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舵 | 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自杀前一天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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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始终没有时间。永远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那么多的事情。
还因为没有适当的心境，母亲逝去十一年了，这是一段必要的距离，使我得以比较理性、冷静、客观、公正地对她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不至于因激愤把她的死因统统归咎于社会弊病。自然，社会病态是导致这个悲惨事件的主因，但毕竟，并不是在这个病态社会中深受其害的人都走上了这条路。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
坦率地说，我从来不曾料想过母亲会走上自杀这条路。她从来是那样刚强、自信、生气勃勃，像是根本与自杀无缘的。如果我早有机会读到《自杀论》这部著作，我一定不会这样轻信。利他型自杀的人正是具备母亲这些素质的那些人。但母亲的死，却并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母亲算不上出身名门，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我的外婆杨惠敏曾是同盟会员，据说相当能干。外公杨定华也是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过小小的县官和别的什么不大的官，听说是因为同情共产党，放走过共产党嫌疑犯（他说：学生娃娃懂得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所以没能升官。1949年以后，也许是因为与毛泽东的表兄兼老师王季范的交情，外公当了一阵国务院参事，1962年病逝于长沙。
不管怎样，像母亲出身的这种封建家庭，礼教很严，忠、孝、节、义等等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在母亲幼年时就深深扎了根。母亲很孝顺，但并不怎么听话。
母亲有一姐、一妹、一弟。外公一直同情共产党，娶了姨太太之后，外婆就与他不和，所以1949年时带着大姨妈随舅舅撤退到台湾，舅舅当时在国民党军队的空军里边。大姨妈杨端淑及舅舅杨长庚1949年随外婆去台湾后，从此杳无音信。贞淑姨妈一家八口——她、姨父罗泽荣及五女一男——1950年本已去了香港，外公一再写信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公正廉明、为民拥戴，请他们回大陆。
姨妈一家听了外公的话，回了大陆。万没想到，没过多久，姨父就被指控为“潜伏特务”（他原在国民党军队里管电台，军衔是上校），抓起来判了20年徒刑，送到北方荒郊直到1969年刑满，释放后不久就病逝于东北。姨妈每当说起姨父，都极为伤心。她说姨父是她一辈子遇见过的最宽厚善良的人，我相信她的判断。安邦表弟就很像他父亲，真可说是“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姨妈一个人带着六个子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才1岁，自己原来没有工作只能由政府救济性地安排个工作，后来才慢慢得到中学教员的职位，其苦况可想而知。
相形之下，我们一家就幸运得多了。母亲从小要强，读书时永远考第一，她和贞淑姨妈两人被称为“姐妹花”——聪明，功课拔尖，又都很漂亮。高中毕业以后，外公外婆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上什么大学？但母亲闹着非要上，结果在南京女子师范读了两年，家里无论如何不给学费了。她一气之下，报考了“华侨师资训练班”，1939年被派往海外，先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寇入侵后到了印度，先后在加尔各答、孟买、噶伦堡办华侨子弟学校，成绩斐然，在当时的侨界很有点名气。
我父亲周达夫，是我所见过的人当中最莫名其妙的一位。他那时也在印度，先是在泰戈尔国际大学读书，后来得了孟买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当过记者、编辑，后来教书。他为了追求母亲，几次大发神经，还闹了一两回自杀。母亲被追得没有办法，心想此人至少将来不会亏待她。再说，父亲当时年轻英俊，前程无量，母亲便嫁给他了。结了婚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我生下不久，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许了个大学校长的职给父亲，于是一家三口回国来了。那时，国民党溃败在即，大学校长连教员的薪水都没处去弄，于是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当了个穷教授。说是穷教授，可比现在体面多少倍，住一幢大洋楼，我家住楼下，楼上是中大化学系一位姓李的教授。
我两岁时，母亲又生下了妹妹。妹妹是奶奶（父亲的伯母）带大的。小弟出世是在北京了，他是一位安徽籍奶妈（叫王木英）带大的。那年安徽发大水，奶妈一家活不下去，只好撇下刚生下的儿子出来做奶妈，她的儿子后来到底饿死了。父亲说起这事，总是很伤感，又好像有点内疚。其实这根本不关他的事。
广州气候很热，蚊子又多，所以我从小就闹打摆子（疟疾），发髙烧时那些恐怖的梦境我现在还能记起。加上先天不足（我出生时才五磅一），从小没有什么病是我不曾得过的。母亲为我真是操碎了心。那些母亲在我病床前守候的情景，我永世不能忘。但是很遗憾，这可不是一副“慈母”景象。
像她这种“资产阶级教授太太”，找个革命工作可不那么容易。中小学校长一类的事决不会请她做，而那是她最得意的事业。那时，正与苏联老大哥打得火热，全国上下都学俄语，母亲也就自学起俄语来。
这时“旧”知识分子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五七年“反右”，不知怎么搞的，父亲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母亲说是多亏她从旁提醒）。父亲的说法是，他一贯拥护共产党。他说解放前夕，为了参加进步活动，国民党政府要抓他，还害得我们一家跑到香港去躲了半年多。
但他老人家是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当，硬是跑去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学术上，父亲简直就心不在焉。原先还发表了几篇像模像样的研究成果，后来简直就不知一天到晚在想什么。级别也从来长不上去，母亲越发瞧他不起，“离婚”的话头总是挂在嘴边。但看在三个儿女份上，又于心不忍。
从我懂事起，父母间的战火似乎从未止熄过。吵架不必说了，动手也是家常便饭。那真是一个恐怖世界，我愿奉劝天下一切不能忍住不动手打架的父母们千万不要有小孩。
来北京后，母亲先是在北京第十九中学教俄语，后来设法调到了北大俄语系，当一名四处跑腿的小小资料员。这对于婚姻不如意，从来又是事业心极强的母亲来说，那是再晦气不过了。别的教授太太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母亲偏又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净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腐水”，所以和教授太太们越来越合不来。
我不清楚这种思想观念、情感、立场的巨变是怎么发生的，总之母亲对当时那一套渐渐走火入魔了。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对家务、子女越来越马虎，一天到晚跟那位入党联系人无止无休地汇报思想。母亲这时一切从简，尽力“向劳动人民、向工农兵看齐”。又来了个什么“三年困难时期”，物价暴涨、百物匮乏。偏偏我又得上了“富贵病”——急性传染性肝炎。少许存款，连同母亲年轻时积攒下的一点金银首饰陆续被通货膨胀的血盆大口吞吃了个干净。那时一两黄金的国家收购价只90元人民币。母亲卖时一边心疼，一边自我安慰，说是“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
然而党却不是那么好人了。那是一门高深的学问，有些人穷毕生精力，也不得其门而入。
我还没有见过比母亲更信党，更爱党胜过一切的人。入党，这是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意义之所在，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在所不惜地献给党。生命算得了什么？她根本不怕死。当年乘轮船从新加坡逃往印度，天上的日本飞机又轰炸又扫射，别人吓得要死，她却若无其事。
党的大门却对她紧闭着，不是彻底关闭，留着一丝丝缝隙，透出一线线光明，让她永远不至彻底失望。她出身不好，官僚地主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一大帮亲戚朋友在海外，在台湾；在党的困难时期，她没有过丝亳贡献，尽管她说她年轻时就向往进步，结交共产党朋友，并且痛恨国民党的腐败。
除去1962年前后那一段“修正主义大泛滥”的短暂时期外，我从不记得有“家庭温暖”一说。小弟还小，可爱又顽皮，胆子又大，母亲把对他的教养之责简直就交给了我。父亲是采取了逃跑主义，索性搬到单位去住，周末才回家。
我对当时那一套要用“精神原子弹”把人类改造成无私无欲的人间神的宏伟构思本能地从骨子里厌恶和怀疑，但年纪小，什么“反面”的书也没读过，实在弄不懂到底是“神”并不神，还是自己天性不良，永远望神莫及。那时就已经有同学批判我，说我是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缺乏敬意。还算好，清华附中是个有点水准，比较有人味的学校，还不至于上来就说我是“白专典型”、“修正主义苗子”。
我们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多少还保险一点，像我的父母这样浑身不对劲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一步不慎，一句话说错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父亲是浑然不觉，永远自我感觉良好。
从根本上说，我的父母都是近代中国社会大动乱的牺牲品。父亲出身于败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和母亲比较起来父亲更不幸，8岁丧母，20岁丧父，自己一个人走南闯北，少失怙恃，教养不良。俩人一生所受的教育，归根结底四个字叫作“不伦不类”，既不是稳定兴旺的传统书香世家的，又不是纯粹洋派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更不是洗心革面的“革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什么都有点，什么都不地道，半瓶子醋是最可怕的。
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夹着山呼“万岁”的巨雷滚滚而至的时候，母亲开始还算是坦然的。斗“走资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反动学术权威”，按说无论如何斗不到她的头上。她却无论如何不会懂得，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是真个“水火无情”，并不管你那么多。“铁扫帚”锋芒所至，可有碎玉，不可有完瓦。
“关心”的结果很快露了端倪。1967年的9月，一群中央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夜半敲门，二话不说，把父亲从床上叫起来，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里当然是翻了个底朝天，我这个中学生的日记、信件也都统统抄走（信件里有几句对“样板戏”不大恭敬的评论，被这帮家伙送到我的学校，让他们整我，还牵扯上了写信的人。幸亏那时学校里的人全部跑光了，没有整得成，算是我侥天之幸）。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这之前，父亲早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游街示众多少次，腰被扭伤，满身满脸洒上红、蓝墨水，抄家当然不能幸免。
父亲很快被送到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我们去“造反派”总部打听多少次，才打听到确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们交涉的时候，许多学生那种幸灾乐祸的样子。
父母这五、六年坐监的情况，他们从不细说，想必是早有交代，不得乱讲。只知道父亲被关过单间，监房很潮湿，他在里面两、三年后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郁型精神病（这还是我们后来帮助诊断的，原来一直认定他是精神分裂症），在里面大喊大骂，手铐脚镣全不济事，弄得监狱当局好不头痛。母亲也关在半步桥，父母两人相互却不知道：父亲甚至根本不知道母亲也被捕了，他放出来以前一直以为母亲好好地在家里。
事有凑巧，有一位朋友受牵连，也被关在半步桥几个月，而且恰好与母亲同监。从她那里，我们才知道一些母亲的情况。
刚进去时，她绝食抗议。三天之后，被带出去，从鼻子里插进橡皮管，硬往胃里灌稀粥。慢慢地，她的“思想觉悟”终于彻底提高，成了监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顾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讲述旧社会的黑暗。她有慢性腹泻，却拒绝吃药，说是已经给党和国家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她说她真感谢党和政府给她这样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说到动情处，还流下泪来。
好不容易捱到了1973年。妹妹带着小弟长留北京，我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在村里当民办教师。5月里的一天，忽然接妹妹一封电报，告诉我母亲已出狱，让我速返。听村里老乡讲，甲鱼大补，我急忙让学生帮我买了一大铁桶，赶回北京。
从那以后，我们天天炖了甲鱼和鸡汤给她送到病房，四处托医求药。她在监里五年半，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又正逢更年期特别需要钙质，本来又有慢性腹泻的病，又是整天里坐着，因缺钙导致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导致脊椎侧弯畸形，身高比原来矮了将近20厘米。外形变化还是小事，脊柱的疼痛才真正难忍。后来又慢慢发展到大腿麻木，最终使她下定了自杀的决心。
母亲的体质一天天好起来，头发也由全白慢慢变黑。与此同时，她与我们思想和感情的距离却越来越大。五年的监狱生活，完全与世隔绝，母亲已被彻底洗脑，成了极左路线的最坚决、最顽固、最偏执的虔诚信徒。
这年（1973年）年底，12月29日，我接到中央民院保卫组的通知，去接父亲出狱。保卫组的人事先已给我打了预防针，告我父亲精神上有点问题，所以情感震动比较小一点。也许倒是借这疯病之赐，父亲虽与长期坐牢的人一样，全身骨节僵硬，肌肉萎缩，走路也是步履蹒跚，但精神亢奋，元气倒很足。大冬天只穿单衣裤，我带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
那电话间只能勉强放下一床、一桌、一灯而已，我是绝对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车数小时，往返于“休养所”与北大之间，如上下班状。等到隔墙砌好，要了点“预支工资”（父母的工资都冻结着），买了些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父子两人总算初步安顿下来。没想到在这穷乡僻弯、牛马棚般的破屋子里一住又是5年。
母亲的结论迟迟没下来，她一求再求，北大俄语系总算同意她先去上班，母亲立即信心百倍起来了，拖着一个病弱畸形的身子，每天早出晚归，比谁都积极。有一天，她满怀信心地对我们说，你们看着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入党！我们是唯有苦笑。
妹妹因为多方奔走后从民院总算争取到每月40元（先是20元）生活费，得以长期带着小弟在北京，没去乡下插队，母亲对她大为不满，坚持让她下乡去。这时知识青年们都已开始回城，哪还有往乡下跑的。这还不算，小弟高中快毕业了，母亲同样坚决要他去插队，我们则坚决反对。
先是，母亲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她那里。早有两个北大保卫科的人等着，要“追查谣言”。我一口咬定是乘公共汽车听人讲的。隔几天，母亲又来电话，说这事还得谈。我火了，说：“不去！他们爱怎样就怎样，我就是那几句话！”母亲声音都颤抖了，几乎是哀求我再去一趟。我心软了，又跑了去。还是那一套，最后我实在不耐烦起来，就说：“你们如果不信我说的话，那就算是我造的谣好了！”说罢拂袖而去。
又隔了两天，我有事进城，回休养所时，父亲神色慌张，告我上午来了辆吉普车和几个公安人员来找我，问是什么事，他们不讲，只让父亲转告我，尽快去一趟海淀派出所。
这次事情，让母亲始终内疚不已。
“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糟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时，华国锋上台，大搞“两个凡是”，对“反革命分子”亳不手软，只是迫于无奈把“四·五”事件翻了案。北大、清华这有名的“两校”仍然是左派们的天下。
母亲从小偏爱我，总是满怀信心地认定我将来会成为“大科学家”，会做出大成绩。我的生活习惯与她最一致，大概是受了她酷爱整洁的遗传。我虽然怕她，疏远她，可又很可怜、很可怜她。她工作忙，回家晚了，我经常给她煮个荷包蛋，让她回来吃。她爱吃绿豆（那个年头，绿豆可是影子也见不到），我只要下乡劳动，总要千方百计买些回来。出去大串联，我千里迢迢从四川给她买回她爱吃的南方的腐乳。
有一件事，我大概是大大地伤了她的心。那是1975年，姨妈退休后从长沙赶来陪她住了一阵。姨妈是个极富同情心、快活开朗、心胸开阔的人，可跟她在一起，也合不来。她总是样样要依着她，总是指责姨妈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搞得姨妈好不伤心。
1976～1978那两年，邓小平的作用开始显露，国家开始显现出新气象。但是极左派还在左，百废待兴，文革的阴影仍然浓重地笼罩在人们头上，我家的情况不能说更坏，但也未见得好转。我假造病历，“病退”回京，就业无门，街道上分配我去酱油厂，据说共四个车间，分别造酱油、造醋、腌酱菜和做豆制品。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考得不理想，但比录取线高出40多分，可是，连师范学院都没我的份。我不解其故，到处打听，招生办只说我是“身体不合格”，因肾炎病退，这病好不了，我又不能直说那是假造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得罪了管片的民警，家属委员会又左得厉害，给我档案里塞了一大堆假材料，共五大罪状。
为高考录取的事，前前后后跑了好几个月，直到1978年3月。这天，我去家属委员会询问原委，只告我别再跑了，没有希望了。我心灰意懒到母亲那里吃午饭，母亲很关切地问情况，我只说没希望了，母亲半晌没说话，最后，她认定是因为父母的问题影响了我，我担保说不是，她不信。
母亲这时精神状况已经大有起色，那时我常去她那里，长时间地跟她谈心，对她剖析这一生坎坷的原因，有一次说得她泪流满面，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我真是自作孽啊！”我安慰她，以后情况都会好起来，劝她别太难过，我又托人给她找个代英语课的工作，她很高兴。
我误以为母亲的精神状况大体已经康复，自己又在忙找工作，又得侍候父亲，对她很难照顾周到，只能有时抽空去匆匆坐上一会儿，无暇与她长谈。我每次去，临走她都依依不舍，问我下次什么时候再来。
这天的午饭，后来回忆起来，才知道母亲已经下了决心，这顿饭，她完全是在拼命强咽，像是在嚼蜡，面色灰白。我问她要不要我骑车带她去医院看看腿（小弟告我她大腿麻木），她摇头拒绝，饭后，大家无情绪，我说要走，母亲才如梦方醒，送我出门。
第二天，我到底不放心，特地去中关村糕点部买了几样精致的西式糕点去看她。一进屋门，出来的是邻居。我问：我妈呢？他看我平静的样子，很惊讶，问我：“你没接到小弟的电话？”我说没有啊。什么事？然后给他看手里的糕点，告诉他我去了一趟中关村福利楼西点部。他这才告诉我：“你妈出事了。”我一听大惊，忙问怎么回事？她人在哪儿？及至听说母亲已自缢，我一下靠到柜子上，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我写不下去了。眼泪尽在眼眶里打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