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受教育经历，民国教育最动人的细节

钱穆的父亲非常疼爱自己的子女。

他曾经对人说：“我得一个儿子，就像别人得到200亩的田地一样。”

自从钱穆记事起，父亲每天晚上回家时，都会带一点小吃，如蛋糕酥糖之类，放在床前的桌子上，用帽子或者碗盖着。等钱穆第二天早上起来，揭开帽子或者碗，就会得到一份美食。

可是，等到钱穆7 岁进私塾后，早上起床就再也找不到那份美食了。

母亲告诉钱穆：“你已经进入私塾，就算是小学生了。以后就应当学习大人的模样，与哥哥姐姐享受同等待遇。早上起床后的那份点心，以后就不用再期盼了。”

从给小吃与不给小吃这件小事上，我看到父亲对钱穆的爱与严。两者层次分明，绝不混淆。在上学后，父亲对儿子的爱并未减少，但是方式变了。这一变化，遵循了孩子身体和心理的成长规律。

钱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子女，从无疾言厉色。我们偶尔犯一点错误，父母教育子女依旧言语温婉，期望子女自然悔悟。

父亲似乎不该让儿子进鸦片馆，这是父亲失职的地方。但是想想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也就不会过于苛责这位父亲了。实际上，这位父亲算得上是相当了不起的“家庭教育家”。从“桥”字到“骄”这样蜻蜓点水般的自然过渡，真是韵味十足，令人拍案叫绝。

不容忽略的是，儿子钱穆的悟性也是父亲教育成功的关键，此所谓“响鼓不用重锤”。如果钱穆不是“响鼓”，父亲无论是说再多“桥”与“骄”，还是狠狠地“敲打”，都是没有用的。此所谓“教育有法，但教无定法”。

等到自己年满八十的时候，钱穆对父亲的教育方法做了十分精炼的表述：“父亲从不作正面教诲，常常侧面启发。”

父亲去世时，钱穆只有12 岁，哥哥17岁，下面还有年仅5 岁和3 岁的两个弟弟。此后的岁月，母亲凭借自己的勤劳把几个孩子拉扯大，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父亲去世，族人前来吊唁时提出，由家族里的“慈善基金”拿出一部分钱，补助孤儿寡母的生活。

母亲哭泣着，不答应。她说：“丈夫在的时候，曾经因为‘慈善基金’的事情跟族人产生矛盾，留下遗憾。丈夫稍稍感到心安的是，在‘慈善基金’一事上从未谋求个人利益。如果丈夫尸骨未寒，妻儿就要领取‘慈善基金’，我们有何脸面去见他？”

族人再三劝说。母亲迫不得已，把几个儿子叫到身边，说：“你们兄弟几个都听到了吧？希望你们能够立大志，早点自谋生路，自立自强。”

读到这里，我脑海里很自然地就浮现出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母亲的如此骨气，自然会“耳濡目染”地传递到儿子身上。历史上有“孟母三迁”，这是孟轲的幸运；有如此铁骨铮铮的母亲，这是钱穆的福气。

钱穆的母亲不仅甘守清贫，而且胸怀“大志”。

父亲去世时，钱穆的哥哥已经17岁了，族人打算把他介绍到商店任职，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也是坚决不答应，她的理由是：“我的丈夫教两个儿子读书，心思恳切。如今大儿子学业还没有完成。我要遵守丈夫的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第二年冬天，恰逢常州府中学堂新成立，钱穆的哥哥考取师范班，钱穆考取中学班。两个儿子都很争气。

不吃嗟来之食，可能是凭借本能做出的决定；为钱家留下读书的种子，这样的决定则堪称远见卓识。一个农村家庭的普通母亲，能有这样的见地，实属罕见。

事实上，钱穆的母亲并不识字，16 岁就嫁到了钱家。她与子女交流时，从来没有教诲的话语，更没有斥责，只是闲话家常。每当与子女拉家常时，一定会说到孩子们的祖父祖母和父亲，有时还会涉及家族和邻居间的事情。说的内容听起来都是日常琐事，但话语中都暗含着教育，都有一个中心。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母亲跟孩子们说的，更是以父亲的遗言遗行为主。

钱穆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家人生活非常的贫困。但是我们兄弟内心并没有感觉到苦。听着父亲的遗言遗行，反而觉得快乐。”

在这个关于赊账的故事里，母亲没有一句教诲儿女的话语。但是，她用自己的行动完成了最深刻的教育。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最有效的。那些习惯了拿着教材站在讲台上谈论诚信的老师，应该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受到很多启发。

后来，孩子们都慢慢长大了，结婚成家，又各自有了自己的子女。母亲就对兄弟们说：“现在我老了，也没有什么事，主要任务就是督导孙辈们好好读书了。”

月夜青灯下，老婆婆日复一日陪伴着孙子们读书。钱穆在家的时候，也会参加这样的月夜读书会。三代同桌，在贫苦中享受读书的乐趣。

钱穆7岁入私塾，10 岁进新式小学，名字叫果育学校。

一件奖品，影响一位学生终身的志向。这样的事情，似乎并不少见。看似偶然，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

跳级后，国文课换成了另一位姓华的老师。没想到的是，钱穆竟然又因为一篇优秀的作文再次跳级。而这位老师又奖励钱穆一本书，书名《修学篇》。这是一本翻译过来的日本人的著作，书中网罗英法等国家自修苦学而成为名学者数十人，详细讲述了他们的成才故事。

钱穆说：“我自中学毕业后，没有机会进入大学，但是依然立志苦学不倦，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两位老师都姓华，两次都因为一篇优秀的作文而跳级，两次都以优秀的书籍作为奖品，而这两本书都对钱穆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偶然事件中，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必然呢？这是值得当今教育工作者深思的。

老师对学生的一句话，一个行动，对于老师来说的可能并不显得意义重大。但是，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生来说，可能会产生一辈子的影响。这就应当引起教育工作者注意了：其一，要“谨言慎行”，别乱说话，不小心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就可能会对学生造成伤害；其二，要“巧言巧为”，有意地说一些看似无意的话，让学生从中得到无形的教益。言语如此，行为也是如此。

钱穆一辈子的学问成就是否堪比韩愈，似乎难下论断。但是，老师的这一段话，对钱穆学术人生产生的影响，确实不容小觑。钱穆本人回忆说：“我正式知道学问是怎们一回事，就是从老师的这一段话开始的。”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一点题外话：钱穆就读的是离县城40 里以外小市镇上的一所小学。这样一所农村小学却能网罗到这么多的好老师，不仅旧学有深厚基础，在新学上也能融会，更是深谙教书育人之道。今天，农村小学校舍越来越漂亮，设备越来越先进，却始终引不进、留不住优秀教师。两相对比，令人唏嘘。

13 岁的时候，钱穆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在这所学校，他读了三年零三个月。在这里，钱穆受到的教育也堪称“优质”。

有一年的图画课考试，分临画、默画两项，默画的题目是《知更鸟，一树枝，三鸟同栖》。钱穆画一长条表示一根树枝，长条上画三圈表示三只鸟，再各加两个墨点表示每一只鸟的双目。墨点很浓，既圆且大。同学们见了，课后戏说纷纭，都说墨点又圆又大，特别像图画课杨老师。

不料，同学们的这番戏说被杨老师听到了，他感到非常愤怒。这样，钱穆的图画分数只有“零下二厘”，不到1 分。学校有规定，各科平均必须要满60 分，才得升级。任何一科分数不足40 分，都要留级。

几天后，校长屠孝宽把钱穆叫到办公室。告诫钱穆，每一科目都要平均发展，不得轻视任何一科。今年考试图画课得分太低，已经跟其他老师商量，考虑将其他各科得分多的酌情减一点，移补到图画课上。校长让钱穆马上去找杨老师请罪，以求得原谅。

没想到，对学生爱护有加的好校长遭遇了一位犟学生。钱穆跟校长说：“图画课考试不及格是我罪有应得，非常感谢校长的爱护之意。但是，我平时对国文历史两课非常用心，不愿将这两课的分数减低。”

校长面露怒色，对钱穆说：“你小娃娃不懂事。赶快去找杨老师道歉，其他的话就不要再多说了。”

钱穆去找杨老师。因为校长已经跟杨老师打过招呼，他也就不再斥责这位调皮的学生了。

等到最后成绩单发下来，图画课分数添加上去了，而国文历史两科分数并没有改动。钱穆说：“由此可见校长对我爱护的诚心。”

事实上，校长屠孝宽对钱穆的关爱从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就体现出来了。那时，钱穆正参加入学考试，考的是国文课。屠孝宽走进来巡考，接过钱穆交上来的试卷，略一翻看，拍着钱穆的肩膀说：“这个孩子可以录取。”

作为校长，怎么能随意修改学生的分数让学生“过关”呢？作为校长，怎么能随意地看看试卷就录取学生呢？校长屠孝宽对钱穆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草率的，甚至是违规的。

在那个时代，校长的这种随意举措是较为常见的，很多名人在年幼时都有过这种“被关照”的经历，钱钟书即是一例。在当今时代，各项制度越来越严密、严苛，哪怕是再惜才爱才的校长，也不敢“随意”，不敢违规了。

那个时代随意的方式好，还是当今时代的严密制度更好？这个可以讨论，我不敢妄下论断。

我心里感到格外难受的是：当下，一方面制度卡得非常死，看起来似乎没有通融的余地，来自贫寒家庭的怪才、天才，往往因此被扼杀，被堵在上升的通道之外；但另一方面，部分校长轻易就能找到制度的漏洞，依然还是很“随意”，只不过不是为了怜惜人才而“违规”，而是迫于权贵的淫威，贪恋金钱的魅力，照顾亲朋的关系。

一个疯子一样的学生，遇到了一个疯子一样的老师。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俩都“不按常规出牌”。事实上，如果我们扼杀了疯子，往往也就扼杀了天才出现的机会。

再说一点题外话：我们都知道钱穆与陈寅恪等人同列为我国近代“史学四大家”。但是少有人知道，吕思勉也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在一所偏远农村初中，能有如此老师，如此学生，岂不令人惊诧？

在这乏味的人世间，能有如此师徒，如此疯子，岂不令人钦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