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我以赤诚待世人，奈何世道太沧桑

1949年1月，长江天堑阴云密布，春寒中的珞珈山梅花盛开。寓居国立武汉大学的吴宓却无心赏梅，他发现武大的校园已不再平静，时常有士兵闯入，拿着斧子和扁担砍伐校内树木以作柴薪，甚至连盛开的梅花也未能幸免。

此时，北平已成围城之势，报载：“天坛古柏被砍伐、‘弘佑天民’牌楼为军用卡车撞倒，中央公园花木夷为兵操场。”吴宓读此倍感伤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窃愿武汉长官注意，士兵勖勉，勿有类似之事也。”

1946年秋，清华大学在北平复校后，服务清华20多年的吴宓再也没有回到那里，而是接受了“学衡”老友刘永济的邀请，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据说当年弟子钱锺书归国时，吴宓曾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已同意。但待钱锺书到了联大，校方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锺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云云。吴宓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

后来，清华大学复校北平后，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邀他回去，吴宓先是不快，后又犹豫不决，一是他答应了刘永济在武大任教一年，若不践行，怕对不住朋友；二是胡适的身影又出现在北平，吴宓与胡适一新一旧，做了多年的死对头。在徘徊不定的情况下，他写信给老友陈寅恪商量，陈回函“在平薪多而实不为益”，并告诉他，“华北大局应视两月内锦州能否坚守”，“书宜售出，免遭兵损”。

于是乎，吴宓北上的脚步更加踟蹰：“几载徘徊不敢归，旧京风物想全非。洪流昏垫无堤障，孤岛安居有铁围。”（《旧京一首》）最终决定先留下来。

但吴宓在武汉的日子过得并不开心，他埋怨刘永济“促宓牺牲奔赴”，对自己的生活饮食不闻不问，彼却“与武大当局勋旧，则仙山楼阁，高居安处，而使宓如此受苦受气”。但此时再回清华，自然不是吴宓所能为，“……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

左右为难之际，1946年夏，欧阳竟无的弟子王恩洋从内江东方文教学院寄函给他，似有邀约之意。吴宓虽觉得王功名之心甚强，但学深识高，有热诚救世之心，遂产生入蜀学佛之意。他在1947年的一首《无题》诗中写道：“暂不东南西北去，日接鄂湘皖赣人。”颇有出家归隐之意。

1948年，徘徊于珞珈山深冬里的吴宓，读到了老友陈寅恪携眷南归的消息。陈寅恪与胡适同机抵达南京后，即转由上海赴广州，“无端来作岭南人”，进入岭南大学任教。

在此前后，即有传说陈寅恪将飞离大陆，但吴宓始终不信，作为挚友和同道中人，他了解陈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陈的文化痴情是和故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断不会轻易地“去父母之邦”。

吴宓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自述“每念国家危亡荼苦情形，神魂俱碎”。1949年2月，香港大学征求一位中国学者去做教授（讲座），用英语讲中国史及中国宗教哲学大要，有人推荐吴宓前去，然遭到吴的去函阻止。

随后，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吴宓依然却之不去；民国教育部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并告以“中枢意图”，武汉“也将暂时放弃”，不是久留之地，吴宓以“不习南方水土”为由拒绝之。

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是那样一往情深，他甚至将自己的前半生完全托付了给它，无论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什么，他也不会弃之而去，如《诗经》所说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园”，他决计留下来，像老友陈寅恪一样，“虽九死其犹未悔”。

此时，吴宓的女儿也出来相劝，要他去清华大学，他竟以“各行其是”相拒绝。吴宓当年与陈心一结婚后，生有三个女儿，两人分手后，三个女儿跟母亲，吴宓与女儿离多聚少。1948年，三女儿吴学昭作为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在《武汉日报》实习，与父亲多有接触，但两人相处似不甚愉快。

吴宓1948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力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吴宓“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此后不久，吴学昭加入中共，改称“萧光同志”。

1952年，吴宓在“洗澡”文章《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写道：“1948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

谁是谁非，自有千秋史评。却说处此鼎革之际，吴宓到底意欲何往？一首作于1949年春的诗《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多少透露了他的心迹。诗曰：“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野烧难存先圣泽，落花早惜故园春。避兵藕孔堪依友，同饭僧斋岂畏贫。犹有月泉吟社侣，晦冥天地寄微身。”老友已作“岭南人”，自己欲做“剑南人”。观吴宓志向，值此世变，不如隐去，找个清静的地方，与友同依，与僧同饭，诗书唱和，聊寄余生。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随即，长江防线崩溃。4月29日，吴宓由汉口乘飞机入蜀。吴宓弟子对乃师落脚于重庆有过种种猜测。或说吴宓的生死之交、著名诗人吴芳吉葬在重庆江津白沙，吴宓死后欲葬吴芳吉墓旁；或说吴宓是先到重庆，再去成都，师从佛学大师王恩洋研修佛学，然后上峨眉山出家为僧。

吴宓一生浪漫多情，且游学中西，抛却俗世于他似乎不可理解。但遭世变，找个清静地方述往圣之绝学，“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似乎更为合理。吴宓一生作日记甚详，但其所撰1949年及1950年日记各一册，“文革”前托付给其西南师院中文系同事陈新尼教授保管，不想1966年秋，陈教授遇祸，“一举而擅焚毁”，吴宓这段关键的转折时期终至无法核对。

湘辉学院位于北碚对岸的夏坝，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内迁于此，抗战胜利，复旦大学回迁上海后，由一些留川复旦校友筹建了私立湘辉学院。初到重庆的吴宓就住在湘辉学院的一间平房内，教授外语。房间不大，只有12平米，一桌一榻，陈设极为简单，早已单身的吴宓生活自是清苦。北碚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吴宓在这里兼任文学教授，一校各三天，来往劳苦，吴宓自述此乃“一生生活最苦的一段时期”。

到1950年4月，两私立学院相继撤销，新政权将梁漱溟招回了北京，成为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吴宓则得好友李源澄之荐，应著名的苦行教育家柴有恒邀请，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任教。是年6月，他作有一首《临别训言》诗，诗序里提及，学院授课值一学年告终，毕业班学生纷纷求各位教授、教员书写临别训言。诸多教师皆写了新时代、新国家之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教导，独吴宓写出四句：“每日必读书，读书欣自得，至理通今古，含情守渊默。”看得出，吴宓对新社会还不太适应，对“新国家之理论”尚不愿置一词。

1950年8月，吴宓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后到中文系）任教。这年中秋，陈寅恪写信给吴宓，仍觉川中非久留之地，劝吴宓“以回清华为较妥”，并寄诗来：“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凉秋。吴刚斤斧徒闻说，庾信钱刀苦未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满头。”诗写得甚是直白，可见过得也不太愉快。

“忍、默、止、勤”，一样也没做到

 到1951年，吴宓的“不适应”愈发明显。

他开始对教师和学生停课一起参加政治学习表示不理解。这年3月1日，兴奋于参军和政治学习的学生们不愿到教室上课，而要求吴宓到学生宿舍为其温习功课。吴宓日记中作诗《咏教育史一首》讽之，曰：“斯巴达国古时雄，千载流风被亚东。力拓霸图修武备，为储军食重农功。半年只上三周课，博学何如一技工。歌唱游行书勿读，鲜卑伏事语当通。”“鲜卑伏事”典出《颜氏家训》：“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颜氏“俯而不答”盖沉痛其行。此时，大批学生被调往军政单位，充实干部队伍，学生入伍成为一时之尚，吴宓亦有“俯而不答”之意。

据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一书介绍，吴宓在政治学习时严守纪律，从不迟到早退，一直正襟危坐，专心听人发言，自己却很少说话。直至规定每人必须发言时，吴宓才掏出发言稿，郑重宣读，所说无非是些冠冕堂皇的口号。

然而即便如此偶一发言，他也怕“言多有失”。1951年10月25日，他作一诗，题曰《发言》：“多此一行犹自可，发言无当悔难追。集思广益原虚样，默处深居最我宜。”然而，领导对吴宓的“默处深居”非常反感，严厉批评他不联系自己的历史经历、学术生活和实践经验……吴宓初不为所动，无论他人如何自我辱骂，自己决不丑语自诋，这是为士之底线。

1952年，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迅速兴起。1952年3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的长文，在学界引起震动。随后，冯友兰等也在《光明日报》发文表态。吴宓起初对“表态”检讨”是不屑为之的，他夫子自道：自己是不必改造的，也是不可改造的。

但吴宓作为重点统战对象，在此风潮之下，再不表态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西师领导便上门做工作，启发吴宓不妨写一篇学习报告。吴宓接下了这项任务，希望以此过关。他写得很辛苦，经过数天的煎熬与奋战始得完成。

在检讨了诸多观念和错误后，犹保留三点个人意见：

一是传统道德不可废，孔子之书还须读；

二是文字改革他不赞成；

三是外语教学不能仅限于俄语。

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发了吴宓的“洗澡”文章，题目是《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全文万余字，这也是他在1949年后所写的最长的一篇文章。

文章一上来，吴宓就检讨了自己的出身问题。吴1894年8月生于陕西泾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

其后开始检讨自己的“国粹主义”倾向，吴是学衡派的主将，力持旧学，反对新学，在近代史上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有过几番热闹的论战。

三是检讨自己的教育经历，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承认自己制造和贩卖了“中西合璧、新旧兼营”的思想毒素，例证之一便是“我在清华和联大任教近20年，在外文系毕业，在我班中上课，或同我接近的那许多学生中，几乎找不出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或多年参加革命而光荣牺牲的人”。

四是检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在北京，在号称世外桃源的清华园中‘藤影荷声之馆’，一直安住了十几年，过着那西洋式的享乐卫生又加上中国士大夫的清闲安逸的生活，这生活完全是效法欧美小资产阶级的。”“同时我还有一种毛病，我注重文学与生活中的男女关系，我喜谈恋爱。”

关于吴宓之“喜谈恋爱”，实在可以大书特书，吴宓被人谈论，也多由其风流韵事而引起。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1921年8月，留学归来的吴宓没休息两天，便匆匆赶往杭州见陈心一。13天后，吴宓和陈心一结婚，随之又爱上毛彦文，“媒人跳进花轿里”，并与陈心一分手，留下一屁股情债。事实上，吴宓并不是只爱毛一个人，与陈心一分手不久，他就同时爱上了几个女子，并在日记中不断比较她们的优劣。

这位“当代贾宝玉”曾很认真地出过一个考题“试问宝玉和秦可卿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关系？”为了追女学生，他不仅请吃饭，陪散步，还不惜帮着作弊，替女学生做枪手。他很羡慕鲁迅与许广平的“老夫少妻”，曾酸溜溜地说：“许广平（景宋）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伺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既使鲁迅喜悦，亦甘受指挥。云云。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虽为地道的“好色之徒”，但吴宓一生为情所苦，真正追到手的不多，到头来还是孤单一个。

对于他的不安分，好友陈寅恪看得最透彻，说他本性浪漫，不过为旧礼教旧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发，积久而濒于破裂，因此曾劝他赶紧找一个正经女子结婚。吴宓显然没有接受老友的劝告，这位情种直至暮年，见到年轻漂亮的女子，仍然迈不开脚步，忍不住用老眼昏花的眼神多看几眼，在日记里品评一番。

在这篇“万言书”的最后，吴宓还向组织表了“决心”：今后要多读理论书籍，“追求唯一的真理”，要站稳阶级立场，分清敌我，坚持原则，“从善如流，嫉恶如仇”，彻底改造思想，“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一人民教师”。吴宓的这一番表态影响巨大，校方以为政绩，同事或有羡慕，他个人的境遇也随之一新。

然而，他本人的真实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吴宓诗集中收有他当年写的一组五律《壬辰中秋》，第一首云：“心死身为赘，名残节已亏。逼来诅楚状，巧作绝秦姿。恋旧从新法，逢人效鬼辞。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昔秦惠文王刻石求诸天神，以克制楚（怀王）兵，是为《诅楚文》，此喻为自我批判。被迫“思想洗澡”的吴宓深感痛苦。而他刚表达过要“追求唯一的真理”，此时在诗中又变成了“儒宗与佛教，深信自不疑”，真是“晚岁为诗欠砍头”（陈寅恪诗句）。

想以一篇“深刻的检查”将自己的过去“一洗了之”的吴宓，显然过于乐观了，日常的劳动改造、请示表态仍不可免。1952年12月28日，吴宓梦见与陈寅恪联句，醒后乃作诗一首《怀寅恪》：“两载绝音闻，翻愁信息来。高名群鬼瞰，劲节万枝摧。空有接邻约，同深换世哀。昆池呜咽水，只敬观堂才。”老友间两年未通音信了，只是间接听到一些“翻愁”的信息。

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因职称问题与校方闹崩，随后转去香港，已经失明的陈寅恪失去助手后，只能由夫人帮助读书写字。陈20多年来一直在高等学府出任中文与历史系合聘教授的历史，亦告结束。而吴宓在西师虽需“洗澡”，但在生活上尚获优待，1951年评薪，吴宓“独冠全校”；1952年再次评薪，吴宓被评为九级，仍属高薪。吴宓认为，这仅是因为自己资深年高，因而才“得受尊礼”。

1953年5月2日，西师俄语系为欢迎苏籍教师，特举办了一场教师舞会。吴宓被拉去共舞，心殊不爽。他不满今日之国语被俄文所同化，如伟大、英明、争取、致敬、模范、水平等字，均直译自苏俄词汇，恐“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散会后，吴宓仿《石头记》作了一首《拟好了歌》：“万事皆空，惟有文学好。一切无关，著作吾事了。恋爱休谈，六十身已老。辛苦为人，只自增烦恼。”并书“忍、默、止、勤”四字以为座右铭。“忍”谓不动（至少不表现）感情；“默”谓不说话，不写信；“止”谓割断关系，停止追求；“勤”谓乘暇创作《新旧因缘》小说。

可事实上，以上四点吴宓一样也没做到。他没能忍住不动感情，在他1951至1953年的日记中，几乎每日都为情事所扰；他也没能严守“默默者存”的古训，有话便说，一说就错；而“割断关系、停止追求”更非吴宓所愿，他仍奔波在两个女子（一位女学生兰，一位女同事雪）中间，颠沛迷离；吴宓计划中的自传体小说《新旧因缘》也始终未能落笔。事实上，他的著作生涯已近结束，除了几首唱和与牢骚之作，几篇检讨文，以及每日必写的日记，几乎已没有其它文字存世；而即便是唱和之作，也是私底下悄悄进行的，因为普通人写旧诗，几乎等同于“守旧”“毒害青年”。

吴宓自言有三大毛病，一是大事糊涂，小事聪明；二是性格偏激，不能守其中庸；三是情令智昏。虽言“恋爱休谈”，吴宓在解放初的几年里仍情事不断。吴宓暗恋女同事“雪”，不断资助其一家，但又被一比他小30多岁的女学生邹兰芳苦苦追求，欲罢不能，并在1953年6月“情令智昏”地与其结婚。所谓“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随之后悔不迭。邹兰芳出身于地主家庭，土改时邹家被镇压，家人大多被打死；邹的两位哥哥原系国民党川军，因参与武装叛乱，被镇压后留下了几个无人照顾的遗孤。邹兰芳不泯兄妹情，只得接过哺养遗孤的重担。她因出身不好，且身体单薄，处境艰难。

而吴宓此时正是单身，且薪资很高，又热心资助女学生，于是邹氏主动接近吴宓，称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诚地崇拜他。后来干脆不请自入，登门求教，并以学生身份为老师缝洗浆补。渐渐地，她不避世俗，自荐枕席，终于使吴宓在百般矛盾中迎娶了她。但结婚不久，吴宓便发现，娶回来的不仅是个累赘，而且还是个病秧子。吴宓从此背上了一个还不清的情债，每月用他工资的大半，接济邹兰芳的家人。三年后，邹氏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殒，但吴宓的“施援手”却始终不得撤回。

1954年春，吴宓作《已衰一首》，此时，他来重庆已有6年整。诗云：“已衰无志畏名身，甘隶新邦作幸民。未敢说经陈异义，尚容分俸济同仁。葫芦依样难工画，傀儡登场讵肖神。六见嘉陵春水绿，诗书尽废梦成尘。”此时的吴宓似乎有些意志消沉了，不仅不敢“陈异义”，而且还“诗书尽废”，自己聊以存世的精神寄托都已“梦成尘”。“尚容分俸济同仁”句尤值一提，吴宓几十年的日记中，密密麻麻记满了资助账目，其中包括他的亲戚、友生、同事以及邹兰芳的家人等，总计不下百数人，且有些资助是长期的。往往每月工资一发下来，他便四处邮寄，分发完毕，自己所剩无几，甚至还要靠借贷为生。

1955年4月3日夜，吴宓作有《吾年一首》，其中云：“五年应合丙申休，七九六三早计筹。”他觉得自己活到丙申年（即1956年）即可，不愿再高寿。他自言，古来中西立德、立功、立言之人，多有30、40、50已完成者，不需高寿。亦有许多名人享年七八十岁，但其后半生之四五十年，实毫无进展等于虚度而已。

与陈寅恪的最后相见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实施，其中第27条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此后几年，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消灭麻雀”的运动。后来有生物学家建议，还是保留麻雀为好，以保持生物平衡。吴宓对此也是腹诽很多，1956年1月10日，他作有一首《报载北京已发动青少年消灭麻雀口占一绝记愤》。

“大跃进”时，学校停课大炼钢铁。张紫葛《祭吴宓》文中说，吴宓虽平时沉默寡言，只在学习发言时简要陈词，但所陈之词让人吃惊：“我深信，亩产七八万斤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仔细研究了报纸报道的材料，确认无疑：五年之内，我们定能赶上美帝，超过英国。我们必将一如毛主席的论断，十五年或者再短的时间之内进入共产主义……”此说未可尽信。1958年9月，他作有《参观重庆钢铁厂有作》，中有“众擎自具移山力，百炼真成绕指柔。新建高炉全国遍，千零七万吨能求”句。

但到1959年8月，他再作《跃进》诗，却云：“跃进经年始炼钢。芸芸公社万人忙。中华伦纪家庭破，东亚文明汉字亡。”与一年前的论调完全不同，开始对“大跃进”充满忧虑。1959年9月19日，吴宓还作有一首《国庆十周年礼赞》：“一年跃进百成功，炼得钢红我亦红。兵学工农人竞奋，棉粮煤铁产同丰。已铺长轨连云栈，待驾飞船指月宫。日落崦嵫余返照，扶摇直上看东风。”全诗基本上是一首“大跃进体”民歌，竟然出自吴雨僧笔下，不能不让人生疑。

果然，诗下有一小注云：“1959年9月19日奉西南师院中文系领导之命，为国庆10周年向党献礼而作。”乃奉命之作。而作于同一天的另一首《感时》诗，也许是吴宓更真实的表达：“旱荒水涝见天心，暴雨终风喻政淫。长夏禾枯人渴病，平原堤溃水漫深。急耕密植怜枵腹，芒履敝衣劝积金。强说民康兼物阜，有谁思古敢非今？”一天内，写了两首截然不同的诗，公开表态是一套话语，私下腹诽又是另一套话语，这也是吴宓解放后一贯的表达方式，他的内心里依然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尽管吴宓谨遵“默默者存”之古训，然而“虱身仍觉世难容”（1960年1月诗），一不小心就会“动辄得咎”。“大跃进”后，各地发生了严重的大饥荒。在西师，“吃饭”遂成为大问题。在最困难时，学校每天仅供两餐，限额为每餐二两。不少学生面黄肌瘦，得了水肿，更有甚者，有人饿毙校园内。吴宓见此，心里难过至极。他上书校党委，要求增加学生的口粮，并主动提出削减自己的供应。

1960年12月，吴宓讲授古汉语“况……乎”的语法结构，举例时信口拈来：“我每餐三两粮犹不足饱，而况二两乎？”不料，第二天便有人揭发吴宓与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遥相呼应，十足的反动透顶。吴被迫再次检讨，并被勒令停课反省。

1961年，政治空气转暖。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睹物思人，已经入蜀十二载的吴宓决定出门作南北之游，去看望一下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人生有涯，对他来说，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早在1958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吴宓得以幸免，但老朋友陈寅恪却受到了冲击。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伯达应郭沫若之约，做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可以跃进，应该跃进。而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灾难骤然降临到闭门不出的陈寅恪头上，他居住的小楼被大字报糊得严严实实。陈寅恪愤怒了，当即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后经多人游说，他仍然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

得知老友的遭遇后，吴宓惦念不已，并对如此饱学之士遭长期闲置感到悲痛。虽然他自己也因为“汉字文言断不可废，经史旧籍必须诵读”等主张而受到一定影响，他还是决定，找个合适的机会，南下看望老友。

1961年8月23日，吴宓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荆门”号轮船。8月25日抵汉口，29日离汉赴穗，30日深夜始抵广州车站。陈寅恪派出了身边的所有亲属前往迎接：次女陈小彭、林启汉夫妇，三女陈美延。一行人乘中山大学派出的专车，过海珠桥，寅恪兄犹坐待宓来相见”。

自联大一别，已逾15个年头矣。吴、陈于1919年在哈佛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经常一同散步于查理士河畔。吴对陈的博学多识极为倾倒，曾写信给国内友人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如今，“十年不见头俱白”，两个人都老了，成为边缘人，相见真是百感交集。

吴宓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甚详：“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然寅恪兄精神极好……”

第二天上午，吴宓即前往陈宅与陈寅恪聚谈，陈寅恪详述自己12年来身居中大，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不谈马列，不改造思想，不作颂诗，不作白话文，不写简化字，纵有攻诋者，莫能撼动。吴宓对老友多年来能够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之举动深为感佩，称其“堪诚为人所难及”。

是日，陈寅恪赠吴宓七律一首《辛丑七月雨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诗云：“五羊重见九回肠，虽住罗浮别有乡。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钟君点鬼行将及，汤子抛人转更忙。为口东坡还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晚上返回招待所后，陈夫人唐筼命人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与卤鸡蛋一枚。在当时之社会经济条件下，能有如此之招待，足见陈氏夫妇是竭尽所有，对老友款待有加。

几天来，南粤阴雨不断。9月4日，吴宓离别老友赴京。临行前，陈寅恪赠车资，又赠以四绝句云：“问疾宁辞蜀道难，相逢握手泪汍澜。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因缘新旧意谁知，沧海载桑事已迟。幸有人间佳偶在，杜兰香去未移时。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弦箭文章那日休，蓬莱清浅水西流。钜公谩羽飞腾闭，不出卑田院里游。”

这是一首直白却催人泪下的诗作。两人都老了，世事难料，前程莫测；想当年，陈寅恪在“围城”之际逃出北平，现如今家已不在，后虽屡受邀北上，但再次“还家”谈何容易。9月4日，吴宓登车北上，结束了他悲情而又给自己带来极大心灵抚慰的广州之行。

1963年10月，吴宓从陈序经口中得知，陈寅恪1962年7月入浴时跌倒，摔断了右腿。听此消息，吴非常着急，几次决定前往广州探视，但均因种种关碍而搁浅。“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似成谶语。

在此忐忑和伤感的心境下，来到了1965年。这一年，吴宓是在“批判—检查—批判”的循环往复中度过的。这年5月6日，吴宓接老友瞿蜕园来函，得知多年往来唱和的诗友凌宴池遽然病逝，吴宓为之沧然。诗友在一个个离去，吴宓的诗情也一下子黯淡下来，自此以后，我们所能读到的他的诗作已经很少了。

“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

据吴学昭介绍，吴宓在“文革”中仍有诗作，但“至今未能寻回”，因此，自1966年至1978年，新编《吴宓诗集》只收录了他的三首诗。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里，这个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幸而他1949年以后的日记终于公开出版，尽管日记被一再查抄以致残缺不全，尽管在那个年代里，吴宓的日记“有苦难言”，但这位顽强、持守、可敬的老人仍然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记录。

1967～1968年是重庆市“武斗”最厉害的时期，西师校园作为主战场，两派之间的酷烈武斗更是闻所未闻，甚至动用了机枪、大炮，死伤无数。吴宓处此炮声隆隆的环境之中，几如丧家之犬，已全无师道尊严，他以前带的两个学生还出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甚至伙同造反派出手打他。

某次，吴宓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位青年，见吴宓还活着，兴冲冲地走过去，喊了他一声“吴老师”。吴宓听到有人叫他“老师”，不禁热泪盈眶，摸索着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张10元钞票，执意要送给那位年轻人。他说：“已有很多年没人叫我吴老师了，今天你是第一个叫我老师的，我心里感动呀！你一定要收下，否则我心里就会不安。”

1969年春，因“战备”需要，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被指定迁往重庆市梁平县七里桥的一个国营农场。吴宓此时已是75岁老翁，且患有严重的白内障，无法参加劳动。他试着向造反派头子递交了一份申请报告，请求以“年老衰弱，不堪奔波”为由，希望“留校劳动改造”。结果，不仅未获批准，还以“偷奸耍滑，逃避改造”的罪名直接遣送去了梁平农场。

1972年7月25日，吴宓已近耄耋之年，加之右眼失明，腿跛眼瞎，生活难以自理，不仅失去了斗争价值，简直已成累赘。于是，吴宓被允许回到西师重庆校区。

重新回到西师后，因校内留守人员甚少，大部队皆在梁平等地，对吴宓的监管也放松下来，吴宓自此过了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吴宓一直很担心挚友陈寅恪的安危，1961年一别，久不通音信了。陈也是目盲、腿断，且年龄和名声比吴宓还大，处境可能更加艰险。吴宓终于按捺不住，不顾自身安危，径直写了一封信给“广州国立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询问近况。但信寄出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回音。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的10月和11月，陈寅恪夫妇就已先后离世了。此消息很多人都已知晓，只是吴宓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年底，吴宓才接到陈寅恪女儿的来信。是日，他写了长篇日记，长歌当哭，哀悼老友，文中说：“宓自伤身世，闻寅恪兄嫂1969年逝世消息，异恒悲痛！”当年陈、吴订交时，曾写下诗句“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如今老友的离世，对于耄耋之年的吴宓来说是如何的“怆神”啊。此哀绵绵无绝期，

1973年6月，吴宓还曾摸索着写下这样一段日记：“六月三日  阴雨  夜一时，醒一次。近晓4:40再醒。适梦陈寅恪兄诵释其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枝雁’，莫解其意。”老友情深，莫过于此。

1963年，吴宓70岁生日时曾作诗《我生一首》，待到1973年80岁生日时，吴宓又在原诗后补了两句，全诗简要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人生如奔车，邮亭过眼飞。一岁母见背，冥漠任天机。十岁始入塾，慈爱依重闺。二十读书乐，三十闻道肥。四十缘情误，五十知命微。六十经世变，百事与心违。七十犹苟活，安顺待全归。八十耄即乱，整躬事咸宜。”最后两句即最新补入，“整躬事咸宜”即整饬自身，随事咸宜，有道家之淡然、漠然。其自注云，“八十耄即乱”“宓读《左传》昭公元年注云：‘八十曰耄。耄，乱也。’”“整躬事咸宜”——“此宓之决心，自己要努力做到。”

1974年，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小将们问他对此运动的看法，他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小将们强迫他喊“批林批孔”口号，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吴宓大声说：“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这回答与梁漱溟何其相似。面对压力，梁的回答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年过80后，吴宓再次做到了“不降志，不辱身”。昔日桀骜不驯、风流倜傥的吴宓教授，最终也没有成为一个自卑、谦恭的顺从者。

吴宓一生，乐善好施，自己简朴如古僧，视金钱如无物，纯然一传统儒者。

晚年，他感叹世风日下，人之无情，“事不相助，食不相让，即虚礼亦废矣”，非常伤感。观吴宓1972～1974年日记，基本成了“资助账本”，特别是他恢复全薪之后，每至发薪日，便有多人蜂拥而至。吴宓往往分发一毕，自己手中便空空如也，再有人求为资助，他就想方设法借债为之筹措。有些自称友生者，甚至以受托保存的吴宓书籍资料为要挟，掠取金钱。

1973年10月，吴宓的胞妹吴须曼由陕西老家来重庆探望，眼前的一切让吴须曼唏嘘不已：“他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衣服只有两三套，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唯一的财产就是布满书架和箱桌的中外书籍。一件蓝布面的棉袄，上面缝补有三十六处，可见年月之久，令人伤情……”

兄妹小聚后，吴宓在这年的10月7日作了一首诗，题为《示须妹》，而这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吴宓写的最后一首诗。诗曰：“多年不见亦不思，小聚亲人又别离。预嘱焚尸须有待，重逢恐是命终时。”诗中似有托终之意。

然而到了1975年夏天，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劝他随她回家时，吴宓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告诉胞妹，“文革”中有人拿了他的书，知道他恢复工资后，送还一两本书就索费几十元，依这样的高价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书，每月工资即付之一空。补发工资后，除还一部分外债和周济几个困难的学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赎回被人拿去的书上。还说，有人告诉他：“你吴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出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因此无论如何劝说，已成惊弓之鸟的吴宓都不肯跟胞妹回去。

到了1976年冬，生活在极度困厄中的吴宓生活全然不能自理，学校当局与吴宓的女儿联系，得到的回答是：“解放前我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不得已，吴宓只好求救于胞妹。吴须曼再次来到重庆，为吴宓办理了一切手续，带上了几件旧衣服、几包日记和文稿，以及压在枕下的七分钱，坐火车回到了故乡泾阳。吴宓在胞妹的照顾下度过了最后两年人生岁月。

1978年元月14日，吴宓忽然食量大减，随即被送往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513医院抢救，三天后离世。

弥留之际，他犹自疾呼：“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

本文整理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11期，原作者：朵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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