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 被我走丢了的家

阎连科凝听

导读

母亲便又厉声对我说：“你为写作疯了吗？要把一个好人写成坏人、残人吗？”

哥哥则看着那躺椅和架板评论道：“何苦呢……好好活着比你要写东西重要得多！”

而我的姐姐们，则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了，你用不着这样躺着还天天写那让人不喜欢的东西呀。”

被我走丢了的家

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里；有的人永远生活在村落、城巷和房子外；还有些人，注定是一生都来回行走、徘徊在村落、城巷和房子的里边和外面。

20周岁时，我因为当兵离家而第一次坐上了火车，见到了电视机，听说了中国女排，吃到了无限量的肉馅包子和饺子，知道了小说有长篇、中篇、短篇的三分法，并在1978的军营里，抚摸、敬拜了中国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的墨香与庄重。并且还听说，北京那儿有家专门谈论文学的刊物叫《文艺报》。

翻过这个承载了过多历史的年头后，我在师图书馆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了金发碧眼的女人费雯·丽，愕然到被美带来的惊惧所慑获，站在那儿足有几分钟，木呆呆不知道那时候我的人生正被书籍重击着。我无法相信，原来外国人长得是这样。

不能理解世界上竟然还有和我们长相完全不一样的人。我把那印有《乱世佳人》中费雯·丽艳照的三本小说带回到连队白棺材般的蚊帐里，用三个晚上看完了玛格丽特·米切尔上、中、下三卷本的《飘》，模糊恍惚间，明白了之前我对阅读和故事的理解是多么偏颇和错谬——我一直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我读过的红色经典、革命故事样，可情况却完全不是那样儿。

于是我开始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斯汤达。冉阿·让只要从《悲惨世界》的文字中走出来，我的手上就会出汗、不安和惊恐。为了抵抗阅读带来的躁动和惊惧，我需要不断地合上书页，自己把自己双手的关节捏得啪啦啪啦响。

读《包法利夫人》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严寒的冬天会半夜从床上爬起来，独自在军营的操场上，莫名地跑了一圈后，才又回去爬到床上接着将书一字一字地吞到肚里去。

是美国的作家米切尔，把我带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里。她就像穿着随意、有些俗艳的使女牵着我的手，将我领进了神圣、庄重的教堂样。这让我时时都记住那个深冬的寒夜间，天空皓白，村里酷冷，我家门外的流水声和水流渐次成为岸冰的冻结声，刺骨的响在我的耳边和村落上空的静寂里。

那时候，1978年底，我要当兵了，必须在晨早鸡叫三遍后，到公社的大院坐上汽车至县城武装部的大院去集合。于是间，我一夜未眠，盯着窗外的冷月和宁静，直至听到村街上有了谁人的脚步声，才慌忙起床去站到父亲的床前边，望着他多病、瘦黄的枯脸说：

“爹——我走了……”

而这时，父亲和我一样一夜没睡觉，他从被窝伸出他黄枯如柴的手，把我的手捏在他手里，喘喘嘘嘘嘱托道：

“走吧你……走了就努力出息些！”

这是我20周岁要离开家乡时，父亲对我说的最为平常、深重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分量、力量如山脉托举着我的灰暗和未来，让我青春的茫然仿佛走不出的荒野般，直到米切尔把我带往那些神圣的文学著作前，并帮我将一扇完全不一样的大门推开一条露着光的缝。

我开始了真正意义的阅读和写作，并试着投稿和发表。1979年发表的今已丢失的第一个短篇，8元的稿酬，如今天的80万样让人激动和兴奋。用2元买了糖和香烟送给连长、排长和战友们，另外6元钱，和三个月的津贴攒凑在一起，终于够了20元，赶急寄回家里让父亲买药吃。

及至后来几年在身为士兵的年月里，每年都有一二的短篇发表，挣来的稿费从十几元涨到几十元，我都一一从邮局寄回到坐落在河南嵩县的田湖村，再由母亲或姐姐替父亲把钱送到镇上的药铺和医院里，直到我因为写作而提干，因为写作而结婚，并隐隐觉得自己有一天兴许会成为作家时，父亲觉得我真的出息了，有业有家了，他可以撒手人寰了，就在我刚结婚不久的日子里，用电报把我和妻子召回去，然后他就又是留恋、又是毅然地和我及家人诀别了。

那时候，1984年冬，我和妻子火车、汽车的在一个午时赶回家，那个乡村的院落已经挤满了人，姐姐、哥哥、邻居、医生都在屋里、院里茫然地站着、蹲着或者低语着，待我快步地踏进了那个院落时，几乎所有人的脸上都哀慌慌地松了一口气，同时从嘴里低声吐出了三个字：“回来了……”不知是问我还是自语着，然后闪开一条道，让我急急到了父亲床前去。

那一刻，屋里灯光昏暗，父亲的脸色和那昏暗混在一融里。我快步急切地冲到父亲床前边，慌慌忙忙叫了一声“爹……”而父亲，那时依然躺在他十几年都躺着的那个床边上，看着我脸上露出热切惨淡的笑，用几乎难以让人听到的声音对我说：

“回来了……吃饭去吧……”

这是父亲一生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在这句话后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里，父亲就在我的怀里去世了，力尽了他辛劳、凡俗的一生，宛若一枚叶子落下时，如何用力和挣扎，那落叶的生成和旋转，都没有和别的落叶形成区别样。

然在我，却数十年里无法忘记当兵走时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走了你就努力出息些”，和在六年后，父亲在他人生尾末我又站在他的床前时，他用他平生最后的力气对我和这个世界说的最后一句话：“回来了……吃饭去吧。”——这样两句话，是中国百姓任何人都最常说的两句话，平常到如将汗熟的衣服脱下或者穿上样，值不得思深的考量和纠缠。

可是我，却总也忘不掉这样两句话。就是到今天父亲死去的34年后，这两句话也还楔子一样楔在我头脑里。我总是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想，将前一句话理解为父亲让我出去到世界上闯荡和奋斗，将后一句话理解为闯荡累了就回家吃饭、歇息和补养。

如同相信一间房子最后会繁衍成为一片村庄般，我相信树会结果子，果子会腐烂、死亡或者生成新果树。这个一切都是那个一切的重复和重演。无论是你一生都守在一块土地上，还是你必须离开土地闯到哪儿去，命定的事情是不能抗违的。我们所能改变的，都是在命定范围内，一如一切的成败都必须在生死轮回中。

我从不去想超越命运的事。接受命运是我唯一应对世界的方法和主张。父亲他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我就为这个“出息”开始勤奋和努力。米切尔把另外一个世界给我了，我就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思摸和触碰，写作和读书，挣稿费和立事业，然后累了就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上，同母亲、哥哥、姐姐们说说话，为邻居、村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然后息缓过来了，就从那个村落再往远处走，到累了再回那个村里、家里歇几天。我相信，徘徊在村落和远途的来回间，是上天给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复，如同公共汽车总是在一条线路上往复一模样。

我知道我被世俗和命定所束缚，但我从没有能力一味地对抗命运和命定。

我知道我一生的努力中，都伴随着狭隘、奴性和无力，可也很少回家歇息后，因为懒惰就不再出门去远行，哪怕一生都如公共汽车往复在别人安排好的路线上。

1985年，我的儿子出生了，母亲从乡村家里到古城开封为我带孩子。刚好那年我的第一个中篇发表在今已亡故的《昆仑》杂志上，不到四万字，有着近800元的巨额大稿酬。为这800元，我们全家喜得如又超生了一个孩子般。为庆贺这稿酬，一家人走进餐馆狠狠吃了一顿饭，还又买了一个18吋的电视机。

自1979年发表第一个短篇起，到1985年发表第一个中篇止，六年的努力和辛劳，我门家都知道其中的苦甘和酸辛。而母亲，则拿着那厚厚的一本杂志并翻着属于我的二十来页的铅字说：“就写这么一点就挣800块钱呵，这比农民种地强多了——这样看，你可以一辈子就把这事做下去！”

我也觉得这确实比农民种地强得多，不需风雨，有名有利，异常值得一辈子终生不渝地做下去，且父亲让我走了就努力出息些，母亲又让我终生写下去，我哪有停止读书和写作的来自家与土地上的理由呢。那么也就接着读，接着写。

在后来中国文学的黄金岁月里，由我编剧的正能量的连续剧，连续三年都播在中央一套的黄金时间段，那稿费比小说来得快得多，也还多得多，于是每月我都给母亲寄去她认为每天吃顿肉也花不完的钱，过着每年春节镇长、乃至县长和县委书记都会到家里拜年的风光好日子，使得我们整个村的人，都以为我离开村庄真的出息了，有了名声了，连县长都到我家坐坐并请我吃饭了。

这样儿，如一间房子不仅变成了一个村，而且转眼又成了一座城市般，那些年月我家的精神和风光，真是酷冬过后的春日了，连房檐和树枝上麻雀的叫声都和人家不一样。

可事情到了1994年，我还如往日一样写作着，却因为一部中篇的麻烦和纠缠，使我在部队写了半年检讨书，加之常年之写作，日日枯坐，夜夜握笔，最后闹到腰病、颈椎病同时迸发，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连吃饭也得要人端着送到手里边。

这期间，母亲、哥哥、姐姐都从家里赶到部队去看我，见我不能走坐，还躺在一家残联工厂为我特制的活动架子下，身子敞开，头面朝天，悬着胳膊在半空的活动板上写作时，母亲便又厉声对我说：“你为写作疯了吗？要把一个好人写成坏人、残人吗？”哥哥则看着那躺椅和架板评论道：“何苦呢……好好活着比你要写东西重要得多！”而我的姐姐们，则都说了一模一样的话：“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了，你用不着这样躺着还天天写那让人不喜欢的东西呀。”

然后是一家人的沉默和无言，一家人劝我要么不要写，要么实在想写了，就写人家喜欢的——比如还写的电视连续剧。今天回忆那时他们说的话，我理解那不仅是他们说的话，而是一个村落和一片土地的声音和灵悟，是我命运走向岔道后，扳道工的体悟和纠正。

而那时，我不能理解来自土地的声音和精神，只是为了让他们放心回家去，就一连连地点着头，如写作检讨般的认真和虔诚，直到他们都离开回到了只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我又开始躺在残联为我特制的椅架下，继续写作《日光流年》那本书。直到《日光流年》后，写了《年月日》《坚硬如水》和《受活》；并因为写了《受活》而转业；因为转业又警惕放松写了另外两本更令人恼火的小说后，我们县的一个领导在那年春节时，通过电话对我很正式地宣布说：

“我说连科呀，现在我对你说句实话吧——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

听了这句话，我轰隆一下顿悟到，我和那块土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变故，就像一头耕牛在不知不觉间，脱缰重重踩在了每天侍奉它的把式身上样，因此他们已经觉得我不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

他们认为那块土地上的儿子不该是我的这样子。

当我得知我是那块土地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我不觉得这是一句可笑的话，也不觉得是一个人的酒后之乱言。它是那块土地上的正强音，是那块土地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时候我开始思忖我的写作和我与那块土地之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

没有我，那块土地依然会遵循着它已有的秩序和轨迹，日出日落，岁月人生，千年之前是什么样，千年之后还是什么样。而我若没有那土地，我就不再是我了；没有那村落，我就什么也不是了。我思忖，我可能是从那块土地上出来走得过远、并忘了土地颜色的人。

我在那块土地吃了、喝了并带走许多食物和用品，可以在很长时间里不回头地朝前走，这样我就走得过远了，差一点忘了自己家在哪儿了；忘了我出生哪儿、成长哪儿了；远行得连那块土地上的亲人都不以为我和那块土地有着牵连和割不断的扯拽了。

我需要重新回到那块土地上。

我与父辈

真的是那块土地可以没有我，但我不能没有那土地。如此在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我与父辈》和别的，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让自己所有的情感都重新归位到那块土地上，回到父母、叔伯、邻人和那儿的树木、黄土上，直到自己觉得自己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觉得应该没人会把我从那块土地上再次甩开抛离了，才觉得我可以如父亲说的那样重新上路远行了，可以为某种写作的理愿继续努力了。

然在我要继续写作时，我才发现我的思维已经成为碎石铺就的铁轨般，换道和更向，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母亲说的一生可以做的事，我只能要么不去做，要做了只能那样做。

这时候的问题不仅是我写了什么或者没有写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在写作期间我遇到了千家万户也都遇到的事——新买的房子要让位给一条新修的路，新写的书寄往所有的出版社和杂志社，回话都是一声“对不起”，加之那两年，2011年和2012年，腰病重到三天两头跑医院，颈椎只要举头就需要一个医疗颈托把脖子硬生生地撑起来。人真是灰到乌云凝固一模样，生活和生命，最得体和恰切的说辞是，不死也不活。

真的累极了，时常会想到死。

想到死了家人的一片哭声和家人外可能有的暗笑和窃喜，也就觉得还是坚决、坚决地活着好。然后就遵着父亲临终前的言外之嘱托，在2012年春节回到家里过年去，准备着任凭家人和那块土地的奚落、批评和谩骂。

然而那一年，一家人的春节却过得意外的平静和温馨。去走亲戚时，越过河水的流淌声，如我少年时在田野狂唱的歌声一模样；和母亲、哥嫂、姐姐们，一同看着《还珠格格》连续剧，吃着春节的饺子和炒菜，直到过了大年初五离开家，那块土地和家人，都没有对我和写作说出一句品评的话。

然终于年是过去了，该再次离家走去了，到这时哥哥才温和的带着一种苦笑哀求一般说：“回去你可以写点别的东西嘛！你可以写点别的东西嘛！”到我开车走上要回北京的高速公路口，去送我的外甥才替他外婆喃喃道：“舅——我外婆让我替她交待你，说人不写东西也可以过日子，你没必要吊死在写作这棵老树上……”

我真的是要吊死在写作这棵老树上。

我知道我背离着父母、哥嫂、姐姐和村人们的初愿走得太久、太远了，就像少年出逃的一个野孩子，虽在梦中经常回到生他养他的家和村落里，可他到了年过半百、岁至花甲，因为精疲力竭要返回故里补给和养老时，他找不到他的家在哪儿了。找不到生他养他的村庄和土地到底在哪了。

不是家和土地丢弃了他，是因为他走得过久、过远弄丢了家。

这一如一个年少洗礼而为信徒的人，因为一直外出没有碰到教堂或清真寺，也很少踏步庙宇和道观，虽心里总是有神并日日时时敬着神，可岁月让他忘了庙或教堂是什么样，回家时他心里有神也认不出教堂和庙的那种建筑了。

不是教堂把信徒弃绝了，而是信徒把教堂弄丢了。

谈论故乡是很轻淡的一件事，哪怕可以说出有家不能回的故乡才为是故乡。我有家。我家所在的故乡从来没有弃绝我，每次回去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脸灿然迎着我，甚或他们都以我为骄傲。可是我，从来不愿、也不敢让他们知道我用笔在每天做什么。

我是那块土地的逆子和奸细。他们之所以在我每次回去时都还对我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那块土地的出卖者。

常听说，抗日战争时，在东北的一个村屯里，有一个汉奸靠出卖亲人美极地活着并过着好日子。据说他每次以生意和赶集的名义，到城里给日人递送情报后，回来都带回许多当时难买的小件商品分给村人、邻人们。村人、邻人们，也都把这汉奸当成村屯和东北土地上最好、最善良的人，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被枪毙后，土地和村屯里的人，都还不相信他是一个奸人、逆子和出卖黑土地的人。

我常想，在我的故乡、土地、亲人里，我是不是也是那个靠出卖土地而获取了名利并把日子过得不错的人？以至于自己把家和土地都卖尽、弄丢了，那块土地和家，总还敞开着大门等我回家去。这仿佛一辆出门去接了儿子回家的车，车都被那个儿子卖掉了，那开车的人还在四处寻找着他要接回家的人。实在地说，我每年都回家。每年回家很多次。我回家我所有亲人、邻人、村人都知道我回了家，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真正如早年一样回到家。我人是回到了那块土地上，但我的魂灵却隐隐远远飘在那隅村落的田野和上空。

我不愿让村人、邻人知道我在外面都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写了什么书，就像那个东北屯村的贼奸不愿让人知道他在城里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所以说，这些年我回家面对母亲、兄嫂和所有的亲人们，不仅总是温顺和沉默，且多还面带微笑而沉默，总是不断地为了点头而点头。无论别人说什么，我都装出一副虔诚聆听的样。

然而我知道，我和那块土地已经隔着一堵被我竖起、并只有我能看见的墙。这堵隐墙的存在不是他们的错，是我成了他们的逆子、贼盗和奸细，也才有了这面极为堵人、堵心的墙。我总是在执拗地做着不该做的事。在一条逆行的路道上，我走得偏远或过远，以至于我再也没有能力真正返回到那个村落和土地上；且我也知道我的家人、村落还都必须要生活、生存在那块万年不变、永恒如初的土地上，而我又可能还要在已经过远、太远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世界是不变的，物事也是不变的。在我以为世界和物事都是永恒不变时，世界和物事其实也在悄然变化着。就在不久前，今年上半年，我又为了歇息、补养回到了父亲说的“回来了……吃饭去吧”的那个村落和那个家，一家人吃了晚饭都在闷热中，因为沉默像霾黑一样压在屋子里，父亲的遗像又总在桌上盯着我们看，于是母亲、哥嫂和姐姐们，就都始终不说话，都低头看着眼前的脚地和每个人的鞋尖儿。

就这时，时间也许仅仅过了几秒、几十秒，也许转瞬就过了一年、二年、上百年，为了争取从这时间的束缚中间挣出来，哥哥首先开口说了话。

哥哥问我道：“连科，你今年都已六十岁了吧？”

我惊了一下笑笑说：“从当兵离家算起来，我已走了四十年。”

然后大家就都惊着了。

没人敢相信我已经远行外出了四十年，如同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已花甲六十岁。大家都被这“四十”和“六十”击中了，仿佛被突如其来的棍子击中了头颅又不敢相信这突来的袭击和灾难，可从岁月的裂隙流出来的血，又在说明、证明着这一切，到终于再用一段沉默来认同了岁月和时间后，哥哥又如父亲一样用嘱托的语气对我说：

“你都六十了，读了不少书，以后你在外面想做啥儿你就做些啥儿吧。”

母亲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你在外面写啥儿都行，只要注意身体，只要每年都回来看看我和这个家。”

然后……然后呢，我忽然一身轻松，又无言语，仿佛真正久别的人重逢一定无言样。仿佛一个教堂的建筑认出了行远归来的信徒后，用一砖一瓦、一木一檩和墙上的一物与一画，把它的儿女拥抱在怀里，且不让他们的儿女走进忏室去，只让他坐在教堂最中央的位置上，歇息、平静、思考和呢喃，并且对那信徒说，如果你要继续朝外走，想要走更远，那这教堂愿意起脚永远跟在你后边，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把教堂给走丢了；这样无论你去哪，走多远，你家和你家的土地就永远都在你的脚下和脚后边。

本文来源：《长江文艺》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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