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706青年空间正儿八经地聊摇滚与社会
在上个世纪的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历史尤其复杂、激荡而迷人。当我们谈论60年代时，我们会谈论：二战的疮痍景象还没有完全恢复，冷战、核战争的恐惧就开始笼罩着人们； 平民掀起反越战的浪潮，战争不再是实现美国梦的强心剂；黑人平权运动、女权运动跌宕起伏，年轻人想要以自己的力量撼动旧的秩序；LSD解放了人的大脑，避孕药解放了身体；处处可见留着长发吸着大麻的嬉皮士，在音乐节上释放着愤怒而温柔的荷尔蒙；形形色色的文学家、艺术家、诗人在切尔西酒店交会，讨论着新的思潮、艺术形式与政治主张；巴黎的“五月风暴”让“大人们”意识到了年轻人的力量……种种疯狂的情节都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出现，像一部镜头飞快切换的电影。
这期间，摇滚乐从诞生起的边缘化处境逐渐变得受欢迎，成为代表战后婴儿潮一代重要的音乐形式和文化标志，并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从50年代末的反战抗议到60年代末的嬉皮士运动，都出没着摇滚乐的身影。
十一假期的一个下午，一群对摇滚乐的社会影响感兴趣的小伙伴在706开了一个思想聚会，从摇滚乐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入手，探讨摇滚乐所影响的历史和产生的意义。
活动发起人唐丢丢
摇滚的“革命性”、“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如果我们小小地回溯一下摇滚乐的起源，会发现这种音乐本身就带有不同寻常的“革命性”。摇滚乐的早期来源之一是黑人布鲁斯。五十年代末，美国种族歧视仍然很严重，白人觉得这种带着明显黑人音乐色彩的、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不是他们要听的东西，主流社会对摇滚乐离经叛道的反对和抵制随处可见，猫王夸张的舞台演出就曾引起巨大的争议。如张铁志所言，摇滚自诞生起就是一种很孱弱的力量，但“世界是由孱弱的力量改变的”。摇滚的“革命性基因”或许注定它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年轻一代反抗体制、抗议政府、批判社会和解放自我的精神武器。
Bob Dylan的音乐历程就像摇滚“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一个映照。当他安静而有力地唱道“一只白鸽要飞多远，才能安睡在沙滩？……要死多少人才能意识到死掉的人已经太多太多了？我的朋友，这答案在风中飘着。”的时候，他被称为民谣斗士，以音乐唱出无数平凡人凝结的愤怒和力量：反对战争，反对不平等。没过几年，他新港音乐节上当众弹起了电吉他，自我宣布与过去“决裂”，从宏大叙事的抗议歌手，迈入新的用音乐探索自我和更为个体化的情感表达的阶段。
Bob Dylan
六十年代的反战潮：抗议歌曲
我们粗略地把“摇滚与社会运动”分为“摇滚与政治运动”和“摇滚与社会文化”。在摇滚参与的政治运动里，最重要的可能就是贯穿整个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了。右翼的大人们、政府和军火商成了青年们用吉他批判的主要对象。
学习西方哲学的胡伟认为，如果挖掘摇滚乐的社会属性，越战是一个导火索，而内在动因是现代性这一命题在当时的自我否定。年轻人发现，人类现代工业文明秩序的极端——美苏的模式都不是我们的选择。启蒙运动许诺给人们，通过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生产力的运用就能实现永久和平和终生幸福，而二战却直接将美好的希望打碎。于是二战后，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根源，究竟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
并且，文革对摇滚进行的是符号化的一种指引和感召。从中国传来的、并非真实的“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碎片式信息，又鼓励着年轻人以中国同龄人为榜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打碎旧的、不合理的统治秩序。
熟悉美国历史的康康补充说，肯尼迪被暗杀也是塑造了美国摇滚乐和当代史的极其重要的事件。肯尼迪是当时美国年轻人的精神偶像，遇刺事件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怀疑主义和反叛精神。
越南战争期间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反战歌曲。1969年，约翰福格蒂写了 Fortunate Son，质问道为何人生而不平等。“有些人注定要去挥舞旗帜，有些人天生银勺在手。”“这不是我，我不是参议员的儿子，我不是幸运的那一个，不。”
列侬的 Give Peace a Chance 则更加具有普世意义，这首歌曾见证了美国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战游行（华盛顿百万人反战游行），参与游行的人们唱着这首歌以示决心：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再也不想在东越南制造屠杀和灾难。Give Peace a Chance从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反战运动的精神旗帜。
当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用自己的方式演奏美国国歌时，激动的观众将指引这个国家的军队踏上越南土地的星条旗撕碎。在那几分钟里，台下的人彼此素不相识，但空气中涌动着不必言语的默契，他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何会站在这里，为何会感到愤怒和迷茫。
吉米·亨德里克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
战争引起的广泛不满和音乐本身的易传播性，让反战歌曲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摇滚乐与街头政治
1968年，伦敦的一场反战示威游行刺激了滚石乐团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写下Street Fighting Man（《街头斗士》），虽然这首被视为激进的歌曲在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被电台禁播，但是摇滚乐的力量并没有安静下来。
Yippies（异皮士们）在芝加哥的城市公园里组织了一个叫Festival of Life的音乐节，就在那里，当时十分小众的朋克乐队MC5的现场演出彻底点燃了前来抗议和狂欢的年轻人，警察们则动用武力驱散演出观众，双方发生肢体对抗，芝加哥警察毫不避讳地使用暴力的场面被电视媒体同步直播给了全美的观众，摇滚乐是导火索，而媒体则成了那个煽动大众情绪的催化剂。
摇滚与政治运动的关系也体现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中。1976年，英国的Rock Against Racism （摇滚反对种族歧视）联盟，将摇滚音乐人们聚集起来举办大型演唱会，并在各个城市的街头巡演中散发宣传册，动员听众们联合起来反对种族歧视，并把这一信条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到了这一阶段，摇滚对政治的介入更加直接和具有组织性。
嬉皮士与“去政治化”
迷幻摇滚催化的嬉皮士文化则显示了摇滚乐“去政治化”的一面。67年的“爱之夏”和68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嬉皮士文化的标志性事件。摇滚青年们通过“性、药、摇滚乐”来获得满足和快乐，嬉皮士们回归自然，追求自给自足的公社生活，放弃稳定的工作和属于学校、家庭、公司的身份。他们不再有具体的政治诉求，而更像一种对社会制度的消极解构。迷幻摇滚的歌词复杂，大多与LSD所引起的幻觉、想象和创造相结合，与我们前面讨论的protest music区别很大。
大家进一步讨论道，这里的“去政治化”是加引号的，本身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政治化。年轻人拒绝把自己建构在一个社会秩序里面，不是直接对抗国家政治， 而是通过一种社群式的生活方式和个体的行为来进行政治表达。
朋克运动
1976年前后，朋克运动在英国爆发，这是一次短暂而激进的摇滚革命。朋克们说，我们要重新开始，要给你一个新世界，彻底推翻之前的东西。当时英国社会日益衰落，失业率很高，陷入一个时代病的状态。朋克运动在尚且拥有大量蓝领工人的英国找到了蓬勃生长的土壤。
用胡伟的话来说，朋克的音乐形式极其简单，一首歌只需要几个和弦，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知识精英主义的彻底颠覆，是对于工业文明建构的精英阶层的一种不屑和反抗。福柯提过，西方启蒙运动表达的不是“知识就是力量”，而是“知识就是权力”，朋克这样“简单粗暴”的音乐形式恰恰为相对缺少知识的工人阶层提供了精神满足。
当时间来到八九十年代， 摇滚介入社会变革的途径慢慢拓宽。如“四海一家”这样的大型演唱会，集合大量摇滚巨星，以全球直播的方式为非洲饥民募集到了巨额善款，而其本身的运作流程也更加标准化和规范化。如果说摇滚一开始的“革命性”是一种“不自觉” 的反抗和批判，那么发展到现在，摇滚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影响力就更像是被有意识地挖掘和运用，越来越多的音乐人开始怀着自觉性，尝试用摇滚的力量去影响他们的年轻受众。
结语
我总觉得，了解越多，越是感受到历史迷人的复杂性。对摇滚乐的社会影响这段历史的一点微小探索，既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摇滚乐的社会属性内核，也是理解历史语境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角度，甚或还能启发我们去观照现实。
一想到曾经以及现在还在点燃着我们的摇滚乐有那么多值得了解的故事，在听着摇滚POGO的时候或许会觉得，在某一瞬间会与五十年前听着摇滚的嬉皮士们产生穿越历史的共鸣。
我猜，摇滚能够让我们成为世界公民，无国界的不只有音乐，还有音乐所唤起的柔软而坚韧的人类情感。
【推荐书单】
摇滚乐及其社会影响研究：
张铁志《声音与愤怒——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
张铁志《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
郝舫《伤花怒放：摇滚的被缚与抗争》
陈德政《为了所有明日的聚会》
G. C. Altschuler, All shook up: how rock 'n' roll changed America
M. Fisher, Something in the air: radio, rock, and the revolution that shaped a generation
Flacks, Richard, and Rob Rosenthal. Playing for Change: Music and Musicians in the Service of Social Movements.
Miller, James. Flowers in the Dustbin: The Rise of Rock and Roll.
六十年代史拓展：
《1968——撞击世界之年》
《1968：反叛的年代》
《乌托邦的年代》
Gitlin, Todd. 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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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丢丢 梦溪
摄影 瀛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