，也会因为制度的约束，在行为上受到限制。但在全权制度下，一个如此平庸的特罗迪，双手却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杀人者是特罗迪，但也是制度，全权统治本身就意味着杀戮，并且将屠杀行为合法化。

最后，我觉得应该向作者赫尔加·施奈德举手加额，以示敬意，她通过对自己母亲的所作所为的展示、通过自己充满痛苦与愤怒的书写，清晰地揭露了全权政治的全部本质——它，恶贯满盈。

本文转载自“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