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驳虎：辐射全国的新发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

原创唐驳虎凤凰网

文/凤凰新闻客户端荣誉主笔唐驳虎

核心提示：

1. 新发地市场的雏形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彼时北京的农产品流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新发地附近的农民开始在国道边集中售卖蔬菜。作为学过蔬菜栽培的退伍军人，新发地村的张玉玺在此筹建正规的蔬菜市场。

2. 新发地市场的发展部分源于张玉玺重视市场治安，服务商户，在当年有了“市场秩序好”的口碑，到2002年，新发地的市场交易量、交易额已居全国农批市场第一。

3. 2003年北京受SARS疫情影响，农产品价格猛涨。当时市场迅速调货助力平抑物价，成为防治非典先进单位。叠加当时备战奥运的影响，一些在北京市区的批发市场搬迁，商户大都来到新发地，新发地成为农批市场的巨无霸。

4. 目前新发地市场的业务已经向生产源头和零售终端延伸，投资建设了200多万亩基地和数百家便民菜市，遍布全城。因此民间虽有“新发地拆不拆”的议论，但背后考虑早已无比复杂，本次新冠肺炎成了它的最新考验。

6月的北京疫情仍在以“长尾”形式消退，也让新发地批发市场成了全网关注的焦点。

到现在为止，确诊的307名病例，都能与新发地建立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那就还是继续关注这次既引爆了实际疫情，又在网络上引爆了“三文鱼”舆情的新发地，和它的老总张董事长吧。

北京新发地市场官网近日公布一则通知，任命张连明为新发地农产品市场中心总经理。公开资料显示，张连明此前曾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董事长助理等身份亮相。

之前的一篇，大家都感觉已经了解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觉得很畅快。

不过，老实说，其实距离“前因后果”四个字，至少还差着两层距离呢。

玉玺董事长

出事之前少有人知的新发地市场张董事长，其实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玉玺”。而曾与董事长同样重要的另一个身份，便是新发地村支书。

开国大典后10天，在距离天安门直线距离10公里的新发地村，张玉玺出生了。生于1949年10月10日，与共和国同龄，这是一份特殊的骄傲。

▎张玉玺接受BTV财经频道纪录片《生于1978》采访

1966年张玉玺初中毕业，在家里种了3年地，也蹉跎了3年。1969年，张玉玺终于光荣入伍，到千里之外的东海舰队当了一名信号兵。

6年海军生涯，张玉玺先后在登陆艇、炮艇、护卫舰上干过，生性好强、上进的他，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踏实肯干的好兵。

可张玉玺没料到，6年耕海斗浪，他入党、提干的愿望都没有实现。退而求其次，第三个梦就是转业到地方当海员。

1976年，战友们一个个退伍转业，如愿当上了令人羡慕的海员。惟独张玉玺，被安排退役返乡，继续当他的农民。

后来，张玉玺才弄清楚，自己这些遭遇都与伯父有关。

在那个年代，伯父因为曾经替一个地主身份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也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而这个情况也被填进了张玉玺的档案。

不过张玉玺还是很感谢这段时光，日后他曾提起军旅生涯把他“磨炼的坚韧、坚强、稳重而扎实”。

当然，张玉玺的人生也不是完全“归零”，毕竟时代已经变了。

化肥开始普及，粮食基本够吃，劳动力开始过剩，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已经不愿束缚在一亩三分地上。

村集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也开始尝试搞起了自己的工商业。村集体和年轻人都开始意识到，要到工商业里去找前途。

当兵回来的张玉玺，被安排成了村集体的“工人”。也就是虽是农民身份，但是并不种地。

头几年，张玉玺在村里先后干过基建队小工、财务统计员、电影放映员、渔场场长、车队队长等工作。

在军队锻炼过的张玉玺办事稳重，踏实肯干，1978年终于如愿入党。1982年，张玉玺又被村里推荐去丰台农校学习蔬菜栽培。

两年后，他拿着文凭回村。学历技术加退伍军人的双重身份，让他当上了主管农业技术的生产队副大队长。

但这时候，已经是包产到户，生产队解体的时代了。

时代变迁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种的蔬菜必须统一由国营的北京第二商业公司收购，再由二商系统销售给市民。

1985年5月，北京开始了农产品流通领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新发地村及其周边几个村（陈留村、白盆窑、黄土岗）的农民，向政府交完指定数量的蔬菜外，便在国道边上，集中摆摊售卖剩余的蔬菜，北京各地的菜贩子也争相来这里收菜。

丰台地处华北平原沃野之地，蔬菜生产历史有1700多年，自古就是北京的蔬菜主产区，明清两代皇家供菜，所谓的“贡品”遍布全国，但首先就离不开丰台。

自发形成的市场越来越大，以至堵塞了交通，丰台区要求新发地村出手整顿。而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张玉玺头上，也就是相当于要干城管的角色。

那时他每天一大早就带人去市场轰人，这种治理的效果，如同今天城管与小贩的猫捉老鼠游戏一样，撵走了又回来，小摊贩永远清除不了。

张玉玺逐渐意识到，堵不如疏，赶不走，不如请进来。不如借用地利，搞起一个正规的市场，坐收管理费？

他还想起在农校学习时，英国一位农产品市场专家在书里写过：

“办农产品市场要具备几个要素：市场的早期是自发的；地理位置应该是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市场距离消费终端，运输不超过一小时”。

而这几个要素，新发地村全具备。村支书孟有发也是有想法的人，他也看到了办市场的潜在商机。

经过村委讨论，决定让张玉玺负责筹建一个市场。这就是后来张玉玺津津乐道的“三个15”：

带着本村15个青年，用15万元资金，15亩集体土地，开始了创业。

一片平整出来的土地，用铁丝网围了一圈，挂上了牌子，这就是新发地市场的雏形，这一天也是张玉玺人生的新起点。

很快，各地农民穿着土里土气的衣裳，说着南腔北调的话，有的开着拖拉机，有的踏着板车，载着小山一样的油菜、西红柿、青椒、黄瓜，入场了。

菜贩们越聚越多，欺行霸市的黑恶势力自然接踵而来。

张玉玺很明白市场治安的重要性——市场想留住商户，就要做好管理，服务好商户，尤其是驱逐菜霸。

当过六年军人的张玉玺，套用军队的管理模式，成立保安队伍，严格管理交易秩序，处理纠纷。

同时，规定市场人员不准吃拿卡要客户的东西，甚至严禁工作人员在市场买菜，发现贪污者立即开除，“让客户发财，求市场发展”。

张玉玺自然成了菜霸们的眼中钉，往他家院子里扔砖头，往房顶扔燃烧的汽油瓶，家中电话线被剪断过很多次。

在人身威胁下，张玉玺没有妥协。但这种动荡不安的童年，也促使大儿子张玥琛去考警校，想要更好地保护家人。

渐渐地，由于方法得当，措施到位，“新发地市场秩序好”的口碑在同行业里传开了，市场人气大增，吸引了大批客户。

“请不来、叫不来，赚钱准来”。靠着这简简单单的道理，新发地迅速发展壮大，如同“滚雪球”一样蓬勃发展了起来。

1994年，新发地的供应商和采购商就已经发展到3000多户，辐射全国10多个省市、200多个县。在蔬菜的带动下，粮油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也随之发展起来。

到2002年，新发地的市场交易量、交易额首次位居全国农批市场第一。但这还仅仅是新发地爆炸式大发展的前夜。

17年前的上一轮疫情

2003年4月20日下午，SARS疫情揭开盖子。外地司机不愿、不想、不敢往北京拉货，北京农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

4月23日下午，受“封城”传闻影响，各终端超市掀起抢购风，白萝卜从0.5元/斤上涨到8元/斤，其他蔬菜价格也翻着跟头上涨。

临危受命的新市长，第二天就匆匆赶往新发地。张玉玺迅速组织商户调集货源，仅40小时，市场价格就被迅速平息。

这就是著名的“40小时菜价保卫战”。新发地市场也被评为“首都防治非典型肺炎先进单位”。

也正是SARS过后，新发地迎来了飞速扩张的大机遇。

当时，北京正在积极准备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些原本在市区三环以内，比如大钟寺、四道口的批发市场面临搬迁。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市本有八大批发市场，新发地只是其中之一。而到这时，随着城市的飞速扩张，城区的农贸批发市场都迎来了关停的命运。

只有新发地，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南四环外、紧邻京开高速，坐守河北、山东、南方蔬菜进京的连接通道，一枝独秀、一飞冲天。

城区被拆迁市场的老商户，自然都被新发地招纳进来，水果批发等业务也被做大了起来。

老书记孟有发在2004年方才卸任，张玉玺完全接班。也正是在老信号兵张玉玺的掌舵下，新发地“舰队”开启了迅猛扩张的航程。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张玉玺没有叫回已经在丰台分局上班的大儿子，而是拉上了大学刚毕业，当着编辑、记者的二儿子张月琳。

张玉玺让二儿子从一线实践一层层干起，快速成长为辅佐父亲的总经理。

农批交易巨无霸

领航中国农批18年，新发地市场发展成业界巨擘。

1996年交易量120万吨，交易额18亿元。

2016年交易量1550万吨，交易额722亿元。

2017年交易量1618万吨，交易额816亿元。

2018年交易量1698万吨，交易额1080亿元。

2019年交易量1749万吨，交易额1319亿元。

这是什么概念？新发地批发市场年交易额1319亿。同年全国电影的票房才有643亿！

在这般交易规模之下，市场的商户自然水大鱼大。

当然，农批行业正常运作逻辑都是量大、利薄，要想脱颖而出，只能靠勤快、规模。

他们大多是来自农村没有多少学历，但渴望改变命运的一群人，小学或初中毕业，十七八岁跟着亲戚、同乡闯荡北京，机缘巧合进入蔬菜、水果批发生意，最终扎根落户、改变命运。

现在市场年交易额过亿的商户有80多家，上千万的更是多达1000多家。一批批千万富翁在这里诞生，从新发地商户中推选产生的全国各省区市人大代表有50多位。

占地面积巨无霸

每日吞吐物流近5万吨，进出场长途大货车3000多辆，进货小货车小汽车近万辆。这样规模的吞吐量，自然需要惊人的占地面积。

正因为城区批发市场的消失，从2003年到2008年，新发地迎来了飞速扩张。用文字、数字来描述都是苍白的，还是看卫星图吧。

▎新发地卫星图，2001年1月28日，在106国道基础上高架的京开高速尚在修建

▎新发地卫星图，2005年8月18日

这真的不是个普通的市场，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你第一次去新发地没有迷路，那你一定去了假的新发地！”

▎新发地卫星图，2009年6月23日

在新发地，每个品类都有专属的交易区域，比如冬瓜、辣椒，不同的品类都集中在各自不同的专属交易区。

同时，这里既有5500个固定摊位的商户，也依然向散户开放。农民、商贩交了入场费，把车开到指定地点就能卖，每一辆大型挂车都是一个摊位。

除了本身的农贸批发生意，新发地的辐射作用也超乎想象。物流仓储、运输、汽车交易、维修、配件、商务广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在新发地周边，已经兴起多个楼盘，除了周边的天伦锦城、天骄俊园、宜兰园等商品房小区，新发地也有自己建设的“公租房”。

2001-2010年陆续建设了4个社区，共提供1200多套、近10万平方米的房屋供商户租住。这就是这些天频频在通报中亮相的“新发地经营者乐园”。

这个以“乐园”名字的商户集体住区，租金只有同地段商品房的一半，提供给市场的困难或优秀商户。而且对市场当年的文明经营户再优惠20%。

商业版图巨无霸

与此同时，新发地市场自身的业务，也向生产源头和零售终端同步延伸。

目前，新发地已在全国农产品主产区投资建设了10家分市场和200多万亩基地。在北京市区内建立了数百家便民菜市，遍布全城主要小区。

张玉玺已经不只是“首都菜篮子的守护人”，甚至俨然成了中国的农副产业的“教父”。

但是，如此超级体量的市场，却并不是张氏家族的私人企业，而是新发地村、花乡的集体企业，市场最根本的一切——土地原先也是各村的集体农地。

自然，新发地也和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村集体企业一样，多年来，新发地村民的检举从来都不少。

检举的核心内容便是控诉张氏家族独掌大权，收益分配不明，村民得到的收益相比于新发地商业帝国的地租收入而言太渺小。

不过多年来，张玉玺和他的亲友们在媒体舆论前一直保持着正面形象：

他们是农民企业家、村民致富的带头人。而且直接和间接带动几百万农民就业，为维护首都稳定，促进农民增收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北京的新一轮疫情，让这个商业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比起二儿子张月琳被要求免职以示惩戒，牵动命运的最核心命题，就是已经传言议论了整整10年的——“新发地拆不拆”，“新发地什么时候搬离北京”？

民以食为天，但又君子远庖厨，不了解农批行业的普通人，是无法理解这个行业的运行机制的。

更何况，这个市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生意，它关连的方方面面太多了。

背景因素，竞争对手，各方角力，这还得展开更广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