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之问：干部犯错百姓还会求情吗？

原创新青年2020 新青年8341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些问题发聩振聋、令人警醒，有的问题则逼人直面、必须回答——比如“钱学森之问”，已经尽人皆知。“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晚年的钱学森，忧心如焚，辗转反侧地思考这个问题。

由“钱学森之问”，想到另一个“问”，那便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耿飚之问”，而这一“问”，恐怕更为发聩振聋，更需要我们想一想，作出回答。

耿飚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家，曾经横扫千军，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等职务。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很少讲他的金戈铁马，写他的赫赫战功，却说下了“一件非常痛心的事”。

1991年，已经退下来的耿飚同志，重返半世纪前战斗过的陕甘宁边区陇东某县。晚饭后，他住的招待所外忽然人声鼎沸，黑压压来了一群“告状”的老百姓，诉说他们对一些县乡干部的不满，怎么劝说也不肯离开。

这个县干群关系的恶化，使耿飚同志感到震动，也深为痛心。耿飚同志召集省地县的干部讲了一次话——不批评、不责备，却讲了一件往事，提了一个问题。

50年前，我们385旅在这里驻防时，部队的一个战士犯了严重错误。旅部决定按纪律将该战士枪毙。当我们在操场上准备执行纪律时，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个战士求情。

我坚决要执行纪律。谁知竟连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全都跪倒，哭着请求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怎么劝他们也不起来。

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

耿飚讲到这里，突然望着大家，提高声音问道：“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做错了事，老百姓还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耿飚一问惊人，全场鸦雀无声……

这就是著名的“耿飚之问”。

耿飚之问，我们必须作出回答。“老百姓还会替你们求情吗？”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想一想——也许老百姓还“会”。这几十年，经济搞得不错，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有了大的提高，老百姓是看得到的，也是“见情”的。打江山，“打下来”，是一种合法性，那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搞上去”，也是一种合法性。所以才说改革开放大大提升了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巩固和拓展了党执政的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还是“满意”、“拥护”和“赞成”的，即便我们犯了错误，他们也会谅解，也会“求情”。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面临着脱离群众这个“最大的危险”，这个危险，在一部分党员身上，在一些地方的党群、干群关系上尤为突出。经济是搞上去了，但与此相关的两个问题，是否真正解决了呢——我们在发展中是否将公平和平等深深植于我们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策取向？干部们是不是存在以权谋私？政商关系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亲”和“清”？

有一些干部，“对群众诉求置若罔闻，对群众迫切需求久拖不决”，以致于“群众意见很大”的情况，难道仅是个别么？更不要说一些人的腐败堕落了。所以，老百姓“会不会为我们求情”这个问题，至少在一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仍然是个大问号。

这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新闻——2018年11月14日宁夏青铜峡市委组织部包车去延安学习，在陕西靖边县境内发生侧翻，造成4名公职人员死亡，41人受伤。

当新京报以题目《陕西一大巴车翻车4死41伤，车上乘客为宁夏公职人员》在网上报道出来的时候，不是得到老百姓的同情，而是得到了网民的一片戏谑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