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 | 这个前美军士兵，差点炸了曼哈顿，制造新的“911”

原创风向凤凰网

核心提要

1.无人机空袭虽然能有效打击恐怖分子，但也可能激发民众恐慌、好战情绪，引起“反弹效应”，最终制造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出生于美国的布莱恩特·尼尔·维纳斯曾在基地组织密谋炸毁纽约曼哈顿长岛铁路重要路段，他的存在就是“反弹效应”有力的证据之一。

2.在911事件后，维纳斯曾一腔爱国热血在美国参军，却在几周后被免职。在追女友过程中皈依伊斯兰教，后接触到恐怖主义思想，他在朋友的刺激下前往巴基斯坦基地组织，经训练成为了一名激进分子，并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3.为了“重获新生”，被捕后的维纳斯选择开始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维纳斯依然坚信西方强国不该干涉伊斯兰国家，但他也认识到双方都应为战争承担责任。他揭露的情报拯救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受害者，同时他也在努力地回归正大光明的生活。

▎布莱恩特·尼尔·维纳斯

“反弹效应”促使美国人布莱恩特·尼尔·维纳斯走上极端恐怖主义的道路

美国尚未从阿富汗吸取教训，布莱恩特·尼尔·维纳斯（Bryant Neal Viñas）却给我们上了一课。

2008年夏末，在基地组织（Al Qaeda）位于瓦济里斯坦（巴基斯坦西部）的一间藏身之所里，布莱恩特·尼尔·维纳斯正绘声绘色地向一位高级指挥官描述炸毁长岛铁路如何使纽约陷入瘫痪。维纳斯是长岛本地人，作为一名近期才皈依伊斯兰教并加入基地组织的新成员，他还提出了一些其他计划：轰炸沃尔玛超市、在秘鲁设立训练营，但炸毁长岛铁路是唯一激起指挥官兴趣的计划。

一天夜间，在与高级指挥官尤尼斯·阿尔·毛里塔尼（Younis al-Mauritani）共进晚餐的时候，维纳斯绘制了一幅家乡长岛的地图，指出了主要交通站点的位置和人流量高峰时段，并提供了最关键的信息：所有开往曼哈顿的火车都在一条隧道交汇。他解释道，要使用人肉炸弹的话，最好是火车经过隧道时从内部炸毁火车。毛里塔尼对这个计划颇感兴趣，他告诉维纳斯，这种爆炸袭击的重要性不在于其造成的伤亡人数，而在于其对经济的破坏性。这足以吸引毛里塔尼。

▎长岛铁路站台

维纳斯加入恐怖组织、谋划炸毁长岛铁路的原因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反弹效应（backlash）。不久前，“反弹效应”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喜爱使用的流行词。该词由美国中情局的一名分析员在1954年创造，指政府在海外秘密行动产生的意外后果。早在这个词出现的前一年，美国为了保护英国石油利益，罢免了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gh）。

阿富汗的圣战分子是“反弹效应”存在的证据之一。20世纪80年代，美国曾武装这些圣战分子以对抗苏联。随后十年里，其中一些人演变成为了全球范围的圣战分子。此外，人权组织和军事分析家一直认为，如今美国在也门、索马里、伊拉克、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发动的针对性无人机袭击，同样引发了的反弹效应。2002年，布什政府率先使用“捕食者”无人机打击海外恐怖分子；奥巴马执政时期，“捕食者”的使用率呈指数增长，而特朗普则将其使用区域从战场扩大到了“任何活跃的敌对地区”。

然而，人权组织成员、安全分析师以及军事家们，即那些近距离考察过无人机副作用的人认为，无人机战争会适得其反。空袭造成的意外伤亡和无人机引发的焦虑、恐惧，只会疏远民众，并激发其好战情绪。已退休的美国空军上校、卡托研究所的兼职学者埃里克·戈普纳（Erik Goepner）发现，相比其他国家，遭美国入侵的国家每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多143起；比起未遭无人机袭击的国家，遭美国无人机袭击的国家平均每年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多出395起。一位前美国驻也门外交官估计，美国在也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每杀死一名基地组织成员，就会新增40到60名新敌人。

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沙皇”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警告称，无人机袭击“为美国树敌无数，仇恨将在几代人间延续”。“所有被无辜杀害的平民都有亲友和部落关系。之前，许多人原本不反对美国，却在亲友遇害之后，有时做出越界的行为。他们不仅与美国为敌，还要拿起武器，成为反对美国的恐怖分子。所以实际上，可能你并非消灭恐怖分子，而是在制造恐怖分子。”2015年，四名美国资深无人机操控员致信奥巴马总统，宣称“前任及本届政府实行了一项无人机计划，它是造成恐怖主义和世界各地不稳定性的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

近日，美国从阿富汗慌乱撤军，关于"反弹"的警钟仍在敲响。据报道，美国于8月29日在喀布尔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名平民死亡，其中8人未满18岁。这无疑将被暴力极端组织用作招兵买马的宣传筹码。此外，贫困、派系主义、无能政府和外国利益纷争，只会促使阿富汗输出暴力极端主义。

许多人因无人机袭击变得激进，维纳斯就是其中一员。正如他所说，是美国的一次无人机袭击导致他在2008年密谋炸毁长岛铁路。

从美国到巴基斯坦：皈依伊斯兰，加入激进组织

我从曼哈顿搭乘火车到皇后区的贝赛德，去维纳斯的律师办公室与他见面，走的便是他曾密谋炸毁的线路。走在大街上，道路两旁是披萨店和廉价美甲店口袋里还揣着长岛铁路车票，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为了打击家乡经济发展，破坏一条自己曾经走过的铁路。我们之所以在他的律师办公室见面，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家，只租住在法拉盛的一个女人家里。他没有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我没有这个儿子，”维纳斯的母亲在他被捕后告诉《纽约每日新闻》，“我不管他接不接受，我们家现在不要他了。”

维纳斯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加班加点洗碗，所以耽搁了一些时间，见面时他对此万分抱歉。他长着一张娃娃脸，穿着灰色T恤衫，头上扎着头巾还带着棒球帽，看起来像一个少年，而不像一个35岁的男人。他有一张圆脸，眼皮微微耷拉，有一种故作低调的礼貌。从维纳斯的成长经历中，完全看不出他会加入基地组织，更解释不了为什么他加入该组织短短七个月，就成功地接触到高级指挥官。美国反恐官员称他为“圣战分子中的阿甘”，因为他总能出奇般地参与到基地组织的关键会议。他只有高中学历，独自从长岛出发，没有人脉，语言不通，但他却决心战死沙场。

维纳斯生于1982年，他的父亲是秘鲁工程师，母亲是阿根廷人，他在长岛的梅德福（Medford）被当作天主教徒抚养长大。14岁时，他的父亲离开了母亲，几年后母亲也放弃了抚养权。他搬去和父亲与继母同住，却与他们水火不容。有段时间他住在车里，或寄宿于邻居家。他入读了一所技校，却没有顺利结业。911事件爆发六个月后，他满怀爱国之心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石油供应专家，但是仅三周便接到免职通知，称他无法适应军旅生活，只能退伍。

维纳斯当过货车司机、叉车操作员和洗车工，空闲时他喜欢拳击运动。他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教，是在长岛一家商场，在那里他曾和一名销售T恤的女孩调情。他提出与她约会，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对方表示穆斯林不能约会。于是，维纳斯开始四处打听伊斯兰教。一个巴基斯坦朋友送给他一本相关的儿童读本。书中的伊斯兰教旨吸引了他，定期祈祷、忌食猪肉、忌饮酒、注重健康。他起了皈依的念头，甚至在斋月期间禁食以声援穆斯林。他曾途经清真寺时停下为斋月捐款。他手握支票簿站在入口处，一群人邀请他进去，让他背诵“shahada”这个词，他并不知道，只要说出这个词，自己就成了穆斯林。“现在你是穆斯林了。”那人说。虽然维纳斯已经有了皈依的念头，但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告诉我：“我还想做很多‘罪恶’的事呢”。在我们交谈的半小时里，他第一次露出了短暂的笑容。

皈依后数年，美国对穆斯林国家的举动令他愈加愤恨。他在YouTube上看了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演讲，受到很深的触动。此人出生于新墨西哥，是个极端主义者。在也门基地，他用一口地道的英语谴责了无信仰者的罪恶和美国的压迫。（2011年，奥拉基和他16岁的儿子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巴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部落地区。图源：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然而，维纳斯最终下定决心前往巴基斯坦，是因为一次与朋友互发邮件，讨论西方干预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你就是那种只会空谈的人，”他的朋友指责他，“面对错事却袖手旁观。”朋友的指责刺痛了他，他开始相信，保护穆斯林同胞不受外国入侵是他的责任。

他托一位巴裔美国朋友找关系，表示想去穆斯林学校深入学习伊斯兰教。其实，他正在秘密计划加入军事组织。他希望在阿富汗战场英勇牺牲，成为一名与西方军队作战的烈士。

2007年9月10日，他飞往拉合尔，后至白沙瓦。不久，他化名巴希尔·阿姆利奇（Bashir al-Amriki），意思是“美国人巴希尔”，并被介绍加入Shah-Shab组织。该组织与塔利班、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都有关联。

维纳斯加入时，该组织的任务是袭击阿富汗库纳尔省，阻止阿富汗政府建造大坝，让水源正常流入巴基斯坦。他突然发觉，自己渴望在军队中寻找的宗教纯洁性并非如他所想。他本想加入组织驱逐外国侵略者，然而，他发现自己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地区冲突，只为了争夺资源。此外，他还发现该组织把他当“吉祥物”，年轻美国士兵成了他们筹集资金的名目。“当我发现他们是三军情报局时，我就想必须得离开这里，”维纳斯告诉我。“我不想做他们那些肮脏的工作，不适合我。”他离开了，想找人带他去阿富汗的赫尔曼德平原作战。

“为什么要去赫尔曼德？”我问道。

“我在山里非常不适应，”他拖长了音调说道，“海拔太高，我难受得厉害。我来自长岛，早就习惯低海拔了。”他顾影自怜，于是主动申请执行一项自杀任务，他认为殉教能光荣地结束痛苦。

而他被拒绝了。2008年3月，他去往北瓦济里斯坦，加入了另一个团队。直到他询问一位科威特队友，才知道该组织的名字。他很震惊：“我当时想，‘这是基地组织？真的？这跟我在视频看到的不一样啊。’”他返回长岛后，曾在YouTube上看到了基地组织的宣传视频，视频中男性手持Ak-47枪支开火，在铁网下匍匐前进，他对此很感兴趣。而住在瓦济里斯坦泥砖房子里，他的生活很无聊。

他每天都等着分配任务，大部分时候无所事事，吃着秋葵、土豆和米饭，靠闲聊打发时间。他说：“大部分人都是书呆子，不是媒体上看到的那种吸人血的残忍杀手。”晚上，他睡在长满跳蚤的睡袋里。

如果收音机有信号，他们就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维纳斯听到，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在北京奥运会上获胜，也听到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巴拉克·奥巴马竞选美国总统。较富裕的志愿者通常来自海湾国家，他们买得起山羊、鸡，还可以参加专门战斗训练。维纳斯没有钱，所以他只能接受基地组织志愿者的三门必修课：基础训练、射弹武器理论和爆炸理论。为了躲避美国无人机，他们在室内上课。维纳斯学会了拆卸AK-47、为炸弹准备弹片、将胶水和滚珠轴承“像三明治一样”粘在一起。到了7月，他的训练终于结束了，不久他被分配到一个小组，负责对阿富汗的一个美军基地发动迫击炮袭击。但他们第一次尝试时，无线电观测员擅自离岗。第二天，火箭弹没有送达基地，任务流产。

▎巴基斯坦白沙瓦，人们在检查受损的房间

返回美国，告别过去，与情报机关合作开展反恐工作

与维纳斯的对话充满了认知不协调。我并未发觉这个来自皇后区的小伙子有担任过人肉炸弹的迹象，也没有感觉到他的愤怒，更遑论想炸毁长岛铁路了。我问他：“你为何有此打算？是为了给你们指挥官留下好印象，还是对美国人或者纽约人怀恨在心呢？”

维纳斯顿了一下，然后平静低沉地说：“在战火纷飞的地区，暴力无处不在。久而久之，你就习以为常了。”他说。

我继续追问，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他攻击在巴基斯坦的西方人，转而袭击美国的通勤民众。最终他告诉我，答案是美国的无人机。起初，“捕食者”和“收割者”从头顶飞过只是让人心烦意乱。“有时你能听见无人机的声音，”他说，“天晴的时候能看见它们，就像在时刻提醒你，你随时可能命丧黄泉。”

▎图源：POLITICO

一次在瓦济里斯坦旅行途中，他和几个武装分子来到一家孤儿院喝茶。没过多久，无人机就轰炸了孤儿院。听到这些消息后，想到那些枉死的孩子们，他的内心变得冷酷。他对圣战的理解逐渐从局部战争转向攻击美国民众。他坚定地说，要报复犯下这些罪行的人。“我并不引以为豪，但是在那种环境下，报复很正常。”

过了一会儿，他又轻声补充说：“战争令人厌恶。”这种厌恶促使他向基地组织指挥官提议炸毁长岛铁路。

我记得2008年感恩节前夕，我在收音机上听到纽约游客收到警告， “有可靠但未证实消息”表明基地组织密谋在感恩节行动。但这个密谋再也没有后续。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信息虽然与维纳斯无关，却是他透露的。

如果说维纳斯的故事前半部分讲的是吸取教训，那么后半部分则是曲折的回国之路。事实证明，就连美国政府都承认，他在基地组织任职期间或许是西方国家最大的情报来源。美国政府检方在法庭文件中写到“维纳斯的贡献远不止为西方政府提供了大量帮助”。

去年秋天，维纳斯在白沙瓦被捕，当时他正在等春天来临后再次行动。被捕当天他在白沙瓦集市买步枪，正与一名店主讨价还价时被巴基斯坦警方逮捕。警方将他移交给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随后引渡到美国。负责该案件的联邦调查局主管唐·博雷利（Don Borelli）回忆说，他看到联邦调查局的飞机降落在纽约市纽堡，“一个瘦骨嶙峋、身体虚弱的孩子”走下飞机。

落网不久后，维纳斯开始供述他知道的消息。我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合作了，他闪烁其词，说自己“刚开始只是透露了一点消息，并不想全盘托出。”

如果跟部队主管激进分子改造的人员聊聊，他们会强调，改造过程缓慢、受多方面影响、因人而异。完全恢复通常要花好几年，在此期间病情会反复。最好根据每人具体情况，精选出参与人员团队。对待信奉激进神学的人，他们会聘请伊玛目（伊斯兰宗教领导职位），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对于新纳粹分子中的瘾君子，他们会聘请毒品顾问和熟悉“白人至上主义”的导师。

维纳斯康复期间，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的确，引渡并不是真正的解脱，他的做法更像是机会主义，为了活命只能倒戈。

我问他什么时候决定认真考虑与美国情报机关合作，他描述了自己在布鲁克林蹲监狱期间的生活：被关禁闭，冷得瑟瑟发抖，听着其他囚犯喊叫，回想起过去那些失望的瞬间，“所有背叛我的人和他们曾经的承诺”。

有一天，两个侦探签字后将他带离监狱，开车带他去Nathan’ s Famous热狗店吃热狗和薯条。得知他是大都会队的终身球迷，他们又带他去了该球队小联盟的附属球队——布鲁克林旋风队（Brooklyn Cyclones）的体育场。其中一个侦探认识总经理，便问可否绕着内场走走，还向经理大致解释了囚犯的情况：“布莱恩特刚从阿富汗回来！他一直在山区里！”回想起那一幕，维纳斯笑了。“总经理的表情看起来像在问：‘你说什么？’”

维纳斯绕着内场走了一圈，手被拷在腰间，他觉得满足了，甚至还有点高兴，“就像孩子看见了喜欢的东西一样”。

随后在回监狱的途中，他和一名侦探在停车场等另一个侦探取车，这名侦探问：“你打算后半辈子都呆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里吗？”他张开双臂，环顾停车场四周，然后说道，“还是说你想重获新生？很少人能有第二次机会。”

正是这时，维纳斯表示，“他们说服了我。”

维纳斯刚与联邦调查局对话，美国部队就立即行动。根据他的信息，中情局的无人机轰炸了瓦济里斯坦的泥砖安全屋——他曾经训练和生活的地方。他的老战友死亡，很可能与他提供的信息有关。

我问他吗想起这些回忆，会痛苦吗？

“有一点，但是我想，如果我要抛弃过去，他们也算不上我的朋友了，”他耸耸肩，说道，“确实有点难，但是我认为这是应该的。”

维纳斯在复述他的故事时，甚至对自己的忠诚一带而过。他的故事十分精彩；他彬彬有礼地回答我，却没有太多情绪。他从一个激进组织转移到另一个激进组织，先是为基地组织提供情报，然后又投靠美国，这充分说明，并非每个“圣战”分子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更遑论坚定的政治信仰了。

维纳斯的辩护律师史蒂芬·齐苏（Steve Zissou）表示，维纳斯并不像传说中那样伶牙俐齿。“我觉得他并不为此高兴，”他说，“得知他们因自己而死，是一件很难承受的事情。”维纳斯透露给FBI的消息导致了多少人死亡，我们无从知晓，但鉴于美国政府认为他的信息重要程度，齐苏推断“很多人因此丧命”。

我问他是什么让他彻底放弃了之前激进的目标，他耸耸肩表示，“服罪了，就告别过去了。”

“但是你的世界观变了吗?”我继续问，“我是说，你帮助自己的军队轰炸你以前的朋友。你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对‘不公平’的看法？”

他表示，他依然坚信西方强国不该干涉伊斯兰国家，但是“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另一面，更加明白双方都有错。”

我仍然困惑，维纳斯究竟如何摇身一变，从可能的人肉炸弹变成美国情报人员的。负责此案的法官尼古拉斯·加劳菲斯（Nicholas G. Garaufis）也表现出相同困惑，他指出，此人已经洗心革面，对他的判决相当棘手：“维纳斯先生既有残暴罪行，也在被捕后积极配合，所以判决相当困难。”

后来，我问齐苏为何维纳斯迅速而彻底改变了效忠对象时，这位律师轻叹一声。“嗯……的确。我也不知道。可能原因很简单——不想在监狱里过后半辈子吧。”

FBI员工博雷利（Borelli）后来告诉我，被俘的武装分子只需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开始交代，这并不稀奇。许多人只是很想讲讲自己的经历。他们经常内心空虚，这种空虚感以前通过加入某个群体来填满。他说：“没有了这些，他们落网后，讲故事或许能让它们活下去。”“或者填补一些其他空虚，让他们有目标。”

长达9年牢狱生涯中，他参与了上百次采访，审阅了上千张照片，在美国与海外协助了三十多起执法调查。“他拯救了那么多默默无闻的受害者，”史蒂夫边说边敲桌子以示强调。“有士兵、有穆斯林、非穆斯林、男人、女人、孩子，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会成为受害者的人！”

维纳斯与齐苏都希望，积极配合政府可以加入证人保护计划。维纳斯释前一天，齐苏得知被拒，他大发雷霆：“现在我们怎么办？”他不知道没有家人，没有朋友，身无分文，维纳斯要何去何从。

经过当局首肯后，齐苏为维纳斯付了一个月的酒店费用。FBI特工Farbod Azad负责维纳斯的案子，前去看望维纳斯，给他带了一盒水果麦片和牛奶，并告知当局已经替他付清了房费。另一个政府机构也会再为他续租一个月，之后他可以住四人间，是给刑满释放的人提供的。他独自一人，必须找份工作。“他当时就表示——‘天呐。多谢。多亏有地方收留我’。”齐苏说，时隔一年，他心里还是有点难受。“好像他们要逼他变回极端主义一样。”

齐苏是一位慈祥老人，满头白发，经手过无数恐怖主义案件。维纳斯出狱后，他一直支持着维纳斯。他表示，缴械的圣战分子前途无望，“不仅有可能重蹈覆辙，还可能疯狂地犯罪”。他认为，为缴械的武装分子指明道路，是“道德和职责所在”。

律师齐苏与维纳斯的关系远超过合作关系。他和维纳斯在办公室一起吃饭，谈论历史和哲学，齐苏还试图替这个高中学历、举目无亲、还被控重罪的人谋划未来，他称维纳斯为“儿子”。“要是两三天没见人，也没消息，我就发短信问他‘你到底怎么了？你在哪儿？’”齐苏深情地笑着。“他会回复‘你要干嘛？’，我告诉他，‘你不能这么长时间都不吱声!’”

缓刑条款规定，维纳斯不得拥有私人电脑，所以他在史蒂夫的律师事务所收发电子邮件。他是那里的常客，在办公室里喝咖啡，复印文件，或者帮助安装无线路由器。“这里所有人都喜欢他，”齐苏说。“他在这无拘无束。”谈话中间，他从门口探出头向维纳斯说：“不提那些惹你生气的事情，可以吧？”

我紧张地笑了笑，但他们之间的温情显而易见。此外，要防止维纳斯再次滑入极端主义，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策略。

齐苏希望维纳斯能改变阵营，加入反恐工作。最初，他很抵触。他告诉我：“维纳斯只想加入‘证人保护计划’，然后隐姓埋名。”苏齐律师花了好几周时间，向维纳斯解释光明正大的生活有种种好处。“我跟他说，‘听好，你现在35岁。你想过一辈子提心吊胆的生活还是有意义的生活？你真想顶着假名字人间蒸发吗？眼前就有个机会改变你的生活。’”

尽管维纳斯有污点，也有被基地组织报复的风险，但阳光下的生活让他得以做些有意义的工作。纽约警局前情报分析主任米切尔·西尔伯（Mitchell Silber），雇他担任并行网络公司的兼职顾问，两人共同撰写了一篇文章，并在华盛顿智库演讲。此外，维纳斯也有望在好莱坞赚钱，齐苏一直在洛杉矶与人讨论将他的人生故事改写成剧本。

此前，这位前激进分子在纽约市清理石棉和铅，以此维持生计。齐苏开玩笑说，这份工作非常适合他——除了揭露基地组织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毒害之外，这也是工作的延伸。

回顾与反思：关注反弹效应与民众的恐慌情绪

▎捕食者无人机

走回长岛火车站的路上，我发现，维纳斯的道路不是受意识形态驱使，而是受到生存和机会主义驱使，这是美国人的典型特征。他在监狱里待了八年半之后，这个国家基本上把他遗弃在监狱门口，这说明缺乏改造策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对于需要依靠个人努力的国家来说，剥夺个人自由很正常。若是在北欧，福利国家或政府投资安全保障，可以提供些许帮助，但是在美国就毫无可能。他也无法像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那样，从部落或大家庭中获得支持。来自长岛郊区的人，会无家可归，也没有长辈教导。幸运的话，律师除外。

维纳斯的激进历史反映了他在美国的成长经历。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白手起家，崇尚活力和个人主义，而不是传统或亲属关系。他比起我采访过的其他激进分子更传奇，他白手起家，靠运气和智慧进入基地组织，又凭借智慧在监狱中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高级线人。他的第三部分故事也是典型的美国行为：证人保护计划不肯帮助他，他出狱后，举目无亲，一贫如洗，也没有正式的改过自新。

但话说回来，我们国家粗心大意，尤其是在涉及境外战争的潜在后果时。美国自身实力强大，但似乎并不了解反弹效应，没有把在海外引发的恐慌与国内公民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联系起来。当无人机从内华达沙漠的基地飞到瓦济里斯坦时，我们知道这些无人机会再次飞回家。当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时，在瓦济里斯坦发生的事情就被抛诸脑后。

摘自卡拉·鲍尔(Carla Power)的《家园、土地、安全:去激进化和从极端主义返回的旅程》(HOME, LAND, SECURITY: Deradicalization and the Journey Back from Extremism by Carla Power)一书。卡拉·鲍尔版权所有，2021年由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Penguin Random House LLC)旗下兰登书屋(Random House)One World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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