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自述：从乡党委书记到南下打工
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读大学的时候就与村子里一起读高中的学生联名找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因为我们是老苏区，我们就到省扶贫办、老苏区办公室要钱，希望他们建学校、建医院，还有农田水利的一些配套设施。1983 年毕业，那个时候有很多选择，特别是搞三梯队，那时候大学生是天子骄子，不像你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干部，也有很多好的去向。当时就想回到自己的公社，我觉得我有责任回去，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学校的老师、以至于家里的亲人都说，你自己想清楚，这个地方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当时想的很清楚，就是要回去。那个时候有救世主的情结，那个时候的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教育，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父老乡亲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回去了。
回到县上时，我们学校的一个领导正好调到我们县里当县长，他就让我留到他身边，在县委办公室，我在县委办公室上了两天班，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到公社去。县委领导说，你在领导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我说还是下去以后再来吧。这样，我就把行李一带，还是回到公社去了。
到公社就当了团委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投入到当时正在搞的农田水利建设。我是大学生嘛，虽然职务不是很高，但公社里的社长、书记还是很重视。加上我学农业机械，他们很在乎，我也是初出茅庐不怕虎。当时渔民转向养鱼、种地，那个时候我就带着老百姓去挖鱼池，在宅基地修路。老百姓很喜欢我，干部也觉得这个小伙子思路很清晰，也敢于去承担一些事情。市里、省里都是我去。见了人，大一点的就喊爷爷、小的就喊叔叔、和父母差不多的就喊伯伯，大家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给我们家乡很多支持，以后又修了医院、公路、大桥、电影院，每个村子都建了泵站，基本上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5 年，我就是那里的乡党委书记了。
1987 年，我再次去华农读书， 1989 年毕业又回到公社去。那段时间，我们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老百姓对我的感情也比较深。当我再去华农读书的时候，有几千人来送行。所以，个人很有成就感，与群众关系也很好。后来我再去其他乡工作，由于农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干部一天比一天多， 1985 年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只有 9 个干部，以后是要管 100 多个干部。1985 年，我 23 岁，我觉得我很有管理天才。但是到了 30 多岁的时候再当党委书记，我觉得我管不了人了，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天天要去做。干群的关系越来越差，内心有很多冲突。那个时候，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坏。不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我们县里当过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每在一个乡，我都希望把这个乡做好，刚刚做的好一点的时候，组织又要求换到另外一个乡去。我去的地方都是乱糟糟的，欠很多债的，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一个地方整好了又要换一个地方。
一直到 2000 年时，我就发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个人的努力是及其有限的，必须要去改变一个大的环境。农民种地年年亏本，可农民是很勤劳的，很勤奋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地方的经济怎么发展起来，干群关系怎么改善呢？特别是农民每年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还要交税。你们都是来自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方的，所以你们感受不到中部地区农民的负担，种一亩地要交 300 多块钱。我的父母亲七十多岁了，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不种地还要交人头费 350 块钱。有这么重的负担！80 年代，乡财税所是 2 个人，到了 90 年代后期，乡镇的财税所都是几十人，甚至 100 多人。我们洪城镇洪城乡 （音） 是 140 多人，当官的人越来越多，由老百姓来养活。这个局面没有办法。
2000 年春节的时候，我初四去上班，去访问农户，就看到农村里有很多悲惨的景象，加上平时的一些思考，所以就给总理写一封信，反映农民怎么苦，农村怎么穷，农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总理、胡主席、温家宝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很重视，后来就派人到农村暗访。暗访的人回去后认为我反应的情况在全国也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所以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又再次做出批示，让各个省、市的领导，以及各个部委都要看这封信，研究当前农村中形成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形成了全党、全国都关注三农问题的一个大的气候。最近两年，中央的农村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政策也逐步对农民有一些倾斜，所以农村的情况有一些好转。
当时批示以后，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就要我在的棋盘乡做改革试点。几个月以后，他们说改革成功了，当时要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市里当副市长之类的职务。组织上找我谈话的第一句就是为了监利县的稳定，希望我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更高一点的职务。我听了第一句“为了稳定”之后，那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嘛。加上他们说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要全省推广经验。但是农村积重难返，怎么几个月就能改好，这与我想象中的改革，与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党员，组织上要把你调走，我们必须要服从。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工作十天，十天之后你们安排人来接我的手，我自己也不要组织安排了，我到南边去打工。
9 月 16 号我递了辞职申请， 9 月 18 号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去广东打工。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吧，从大学毕业到公社里去，从给总理写信，又去打工。
在广东呆了一年，在深圳一家台资的农业性企业打了半年工。蓝天股份的基地就在原来我老家，洪湖赤卫队在的那个地方。我们过去也熟悉，他们去台资企业找我，让我去接手珠海蓝田公司，做老总。这是一个很大的农产品企业，专门给香港和澳门供应农产品。我就很快去了珠海。当时我改名叫李生安，因为（用原来的名字有）很多麻烦，找我的人也挺多，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的行踪。因为在企业里做事就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我希望将前面的事情告一段落，从新开始。但是后来湖北荆州的一些领导发现我工作的地方。在珠海蓝田工作几个月后，荆州的领导就给蓝田老总打招呼。老总就说，人家已经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很不满。虽然他没有说让我离开，但我还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为上市公司也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后蓝田公司跨掉了，也是有多种原因，因为他的经营靠当地政府给一些特殊政策才能支持。
广州的疯狂英语注册的是恩正企业，我（离开蓝田后）在里面工作了三个月，写了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给总理写了信，总理很重视，中央也很重视，也做了一些改革，一直到了企业他们（湖北地方政府）都还不放过我。我就发现农村问题要形成一种社会的气候，光靠一个领导批示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想把我从给总理写信，到我离开湖北，再到我离开蓝田公司，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离开（湖北）后，我老家又接着死了几个农民，农民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我应该写出来，应该引起社会的共鸣，应该借这个事情推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初稿写出来了，讲自己的故事写得快。
2001年9月我到北京来出版这本书，出书很困难，找不到出版社。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温铁军先生。他说，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我说好啊。于是我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
所有人都听我指挥。我参加工作之后，和我工作的人都觉得轻松愉快效率高。多糟的团队，我负责两三个月后就各干各的，效率很高。但我的兴奋点不在那些地方。人还是与自己早期形成的，为农民做点什么事情，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内心关注的那些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回到我很熟悉的那个社会里的时候，感觉心里很踏实，觉得自己有意义，精神上很快乐。如果和企业老板呆久了，总觉得不愉快。和当官的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要做上席，我要坐下席，或者相反。你的职务大，你动筷子别人才能动筷子。你喝一小口，别人要喝一大杯，我总是很不习惯，心理很不舒服。
我在想，中国未来的社会，民间组织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都带有官方的背景，国际NGO组织到国内来，以及中国越来越开放，改革越来越深化，中国要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首先要有民间组织的存在，民间组织很发达才行，没有民间组织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建成理想的社会。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可以接近群众，多了解农村的一些情况，第二，到民间组织里工作，我要了解规范的民间组织是怎样运作的，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能做点贡献。所以我选择了香港乐施会来工作。
应该说，我一生中这么转来转去，在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组织里边都工作过，经历下来，我感觉如果与我的初衷相比，当一个好官，为农民做点事情，尽管这种想法当时思想比较封建，或者有救世主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我早期在官场上走的比较顺利。到了乡党委书记之后，再往上升也有很多机会，我在不到三十岁就有机会当副县长，但每到那个坎上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升不上去。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很失败的，我拿着政府的钱办我私人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办不好。为别人办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很会办。我手下培养出过很多干部，他们现在职务有的是县长，有的职务比县长更大，他们的进步比我都快。他们来请教我怎么去做的时候，一二三四，指出来，很快就成功了，但做自己的事情总做不好。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是失败的。
但是我在乡党委书记职位上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我应该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包括现在一直走下来，现在又走到大山里去了，又和老百姓走到一起来了。我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又算是迷途知返。做领导的时候，做过很多坏事，很多违心的事情，尽管自己主观上不想这样去做，但人最终没有办法还是这样做了。我现在到一个民间机构乐施会来工作，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是典型的三个代表。我们用的钱是香港一般的富人捐来得，他们是先进生产力，那我做事情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现在为老百姓、为穷人、为农民做事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乐施会）提倡的是民主，提出以人为本很多年了，比共产党提的早，要注重环保、要关注弱势、要助人自助、要富强，要广泛地参与，这是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也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好像与我早期学校里接受的党的教育是一致的，好像我又走回来了。
我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很愉快，现在我也很愉快，虽然我不富有。记得我去广东打工的时候，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五万元，工作十几年的、家人的积蓄。一段时间后，就没钱了。八十年代没钱的时候，我很快乐，现在也没钱，我也觉得很快乐。我感觉我挣钱最多的时候或者我手上掌握的钱最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不快乐的时候。我手上没有多少钱，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保证，能够做事情的时候，按自己所愿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还是最快乐的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人很烦躁。八十年代，人很年轻，遇到困难总想挑战，总想办法克服，这种精神又回来了。现在到山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信心去克服。在克服的过程中，很有成功感。这些年的扶贫对我影响很大，对什么叫贫困有了自己的想法。与过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认为贫穷总是因为农民收入低，思想不解放，落后愚昧，总是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可是最近两年我发现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与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有关系，与掌握权力的人有关系，主要的原因不是贫困本身，是社会制度、是掌握权力的人、是主流社会的问题。
打个比方，贵州的石门坎在一百年前比现在发达，人们生活的比现在幸福，同学们打石门坎三个字上面（网上）有很多的信息。一百年前的石门坎是苗族文化的中心，教育中心、科技推广的中心、体育中心，每年都要举办体育运动会，1932年有参加运动会的2万人。抗战时期还是避难所，有医院、有学校、足球场、游泳池、有试验基地、纺织加工的设备改良、麻风病院。这些都是谁做的？当时有一批致力于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化经济的人，那儿培养过三个博士，几个硕士和八十多个本科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又回到石门坎办学校、办教育、办卫生事业，创造了苗族的文字，翻译了圣经，把圣经传到了云南、贵州、湖南的苗族地区。通过苗文又把烹饪技术传到这些地方去，今天的石门坎，游泳池还有一点印记，但一点水也没有，风吹的沙把游泳池都填起来了。足球场连影子也看不到。那里孩子们上不了学，男女上学比例是3：1。人均收入不到700元。那个地方（资源）很富有，有铅矿、锡矿、煤矿。每天运出的矿物有40万元的价值，而开矿的财政收入（每年）却不到50万元。开矿损坏的路要去修，需要100多万元。资源开发了，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矿工每天的收入是8元，那些矿还是有毒的，一个人只能工作三个月。为了得到钱，就要去矿上打工。那里GDP算人均1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并且环境破坏了，身体也坏了，公路也损坏了。发展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显然是我们制度设计有问题。
再说教育，你们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父母培养出一个高中生不容易，前些年要负很多债。我在云南遇到一个高中生打工，他是少数民族，父母为他上高中负了2万元债，他用十几年打工的收入去还债，现在还差2000多元，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他说大约需要两到三年才能还清所有的债，然后回去结婚生孩子，那时候他大概要接近40岁了。如果他不回去，城里也不要他了，四十岁的人在城里很难找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命运，教育改变了他什么样的命运？西部地区的穷人用那么多钱培养了一个人才，而这个人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人，给了发达地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老了，城里人不要他了，他又回到了乡下，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农村。那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台抽水机啊！把最穷地区的资源转移到发达的地方来，培养的人才不是为农村培养的，是为城里人，为发达的地方培养的。
我在云南、贵州做扶贫的时候，经常有人给我们讲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给50元他们就打酒喝了。我到了澜沧地区观察，一山过了又一山，一山比一山高，人和牲畜住在一起非常普遍，茅草房很多，很贫困。给50元，他们会用20元打酒喝，生着火烤东西吃，杀头猪，边唱边跳边喝酒。纳户族喝醉酒后的表达是最幸福的，平时话很少，他压抑着很多东西。喝酒后敢于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喝醉后睡在火塘边，旁边睡着狗。醉酒的幸福是很幸福的。我回来后想，我们发了工资，也会请几个朋友去唱去跳，我们也是幸福的。在大山里面，即使有500元，也不能把500块钱变成资本，养一头猪要三年才能长到100多斤，养羊羊牛不是卖，都是用来积肥的。我们都难以理解，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市场的概念，没有投资的概念，所以有了钱去买酒喝，去享受幸福。我想我到了那个地方能干些什么呢？我追求幸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把价值观确定了，哪是幸福的，哪是不幸福的？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我回到昆明后，和朋友说，不能这样说，这是不对的，他们都是人，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觉得我们主流社会的人应该有责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制度的设计，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一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扶贫资金每年是大约400亿元左右，公布的扶贫人口是2600万，人均1000多元。我们在贫困地区什么时候看到人均1000多元呢？我们在石门坎扶贫时，曾经用不到7万元，修了26公里3～5米宽的山路，老百姓自己修，我们给补贴，但是政府去修10万元1公里，去招标，怎样去招标呢？你们两个人有三五十块钱，就是有钱人，请乡长吃饭，饭一吃，酒一喝，工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去承包，顶多1公里1万元，你们可以挣9万元。包括云南现在的安居工程，消灭茅草房，一家一户补4000元。国家补给的。怎么补呢？把浙江的一个朋友找到那个地方去，办一个水泥瓦厂，4000元买这个瓦，不是要买，而是配好了。25元一块瓦，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下雨是3吨半，下雨的话是4吨多。重要的是当地的青瓦4.5元，买四块同样大的青瓦，它的价值就是一片水泥瓦。为什么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我看过安居工程的钢门钢窗，都是把用过的废弃东西刷点漆，焊一下，就卖给农民，一个钢窗比铝合金的价格还贵。4000元是国家补的，你只能要这个。由于水泥瓦很重，刮瓦需要很高的梁柱，刮瓦条要用松木，树当地没有，即使有也很贵。当地的扶贫政策就有问题，老百姓还要贴9000元，如果把自己的废料用上，要贴8000元左右。老百姓要高利贷，还要把自己的耕牛卖掉，房子建起来了，农民变得更贫困，但是如果农民不做，明年4000元就不给了。逼得老百姓只好去卖耕牛，耕牛对于老百姓是很重要的。所以政策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再比方说，我们城里人都会说，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农民，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生活，如果你的十年是浪费青春，那我们祖祖辈辈是不是都浪费了呢？潜台词就是农民根本就不是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都是以城里人的主流社会为中心的，整个资源的支配都是中心人群来支配的，都是向城里集中的，整个价值都是以城里人、主流社会的人为中心的。城里人到农村当农民就是浪费，而他们辛辛苦苦地勤劳一辈子就不叫浪费，那是应该的。城里的人才是人，乡下人都是垃圾人。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话是错误的，那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是这些东西。
走近这些地方以后，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走近，就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那些中缅边境的拉祜族、佤族、傈僳族， 90 年代初还是原始森林，还是游牧生活以打猎为主，到现在是农耕民族，好不容易有了梯田，但是中央文件一下，要退耕还林，补五到八年的粮食，由一个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多难啊，造梯田多难啊，好不容易能吃饭了，你一句话，五到八年以后吃什么？原始森林是国家的，你要砍就砍了，不给任何的补偿，五到八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打猎了，退回到游牧民族呢？那是不可以的。这样的政策，这一句话，主流社会的人一说，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公平吗？这不公平。
所以，我们不去那些地方，你就想不到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公平。城里的一只狗、一只猫受伤了，城里人还会献爱心，把它收养起来医治，表示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我们是否考虑到那些属于弱势的人，甚至我们对狗对猫的爱心超过对那些人。我们没有意识到。
所以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同学们，你们就要大学毕业了，你们接受的是主流教育，虽然我们来自山里，来自贫困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那样一套东西，我们往往会失去自己，我们自己融入到城市，接受了城市中心人群的那套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就忽视、漠视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你不是主观的，你并不想这么做，但你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
在北京很多高校的大学生总是向美国看齐的，总是要出国。石门坎在一百年前为什么那么繁荣？是因为他们培 养的 博士、硕士、本科生最后都回到了石门坎，他们回去办医院、办教育、办科技实验站、去改良品种、推广改良的设备，所以才有一百年前繁荣的石门坎。那时，从英国寄信去，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几个字就可以收得到。如果我们接受教育，把穷人的资源向城里抽、把人才往城里抽、往美国抽，总是向那边看，而不向身后看，不向我们出生的地方看，我觉得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石门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越来越繁荣，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凋敝、越来越衰败。
李鹏总理曾经讲过，我们决不把贫困带入 21 世纪，可是我们还有很大的贫困面。06年在西安的扶贫会议上， 回良玉副总理说，我们要在 2010 年消灭贫困，我觉得这是宏伟的规划、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教育、主流人设计的政策不改变，不要说 2010 年， 2100 年也消灭不了贫困。如果做的不好，只会使更多的地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增加贫困。现代化的速度越快，那些落后地区的资源转移的越快。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去，现在大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面，你的教育成本收不回来。大的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虽然起作用，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就像我大学毕业回到村子里一样，需要社会的共识，去面对我们国家存在这么大的贫困问题。
关注新青年2050↓↓↓
有态度 有温度 有深度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