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伯诚 |教授与我只谈学问，我无有什么可揭发

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1956年底至1957年春季的整风鸣放时期，我一未“鸣”，二未“放”，没有上过论坛，没有贴过大字报，也就是说，没有帮助党整过风，说过一句半句意见。

原因是我自1950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特别我于1952年由山东调到上海，做首长警卫工作，接触上层人物较多，中国的不用说，外国的尼赫鲁、艾登、西哈努克、赫鲁晓夫等我都侍候过。

在接近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经历的许多事事物物中，令我惊心动魄的是饶漱石竟然成反党头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胡风分子，潘汉年(原上海常务副市长)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这些人我都给他们做过警卫工作，他们待我这个“小鬼”都很好，我把他们当首长尊敬，他们在我眼里不像坏人。

他们的被捕被关被批而成为“敌人”，对我产生的唯一影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太残酷，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过也由此而变得谨言慎行起来，时时警策自己:出身不好，不能犯错误。这就是我在整风鸣放时期没有积极参加的原因。为什么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呢?这叫“在劫难逃”，与我的家庭出身富农、我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有关。

我在参军的前夜，父亲嘱我三句话:“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一、在反右运动中对抗情绪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我就有抵触情绪，我对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极为反感，尽管社论说叫人鸣放不是阴谋是阳谋，而我眼见的事实却接受不了这种观点。

有这样十几件事使我想不通，看不惯，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便构成我的右派“罪行”。

(一)我认为北师大党委极左，这与党委书记何锡麟有关系。凡是在鸣放中给何贴过大字报、揭露过他的错误的师生均遭他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我认为手段卑劣。

(二)逼迫生物系教授武兆发自杀，武自杀后，兴师动众在全校公布武的私生活，近乎下流无耻。

(三)中文系发生严景煦打江欢然事件。本来是学生之间争论引起的过激行为，血气方刚的作风粗暴，却纳入政治斗争，严景煦被打成极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因为严是中国志愿军战士，便令北京军区来宣布开除军籍，并在全校开大会批判，当场戴上手铐法办，一个郁郁乎文哉的高等学府，一时变得异常恐怖。在我当时看来，主持参与这件事的校党委与中文系党总支的某些人的手段近乎汉武帝手下的张汤、杜周之类的酷吏。

(四)辱骂盲从者。我班同学中有几个山东人，如林修、沉明礼、张麟书、胡大镛、王宪达、李保光等一帮子。我与林修、王宪达比较亲近，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林修是胶东人，与我有乡党之谊；王宪达是党员，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在第一学期当过班长，经常接触，亲如手足。林修鸣放时期很活跃，成立“喀秋莎炮团”贴大字报，瞎起哄，因为我毛笔字写得好，拉我替他写大字报，我不肯。而反右开始一变又很积极，引起我的反感，关系疏远起来。

学校要法办严景煦那天，党委布置下来要各系各班开会，贴大字报造舆论，制造出一种群众性激愤，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气氛，以表明广大师生一致要求法办严景煦。我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

中午我回到宿舍准备睡午觉，林修兴冲冲推门进门，要我起来跟他去写大字报声援法办严景煦，我说要睡觉，他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我恼了，出口骂:“我不愿当帮凶、走狗；你愿当你当去!严景煦有何罪，犯了什么法?”

我说话的时候，宿舍里还有几位同学在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同情我的人，认为我“疯”了。想立功受奖的人却捞到难得的好材料，向年级党支部打小报告有了机会。

后来知道，为这件事，王宪达在党员会上替我说了几句辩解的话，而受到严厉批评。而林修对我的这种语言也并不十分痛恨，也只认为我是山东人的暴脾气。但是在场的人多了，后来班党小组搜集我的反党罪行，他对这件事也不得不如实说。

我至今与林、王二人有联系，我认为他二人的反右运动中仍未泯灭山东人人性中厚道善良的秉性。

(五)鄙夷忏悔者。我们年级二班有位叫刘同中的四川同学，入大学时刚十七岁，长得堂堂正正，身上颇有些文气，不像是工农家庭出身。鸣放时，很活跃，说了许多有深度的话，可是此人被年级党支部当作小孩子看待，是受右派分子煽惑的年幼无知者，经党组织的教育，幡然悔悟，痛作忏悔，请求救赎。转而痛骂右派，积极参加年级批判的活动。这引起我的反感。

他原来在我眼里是何晏、王弼式才智童子，反右以后，我感到他比我当右派还可怜。他让人“争识安仁拜路尘”!茫茫大千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我并不怀疑刘同中鸣放时说话与反右后的忏悔都是真诚的。

这使我想起《圣经》上说的，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应当具有向善的神性，但是事实上，人的罪恶很快就遭到上帝的惩罚。

刘同中的从“鸣放”到“救赎”的过程，分明透露着另一世界的诱惑和召唤，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绝望，而彻底放弃对一切现实存在和现实手段的幻想，而去做“驯服的工具”。刘同中没有被打成右派，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直到大学毕业，一直背到边塞新疆去。

(六)看不起依附权势有奴性的同学。我们班里有这样几位同学，在反右运动以前，才、学、识、德、貌都很平庸，引不起老师与同学的注目，他们也很自卑。但反右运动中在党小组的培养下一变而成为“鸡犬升天”的积极分子。

譬如说，有位山西的王某，专门替党小组盯班里右派分子的哨，右派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干狗腿子的活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位姓邓的湖北佬，善长对右派分子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对待这类同学，我见到他们，就想到列宁同志的话:“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

但他必然要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仆人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以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点就是虚伪与胆小。

这样的最诚实的而又是虚伪和胆小的奴才在反右期间，中文系里的教授、教师中也有，他们是我的师长，给我上过课，我点他们的名有些不太厚道，但至今，他们批判黄药眠、钟敬文、穆木天、李长之、启功时的那副奴才相，在我的记忆里抹之不去。

(九)反苏。1957年“五一”节后，与原上海市警卫处的同事，去看望陈毅•。他访问东德归来不久，对我们说，他路过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对他反斯大林的做法表示态度。陈市长(我们习惯称呼)说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把马林可夫赶下台，并把他与几位忠于斯大林的老人物打成反党集团，是用阴谋手段，他上台，闹得社会阵营分裂，闹得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稳定。对中国摆老子党的架势，妄图指挥我们党，毛主席不听他那一套。中苏关系出现危机。

陈毅的话，我在与张麟书“偶语”中说了，并引而申之，预言中苏关系必将走向破裂。我又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客观上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主观上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为苏联策动的，旧俄国侵占我东北与北疆大片土地，为什么不归还?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总之，我在张麟书面前发表不少反苏言论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1957年却违犯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标准”。

(十)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提出质疑。曾与徐振宗“偶语”到胡风，我认为胡风与鲁迅关系好，国民党把他当作“左联”分子。他的问题出在他的文艺思想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一致，他要在毛主席面前标新立异，哪里能成!要让他就范，只有用一顶反革命帽子扣住。以上十个方面构成当右派的“罪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应该说是绰绰有余了。

二、被划成右派之后的反抗

1957年九月以后，新学期开始，我的班长职务被撤换掉了。我越来越消沉，恶劣的政治环境，让我明白了沉默的重要。当时北师大已处在上帝与撒旦的两极之间，既不会离弃前者，也无法摆脱后者，残酷的整人斗争预示着生活在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善性的脆弱和毁灭。

被整的打成右派的教授、职员、大学生，多数已伏首认罪，像列宁揶揄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 “我卑鄙，我下流!”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皇权惯了，没有俄国知识分子那份显示独立精神的骨气。在这期间，我时常想，反右使罪恶与知识分子人生俱在。我渴望知识，想变得更加智能才来上大学，谁知第一次反右之后，我像夏娃和亚当偷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一样，大学成了我的初次堕落，我沿着这条路陷入了永久的地狱。

1957年夏天，为开展反右运动，北师大到8月1日才宣布放假，但打成右派的延长到8月10日才准走，十天之内写交待材料，集中受训，参加批斗会。我当时还没有划为右派，但为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便留下来，所谓山东人讲义气。十天后乘上火车，立刻产生了一种自由、解放感，两人一路放言无忌。我的“偶语”之罪多是在火车上犯下的。

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党小组及班里靠拢党小组的反右积极分子看到眼里。9月份开学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宣传越来越明确、越深人人的意识，当上右派与未当上右派的人都谈右变色，右派已入地、富、反、坏四大阶级敌人等级，我虽然头上还未戴上右派帽子，但在班里也十分孤立，过去与我关系亲密者，在教室里也不敢与我坐在一起。与他们相逢于无人的路上，偶尔看到他们会意地一笑的后面，接续一点“蛰伏状态”的善良而已。

而随着“仁者爱人”的博爱理性的迅速破产，反右运动的发动者把斗争引到真理，同样也把背信引到真理。反右运动首先造成一种困惑：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意识的过分张扬使人性异化所产生的忠诚面具遮掩下对现世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惟有对于恶的暴力手段的崇拜才能安慰脆弱的人生。

这样，以肯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为起点的整人哲学，从一开始就与极端膨胀个体的利己主义相呼应，它们相克相生，相生相灭的纠葛，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构成长久折磨着心灵的“自由的非逻辑性”。因此，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会产生出一小撮撤旦式的或敌人或斗敌人的人物，上帝允许他诱惑人，试探人，折磨人。

1957年底，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学校不放寒假，校园的大字报多起来，批判会多起来。我班又揪一个右派分子翁柏钦，此公在暑假批判张麟书时言语尖刻而颇有刺骨的锋芒，颇受年级党支部及班党小组的称赞。但也就在他批判别人的同时，写信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骂毛主席”。

这样的弥天大罪，收信人不敢包庇，将信上交北京大学党委，很快就转到北师大党委，不必开会研究就定为极右分子，下达中文系党总支，很快翁柏钦被“看守”起来，搜查了他的书籍、笔记、日记、衣物、信件等等，让他写交待材料。

此公是张东荪式的西化派基尔社会主义者，是我们年级少有的富有哲学思辩能力的学生。此公又是一位“独行侠”，很少与人交往，除上课在课堂能见到他的影子，平常很难见到他。一个人背着书包钻图书馆、阅览室，晚上都到别人睡着了，他才回宿舍。这样一位于人“相忘于江湖”而独钓寒江雪的福建山樵，一封私人信便被人剥去独立世外的神秘外衣，每天在积极分子的监护下去校园抄大字报。

元旦后，班里第一个被批判的就是他。几十年后他对我说:班里党小组不想把他打成右派，是外边来的材料，他有点像启动先生的情形，启先生在中文系人缘极好，在北京画院鸣放会上转弯抹角地说了一番话，也是材料转来师大被定成右派的。这正是对于撒旦的最后剿灭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元月17日在教育楼二楼室召开批判翁柏钦的会，早八时我去参加。党小组长张本性同学通知我，不要参加此会，让我回宿舍反省，写思想检查，准备向全班同学交待问题。什么时候开会，等通知。

听罢张本性的话，马上意识到我当右派的命运已经定了。回到新楼宿舍，推门见王祯祥在里边。心想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会?王同学已摆出与我“割席”的态度，我也不与他说话，整个上午没有坐下来写材料，一直在思索如何应付这一人生劫难。心想只要入了“白虎堂”是甭想平安地出来。想到那么多的名人、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像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陶大镛、费孝通、钱伟长、钱端升等等，都默默地承担着这场苦难，我算什么呢?想到这里，反而比未接到通知写检查前轻松多了。

原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整天像站“秦坑”边缘，恐怕别人把自己推下去，时下做“坑儒”已成定局。不知为什么呢?想到这里，反而比未接到通知写检查前轻松多了。原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整天像站“秦坑”边缘，恐怕别人把自己推下去，时下做“坑儒”已成定局。不知为什么，元人臧懋循赠吴稼澄的一首诗闪人脑际，我整上午都默诵它:

贝锦休嗟谤已成，

清朝难得是狂名。

鲜鱼归岂同张翰，

鹦鹉才原嫉祢衡。

色为棒心翻绝代，

璧因刖足转连城。

如云赋客徒推彀，

世路崎岖不可行。

默诵此诗，在想自己进大学一年半，所作所为太张狂。如班里同学在我面前谈起年级党支部书记杜衡同志，说他来自新华社，是“老革命”。我说:“他在新华社不过是一名提水扫地的小小勤务员而已，有啥值得羡慕的!”又如平房一号男生宿舍议论某女党员，进大学半年就与原来的男朋友吹了，我贬之曰:“女陈世美!”这些言论都被那些好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有意无意的汇报上去。

所以，正如几年后，翁柏钦同学对我说的:“你是年级、班里党组织要把你打成右派的；我是因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失敬，校党委要把我打成右派，班里党小组并不想打。”

到吃中午饭，我去北饭厅，王祯祥跟着我，下午我到图书馆，他也跟着。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受命于党小组看管我的，发自内心的轻蔑地一笑:“啊呀! 我的身份提高了，党组织给我派来警卫员。”我想到莎士比亚洞察过多少人的隐秘，在最后的传奇剧里把希望交待飘然而去的精灵。王祯祥进大学读中文系，没有学好莎翁而进戴氏之门。

1958年1月22日早晨，王祯祥“押”着我来到教育楼二楼东头临街教室门口，他进去报告，带我进去，教室的桌子摆成一个大长方形，全班同学围坐着，已严阵以待我这个敌人了。张本性宣布开会，令我作检查，我如实交待上文第一部分中的(三)、(四)两个问题，以及其它一些不能上纲上线的错误。当然我的检查不合乎要求。我想再深刻也没有用，还得挨批斗。我自问自己不是右派，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检查什么呢?

我的话未说完，党小组让大家发言，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开过积极分子会，将我的“罪行”布置给他们，让他们作“炮弹”。于是，积极分子争先发言。揭发我反苏、攻击肃反运动、诬蔑反右运动，对抗党支部及党小组的领导，仇视积极分子等等。让我认罪，我不承认，便叫来张麟书对证。积极分子提出一条问张麟书:“这是不是袁伯诚对你讲的?”张俯首答曰:“是”。如是对证多条。

原来，我与张麟书在火车上“偶语”的事，张在返校后在党小组的威逼利诱下都写成揭发材料，以立功赎罪啊，原来舒芜就是这个样子，可怜!可怜!

批斗会结束，让我继续交待认罪，否则人民是不会宽恕的。中午到北饭厅吃饭，一张揭露我反党“罪行”的大字报在北墙上贴出来，标题为“揭露右派分子袁伯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署名中二(一)班学生。主要内容批斗会上的那几条以外，多了一条家庭罪恶:(1)我父母均被“管制”，是地富分子；(2)我父亲参加过“黄道会”，土改运动中逃亡到济南，我在济南军队上包庇他；(3)我舅舅是流氓地痞分子被当地群众打死。我看后轻蔑地一笑。

三天之后(即元月25日)党小组再次组织全班同学批斗我。我就家庭问题作了以下说明:

第一，我1957年8月回家，我家上还挂着“军属”革命家庭的木牌子。

第二，我父亲在1948—1949年春在即墨县与青岛为共产党做过三件事我知道。一是胶东南海司令部有一位沙参谋通过我父从即墨、青岛国民党统治机构购买军火，直接用国民党驻即墨师部的名义用大卡车运到西杨头村(离即墨城十华里)，解放军派大车来拉走。一是解放军的侦察人员多次到即墨城、青岛市活动，住在我三伯父在河南开的商号里。

有一次一位牵牛来的姓李的刚走半天，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来到商号，将三伯父捉去，店内东西抢劫一空。后来我三伯父被花钱保释出来，商号却因此倒闭了。一是青岛解放前夕，据说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要进青岛，由我父亲利用他与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结拜兄弟关系，用小吉普车接送、进出国民党军设的“卡子”。

第三，关于我舅舅，当过共产党的村长，是地下党员，1947年秋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被还乡团活埋。我说的以上几点可以到当地去调查。

但是我的解释遭到猛烈的批判。说我为反动的地主富农家庭喊冤叫屈，反攻倒算，妄图推翻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就，夺回贫雇农得到的胜利果实。

党小组长总结时说:“这是袁伯诚又一次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我们要坚决打垮他的进攻，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上午，中文系党总支找我谈话，在王祯祥的“警卫"下，到教育楼二楼总支办公室。总支副书记汪郁馥(女)先生拿出一张表让我看，原来是一张“右派分子登记表”，“罪行”栏目里，即批斗会上所谓群众揭发，组织认定的“五条罪状”。表上有一栏要右派本人填写的意见。

汪副书记要我承认罪行并签字。我对汪副书记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革命者，我拒绝签字。”汪说:“抗拒下去，后果更严重。认罪签字，可以争取从宽处理。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还可以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汪副书记说罢，很生气，挥手让我走。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只记得是星期天晚上，在文史楼一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年级三个班对我进行批斗，是由党支部委员卢志恒主持。每班指定几位积极分子发言，他们都作过充分准备，有发言稿，一班有邓先正和杨桂欣。其它二个班的发言人记不清了。

杨桂欣同学在发言中说:“右派分子袁伯诚是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走狗，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一定要打着白旗去迎接!”这几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当即打断他的发言，大声说:“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在青天白日旗下，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呢!”

杨桂欣同学听罢打了我两记耳光，(当时我也站在讲台上接受批判)我喊出:“卑鄙、无耻!法西斯，纳粹党徒!”

我这一骂，台下的人愣住了，会场静了两分钟，张本性才喊出:“极右分子! 极右分子!”喊罢，她与卢志恒窃窃私议之后，宣布:“大家暂时不要动，待请示总支、党委再说。”并布置几位身体强壮的同学将我看守起来。

大约待了一个小时，张、卢引来保卫科的张科长，将我戴上手铐，带出教室，先回到宿舍，将铺盖、衣物收拾好，保卫科的两位同志拿到楼下，一辆小吉普车在那里停着，上车以后，因为给我戴的是背铐子，张科长给我打开手铐，我坐在后边中间，两边坐着保卫科的两个人。

我问张科长:“把我送到哪儿?”张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大约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左右，车停下来，下车一看是一个非常空旷的大操场式的地方。有一幢西字形庞大的平房建筑物。西字形正中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北京西郊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