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丢官也要为百姓做事的读书人, 为何没有了?

许倬云凝听

古代的知识分子：从“巫”至“士”

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指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读书人”。

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这种人出现了。他们的原型是巫和觋，“巫”是男巫，“觋”是女巫，简单说都是通灵者。这些人除了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外，会在观察之中钩玄提要，想到吃饱以外的事情。

我在《西周史》一书中，讨论过周代“史”这个职务的各种各样的分工，包括记录员、历史的编撰者，等等。这些人善于从历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现象会引发哪些后果。

他们做的已经远远超过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提升知识到智慧的人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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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很多知识分子从“王官”被释放出来。当时一个贵族的领地被占领，贵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就会被释放出来。

孔子就是其中之一，他本身虽没担任过祝、宗、卜、史这类职务，但他从掌握知识的人那里学到许多学问，成为著名的大学问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间接从专业工作中被释放出来的人。

这些人已不具备公务人员身份，不再由官方供养，为了重新获得长久扮演的角色，他们游离待雇，进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闻，警世告人。

从春秋开始一直到秦汉，这些游离的知识分子，我们称他们为“士”。

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北宋的张载曾说过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同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四个方向或维度。我在这里稍做扭曲，将张载所说的这四个方向，转化成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释自然现象和宇宙意义。张载说：天地本来无“心”，要人给它立个“心”。广大空间为“宇”，无时无往为“宙”，人去解释宇宙，这属于理念的维度。所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学家。

“为生民立命”属于实践的维度。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是把理念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也许是官员，也许是社会领袖。

“为往圣继绝学”也属于实践的维度。他们想办法扩大并传承所学，总盼望后来的人能学得比自己更好，教书人就属于这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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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万世开太平”属于理念的维度。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能提出一个理想境界——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态度，盼大家往那个方向走，并且用这些理想来针砭、批判、矫正眼前所见不合理的地方。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可以是革命者，这些人无论做得好坏，其主要动力是把人类推向更好的境界去。

努力寻求、实现上面所提的四个维度，是知识分子自我期许的常态。有人努力于哲学的思考；有人在文官系统工作，作为“良吏”；有人在教学方面努力，作为“良师”；也有人想建设大同世界、桃花源。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在这几个维度里努力着。

中国知识分子努力的目标

凡是时势比较好的时候，例如开国之初，有些知识分子会努力于全盘性讨论，会投入解释新秩序，如董仲舒一类人物即是有理想志业的第一类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难或挑战时，第四类知识分子出现最多，如东汉及晚明。东汉的读书人把儒家悬为理想，针砭政治的败坏、权力结构的腐败、皇权无限地膨胀，于是他们形成抗议运动，成千上万的学者投入其中，却都被禁锢。

明朝的东林党也一样，一般读书人陶醉在科举制度下，只想过自己的生活，却有另一批人悬着儒家的理想，针砭当世，起来抗议政治败坏，百死不辞。

又如唐朝初年，贞观、武则天时代一直到开元，政治清明，对外接触也非常多，老百姓过得不错。正如杜甫的咏叹，说人民富足，远游不必带粮食，也没有安全问题。但是“渔阳鼙鼓动地来”，霓裳羽衣也就必须停下了，从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来，韩愈就开始讨论人生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没有更高的境界？这一波讨论一直延续到南宋。

唐宋的学者，建构了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即后来中国的理学。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阳明，又把韩愈的系统加以重组，其中王阳明将中国思想体系重组成为一个精密的唯心论。由董仲舒到王阳明，可看出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理念的维度中不断努力。

在文官系统中做事的有没有好的人？历史上确实是有不少人宁可丢官，也要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读书人为官，成了“劳臣”，一辈子辛辛苦苦，只为完成任务。历史上冒死谏诤的谏官也很多。劳臣、苦官、谏官，都是文官系统中“为生民立命”的人。

至于教书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学究教出了无数的好学者，许多平凡的私塾老师教出第一等视野的人物。曾国藩的老师没什么名气，但他就属这一类人物。

因此，我说前述的这四个方向或维度是中国读书人努力的目标。

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四个维度基本上都有了相当大的缺失。更大的难题是，我们面临的今日世界只有专家，没有知识分子。以美国的学术界和同时代的欧洲学术界相比，美国学术界缺少知识分子。

美国的知识分子是在作家、记者与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学府之内。学府里只见专业教师、研究者，他们只问小课题，不问大问题，也很少有人批判、针砭当代，更未标悬一个未来该有的境界。

一个医生在他专业的领域里，可以不自觉地做个好人与好医生，却没有自觉地去追问什么是“专业伦理”，去追问医药资源的分配合理与否，是不是偏向有钱人。

在其他行业，这一问题同样存在。比如，经济学家的设想是为了全民的均富，还是只为让富人更富？法律专家的思考是为了保护全民的财产，还是只为保护富人的财产？

今天一个个科学实验室已成为一个个小的创收基地，人们只从创收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