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丨​儒家学问之道 ——以《论语》为主的讨论

什么是学问之道？简单地说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目标、准则及方法，古人称为“道”。古人干什么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总要思考或探索具体事情背后的“道”。

笔者这里讲的“学问”作为动词是指学习和询问(知识、技能等)。语出《易·乾卦·文言》：“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孟子·滕文公上》：“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唐韩愈《答杨子书》：“学问有暇，幸时见临。”清顾炎武《日知录·求其放心》：“夫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作为名词是指知识，学识。《荀子·劝学》：“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宋苏轼《登州谢上表》：“而臣天资钝顽，学问寡浅。”就“学”与“问”的关系而言，清人刘开在《孟涂文集·问说》说得好：

君子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他感叹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故特别强调“问”，批评人们不好问的原因是由于心不能虚，心不能虚好学之心就不诚，学问也肯定搞不好。

另外，把“学问”颠倒过来“问学”也是一个重要概念，是求知、求学、践行的意思。《礼记·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郑玄的《礼记注》最早对上段话中的“尊德性”和“道问学”作了解释：“德性，谓性之至诚者；道，犹由也；问学，学诚者也。”意思是说，“德性”的本质是“至诚”；“道”是取径、道路；“道问学”即是指人通过自身修养的途径达到以圣人为标准的“诚”的境界。因此，“道问学”的初旨也带有强烈的实用性、践履性。大意是，君子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需躬行实践，最初的经典旨在规训人的内心及其言行，二者并没有对立的意思。朱陆鹅湖之会朱熹有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之意，二陆有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之意，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后人遂对朱陆之争主观上给予“德性”、“问学”的区别，此后，“尊德性”与“道问学”所阐释的关于性命与经典之争，不断地影响了后来的学术史，及至清代，更由此诱导出了“汉宋之争”这一重要的学术命题，形成了性理之学与考据学之争。现代民间大儒段正元则这样解释《礼记·中庸》这段话说：“是言人之学问，由先天而后天，由后天返先天；由心思意想而到踏实认真，由踏实认真而到至神至妙，由至神至妙而到至平至常，由至平至常而到广大高明，由广大高明而到精微纯粹。天地人一体，精气神一贯，智仁勇合德，方能代天宣化。”

在传统学问之道中，“问”的意义与重要性有时不亚于“学”。孔子喜欢“大哉问”的学生。为什么《论语》是经典？《传习录》成为经典？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孔子、王阳明学生问得好。学生问得好老师才能答得好，问得好才会引出重要的问题，答得好师生对话才能成为经典。换句话说，提问必须是有层次有深度的问，提问者就某一重要思考探索了很久，但百思不得其解，这样把问题问出来，就算老师回答不上来，也可以显示这个问题的重要。

《礼记·学记》有一段话说的很好：“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扣之以小者则小鸣，扣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善于提出疑问请教的人就像劈坚硬的木头，先劈容易劈的，再劈难劈的节疤（先问容易的问题，再问难题）。等到时间长了，疑问就很容易得到解答；不善于提问题的人则与此相反。善于对待别人提问的人撞钟一样，敲的轻，响声就小，敲得重，响声就大，等到他敲到自然从容的时候，声音才全部发出来；不善于答问的人则与此相反。以上这些讲的是进入学问之道的途径和方法。

段正元以《大学》之道来诠释学问、问学说：“明明德为学问,亲民为问学。”他又以儒家仁智勇三达德来诠释学问、问学说：“智仁勇三者，成己成人，希贤希圣之学问、问学也。圣人云智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我云所以成之者二也，即内而成己，外而成人。希贤即成己学问，希圣即成人学问。智仁即成己，勇字即成人。学问之道，先成己而后成人。……成己为学问中事，成人为问学中事。何为问学？即问事也。问事不行，而再学焉。故勇字为问学，无勇字办不到。”学问、学问，究竟怎么学？怎么问？古圣先贤和现代儒学大师、国学大师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论语·学而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本章孔子讲了为学的次第和重心,实行实践孝、悌、谨、信、泛爱众五事是人生的根本，有余力了再去研究学问，即首先学做人，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在生活中修行仁道,其次才是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为学要先立本，本即是做人。本立而道生，其学才是求道之学。由孝弟而谨信而爱众亲而学文,是一种顺承关系。一个人首先要做到前面的“入则孝”等，这些不是书本知识,而是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是需要在具体的生活中践行的；践行以后有余力，就再去学习文献知识。也就是说，就为学而言，学做人乃是第一位。

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做学问可训练学做人。如做人功夫不够，做学问则不易有成。总之，先须学做人。德性到达某一阶段，学问亦可到达某一阶段。服善，虚心，积累及去除功利观念，均为培养德性之要项。做学问成败之关键，最后决定于德性。为学不可心胸狭窄，亦不可有暴躁之感情。”

杜维明先生也一言以蔽之：“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儒家传统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学’，学什么？就是学做人，培养人的人格。学习如何做人就是把自己投入一个永不停止的、没有尽头的、创造性的自我转化过程。学习不是要掌握很多知识，不是要积累很多能力，人文学所有的价值，包括人文、艺术、哲学，都是要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可缺少的东西。”

当前有些学校还囿于传统教育之中，学校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不重视德育的培养。学校安排的各类课程很多，还有许多课程是没有多大意义，白白浪费很多时间；学生们学习主要是学习各类知识和技能，再加上社会的生存竞争压力，要考各种各样的证书，以求在职场竞争中获得有利条件，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思考人生修养，砥砺品行方面的事情，这样就偏重智力发展，只考虑个人私利，没有高远理想，缺乏精神追求。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民族，其实都埋藏着潜在而巨大的危机。

在《论语·为政篇》中，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字面的意思是“只重于学习而不注意思考，就有可能陷于迷惑；只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陷入困境。”《论语·卫灵公》孔子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孔子告诉我们正确的学问之道，就是要学与思并重，二者都很重要,是相辅相成关系,必须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只重于学习前人的东西，如果自己不思考、分辨、判断就容易被前人蒙蔽和限制，就有可能陷于迷惑,不知所从；但也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苦思冥想,不知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则有可能像前人一样误入歧途，陷入困境。

后儒对孔子这一观点有许多发挥。清初王夫之说：“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徇于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乃二者不可偏废，而必相资以为功。……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四书训义》卷六）就是说，学不独不妨碍思考，相反学识广博将有利于思考的深化。思考也有助于学，因为思考时遇到困惑而感到难以深入，就会促使自己进一步勤奋学习。学与思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互相促进，才能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礼记·中庸》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讲的是为学次第，是几个递进的阶段,其开始是学，其终结是行。“博学之”意谓为学首先要培养兴趣，广泛涉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就没有了学习的动力，博学遂为不可能之事。“博”还意味着博大胸怀和宽容的态度。惟有博大和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高远的眼光和开放的胸襟，真正做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博学乃能成为为学的第一阶段。没有这一阶段，为学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审问”为第二阶段，有所不明就要追问到底，具有怀疑精神，培养理性。“审问”过以后还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活动来仔细考察、分析，否则所学不能为自己所用，是为“慎思”。“明辩”为第四阶段。学是越辩越明的，不辩，则所谓“博学”就会鱼龙混杂，真伪并存，良莠不分。

“笃行”是为学的最后阶段。“笃”有忠贞不渝，踏踏实实，一心一意，坚持不懈之意。既然学有所得，就要努力践履所学，使所学最终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只有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人，才能真正做到“笃行”。

《礼记·儒行》篇说儒者“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这里只提到“博学”和“笃行”，其实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包含了审问、慎思、明辨在内，这样，由博学到笃行就构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统一。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云：“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这五个方面或五个环节缺失了一个就不能称为“学问”。

《论语·为政篇》：“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故者，旧所闻。新者，今所得。言学能时习旧闻，而每有新得，则所学在我，而其应不穷，故可以为人师。若夫记问之学，则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故《学记》讥其‘不足以为人师’，正与此意互相发也。”朱熹的意思是没有“温故而知新”能力的人，所做的学问是“无得于心”的“记问之学”，是“不足以为人师”的。《礼记·学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所谓“记问之学”，就是只记诵书本，以资谈助或应答问难的学问。指对学问未融会贯通，不能成一家之言。作为老师,当然要明白这个道理,并贯彻在自己的教学生涯中。这是从教育学角度的解读，把“温故而知新”视为为师的重要条件。

另外,孔子的“温故而知新”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可以说是孔子对待整个文化传统、对待一切知识形态的态度。清代黄式三《黄氏后案》注云：“温，燂温也，故，古也，已然之迹也。新，今也，当时之事也。趣时者厌古，而必燂温之。泥古者薄今，而必审知之。知古知今，乃不愧为师。”他引《论衡·谢短篇》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古今不知，称师如何？”又《别通篇》云：“守信一学，不能广观，无温故知新之明。”《汉书·成帝纪》阳朔元年诏云：“儒林之官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百官表》云：“以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做出“以上四文以通知古今为说，汉师相传如此”的结论，即把故、新理解为古、今是汉代以来的传统。

“故”是指过去的知识、文献、文化传统,虽然已经成为过去时,但是并不一定都“过时”,通过对“故”的不断研习、思考和发挥,就是新的知识、思想生长的前提和基础，是新的创造的出发点。在“故”的基础上创“新”，即与时俱进，应对当世的问题。从中国文化的来讲，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向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把新旧[故]看成对立的,弃旧图新,而应该深刻地历史地理解新旧关系,即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对于文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论语·学而篇》第一章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门讲“学”不仅仅是指今天的学习知识,而是包含了非常广泛深刻的含义。从广泛意义上说包括了一般文化知识到做人处事的道理,深一层说是学道。邢昺《注疏》曰：“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使无废落，不亦说怿乎？学业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门之朋从远方而来，与己讲习，不亦乐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诚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是劝学，但非一般的知识之学，而是学为君子。

朱熹《集注》：“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朋，同类也。自远方来，则近者可知。……及人而乐者顺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学之正、习之熟、说之深，而不已焉耳。”要学正学，时习之，多实践，能乐道。

这一章还贯穿了一种“乐道”精神。如第一句中的“悦”,钱穆先生说“学能时习，所学渐熟，入之日深，心中欣喜”，与“乐”比较起来“悦在心，乐则见于外”。第二句有“乐”字，表达的是志同道合，切磋学问道义之乐。第三句，虽然字面没有“乐”字，但“不愠”实际上是从反面说的“乐”。学问日进，道行日深，人们可能不能了解、理解你，但是自身得道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这才是真正的“乐道”——“以道为乐”、“与道合一”之乐。这种“乐”实际上是一种不离人世、不离感性而又超越世俗、超越感官的真乐，所谓“孔颜之乐”的境界体现在这里。

这一章在整部《论语》，乃至儒家思想中特别重要，正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说：“夫子一生进德修业之大咸括于此章，是故学而不厌时习也，知（智）也；诲人不倦朋来也，仁也；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不知不愠也。惟圣者能之也。夫子生衰周之世，知天未欲平治天下，故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记者因以其言列诸篇首。”孔子一生进德修业，修己安人，下学上达，由士而君子而圣人，成就理想人格，就是此章的最好诠释。

可惜现代人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而同时知识爆炸，信息革命,使我们往往无所适从,读书囫囵吞枣,学习为了文凭,为了各种证书；人情淡薄，交结朋友多出于功利考量, 工于算计,以志同道合为迂腐；陷于名利之途，疲于奔命, 为了出名不择手段,不成则怨天尤人。这样的人生去道愈远,乐趣全无,苦恼不堪。除了回归圣贤之道,别无他法。

《论语·雍也篇》载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在这里没有具体指知道什么，看来是泛指，包括学问、技艺等。简单地从学习角度可以理解为学习的三层境界：知、好、乐。知道学习就很不错了；如果再能够爱好学习，就是有了兴趣，就能够积极主动地思考、探索；如果能够以学习为乐，学习已经成为他生活、生命的一部分，并随着修养的提高达到乐道的境界。

邢昺《注疏》引包咸说：“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深。”又《正义》曰：“此章言人之学道用心深浅之异也。言学问，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笃厚也，好之者又不如悦乐之者深也。”朱熹《论语集注》：“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乐之者，有所得而乐之也。”张栻《论语解》卷三：“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工之笃也；至于乐之，则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谷，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乐者食之而饱者也。知之而后能好之，好之而后能乐之。知而不能好，则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乐，则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学者所以自强而不息者欤！”强调的是学习是一个自强不息，不断进步的过程。

钱穆《论语新解》说得好：“本章之字指学，亦指道。仅知之，未能心好之，知不笃。心好之，未能确有得，则不觉其可乐，而所好亦不深。……孔子教人，循循善诱，期人能达于自强不息欲罢不能之境，夫然后学之与道与我，浑然而为一，乃为可乐。”钱穆先生还把这三重境界与我们常说的入门、升堂、入室联系起来，他说：“知之是入门第一步，再入始能好之，心悦诚服而喜不自禁也。更深入，则为乐之，至是则学问乃与自己生活打成一片了。真正地跑进内里，居之而安，为乐无穷。但绝不能无知而好，也不能不好而乐。此中自有层次，不能任意躐等。”

《论语·宪问篇》中说：“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古”是指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今”是指当时的现实社会。孔子所谓“为己”并非自私自利，而是为了改造自己、变化气质、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绝不为了任何外在的目的而放弃自己的原则。至于“为人”则是看社会需要什么，就努力去迎合，以达到自己的追名逐利的目的。孔子用“为已”否定“为人”，意味着儒家将为学的根本指向自我修养，完善自我，成就理想人格，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正是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邢昺《论语注疏》曰：“古人之学，则履而行之，是为己也。今人之学，空能为人言说之，己不能行，是为人也。范晔云：‘为人者冯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也。’”意思是，古人学问之道是做人，是为了修心正形，践履道德；而今人学习的目的则是能言而不能行，卖弄学问，给别人看的。

“为己”思想由孔子提出后，作为儒家思想的基本前提为后期儒学流派所继承，“为己之学”得到进一步展开。孔子用“为已”否定“为人”，孟子以天爵反对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又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天爵”与“人爵”虽然不是对立或抵牾的关系，但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孟子通过褒贬古今的对比表达了重“天爵”轻“人爵”，以“天爵”统摄“人爵”的价值倾向。荀子持论与孔孟相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以为禽犊”，是说把学问知识用作馈赠的礼品，即喻干禄进身之物，而不是用以提升自己的品质，因而是“为人”，相当于孟子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感的。

汉代以后，儒学流于章句之学。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对空守章句的形式主义学风进行批判。“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颜之推认为，学习是为了有助于提高自己的品行和修养，有的人读书仅数十卷，便顿时恃才自傲，哗众取宠，这实际是“以学自损”。颜之推把学比作种树，学以修身，尤春华秋实也。

宋代以后，心性儒学复兴，为己之学得以显扬。诸多儒家学者对此多有论述。二程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成己成物虽为一事，但次序不可颠倒，否则一无可成。

朱熹在父亲朱松的影响下，很早就以“为己之学”作为人生追求的大志向。朱熹后来多次谈到这一点。“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这说明，“为己之学”已经成为朱熹安身立命之学深深植根其心中。朱熹与陆象山虽然在为学之方上存在“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但是两人在承认“尊德性”的主要问题上，都坚持了儒家的传统一贯的立场，都把为学理解为学做人。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语录下》）人生天地间要尽人道，学者为学只在于学习如何做人，没有其他功利目的。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朱子所说的义理之学，就是为已之学，意在修身；辞章之学也就是为人之学，沽名钓誉而已。

王阳明把儒家成圣之学归结为“为己之学”。“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王阳明全集》卷八《书王嘉秀清益卷》）在王阳明看来，“为已”的真实意义是指儒家学说不是没有生命的章句训话，也不是天道理命的一套思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那就是通过为已之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达到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王阳明不仅讲为己之学，还十分重视确立为己心。“人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须先有笃实为己之心，然后可以论学。不然，则纷纭口耳讲说，徒足以为为人之资而已。”（《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与王节夫书》）为已指向自我的充实与提高，为人则将自我降为他人的附庸去认同外在的标准，从而失去独立的人格。

在当今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人类面对人为物役、工具理性宰制价值理性的境地，现代新儒家杜维明对传统儒家的“为己之学”非常赞赏，认为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儒家的为已之学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一个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追求为己之学是儒家为学的一贯之道，体现了儒家终极关怀和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

《论语·为政篇》：“君子不器。”对于“君子不器”经学史上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邢昺《论语注疏》：“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济川，车舆以行陆，反之则不能。君子之德，则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见机而作，无所不施也。”朱熹《论语集注》说：“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又《朱子语类·论语六》说：“君子所以不器者，缘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功夫，看得道理周遍精切；及廓然贯通，有以尽其心之全体，故施之于用，无所不宜，非特一才一艺而已。……成德之士，自是不器。”这些解释与孔子的本意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是说有学问、有修养的君子不能像器具一样只限于某一种用处,应该体用兼备，多才多艺,发挥广泛的作用。

《易传·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无形无相，无声无臭，圆满无缺，圆通无碍；而“器”形成之后就只有一种单一的用途，如舟船只用来渡河，车马只用来在陆地上代步，互相直接再不能相通相容。君子之学学道，君子之乐道，君子当然以道为人生的终极境界，不能满足于做个器物。因此，君子要求道、明道、修道、成道，成就“君子之道”。

刘宝楠《论语正义》：“君子道无所不行，故《礼·学记》言‘大道不器’，郑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如者，似也。……《学记》又云：‘察于此者，可以有志于本矣。’注云：‘言以学为本，则其德于民无不化，于俗无不成。’案：此则学为修德之本。君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故知所本，则由明明德以及亲民，由诚意、正心、修身以及治国、平天下，措则正，施则行，复奚役役于一才一艺为哉！”君子不器的关键是君子的更高目标是成为圣贤，所以要希贤希圣，学为圣贤，立身修道，明德亲民，这才是“君子之道”。当然，君子不器不是绝对弃绝“器”，成为虚悬空洞的“道”。虽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道器不二，所以君子应当以道为本，以器为末，以道为体，以器为用，居于道，游于艺，才是君子所当为。

钱穆注释《论语》“君子不器”说：“器，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今之所谓专家之学者近之。不器非谓无用，乃谓不专限于一材一艺之长，犹今之谓通才……一切智识与学问之背后，必须有一如人类生命活的存在。否则智识仅如登记账薄，学问只求训练成机械，毁人以为学，则人道楛而世道之忧无穷矣。”他以专家和通才解器与君子。现在各行各业的也专家太多了，但受腐败时代风气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怪相乱象都出现了，网上民众往往把这些专家骂为“砖家”，其道德水准有时和搬砖头的民工都不如。傅佩荣对这句的翻译是：“君子的目标，不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他进一步解释道：“‘器’是指有一定用途的东西。延伸来看，这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要求，君子也不例外；但是他的目标并不局限于此，还是要追求人生理想的实现。……君子不器，并非君子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用，而是不要把自己当做器具而已。如果拥有一种专长，不要把自己只当做这种专长的工具而已，还应该注意到君子有生命全方位的要求。……人的生命是一个整体，而成为君子就是要把握自我成长的目标，完成我们生而为人的使命。”按照现代社会分工君子也得有一专长，但注意到君子有生命全方位的发展。二人都重视一种生命的活得存在，自我全方位的发展，针对当今社会分工太细，专业化太强，平面化的弊端，无疑有调正意义，值得今人重视！

司马迁含垢忍辱，穷一生之力，写出传世之作《史记》，他对自己的要求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句话，就成为后世学人的追求学问的理想目标。按照司马迁的意思，要“成一家之言”并不容易，其前提是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非修身养性，功力深厚，心胸博大者不能达到。我们今天的学科分得太细，学者们像修建公路，各自经营一段，有些连一段也经营不了，只经营其中的一个专题。如此视野，如何能“通古今之变”？我们的基础教育从中学就分文理科，偏科学习，更何况天文、气象、历算等冷僻之学，“究天人之际”就更难了。钱穆先生批评现代学术说：

现代学术界最不好的风气，乃是先将学问分成类，再把自己限在某一类中。只知专门，不求通学。因此今日之专门家，反而不能成一家之言。当知自古迄今，学问能成一家之言者并不多。其所以能成一家之言者，主要在其学问之广博互通处。……凡做学问，则必然当能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其学问无不备具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

学问当通时代，即具有时代精神；切身世，即与自己的身心性命关联；否则只是识字读书，如蚕吃桑叶，却不吐丝，怎么成一家之言？钱穆先生指出，进入学问步骤有四：第一步是专门之学（读一书，治一人、一家、一派），第二步是博通（从此专门入，又转入别一专门），第三步仍为专门，第四步是成家而化（既专门又博通，将其所学皆在他一家中化了）。简言之，先“由专而博”，进而“由博返约”，所谓“约”即指其归属于他自己的，亦如《中庸》之所谓“致曲”；“致曲”之后，则又须“能化”，自成其为一家之言。他说：“今天我们做学问，应懂得从多门入。入了一门，又再出来，改入另一门。经、史、子、集，皆应涉猎。古今中外，皆应探求。待其积久有大学问之后，然后再找小题目，作专家式的发挥。此乃为学问上一条必成之途。”这些国学大师的教诲值得我们重视，古圣先贤的学问之道需要我们传承发展，发扬光大。

原载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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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星

著名儒者，儒学、儒教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曲阜圣贤教育学校校长、中和书院院长。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儒学思想史、儒家经典诠释、儒（孔）教问题研究。

兼任国际儒联理事及传播教育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实学研究会理事，孔子文化全球传播委员会专家顾问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客座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北京海淀区敬德书院学术委员等。

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出版有《先秦儒法源流述论》、《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文化通论》、《儒家人文精神》《儒教的现代传承与复兴》《儒学新诠》《走进孔子——孔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命运》、《大学 中庸读本》、《孝经 曾子论孝读本》、《大学 中庸 解读》、《仁》等，主编《中和学刊》、《中和丛书》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山东教育电视台“孔子大学堂”、陕西电视台“知道中国”主讲嘉宾。近年来先后赴德国、意大利、比利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