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丨朱熹的“反封建”与陈独秀的“反封建”

周鲁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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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百年前的陈独秀先生，曾经把吾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看作“封建制度之遗”，而在这一百年当中的很多“革命群众”，只要是似乎与传统中国有关的某些事物被他们认定为不好，就会习惯性地贴上“封建”的标签，然后高呼“打倒”的口号，并试图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粗糙的思维方式。

西历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先生参与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并在该杂志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主张。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一文云：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晰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傅？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

按：自陈独秀先生此文后，一种新形式的“反封建”思想，在中国持续了一百年的时间，“封建”一词同时也被污名化。在这一类的“反封建”思想当中，宋代的朱熹先生被当做了“封建卫道士”，一直被“革命群众”所批判，即便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三十多年后的今日，在有些人的心目当中，朱熹先生依然还是“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与“革命群众”对于宋儒的“大批判”不同，笔者在本文当中所要讨论的，则是朱熹先生的“反封建”思想，并将其与二十世纪陈独秀先生的“反封建”思想做一个初步的比较。

在讨论朱熹先生“反封建”思想的同时，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今人若要以为中国的“反封建”思想自《新青年》杂志和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始，则是一个大大的笑话，而且二十世纪中国的“反封建”思想，往往并不具备坚实的史学基础。这种史学基础并不坚实的“反封建”思想，被极“左”翼政治势力所利用，从而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混乱、社会失序、政治动荡与文化浩劫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子语类》卷一百八载：

“封建实是不可行。”

又载：

“封建只是历代循袭，势不容已，柳子厚亦说得是。”

又载：

“柳子厚《封建论》则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辈破其说，则专以封建为是。要之，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封建则根本较固，国家可恃；郡县则截然易制，然来来去去，无长久之意，不可恃以为固也。”

又载：

“因论封建，曰:‘此亦难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学而居士民上，其为害岂有涯哉！且以汉诸王观之，其荒纵淫虐如此，岂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劝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国，故祸不及民。所以后来诸王也都善弱，盖渐染使然。……’”

又载：

“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乡，如汉之乡亭侯。田税亦须要均，则经界不可以不行，大纲在先正沟洫。又如孝弟忠信，人伦日用间事，播为乐章，使人歌之，仿《周礼》读法，遍示乡村聚落，亦可代今粉壁所书条禁。’”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四载：

“封建世臣，贤者无顿身处。”

按：就中国古代历史而言，典型的封建制度，确立于西周之世，而郡县之制，则起于周衰之时。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的郡县制国家，不过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收拾残局而已。周秦之变，标志着中国由封建之世变而为郡县之世。秦汉以来，郡县制虽为群演之大势所趋，但正如清儒赵翼先生所云，“天意”虽已“另换新局”，“人情”却犹“狃于故见”（《廿二史札记》卷二），加之各类客观条件的制约，封建之遗意始终存在，以致于到了宋代这个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最少封建色彩的朝代，学者们还在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利弊，朱熹先生即是其中极为著名之一人。

仅就上引《朱子语类》中之数段文字，今人即可略知朱熹先生对于封建之态度。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宋儒之论封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唐代柳宗元先生的《封建论》一文已经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轼先生在《秦废封建》一文中甚至说：“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东坡志林》卷五）。

对于柳宗元先生的观点，朱熹先生也是大致认可的，故云：“柳子厚亦说得是。”但朱熹先生的这种认可，是有条件的，他认为“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其中封建制度则是“根本较固，国家可恃”。这说明朱熹先生对于封建制度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留恋，但留恋归留恋，朱熹先生还是反复强调了封建制度的“不可行”与“难行”，而“不可行”与“难行”的关键之一，即在于“封建世臣，贤者无顿身处”，亦在于“使膏粱之子弟不学而居士民上，其为害岂有涯哉”，这与柳宗元先生在《封建论》一文中所说的“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柳河东集》卷三），完全是一个道理。

在反复强调了封建制度的“不可行”与“难行”之后，朱熹先生又说封建之制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施行，如汉代之乡亭侯，可见他的“反封建”并不彻底，但像汉初那样的比较大的封国方式，朱熹先生是明确反对的。或者说，朱熹先生的“反封建”，并没有全盘否定封建的意思，只不过在承认封建制与郡县制各有利弊的前提下，设想着一个针对郡县时代政治弊端的解决方案。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古史余论》云：

“或曰：然则为今之计，必封建而后可以为治耶？而度其势，亦可必行而无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后可为治也。但论治体，则必如是，然后能公天下以为心，而达君臣之义于天下，使其恩礼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国家者各自爱惜其土地、人民，谨守其祖先之业以遗其子孙之计，而凡为宗庙社稷之奉，什伍闾井之规，法制数度之守，亦皆得以久远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毁也。若犹病其或自恣而废法，或强大而难制，则杂建于郡县之间，又使方伯连帅分而统之，察其敬上而恤下与其违礼而越法者，以行庆让之典，则曷为而有弊耶！”

按：朱熹先生的《古史余论》一文，是对苏辙先生《古史》一书的评论，其中对于封建之留恋态度，与《朱子语类》一书所载之言论相比，似乎要更明显一些。子由与其兄子瞻，观点是一致的，都对于封建制度有着明确的否定，而朱子对于子由的批评，正是着眼于此点。在《古史余论》一文中，朱熹先生肯定了封建政治的文化内涵，但同时对于封建制度所容易造成的“自恣而废法”与“强大而难制”，还是有高度的警惕，他所设想的使封建小国“杂建于郡县之间”并加以统驭的方案，并非意味着回到三代封建的老路，反倒是接近于汉代在汉武帝以后所行的郡国并行之制。

《新唐书》卷七十八《宗室列传》云：

“唐有镇帅，古诸侯比也。”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六《封建考十七》云：

“唐自中叶以来，皇子弟之封王者不出閤，诸臣之封公侯者不世袭，封建之制已尽废矣。至肃、代而后，则强藩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于列国，故取《唐书•藩镇传》述诸镇传授之次第，以继诸王之后。”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之“五代藩郡皆用武人”条云：

“五代诸镇节度使，未有不用勋臣武将者，遍检薛、欧二史，文臣为节度使者，惟冯道暂镇同州、桑维翰暂镇相州及泰宁而已。兜鍪积功，恃勋骄恣，酷刑暴敛，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自宋太祖易以文臣牧民，而后天下渐得苏息，历代因之，皆享国久长，民不思乱。岂非设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之衽席哉！”

同卷之“五代藩帅劫财之习”条云：

“五代之乱，朝廷威令不行，藩帅劫财之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

同卷之“五代滥刑”条云：

“五代乱世，本无刑章，视人命如草芥，动以族诛为事。……毒痡四海，殃及万方，刘氏父子二帝，享国不及四年，杨、史、苏、刘诸人亦皆被横祸，无一善终者，此固天道之报施昭然，而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之第十二章云：

“盖李唐盛世，终于天宝。此后夷狄、女后、宦官、藩镇、盗贼相替为乱，上则政事不修，下则黎元疾苦。”

按：唐宋诸儒的“反封建”，无疑是来源于对历史的总结与反思。西汉“七国之乱”与西晋“八王之乱”的“前车之鉴”，都可以构成与“封建”有关的极明显的政治教训。而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则是“继世而理”、“自恣废法”与“强大难制”，实为一种变相之封建，而中晚唐五代时之中国，则有着长期的政治动荡、法制废弛与社会失序，百姓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这也是唐宋诸儒在观念上“反封建”的直接原因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之《凡例》云：

“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至于论九河则欲修禹迹，考六典则欲复《周官》、封建、井田，动称三代，而不揆时势之不可行。”

按：四库馆臣的意见，在清代学者中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作为四库馆臣之一员的纪昀先生，甚至借仙鬼故事来讥讽欲恢复封建、井田者（见《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御史曹一士先生在上书乾隆帝时亦曾有言：“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清史稿》卷三百〇六《曹一士传》）。作为八百多年前的学者，朱熹先生免不了有一些迂阔，但作为一代大儒，朱熹先生显然没有迂阔到无条件地赞成和维护封建制度的程度，二十世纪若干政治与文化运动中的“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把他当做了“封建卫道士”，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对于柳宗元、苏轼与苏辙三位先生而言，其“反封建”思想具有明确的指向，即反对“裂土封侯”与“继世而理”，这与距今二千多年前“《春秋》讥世卿”的“反封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朱熹先生的“反封建”思想，并没有柳宗元、苏轼与苏辙三位先生那么坚决，或者说并不是一种明确的全盘否定，但他对于封建制度的某些弊端，还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他并不主张重走三代与汉初的封建老路。

朱熹先生对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讨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性观念，那就是“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也就是说，考察一个制度，要权衡利害得失，他既反对柳宗元、苏轼与苏辙三位先生“全以封建为非”的观点，又反对胡寅先生“专以封建为是”的观点，所以他在指出封建制度之弊端的同时，也肯定了其文化内涵的价值，进而在制度设计上为封建留有了一定的余地。

虽然从抽象的角度，可以看到封建制的长处在于分权与自治，但在现实政治当中，实土分封或者其变相形式，往往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很合理的分权自治方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难做到的。对于这一现象的总结，就是顾炎武先生在其《郡县论》之九篇当中所说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亭林文集》卷二）。“其专在下”之说，与之前朱熹先生所说的“自恣而废法”和“强大而难制”，基本上是一个道理。

与“封建之失，其专在下”相对应的，是顾炎武先生所说的“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出处同上）。朱熹先生对于郡县之世朝廷政治如何分权制衡的问题，还是有着比较清晰的思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札子》云：

“至于朝廷纲纪，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之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按：朱熹先生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也未必全然不能行，封驳之制，即为明证。如果用“反专制”来定义朱子的政治主张，是不应当有什么异议的，而且他的“反专制”思想，既可以说是对封建与郡县两种制度中专制成分的反对，也可以说是一种分权制衡的明确政治主张。如果今人到现在还以为儒家思想基本上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或者以为宋明儒者皆耽于内圣之道，只知空言性命和高谈道德，那只能说是对中国历史太缺乏应有的了解。

《严复集》第二册载《宪法大义》一文云：

“以世封而役其众……最劣，其腐败虐民，往往而是。观于《汉书》诸王之传，可以见矣。”

按：作为旧学根柢深厚的近世政治学家，严复先生对于封建政治之批评，与朱熹先生并无大异，而稍晚于严复先生的陈独秀先生，则开始以一种迥异于古人之方式来“反封建”。

由唐宋到明清，诸儒的“反封建”思想都有着比较具体的指向，而到了二十世纪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先生所倡导之“反封建”思想，其指向却极端泛化，大凡古代中国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皆冠之以“封建”的名号，欲完全清除而后快。上举唐宋明清诸儒的“反封建”思想，本属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一部分，如果按照陈独秀先生的思路推演下去，岂不是连这种“反封建”的思想都要被当做“封建”来清除了吗？仅由此一点，即可看出陈独秀先生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的巨大思想漏洞。从这一类的思想漏洞入手，今人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严重思想缺陷。当然，陈独秀先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诸多著述当中，并非全是如此偏激之语，这是笔者必须说明的。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二《青年的误会》云：

“‘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现代青年的误解，也和醉人一般。……长久这样误会下去，大家想想是青年的进步还是退步呢？

陈独秀《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载《政论》旬刊第一卷第廿二期）一文云：

“直到今天，除了古代社会，我们所知道的逐渐进步的经济制度主要的只有三个：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封建经济制的特质是土地附著于封主，农民附著于土地，工人附著于行会；世界各国所行过的封建制度，虽不尽同，而这三个根本特质是相同的。有些人把中国一切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现象，都称为封建，这不是科学的说法。”

《胡适文存四集》卷四《我们走哪条路》引陈独秀等人之《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云：

“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毁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土地早已是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地，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

按：陈独秀先生后期的思想，较之前期有较大之转变，其中对于中国封建之问题，也有了迥异的观点。然以笔者之孤陋，并没有读到陈独秀先生为其新观点作出更加详细而有力的论证，这可能是他长期处在政治运动的漩涡当中，少有时间潜心治学的缘故，而且陈独秀先生的这一观点转变，似乎多少有些他自己所说的“教学者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意味。

就二十世纪中国的“反封建”思想而言，陈独秀先生是最初的发轫者之一，但他提出“反封建”之时，恐怕还只是少数人的思想，而未形成大的思潮，真正形成“反封建”的广泛思潮，还是要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而且这种思潮是在苏共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可以确定的是，自陈独秀先生以来，很多“左”翼人士所使用的“封建”概念，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原有词义，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所高喊的“反封建”一类口号，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指向，而是接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笔者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接近于全盘否定的态度，是建立在他们对于中国历史肤浅认知的基础之上的，其肤浅认知中极重要的一点，便是对于“封建”概念的误读。

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若干基本概念的“正本清源”是极为必要的。自从一个世纪之前的陈独秀先生提出“反封建”的主张以来，很多学者对于“封建”这一概念，始终是一种模糊的理解，与这种模糊的理解相伴的，是他们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肤浅认知。一百年前的陈独秀先生，曾经把吾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看作“封建制度之遗”，而在这一百年当中的很多“革命群众”，只要是似乎与传统中国有关的某些事物被他们认定为不好，就会习惯性地贴上“封建”的标签，然后高呼“打倒”的口号，并试图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显然是一种简单粗糙的思维方式。只有充分克服在批判传统时所使用的简单粗糙的思维方式，真正的“新文化”才有可能起步。笔者在本文当中初步比较了朱熹先生与陈独秀先生的“反封建”思想，其主要关注点即在于思维方式之问题。

作者周鲁，于西历二〇一五年作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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