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

再提曹文轩

学习“说真话的孩子”

安徒生有个著名的童话叫《皇帝的新装》，我很喜欢这个童话，也很钦佩童话里这个说出真相的孩子。我有一篇童话《考考国的失物之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真相，就在这孩子身上”，而“孩子，正是人类丢失的东西。”

《皇帝的新衣》中，当人人都在称赞皇帝的“新衣”好看时，只有孩子说出了真相——皇帝根本什么都没有穿。

儿童文学界丢失这个承载真相的“孩子”，已经许久了。我当然不是这个孩子。但是，我有孩子。我从孩子身上学到了许多“巨大而简单的”东西，其中一样是：诚实的勇气。我想，我应该尽可能学习那个说真话的孩子，他说的不一定是事实（也许皇帝真穿了神奇的露身材的新装，谁知道呢？），但他说的会是他看到的，和他想说的。

从2008年“跨界”进入儿童文学界，我一直要求自己以“平常心”来做儿童文学批评，就像我所敬爱的批评家刘绪源先生一直所做的那样——

“在好处说好，在坏处说坏。”

只要对当代文学批评界（不限于儿童文学批评界）稍有了解，就知道批评者在当下环境中要做到这一点有多么艰难。我自己写批评文章是这么做的，在儿童文化研究院做“红楼儿童文学研讨”也是这么做的，无论是面对多么有名气的作家（尽管越来越难）。

在更多时候，我赞美我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但对我所厌憎的作品几乎保持沉默，因为坦率的批评不但得罪人，而且有风险：凝望深渊者也将被深渊凝望。

但这一次，我决定再看一眼曹文轩作品。

孩子不得不阅读《草房子》

儿子在三年级的时候，被学校要求看了指定课外书《草房子》，看得气呼呼的：

“这个爸爸，算什么爸爸？我要是桑桑的话，死之前一定要和这个爸爸同归于尽！”

《草房子》讲述了主人公桑桑六年的小学生活。

桑桑随做校长的父亲桑乔来到油麻地小学，直至1961年小学毕业。桑桑是一个爱做出常人不理解的古怪举动的孩子，性格叛逆但心地善良。

桑桑的父亲终日忙于学校事务，对孩子不管不问。直到桑桑身患绝症才幡然醒悟，失去孩子的恐惧使他成为了一个“父亲”，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做一个父亲该做的事。

他的愤怒让我有点吃惊，《草房子》虽然水平一般，主人公的爸爸也确实不怎么合格（尤其在桑桑患绝症之前），但也不至于给他埋下“恨爸爸”的种子吧？只好安慰他：“小说而已，你爸爸又不是桑桑爸爸，不会乱打你，别气。”

“你们不但要看，没准还要写作文呢，嘿嘿嘿。”

儿子说：“我反正已经看过了，妹妹以后还得看。”

我一听之下，脊梁骨发凉，女儿刚刚两岁，若干年后还得读《草房子》，而且作为各个学校的指定课外书，几乎不可避免，其他地方的其他孩子呢，若干年后，也不得不读《草房子》，这件事，对一个父亲来说，太吓人了。

《草房子》到底哪里不好？

《草房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性别观念落后的作品。

如果说，在它诞生的年代还情有可原的话（事实上，远在它诞生之前的许多作品，性别观念比它进步），在今天，则是一本应该由业界好好检视、充分剖析的作品。但我目之所及，只见到有两篇文章做过类似的工作，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草房子》性别观质疑

以夫为姓：故事中的已婚妇女全部失去名字，人们关心她们是谁的妈妈、谁的奶奶，从来不在乎她们姓什么、叫什么。油麻地人都默默认同，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

女人河：《草房子》中出现的女性形象构成了女性从幼年至死亡的完整过程。少女纸月母亲自杀、父亲未知，受尽流氓欺凌，最后和一位还俗和尚离开油麻地；18岁的白雀爱上学校老师，但是父亲反对、爱人毫无行动力，白雀选择离开油麻地，投靠母亲；邱二妈到50岁依然“很有光彩”，但是没有儿子让她的人生成为悲剧。

——新京报书评周刊《我们只想真诚地谈谈曹文轩这书怎么不好》

曹文轩回应：

“把那么大的女权主义理论那么简单的用在儿童文学上，合适吗？用得着吗？”

“我喜欢温柔的女孩，难道这是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安徒生很落后吗？安徒生刻画的所有女孩都是柔弱的女孩。我想问那个人，你还记得《卖火柴的小女孩》吗？”

——新京报书评周刊《曹文轩：“我的性别观很落后吗？

安徒生的性别观很落后吗？”》

这样的油麻地，的确有着过去的现实基础，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油麻地，促成了今天的部分现实，使得李奕奕生前没有出路，死后也无处埋葬，因为未婚而只能将骨灰付之流水，没错，“这不是她们的故乡，而是她们的牢笼”。（李奕奕，甘肃人，受班主任性骚扰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于2018年6月跳楼身亡，年仅19岁。李奕奕正是因“油麻地”所展现的现实而死）

如果不得不给孩子看《草房子》，那么老师和家长也该和孩子一起讨论下这样的油麻地，与这样的女人们。毕竟，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不愿十年二十年后，我的女儿仍然生活在这样的油麻地，唱着无字歌。

《草房子》还是一本儿童观可疑的书。

曹文轩在新近发表的《关于儿童文学的几点看法》中说：

“儿童阅读应该是校长、老师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乃至监督之下的阅读。……他们（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是不成熟甚至是不可靠的。”

我所学习并且愿意接受的儿童文学理论则告诉我：儿童有儿童自己的认知能力和审美能力；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成人应该向儿童学习许多东西，比如诚实或者勇敢。

或许是因为持有这样的儿童观，曹文轩在《麦子的嚎叫》中塑造了这样一个男孩麦子的形象：柔弱善良、多愁善感、长于抒情、拙于判断、怯于行动。当曾经对麦子有救命之恩的牛要被爸爸刨腹以证明自己清白（村民的集资款的确没有被私吞，而是被牛吃掉了）时，麦子唯一做的事是去和老牛“执手相看泪眼”，然后在牛被杀时独自一人发出惨烈的哀嚎。

在这里，所谓的成长被呈现为对强大甚而无理现实的（被迫的）接纳，而我更愿意孩子们在文学中看到对这无理现实的哪怕无理的超越。如同切斯特顿所说：“童话其实最真实不过：不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存在的，而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恶魔是可以战胜的。”这句话告诉我们儿童文学应如何讲述成长。

古老的童话中，无论形形色色的恶魔如何狡猾、凶暴、有权有势，孩子们总是可以战而胜之。在战胜恶魔的过程中，童话的主人公会失败、受困、痛苦甚至死亡，但他们总是会笑到童话的最后，跌倒的会站起，丢失的会寻回，死去的会复活。主人公在童话中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成长的仪式，旧的自我消亡，新的自我诞生，褪去躯体的空壳，奏响心灵的乐章。

孩子，应当这样在一次次阅读、一次次游戏、一次次想象中的冒险、一次次朝向未来的演练中长大成人。而不是沉溺在人造的苦难中哀鸣。

如果非要读曹文轩

我会在书桌上悄悄摆上别的书

《草房子》还是一本文学水平堪忧的作品，但关于文学水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此处不做赘述，即使我假定它文学水平合格甚至不错，我仍然不希望我的孩子去阅读它。

这是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几年前在本地举行的一个阅读活动中，一位家长向我求助，说她的儿子不爱读书。她的儿子说，我哪有不爱读书？我不爱读老师布置的书。我问他：老师布置的什么书？他说：曹文轩的书。我忍不住笑了，问他：那你喜欢读什么书？他说：凡尔纳。

接下来的时间我都用在宽慰家长上，希望她能够相信她的儿子在阅读方面毫无问题。文学的世界如此辽阔，哪里有什么必须要读、不读不行的书呢？

我深知，在校长、老师、家长们的监督之下，也许还有出版社的推动配合之下，大江南北，曹文轩的书无处不在（这不算错），且孩子们不得不读（这就错了）。文学像这个世界一样无所不包，儿童文学同样以全世界为畛域，充满可能性才是健康生态，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目前这样的状况，当然就是监督带来的好处，只是这好处并非是给孩子的。

当然，话虽如此，我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希望他们不必读曹文轩的书，但倘若他们真要读，我也不会像桑桑爸爸一样打骂他们，我会在他们的书桌上悄悄摆上一些别的书：林格伦的书，托芙·扬松的书，米歇尔·恩德的书，希尔弗斯坦的书，陈志勇的书……如果他们的书桌足够大（我的钱也足够多），我可以把这些书无穷无尽地摆下去，真的，这才是美好的文学，美好的阅读，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