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都在等他的结果：完成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有多危险？

他是司法鉴定界的“福尔摩斯”，也是网红法医秦明的“老师”，作为尸语者，他追求精准地翻译，还事件以真相。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令狐空

“钟南山院士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他们前线的医生就等我这个结果了。否则不知道治疗到底怎么办，治疗效果怎么评估。”

让钟南山院士苦苦等待的，正是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结果。

没有这个结果，就很难探讨病毒的传播途径，也弄不清楚病毒对人体究竟造成了哪些伤害。那么医生和病毒的战争，就处于盲打的危险境地。

好在上月28日，世界首例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报告公布，迅速刷屏了朋友圈，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医生们也终于可以舒口气。

而这个让钟南山院士宽慰的人，正是网红法医秦明的“老师”，有司法鉴定界“福尔摩斯”之称的刘良。

从一到九

当解剖结束后，记者询问他是否恐惧，刘良肯定地答道：

“对，还是恐惧，不恐惧是假的。虽然我以前解剖过SARS，也解剖过艾滋病，但是都是别人已经做过的情况下。”

“这个你做了以后14天之内什么情况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它的空气气溶胶(传播)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很冒险的事情。”

其实早在1月22日，刘良就呼吁对新冠肺炎的逝者进行病理解剖，并和团队一起递交了紧急报告。

但由于国家没有负压的解剖室，而且需要获得家属的同意，所以等了二十多天。

2月16日凌晨1点左右，59岁的刘良率领团队进入了手术室。面对着与遗体的零距离接触，他们采取了最高级别的防范。

戴着两层口罩，三层手套，两三层的帽子，护目镜加防护屏，再穿上防护服，周身没有一点暴露的地方，厚重得就像宇航员。

在开始解剖前，医生们向遗体长时间的鞠躬。这既是行业的规矩，更是从心底里感激逝者的深明大义，为全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

尽管已经做好了面对危险的准备，但情况比他们预想的还要糟糕。

首先里面的空气非常闷，再加上层层的防护，跟高原反应差不多，有种缺氧的感觉。

其次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由于是世界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他们特别小心谨慎，前后持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是平常的三倍。

当进行到后面的时候，这次解剖已经变成了体力上的较量。腰酸背疼，汗水不停地滴在衣服里，每缝上一针都要大喘气。

最让人担心的是，谁也不知道打开后的遗体会散发出多少病毒，而时间越长病毒就会越多。刘良的团队，就相当于进入了核幅射最严重的地方。

虽然危险重重，但这件事情必须有人去做。

在完成首例解剖后，刘良又马不停蹄地投入了下一场工作。

因为数据越多，对疫情的防控越有利。他们的报告，将深刻影响抗疫的进展。

迄今为止，刘良团队已完成了9例新冠肺炎遗体的解剖，占据了全国解剖数的3/4。

福尔摩斯

刘良是武汉人，出生于1961年。既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人、湖北省司法鉴定协会副会长。

然而这位法医界的大神，当年差点与法医失之交臂。1983年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武汉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

面对着这个别人羡慕的锦绣前程，他却闷闷不乐，因为在大四的时候他读了前苏联法医学家阿夫杰耶夫的著作《法医学》，从此对法医产生了浓厚兴趣。

巧合的是，两周后他遇到了一位同学。这位同学抱怨连连，对分配的法医工作十分抵触，他根本不想和遗体打交道。

刘良突然间灵光一闪，提出要和他调换工作。对方听后表示同意，两个人都欢天喜地地到了新岗位。

当他还只是一名助手的时候，就接到一个棘手案子。一个犯罪嫌疑人从派出所逃走，却在回家后死在了楼梯间。家属对此不依不饶，声称死者是被警察殴打致死。

当老法医将遗体打开后，并没有发现异常。正准备缝合时，刘良敏锐地观察到死者背部的脊椎向前弓起，有个像黄豆般凸起的点。

于是，刘良请求在死者的脊椎处划一刀。结果先是瘀血流出，然后脊椎椎体像张开的嘴巴一样断裂。刘良因此推测死者从楼梯栏杆侧翻，恰好撞在了木头上。

在证据面前，家属也交代了事实真相，跟推测的相同。刘良也因此声名大振，获得了“刘一刀”的称号。

“稍微马虎点，那个‘黄豆’可能就漏掉了！很多时候只是那么一刀，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那一刀就是案件的关键。”

▲ 周秀云案件

后来的刘良又协助警方破获了一桩桩案情。比如湖南黄静裸死宿舍案、农民工周秀云讨薪死亡案、某地公安干部捅自己11刀自杀案等等。

他也因此获得了“福尔摩斯”的称号，成为了法医中的顶尖王者。

敬畏传承

影视剧中，总是有反派想要收买司法鉴定人员。只需稍微改一下数据，就能够影响案情的进展。

“在鉴定尸体时，各方表态不一样，鉴定结果不利于哪一方，哪一方就不满意。法医的职责就是帮死者说话，把死者的语言翻译给不懂的人听。”

作为一名法医，刘良从来都用信仰和道德严格约束自己。人命关天的大事，容不得任何行为和心理上的偏差，他用“身败名裂”来警醒自己。

▲ 刘良（左）

对每一起案件，他都保持敬畏，并百分之百的投入。用自己专业的知识和经验，推断出最精准的鉴定结论。

在30多年的法医工作中，他不仅参与了17年前SARS患者的遗体解剖，更主持和参与检案4000余例，经他抽丝剥茧洗刷冤屈的案子不计其数。

由于他在司法鉴定方面的巨大贡献，CCTV把他评选为2016年度十大法治人物，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荣誉的司法鉴定人。

忙碌的他，经常天南海北地跑到全国各地做鉴定，回家变成了一件罕见的事情。而当他好不容易有空闲时，又为法医的职业推广普及操碎了心。

他不仅从事教学和科研，还经常应邀参加讲座，并参与编制了法学的教材。

▲ 《法医秦明》海报

现如今，他门下的弟子们“占领”了许多城市的公安局。连微博上有500多万粉丝的法医秦明，也自称是他的学生。

严格意义来讲，秦明并没有跟过刘良教授。但他的两个师兄，却是跟着刘良教授的博士生。而且他上大学时，读的教材正是刘良编著的。

有了这几层关系，秦明因此自认为也是刘良的学生。

巾帼英雄

法医的角色，就相当于战争中的侦察兵。必须冒险深入敌方内部抓一个“舌头”，抓回之后让各种人去审讯。只有知道了敌方的虚实，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围剿。

而在中国，还有许多像刘良这样优秀的法医，其中有一位女士格外引人瞩目。

她就是在2003年“非典”爆发时，解剖了前两例遗体的女法医王慧君。

“17年前2003年，我已经忘记了几号，只记得是正月初十。当时还在家休息，忽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们要去做SARS逝者遗体的尸检。”

当时的情况比现在还要糟糕，根本就没弄懂对手是谁，很多人以为衣原体是致病的元凶。而且那次的解剖没有任何参照，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措施。

王慧君一行，仅仅戴着两层口罩，外面套了一层隔离服，用防护眼镜代替了护目镜，甚至直接把鞋套套在雨靴上，就进入了普通的解剖室。

结果刚开始解剖，身边的助手就发生了手误，剪破了一根大血管，血直接喷射到脸上。等解剖完毕后，才用酒精消毒。

等到做第二例时，又有同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感冒症状，那种情形只能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万幸的是，没有法医因此感染发病。

尸检取样后，王慧君又和团队一起做病理分析，发现这种感染并不像衣原体感染，病毒感染的可能性反而非常大。

正是这个突破性的发现，第一时间形成病理学报告，传达给了钟南山院士的团队，为后续的临床治疗提供了巨大帮助。

但当人们在后来赞扬她当年的事迹时，王慧君却表示：

“我的职业不可能推给别人，更何况我当时还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有担心，但没有害怕，也不想说这件事有多高尚，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她，“非典”被改写，但她的心态却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旧是身为医者的平常心。

虎穴蛟宫

由于艺术作品的宣传，法医确实给人一种神乎其神的感觉。还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故意丑化法医。刘良则反复强调，法医只是一种职业，不要神化，也不要诋毁。

作为尸语者，他追求精准地翻译，还事件以真相，洗冤者之长恨，守天下之正义。

记者曾经问刘良：“为什么还要去争这个（遗体解剖），去当这个第一？”

刘良淡然地说道：“总得有人去做这个。在世界级的这种大灾之前，如果我们不在里面起点作用的话，我们就是羞愧的这种心理。”

▲ 刘良（左）和秦明

这种羞耻心，不正是古往今来所有仁人志士共同的品德吗？

当灾难发生时，多数人拼命逃跑，而他们却逆行奔往事发的地点，抵挡着汹涌的狂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董卿在《朗读者》说道：“人的心灵应如浩渺瀚海，只有不断接纳希望、勇气、力量的百川，才可能风华长存。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愿意含着泪继续奔跑的人。”

▲ 刘良（中）和团队

人类所有的智慧，并不是苹果落地后的灵光乍现。而必须拥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更需要进行一次次无畏的尝试。

有些尝试，如攀高峰采仙草，身后无底深渊；似入海底探骊珠，旁边怪兽潜伏。只有穿过了火海刀山，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正所谓：探虎穴兮入蛟宫，仰天呼气兮成白虹。

而正是有这些人的存在，无边的黑夜中才亮起了灯火。

他们勇敢的身影，值得竖立起一座座供世人瞻仰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