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良心”的文化反思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良心”这一概念的人是孟子。汉语里的“良心”一词，就来自《孟子·尽心上》第八章：“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于木，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以牛山之木劝诫人们不要放失了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人所共有的原本之心，是“天命下注于人”而形成的合乎天地之道的本性。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侧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作为人的良知良能，它们构成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之端。可见“天地良心”的信念来自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一点孟子已说得再清楚不过。其实何止是孟子，中国古代的哲人们无不反复申明过“良心”与“天地”的紧密联系，所以才形成了后来国人代代流传的、扎根在普通民众心灵深处的“天地良心”的信念。

“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则离不开“天人合德”，对此恐怕没有人提出异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早在殷商时期，“天”就被人们看作了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西周时期，“德”的观念又被引进到了天人关系中，正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泰誓》）。至于“天人合德”的命题，在《易传·乾文言》中被首先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于是，追求“天道”与“人道”的融通乃至“合一”，倡导“敬天保民”与顺天应物的社会理念，就不仅仅成为国人最美好的祈求和愿景。

前些日子，有学者曾对“敬畏大自然”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乃至否定，引起了中国大陆传媒界、文化界有关人士的关注和讨论。笔者在这里并不想“旧话重提”，延续一场无谓的论争，只是想指出：当时参与论争的各方人士，大都将“敬畏大自然”这一命题局限在环境伦理学的范畴以内，他们更多地是从“天人相分”的西方文化观念出发，提出自己的立论。尤其是质疑乃至否定“敬畏大自然”的一些学者专家们，并没有意识到“天”（大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普通百姓心目中的特殊地位，当然更谈不上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了。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不论是孔子所主张的将“天命”与“大人”、“圣人”并列，还是道家学说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念，以及“摄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正气”的修身养性、性命兼修，都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甚至中国化了的佛学，乃至阴阳五行等其他诸学派，又有哪家学说真正脱离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坛经·般若品》）、“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就是主张通过对“心”（人）认识来认识佛，并进一步认识大千世界（天），其背后的哲学理念仍是“天人合一”。近年来，文化学者们更是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中国传统文化心态最深刻、最内在、最具继承性的组织机制，便是宗法观念、小农意识、“天人合一”等最高审美追求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交互作用在对立统一的总规律下，形成了千丝万缕相互联系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文化特点的总框架。因此，如果全盘否定了“敬畏大自然”，岂不是要把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掉”?笔者的意见是，你可以否定一切，但绝不可以连“天地良心”也视为“封建迷信”一概扔掉。因为放弃了它，就放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二、离开“天地”的“良心”，能走多远?

近代以来，随着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人，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中国人也越来越割断了人与天地之间宗教般的情感纽带与精神联系，“天地”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实体。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天人合一”，早已与古人有了实质性的精神分野。不仅如此，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系列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同样给传统意义上的“良心”观念带来了令人眩目的擅变。所谓“良心”，更多的被看作是后天形成的人格修养，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天地”可谓渐行渐远。但是，“用康德的名言来说，有了对‘头上的星空’的敬畏，才有对‘内心的良知’的珍视；用中国的古训来说，有了‘天行健’之感，才有‘君子以自强不息“之心”。事实上，在西方哲人那里，一个人所意识到的“头上的星空”与他内心的“道德律令”从来就是不可分割的，这与中国古代的“天地良心”何其相似！笔者担心的是，正如人类自我意识的膨胀导致了对大自然母亲的傲慢一样，完全脱离了“天地”的“良心”，也很难走得坚强而持久。

所幸的是即使在今天，我们仍随时可以发现“天地良心”的顽强生命力，感觉到它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例如日常口语中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苍天在上”、“天理昭昭”等等，它们背后所隐含的深入人心的道德信念，恰恰说明了“天地”仍然是当今国人精神价值的重要来源。至今我们仍将美满幸福的婚姻看作是“天作之合”在广大的农村，年轻人举行婚礼仍要“一拜天地、二拜父母”。所有这些，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它们带有某些神秘主义成分，就将其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与舍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

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理应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不仅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摈弃不了的来自祖先的血脉，也不仅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更在于这样一个历史常识：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传统中完全解放出来，那绝对是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片面地求变求新，最终只能导致悲剧。在这方面，20世纪的中国人实在有太多的教训。

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一些观点，也许对我们不无警示。他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尽管运用了很多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仍然未能突破传统的格局。在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拿来”的崭新名词背后所包裹着的，往往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内涵。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那荒谬的“大革命”年代里，传统文化中一些负面阴暗的因素，正是通过最最“革命”的口号借尸还魂，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荒唐闹剧!而换一种思路或许更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流传至今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文化观念，如“仁”、“义”、“礼”、“智”、“信”、“道”等等加以珍视与传承，赋予它们以新内涵与新意义，使之服务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呢?包括“天地良心”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容，笔者相信如果能够加以创造性转化，在当今社会中一定能发挥独特与重要的作用。

 三、当今中国社会，是否还需要“天地良心”？

 

21世纪的当今中国社会，是否还需要从“天地良心”这一古老的道德信念中汲取精神资源?我想这不应成为一个问题。因为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天地良心”，不论我们的眼光多么“现代”，仍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道德资源是何其丰富而宝贵。例如“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等流传至今的俗语，其背后的道德理念正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命的敬畏。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大自然母亲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融为一体的。人类通过对“天地”的敬畏，树立了珍视和敬畏自我生命的文化传统。而正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珍惜，才进一步孕育出了人类辉煌的文明和完备的道德与法律。我们珍爱自己的生命，而别人也与我们有着同样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推己及人”地学会了关爱他人，懂得了同情与悲悯。—要知道，这就是真正的“天道”！这就是对大自然深深敬畏的结果，这也是“天地良心”的基础所在。

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儒家哲人眼中的“天地”精神离不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天地的精神乃是“大公无私”；天地有生养万物之功，因此天地的精神为“仁”。—这样的道德理念，难道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吗?绝对没有!相反，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大公无私乃是天地之间的最高境界。儒家哲人们还强调：做人就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一个善于吸取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是不怕什么“妖魔鬼怪”来骚扰的!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好人一生平安”。这些信念折射出的，恰恰是最广大的普通百姓蕴藏在心底深处的美好愿望和信念。至于“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类理论（《尚书·泰誓》），则把民心看作“天心”所出，将民心等同于“天心”，对于历朝历代的执政者，更是不无警戒意义。

当代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商家“诚信”的缺失、一些官僚的贪污腐化、社会暴力犯罪的持续增加，说到底与缺乏坚定不移、心悦诚服的道德信念不无关系。人们常常用“无法无天”来形容为非作歹之徒，殊不知“无天”岂能有“法”?笔者认为，当前我们最应呼唤的就是一种真正能感动人心的“有诚意”的道德信念。而传统道德资源的流失，是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原因。要知道，道德信仰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他有一个物质的躯壳，更在于他那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崇高灵魂（或者称之为“精神”、“心灵”一类的名词）。生命因了“道德”的要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确立与确信。只有真正充满道德感的人，才能切实地感觉到生命的自信、人格的尊严及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而科学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富有，人们对道德信仰的需要也就越强烈。

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也同样如此吗?有学者曾呼吁，与经济和军事上的自强相比，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道德领域里的自强。此言不无道理。历史上的中国曾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教化之国，今天的炎黄子孙更应自觉地肩负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让我们的国家以富强、民主、进步的清新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当前我们正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笔者认为：“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包括文化领域里“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如果我们真的能重温古人“天地良心”的心灵体验，一定会油然而生起一种神圣而崇高的道德情感；如果我们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能悟守“天地良心”的道德信念，在心底构筑起一座坚守道德底线的堡垒，那不仅对社会中的普通个体，即使对我们的整个国家与民族，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原载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