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恐惧与仇恨

野夫凝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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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我而言，企图从对家族的考察以及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来反映20世纪后半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路历程，以期更全面地弥补宏观叙事的不足，使后人得以窥见大事记背后所隐含的无数微弱生灵的奇特实况。这一动机看来是愚蠢可笑的，因为历史的公正和客观，要求记录者淡忘一己的悲欢好恶而进行超越道德的批判——这，不是我所能轻易做到的。

我在19岁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在一个醉酒的黄昏醺然穿过1982年的小城深巷，突然遭遇了我童年的仇人——他佝偻地站在路灯下潦倒而苍老。我从5岁开始便牢记着他的面孔，那时他把一挺插上弹仓的机枪架在我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父亲。我在外婆的膝间瑟瑟发抖，不知道那喇叭花一样的枪口何时会喷吐。

后来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是父亲煤矿的造反派头目。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为童年的恐惧而羞愧，这种羞愧渐渐被岁月熬制成一种仇恨。我难以原谅他对我善良亲人曾有过的巨大侮辱以及对我——一个孩子的伤害。

但是早在我成为一个青年以前，他就被矿山开除了，我也渐渐淡忘了对他的怀恨。而这个夜晚当他重新出现在我被酒精点燃的眼中时，我潜伏的恨意顿生。他不再是一个被生活折磨得瘦骨伶仃的衰朽老人，十五年前的邪恶画面仍历历在目。我杀机四伏地扑向他一顿暴打，他永远无法想象这场横祸究竟因何而起。

二、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为我青春时代的狂怒心存内疚，并此开始思考关于文革的问题。

我的故乡是一个四省交界的偏远小镇，即使今天依旧交通闭塞。外地人很难想象文革之火，竟然也会燃烧到这样的角落。

1966年的夏天我只是一个初有记忆的孩子，但恐怖的画面却会让人终生刻骨。那年持久的旱季使河水蒸发出一种死鱼的腥秽，瘴气盈满小街。突然某个午后，河面上浮起密密麻麻的水蛇，摇动着黑压压的扁头，河水顿时浑浊如汤。全镇人目瞪口呆地面对如此奇观，仿佛大祸将至，遂倾巢而出手持竹竿朝水面乱打，无数死蛇被挑上河岸。人蛇大战一直持续到黄昏，一场暴雨才终于结束这次血腥屠杀。

小镇的文革之火事实上是由早先考到省城读大学的几个学生回乡点燃的。此前人们只知道山外又在开始一场运动，其具体形式和对象皆不明了。若干年来的运动都是对草民的加害和作弄，因此村民对这所谓史无前例的新的革命皆无兴趣。

这几个大学生是小镇的凤毛麟角，他们在都市学习和洗脑，必然要成为时代精神的先锋和代表。他们秉承一个伟大意志，仿佛怀揣真理，以一种神圣的使命姿态回来，要把小镇拖入历史轨道，并与时代保持同一节奏。他们有知识，比镇长更能诠释“封资修”的含义。没有谁敢于阻挡他们率领一群学弟学妹去焚烧图书室，去砸碎寺庙和老屋的石雕木刻。尤其当人们看见他们可以把土皇帝一般的领导押出来批斗，竟然无人干预时，被压制多年的人民终于找到了泄洪的缺口。

三、

我的父亲当时是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管理者，除了脾气急躁偶尔骂人外，基本可谓是好人。那个夏天，我突然发现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十分滑稽地走在街上，而他的身后则跟着一大队扛着刀枪的工人。我兴冲冲地跑回家要拉外婆去看父亲的化装游行，却看见母亲的泪眼——从此，我们被带进了一个惊恐而压抑的年代。

街上新修了灯塔园，那是模仿延安宝塔的建筑，是那个时代普遍流行的批斗台，家父成了那石阶上的常客。他在烈日下项挂沉重木牌，弯腰90度汗如雨下的痛苦造型，成为当时小镇的一道“风景”。母亲实在不忍，用玻璃瓶装上凉茶让我和姐姐送去，我从大人的脚缝中钻进去叫父亲喝水，却被扭着他手臂的人抢去喝光然后将瓶子砸碎。

那个时代，每个基层单位都有武装部，装备了各种二战时期的武器。被煽动起来的群众开始有恃无恐地抢劫这些枪弹武装自己，他们似乎突然回到了大革命的农民运动时期，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行为皆成为时尚。

我看见邻居泥瓦匠在每天擦他的手枪，铁匠天天在打造梭镖大刀，平时老实巴交的镇民忽然都变成了戏剧人物，各自扎着皮带戴着袖标斜挎着盒子炮在大街上巡回，仿佛暴动或起义在即，生活一下子被拉进了战争岁月。母亲是供销社的会计，一个“右派”却要负责财务报销审核，当时那些造反了的同事来报账，都是先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我们每天都在战战兢兢中进入黑夜。

但并不是每个夜晚皆能安睡，常常最高最新指示又从北京传来，全镇要举行火炬游行欢庆，家家得自备竹筒煤油火把。又或者警报尖叫，说是苏联的坦克已开到邻县，全体镇民要钻山洞备战。再不然便是抄家的队伍来突击检查，看谁家在收听敌台。

在一个孩子的眼中，仿佛所有的大人皆在彩排一幕惊恐剧，但那时的父母却是实实在在地感到惊恐，害怕我们遭遇流弹。

我亲眼看到过两次武斗。一次是传说四川万县的“黑色派”要来血洗利川，镇上的武装民众在318国道上架设铁丝网和机枪，并埋下地雷。我至今都无法想象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那些电影里的利器，他们真诚地要为遥远的领袖向他的另一批信徒大开杀戒。还有一次是一群饥饿的知青来洗劫了镇上唯一一家饭馆的馒头，全镇老少大打了一场巷战，像追杀日本鬼子一样将这几十个年轻的男人全部打瘫在街上。

我的童年就在这样的恐惧中度过，还有许多惨剧无法在此叙述。这只是中国最偏远的外省边镇的文革闹剧，而且此镇历来都是民风淳朴与世无争，却在一个非常年代同样演变成为一个血腥的杀场。

四、

所有的罪恶都应该有个起点，那小镇的恶魔又是谁给放出来的呢？是那些大学生吗？

迄今，我仍不能相信他们的初衷会有什么卑鄙的目的。在我1978年上大学开始与许多老红卫兵成为朋友之后，逐渐加深了对那一代人的理解。他们最初是深怀某种高尚纯正的使命感的，“以天下为己任”“改造世界”这样一种教育模式，把每个青年学子都鼓动成政治家一样目空一切。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只要仔细研究整个文革期间由这些青年所导演的无数派性谋略和战争，就可以相信他们远比今天的学生聪明而复杂，更富有实践操作能力。然而，他们的成熟往往表现在具体斗争的算计上，他们缺乏对那个伟大意志的准确把握，没有吃透这场统治者要造自己的反——这种确实史无前例的运动的实质。同一个天音，却被他们转化为完全敌对和矛盾的两种行动，这种热情盲动的本质是缺乏世故的轻身躁进。

几个大学生在点燃小镇的文革之火后又回到了他们的大学，但火势却不会就此堙灭。从“封资修”到“当权派”，再蔓延燃向知识分子，他们被发配到农场接受劳动改造，最后又被分回他们故乡的母校，开始漫长的被阉割的生活。这个小镇已经起来革命的群众，早已忘记了他们曾经是革命的发起人和引导者，于是他们也很自然地成了革命的目标。当他们意识到这场运动被导向一个有违初衷的悲剧性深渊时，已无能力去扭转，甚至连自救尚不及。

在距最初的火光之后的二十年，我与其中的一个大学生——古老师成了朋友。他已调到县城一中，是本地最优秀的英语教师，他的许多弟子都相继考学出山，成为小城新一代风流人物。而他已默默无闻满头秋霜了，当年的壮怀激烈早已沉淀为现在的波澜不惊宠辱俱忘。在一次酒后，我向他提及我4岁时所围观的那场焚书之火，以及我幼年对他的景仰，还有我的恐惧和仇恨，他付诸一笑说——早就有人告诉我们：玩火者必自焚。

但是，在那场运动中真正被彻底玩弄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可以承认，知识分子确实在“反右”时被玩弄了，但在文革中，我认为真正被玩弄和伤害的却是那些普通草民。他们稀里糊涂地被青年学生带进一条报复社会的道路，文攻武卫，挑战秩序和权力，最后，又被戴上暴徒的荆冠，弃置于万恶深渊，一直不被主流话语所真正认识和怜惜。

五、

现在我要回到开篇时我所暴打的那个仇人身上。

因为酒醒后的内疚，我决定暗访一下他的生活。他真名叫周某某，文革时原是煤矿的一个普通合同工人，出身贫苦，没有文化。那时的工人阶级虽然号称是领导阶级，实际上该下地狱的还是要下地狱——幽深黑暗的矿井在今天仍然是吞噬生命的血口，况乎当年？

他有沉重的家庭负担，有嗷嗷待哺的孩子，有日复一日的井下辛劳，却没有足够养家的工资和安全感。这个社会从未给过他真正的温暖和平等，更莫想奢谈什么公正，他当然有怨恨。他的许多同事可能都勉强忍耐，他却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血性和要求，而这，正成了他日后的祸根。

文革，对许多积怨已久的底层人来说，都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大好时刻。周的造反就应运而生——上合天意，下符已愿。而他针对我父亲的迫害和泄愤，也就自然而然。

他的问题在于他和那时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都并不清楚谁是真正的敌人。人性中的恶一旦被调动出来的话，那就会像纳粹一样，施暴于无辜的百姓。他会用电线搓成皮鞭随时打“走资派”，会想出许多残酷的方式折磨他的假想敌，会去勇敢地抢劫武器来组织武斗，使其他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倒于血泊——这几乎是文革时多数风流人物的普遍悲剧——在运动的后期，他们被抓捕，被清除，被历史彻底抛弃。周也难逃覆辙，失去工作的机会，靠拖板车拉石头养家糊口。一次下坡刹不住车，他被自己的重车轧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

他有三个女儿，大的俩儿都嫁在农村，自顾不暇，只有三妹失学在家陪着他，老伴也早已不在。就是这个三妹，在80年代成了山城的名人——为了生活，她只能做暗娼养家，于是不断被抓，后来去特区当了新中国第一代“妈咪”。

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玩笑”的巨大后果。

六、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8岁，大姐15岁。

15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