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回顾 | 孔子教育思想的反动实质

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都狂热地吹捧孔子，给他戴上什么“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和“伟大教育家”的桂冠。究竟孔子的教育思想是精华还是糟粕，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还是反动的教育家，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弄清楚。

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服务

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教育从来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总是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区别一种教育思想是进步还是反动，唯一标准，就是看它维护那个阶级的统治，而这一阶级所代表的又是进步的还是腐朽的生产关系。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顽固地站在奴隶主反动立场的孔子，把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变革，看作是“僭离正道”、“礼崩乐坏”，大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作为奴隶主贵族的代言人，他提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全面复辟奴隶制的政治主张，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为推行这一反动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孔子做梦也想着做官，整天盘算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为什么忽然办起教育来呢?据《史记》记载:“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孔子自己也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说明孔子之所以办教育，是由于不满鲁国新兴势力的当权。为了实现他的“兴周道于东方”的反动主张，他偏要“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利用办学校作为复辟奴隶制的据点，为复辟活动做组织和舆论准备。由此可见，他办学的目的完全是为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孔子宣扬“有教无类”，他的崇拜者拚命吹捧他办教育不问阶级、不问政治。果真如此吗?只要我们从孔子办学的培养对象、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进行分析，便可以明辨是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就是说，只要有十条腊肉作敬礼的就一律予以教诲。但是，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不仅占有生产资料，而且占有奴隶本身，正如马克思所曾说过的，奴隶制是“人身所有制”。在奴隶主看来，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连人身自由尚且没有，当然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本来就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认为奴隶根本不应该受教育。可见，孔子是把广大奴隶排斥在他的学校大门之外的。

孔子办学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他公开宣扬“学而优则仕”(《子张》)、“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读书是为了高官厚禄。他教育学生，是以能治“千乘之国”、长“千室之邑“、“不辱君命”作为合格标准的。他特别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泰伯》)。这就说明他的办学，就是要培养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卫道士”。孔子“三千弟子”中的尖子是颜渊。颜渊“三月不违仁”、“终日不违”，被孔子视为掌上明珠。孔子经常与他讨论奴隶主的“统治术”，一起策划反革命复辟阴谋。颜渊早死，孔子呼天抢地，嚎啕大哭，连叫“天丧予!天丧予!”。而对于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当时的社会变革，为新兴势力服务的冉求，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煽动他的学生“呜鼓而攻之”。这就更清楚地说明他办学的培养目标就是要造就复辟奴隶制的忠实奴才。

从教育内容方面看，任何阶级的教育内容都是由这一阶级的政治目的、培养目标决定的。教育内容的问题实质上是用那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去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孔子的教学内容完全是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的。孔子给学生教的是什么?“予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和政治道德修养两方面(行和忠信都是指政治和道德修养)。这两方面又怎么摆法?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可见他是把学礼摆在首位的。而礼则是西周奴隶制“全盛”时期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就是对君要“忠”，对父要“孝”，对奴隶主要讲“仁爱”。可见“礼”既是维护奴隶主特权的政治法律制度，又是为奴隶社会的等级制辩护，巩固奴隶主专政和奴隶制经济的意识形态。孔子提倡学礼，就是把奴隶主的政治摆在首位，按照奴隶主阶级的面貌去造就接班人，训练忠于奴隶制的奴才。他曾不打自招地承认:“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就是说博学而又能守礼，遵守奴隶主的法令和道德规范，就可做到规规矩矩，不会造反。其政治目的是非常鲜明的。

孔子所谓学文是学什么呢?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可见除了礼，学文主要是指学诗和乐。为什么重视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他认为，诗三百，总而言之，就是没有邪念，就是要循奴隶主的“正道”。学诗，是为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是为了更好地侍奉君主，死心塌地为奴隶主卖命。孔子又为什么重视乐?乐是配诗的。《史记》说:“诗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说明孔子用西周的宫庭音乐配诗来歌唱，是对奴隶主的“王道”歌功颂德，为复辟奴隶制呜锣开道。可见乐的思想内容还是礼。孔子常把礼、乐相提并论，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所谓“礼所以立身，乐所以成性”。孔子教育学生以礼作为立身的根本，用乐来陶冶学生的思想感情，同样是为了实现其培养目标服务的。不论从孔子的办学目的、培养目标，还是从教学内容来看，他的教育思想都是为反对革新、为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因而是反动透顶的。孔子绝不是什么“伟大教育家”，而是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的反动派!

贯穿着一条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黑线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政治上，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在思想上，则贯穿着一条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黑线。

首先，对于知识的来源问题，他鼓吹人是有“生而知之”的，又自吹“天生德于予。”把人的知识、才能、道德品质看作是上天赋予的，是天上掉下来的。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孔子把“生而知之”的知识、才能，当作最高的智慧，即“上智”。“上智”，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只有“圣人”才有，“圣人”是“天才”、“超天才”，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而广大劳动人民则是“下愚”，是天生的“笨伯”。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因此孔子竭力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反对向劳动者学习，而主张“信而好古”，要学生闭门读书，钻在故纸堆中向“圣人”学习。孔子本人就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他十分鄙视生产劳动。有一天樊迟问学稼，孔子骂他;“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迟要求学种田，这是应该赞许的，但是孔子却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认为只有“贱种”才干这种“卑贱”的工作，圣人君子是不屑为的。圣人君子只要埋头学好奴隶主的礼义信，即学好统治人民的本领，人民就会为你种田种菜。何必自己学种庄稼呢?短短的几句话，活灵活现地显出了孔子那付剥削者的丑恶咀脸。

反对学生参加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这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思想的共同特点。而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来论证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孔子可算是第一个，可以说孔子是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祖师爷。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来。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劳动人民是实践的主体，“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因此，“卑贱者最聪明”。从这种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出发，无产阶级教育的根本措施之一，就是要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就是要学生向劳动人民学习。孔子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就是把教育同知识的源泉相割裂，同劳动人民相脱离，这是不可能得到什么真正的知识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必然是一些象孔子那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

孔子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反对学生在参加实践中探求知识，就必然主张闭门读书。他喋喋不休地谈论什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就是要死读书、读死书，学“圣人”之教，传“圣人”之道。按照他的说法:“温故而知新”，只要勤奋地学习周公文武之道。按照“圣人”之教，经常进行内心的反省，就能“举一反三”，获得新的知识。

毛主席指出:“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根据彼时彼地的社会生活创作出来的，其他一切古代文化知识也是如此，它们都这样或那样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对于一切古代和外域的有用的间接经验，不是不要学习和研究。但是，这种学习和研究既不能代替学习今天的实践经验，也不能当作主要的学习内容。参加现实斗争，学习新的实践经验，应该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也不能离开当前的社会实践，而且只有从当前的社会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鉴别这些古代文化是精华还是糟粕，才能决定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孔子把“流”当作“源”，无非是要他的信徒全盘接受周公文武那一套东西，这不是什么“温故而知新”，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复古主义。

孔子还讲了许多所谓“行”。有的人就从这个“行”字上望文生义，吹捧孔子重视实践，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孔子所谓“行”，就是“笃行”，他所讲的完全是一种道德修养，“躬行践履”的功夫。后来的朱熹给“行”作了阐述，他说:“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如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白虎洞书院教条》)就是说，学了古人那套仁义道德规范，就要照着去修身养性，不能越轨。可见，这个“行”，不仅同辩证唯物论的“实践”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正是反对革命实践的。孔子把实践排斥在整个教育过程之外，他所提倡的一整套教育方法、学习方法是什么东西，也就可想而知了。孔子有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们要问，学的是什么，思的是什么?怎样学，怎样思?从上面的分析足以说明，孔子主张的学与思相结合，无非是在“圣人”之教中兜圈子，是根据“圣人”之教去“自省”、“内省”，向内面做功夫。实际上，有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也有两种“学”和“思”相结合。辩证唯物主义主张的“学”和“思”相结合，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相反，唯心主义主张的“学”和“思”相结合，则把实践排斥在外。孔子主张的是后者，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为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是反对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这种反动的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统治了两千多年，直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第一次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中，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这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孔子教育思想的反动本质。在批判这种反动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毛主席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提出了全新的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但是，刘少奇、林彪这一伙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对孔子的批判。他们采用卑鄙的手法，把孔家店中的破烂货拿来改头换面，利用他们窃取的职权到处兜售。林彪从唯心主义天才观出发，鼓吹什么要“五分多、尖子多”，要学生“坐下来读书”，污蔑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变相劳改”，鼓吹“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就是孔子教育思想的翻版。因此，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必须深入批判孔子反动的教育思想。只有彻底批判孔子教育思想，才能挖掉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思想根子，从而推动我们更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封资修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

本文来源：《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3年01期。作者：黄春生 乐志强 叶汝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