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大陆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道德事件，实质上均与如何对待“陌生人”有关。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老人摔倒在街上扶还是不扶”“小悦悦事件”等。作者写作此文时，正当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中央电视台新浪微博发文，“为154位同胞祈祷”“请庇佑我们的亲人”。失事飞机上共有239位各国旅客，但“同胞”之外的“陌生人”却不在被关注之列。所有这些事件共同向我们提示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和社会，并未给予“陌生人”以应有的位置。
费孝通曾以“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来概括传统社会中国人的道德。这种道德有别于“陌生人”之间“人人平等”的“团体道德”，“中国的道德与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陌生人”在这种道德价值体系中，是被极度边缘化的。传统中国人最重视的道德规范莫过于“三纲五常”“三纲六纪”“五伦八德”。其中，“孝悌”被视为“仁之本”“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因而成为最基本“两伦”。“国”与“家”具有同构性，君臣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尊”具有父亲般的权威与地位。朋友则是兄弟关系的延伸，在很多场合，“朋友”即意味着可以“称兄道弟”。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伦理体系，是以血缘亲族（“自己人”）关系为范本扩展而成的。林安梧据此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具有浓厚的“私人”品格。在这种伦理系统中，“陌生人”是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师徒、朋友、族人、熟人之外的“他人”，是“外人”“生人”“路人”“与己无关的人”。除非通过某种途径或中介使之成为“自己人”，否则，“陌生人”便无法适用既有伦理体系中的道德规则。于是，对陌生人的“冷漠”乃至“粗暴”，便与对“自己人”的温情脉脉和“一体之仁”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传统伦理价值积淀成一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仍然影响着我们在日常公共生活中对待“他人”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式的“市场经济”“自我主义”等观念，正在或已经成为“拒斥陌生人”的伦理或理论依据。应该说，传统中国文化和社会所信奉和遵循的道德价值体系，与当下中国盛行的“自我主义”在具体内容上无疑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鲁迅所谓的“合群的自大”，后者则是“个人的自大”。“自大”的载体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基本思维方式却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并对“自己”之外的“陌生人”持排斥和敌视态度。由于这种共同性，在现实生活中二者非常容易结成坚固的“联盟”，其典型表现就是：“自己”的利益通过“自己人”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张，而“自己人”的利益也通过“自己”得以实现，被遗忘和被损害的永远都是圈外的“陌生人”。在这种伦理现实面前，“利他主义”精神，只能是不切实际的“高调”。那么，为何应该对“陌生人”负有无条件的道德责任？为何应该对“自我”和“自己人”之外的“他人”抱以关怀和爱心？这是一个被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所闪避和遮蔽了的根本性问题，其闪避或遮蔽的症结则在于背后的“实体主义”的思想原则和“总体化”的思维定势。
哲学意义上的实体，至少具有以下两大特点：第一，它是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基础，任何存在者只有被还原为最终实体，才算获得了“合乎逻辑”的解释；第二，它超越时间和历史而永葆“同一性”，对差异性具有绝对的主导性或支配权。也就是说，一切存在者只有被纳入和吸收到这种终极的同一性“实体”中，才能证成自己“合法性”。这种“纳入”与“吸收”，便正是所谓的“总体化”。反之，未能充分融入这种同一性“实体”的异质的“他者”，则仅具有“偶然性”“边缘性”的“等而下之”地位，乃至被视为虚假之物遭到清洗。就此而言，“实体主义—总体主义”思维，具有“求同”而“排异”的本性。排斥和抹杀“他者”是其思想底色。“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是以“自己人—共同体”为“实体”的“总体化”思维模式。它相信，对于每一个人的生命存在来说，通过血缘、亲缘、地缘等亲密私人关系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具有“绝对实在”的意义，它规定了每个人的生活空间、生存意义、人生幸福与价值归宿，是决定每一个人全部生活内容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终极力量，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本质”，蕴含了人之为人的全部“奥秘”。所谓道德责任，权利和义务，对他人的真正关怀和爱心，只在“共同体—实体”内部才有意义。这就彻底堵塞了现代意义上的“利他精神”的生成。“自我主义”则是以“自我”为“实体”，在此基础上“总体化”出道德价值体系。“自我”成为“实体”，意味着“自我”是“绝对的实在”“最终的根据”和“永恒的同一性”，具有终极和绝对的权威性，构成了人的知识、人与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至高无上的尺度和标准。当“自我”获得了这样的地位时，必然充满“占有”和“控制”的欲望和意志，而对一切异质性和差异性因素施展削平和宰制的绝对权威。显然，在“自我”被实体化和总体化的条件下，“自我”成为最终的、唯一的目的，“自我”之外的“陌生人”或“他人”，则成为满足和实现“自我”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这与“利他精神”在根本上是南辕北辙的。可见，以“共同体”为基础的“维系私人的道德”和以抽象“个人”为中心的“自我主义”虽然表面上正相反对，但由于在深层贯彻着实体主义思维方式与总体化的思维定势，二者在对待“陌生人”这一问题上自然会一拍即合并相互加强。相应地，“利他精神”便从源头上被窒息了。消解“共同体”与“自我”的实体化与总体化，重新理解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承认并尊重“陌生人”，乃是确立“利他精神”的基本前提。要想消解“共同体”和“自我”的实体化与总体化，就必须改变和扭转关于人自身的狭隘、封闭的观念，重建人的观念和人的自我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调整我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确立“他人”在我们价值伦理体系中不可剥夺的重要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最核心的任务就是确立“作为他者的自身”这一全新的人的观念。
“作为他者的自身”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利科提出，但它所表达的不仅是利科个人的见解，而是代表着越来越多当代思想家们关于何为“人”的理解。“作为他者的自身”包含相辅相成的两方面的价值关切：第一，它要求把个人从共同体的藩篱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第二，它要求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封闭“个体”观念，认为个体人格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承认与交往关系中、在把他人视为“目的”而非“手段”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它既不从“大写的人”，即从“共同体”的角度理解人，也不再从“小写的人”，即从抽象“自我”的角度理解人，而是真正站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的角度，把每一个人理解为“自我”与“他人”的内在统一体。“作为他者的自身”首先表明，每个人的“自身”之所以成为可能，必须以“他者”的存在为条件。黑格尔认为，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的每一个欲望，都最终是与获得他人“承认”的欲望内在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驳及对“语言公共性”的阐明，海德格尔从生存论视域批判胡塞尔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把“共在”视为人本源性的生存论环节，梅劳—庞蒂对传统哲学把自我实体化并因此导致的把“他人”存在视为困境和耻辱观念的批判，并强调“自我”与“他人”的“相互纠缠”，哈贝马斯把人的“个性化”与“社会化”视为同一过程的“交往主体性”，等等，都越来越深入地彰显了这样一种“人”的观念：个人“自我”与“他者”并非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关系，“他者”实乃“自我”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相应地，每一位“自我”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以“他者”为条件。从“作为他者的自身”这一核心概念出发，可以确立一种关于“人”的全新观念。它将拆除“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墙壁与藩篱，把“自我”的存在及其生存意义与“他人”内在关联在一起，使“爱他人”与“爱自己”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此意义上，基督教的“爱一切人”，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勒维纳斯所说的对“他人面孔”的敬畏，鲍曼所说的“对他人的道德”等，虽然各自思想背景迥异其趣，但都说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对“陌生”的“他人”的开放、尊重、承认与爱，构成每一个“自我”主体人格形成和塑造的根本动力，也构成道德的深层源泉。基于上述关于人的自我理解，反观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我们亟需调整和改变对待“陌生人”的态度：首先，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中以“共同体”为中心的“维系私人的道德”的价值盲点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省，破除以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尊卑上下等级的价值壁垒，真正把“自我”与“自己人”之外的每一个人当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生命个体，去切实尊重与关怀他们的尊严和幸福。只停留于血缘情感以及由血缘情感衍生的私人关系，表明人们的生存状态仍然沉浸于纯“自然的动物状态”而没有真正进入人的“社会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意味着真正把每一个人，包括与自己并无“私人关系”的陌生的“他人”都当成人去看待。基督教有“爱你的敌人”之说，在现代社会转化为“平等爱一切人”的价值，这里的“爱一切人”完全是在超越了“共同体”中心条件下，包括对“陌生的他人”在内的每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的爱。这对于热衷于一切讲私人关系、只认“自己人”和“小圈子”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是难以理解的。然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中最为匮乏也最为亟须确立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超越“亲”与“疏”、“上”与“下”、“朋友”与“敌人”、“合群”与“异己”等造成的狭隘的二元对立关系，克服所面临的诸多道德困境，建立人与人之间更为良性与健康的关系，推动人们道德水准的现代转型与全面提升。其次，必须对现实生活中把“自我”实体化和总体化的“自我中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以物质欲望的开发与繁殖为目的的“经济”如果没有相应的伦理价值理性予以平衡，那么，摆脱“共同体”束缚的“自我”必然发展为唯利是图的、对“自我”之外的“陌生的他人”的冷漠与排斥。在当代中国现实中，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与传统的“共同体主义”经常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为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自我主义”：“自我”利益的满足与“家族”“自己人”“圈内人”的满足往往结成最亲密的联盟，从而导致对“陌生的他人”的排斥更加严厉和彻底，这一点，从种种腐败案件中得到了最为直观和清晰的体现。不少学者已经指出，这已经使中国社会呈现出“分裂”的倾向：一部分强势者及其群体占有了整个社会大多数优质资源，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被挤压在边缘的“弱势群体”。这一点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和伦理生活中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此情境下，我们亟须确立一种既不同于“大写的人”，即共同体，又不同于“小写的人”，即抽象自我的新的人的形象，并以这种对人的自觉为基础，形成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价值体系，构成这种新人形象核心的，即是我们前述的“作为他者的自身”。第三，从上述两方面的价值自觉出发，我们应该形成与完善如何对待“陌生的他人”的社会交往规则，这既包括以“公平正义”为取向的社会制度结构，从而保障社会处于边缘地位的“陌生的他人”的权益，避免“强势”的“自我”和“共同体”对弱势群体的挤压；同时，我们应该动员社会力量，通过民间机构的努力，为“陌生的他人”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所有这一切，都首先有赖于在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价值层面上进行更加深入的自我反思与启蒙，为长期以来缺席的“陌生人的位置”的合法性进行有力的申辩。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理论课题之一，也是本文的基本初衷。原载于《文史哲》2015年第3期，130-137页
原标题： “陌生人”的位置——对“利他精神”的哲学前提性反思
作者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