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 | 旧书店的学徒与新时代的学者

凝听

清季民国之时，旧书业是比较发达的。我在这里所说的旧书店，也是就清季民国而言。当时的许多行业，虽然处在某些人所说的“万恶的旧社会”，但都还有一定的规矩，就像现在的各行各业都有相应的“潜规则”一样。当时老北京琉璃厂地段的旧书业也有规矩，其中的一条，就是学徒要学会背诵《书目答问》这本书。

张之洞先生所著《书目答问》一书，我只是大致读读，而没有很好地细阅，这自然是惭愧的事情，不过该书的某些片段，包括张之洞《劝学篇》一文的某些片段，我还是会背的，因为实在觉得精彩，读着读着也就背了下来，但是要背诵全书，我只有“望书兴叹”的份了。

所以说，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旧社会”时的旧书店学徒是值得钦佩的。从旧书店学徒的功夫，我们起码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职业操守与素养的重要性，一是古典目录学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但说来说去还是一个规矩的问题。

《书目答问》一书的价值和影响，百多年来的学者多有论之，不待余之赘言，这里只提一下鲁迅先生的态度。鲁迅先生对于青年人的主张是“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施蛰存先生说青年人要读点旧书，比如说《庄子》、《文选》之类，他老人家立马就翻脸，骂施先生是“洋场恶少”。

然而鲁迅先生自己，读起旧书来倒是津津有味，对旧籍之目录版本，也颇有些研究，正因为有些研究，所以他还给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徐世瑛开了一个书单。在《读书杂谈》一文中，鲁迅先生曾经论及《书目答问》一书：“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

这说明鲁迅先生对于《书目答问》的价值，并没有持极端否定的态度。

现在总有人说民族复兴和学术振兴之类的话，这种提法固然没错，但总要落到实处，不然就是空言误国了，而真要落到实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行各业都要有相应的规矩。旧书店的学徒背诵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就是一种可贵的职业操守。

鲁迅先生激烈地批判旧文化，但同时也在研究旧籍的目录版本，这也是一种文人基本素质的体现。

现在的书店，特别是国营书店，大部分职员干的恐怕都是搬运工与收银员的活，要有几个人听说过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一书，那就很了不起了，不用说背诵书目了。书店职员不懂得书目版本也就算了，大学与研究院所的师生也不懂，这可就麻烦大了。

对于当代学术界的弊端，已经有太多的人痛心疾首，然而很重要的一点，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我要抄录涂宗涛先生的一段话，其《一本指引治学门径的好书》一文云：

“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接触中国历史文献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的文史工作者，更是经常要和中国历史文献打交道；假若说把十分丰富的中国历史文献比为一座令人目眩的宝库，那打开这座宝库的一把钥匙，就是古典目录学。遗憾的是，据我所知，目前高等院校的文科学生，不懂古典目录学基本知识的现象是普遍的。甚至不少人连《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也没有听说过，亦不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何物。”

涂宗涛先生所说的问题，黄永年先生的学生辛德勇先生在《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一文中，针对近几十年来大学历史系的情况，有更加详细的论述，谓：“譬如目录学和版本学是史料学中最基本的内容，可是现在的大学历史系却很少开设相关的课程，一般是开一门‘历史文选’只是教学生念念文言文，根本不涉及目录学知识。

这种情况其实由来已久。5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周清澍先生，是深有造诣的蒙元史研究专家，他曾在一封信中，描绘了当年自己缺乏相关知识训练的情况。他写道，自己调到内蒙古大学任教以后，‘经常出差来京，学校也附带给我采购书籍的任务。可惜我一点目录学知识也没有，只会买一些一看书名就知其内容的书。

经过比现在研究生多若干倍的时间，完全出于偶然，看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中国丛书综录》、北京、北大、上海、江苏国学（今南京）图书馆等书目，才稍稍懂得点按目寻书的知识。为了在书店能随时决断应购何书，就必须熟记书名并知有几种版本及版本优劣等等’（此信公开刊载于《藏书家》第4辑）。北京大学历史系尚且如此，其他学校自然可想而知。

几年前，有一位行将退休的老教授，也是毕业于著名学府且供职于著名的学术机构，曾私下向我咨询，谓：‘听说有一部给古代传世文献做提要说明的书，如果书店有的话，让我顺便帮助买一本。’——这位老教授想问的书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件事情完全可以证明类似情况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周清澍先生说现在的研究生上学时就能具备相关版本目录基础，那可能是由于他在经历了长期暗中摸索之后，深知这些学问是入门的必备知识，于是开宗明义，就把它传授给了自己的研究生。如果是这样，只能说他自己的学生有幸，却并不能说明现在的一般状况。以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目前大学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的史料学素养，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总体上并没有多大变化。”

我觉得要实现学术的振兴，非要有“旧的”基础不可。因为新学术不可能象孙悟空那样，能够从石头缝里横空出世，也不是那些既不懂古希腊也不懂古希伯来的人能够从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中生硬嫁接过来的。要“弄旧的”，就要恢复古典目录学的地位，然而谈何容易哉！

今天谈读书的人固然不算太少，然而正儿八经谈书目的人实在是显得少了。就像当年叶德辉先生在《郋园读书志》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今人漫言读书，即读书目亦非易事。”张之洞先生编写的《书目答问》，虽然有不少后人指出其不足之处，然而香帅的学术水平，是绝不容低估的。今天若想找到香帅这样的“学者型官员”，恐怕是“打着灯笼”也难了。

《书目答问》初刊于西历一八七六年，虽然经过后人的多次增补，然而毕竟一百多年过去了，再好的书目之作也会有不合时宜之嫌，所以洞察学术界病状的黄永年先生，晚年曾经倡议编一本新的《书目答问》，可惜应者寥寥，徒存其议而已，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新时代的很多学者，是不太注重学术章法的，正像陈寅恪先生的一付对子所说的，“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陈先生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论及当日“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谓：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

中国学术自先秦时代开始，就有了“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语出《论语•雍也》）和“知通统类”（语出《荀子•儒效》）的主张。此后历代的学术，多有守规矩的传统。这个规矩，在《汉书》的《艺文志》和《隋书》的《经籍志》当中，已经说得比较明白。《艺文志》虽为班固先生所作，但却是在刘向、刘歆父子所作《别录》与《七略》的基础上完成的。

像这样既是系统书目又兼学术源流的论著，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而且是两千年前所造就的！正如近人王重民先生在《中国目录学史》一书中所说，这样的成就是“全世界上任何古代文明国家所没有的”。

清人王鸣盛先生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引金榜先生之言：“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

清人章学诚先生在《校雠通义》一书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近人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曾说：“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账簿式之目录，盖所不取也。”又说：“治学之士，无不先窥目录以为津逮，较其他学术，尤为重要。”

向、歆父子与班固的成就，后人可以超越，但绝不可跨越，清代学者的考据学与目录学的成就也是这样。由上面所引的这几段话，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中国固有学术自向、歆父子以来的一种传统。如果完全置这种传统于不顾，那么所谓的“新学术”，也只能是一种“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清人朱一新先生在《无邪堂答问》一书中说：“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

自从清季民初的今文经学家牵强附会地解释经书、民国时代的“整理国故”者“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以来，凿空武断的学风愈演愈烈，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便达到了高峰，演变成了疯狂的政治大批判。“文革”之后，这种学风依然留存，并借助“高校大跃进”与“学术行政化”所造成的全面腐败，再度盛行起来，甚至一些对“学术行政化”体制持激烈批评态度的学者，有时也会不小心沾染上。

所谓“跨越式发展”的说法，不过是某些低素质官员的狂言诞语。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绝不可能跨越成功，就像当年的“赶英超美”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注定要失败一样。同样，学术的发展也不能跨越。

今天大多数大学的文科部分，除了历史专业之外，很少开设中国通史的课程。文献目录和文字训诂，也都划归到狭窄的专业范围里面，而很少作为公共课程。实际上，在新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即使是理工农医类的学生，如果适当地学习一些通史和文化史的课程，略微了解一些古典目录学的知识，也不无益处。

本来现代的学术分科体系，已经把传统的固有分类打得七零八碎，如果再加上荒唐的教育科研体制和错误的专业课程设置，实际上就是堵住了大多数青年学生了解传统中国和学习古典学术的大门。即便是少数学生学到了一些传统的东西，也是支离破碎的。

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阶层，如果缺乏对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整体性认知，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实在是难以预想。过去一百年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

“不知旧，便无以知新”，这本是一个至简至易的道理。偏偏二十世纪有大批的“新青年”，就是不肯相信。他们对以往的文明成果，缺乏最起码的敬意，自矜其得地以为“时间开始了”，其结果是不但不能“跨越”古人，还很容易犯古人都不愿意犯的错误。“史无前例”的“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还只是一系列错误当中的一部分。“新青年”们所酿造的苦果，国人直到今天还在吞食。可是深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的现代学者，依然还有不少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海通以来，我们这个民族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以后的文化人所面临的局面，是既要知“旧学”，也要知“西学”。“旧学”与“西学”的规矩，虽然有所差异，但认认真真识字、老老实实读书，总是没有错的；尊重传统、考辨源流，也是没有错的，这些都是“旧学”与“西学”共通的东西。我真的不相信一个不尊重中国传统学术之规矩的人，能够从西方世界取到什么“真经”回来。

总之，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学者们虽然没必要像旧时代的旧书店学徒那样，非要背诵《书目答问》一书不可，但也要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传统学术的规矩。

等到各行各业都开始有了相应的规矩，而不是“潜规则”盛行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才会真的看到希望。

西历二O一三年三月至四月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