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玩儿自治：现实困境下的706 |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道
706青年空间的运营团队。(Courtesy of 706)
在北京高校聚集的“宇宙中心”五道口，“706青年空间”的牌子，就挤在华清嘉园小区一家超市的招牌旁边，并不起眼。就算是小区里戴着袖章巡逻的大爷，也并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儿，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有好多人都在问”。
而正是在这个隐蔽之地，有许多年轻人试图找到对自己更明晰的定位。他们在这里一同居住、一起共事、分享技能。虽然706并不是每个住客的万能药，但是他们当中有的人找到了合伙人、找到了伴侣，甚至治愈了抑郁症。
在居民楼的20层，两家贴着春联的住户中间，就是706的门口。除了墙上的活动海报，门边还有一个小白板写着活动预告：当天会有一个“同志文化节”和“高校LGBT小组分享”。
这是706青年空间自创办以来所举办的2000多场活动的两场。清华教授秦晖、“学术男神”周濂、日本媒体人加藤嘉一、“单向街”创始人许知远等曾在这里办过沙龙。在中国依然没有被广泛接受的LGBT团体，也在这里举办过多场交流会，探讨有关性少数人群的话题。
在这个总面积约600平方米的复式结构空间里，包含了有青年公寓功能的住宿区、办公区、小剧场、图书馆和一个咖啡厅。自2012年初成立之后，“青年空间”的概念由此辐射至全国各地。而在经历了一系列资金和管理上的波折后，706的运转逐渐稳定，并在不断发起新的运作模式。“生活实验室”、“自治委员会”就是近来新的尝试。
706办公区。(Photo by Wang Yuan)
“85前”的邬方荣和“90后”的程宝忠作为创始人负责706的运营。邬方荣认为，706是体现青年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空间。“其实很多大学生毕业以后需要这样一个公共生活的的空间，一个交流的地方。可以说是大学教育的一个延伸。”
在白天，这里从来不缺乏进进出出20几岁的学生、媒体人、创业者、公益人士。他们在这里听民主政治分析，聊文学历史和法治精神，弹吉他，看放映会；有人也会直接自己去发起一场分享会，交换技能与知识。
到了晚上，在图书馆的懒人沙发上、客厅里和小剧场的地板上，都能找到四处和衣而眠的人。还亮着灯的地方，会有人喝着啤酒，打着得州扑克，聊天到凌晨。在他们周围，四散着住客们的笔记本电脑、书籍和没有合上的英语复习资料。
最多的时候，这里可以住50位左右的住客。他们大多刚从学校毕业，或是来北京实习的学生，几乎都不是当地人。每个月2000块钱左右的房租，他们得到的只是高低床中的一个铺位，看起来性价比并不高。但对他们来说，相较于“小城房”，他们更愿意选择706的一张“大城床”，更重视这样可以和其他青年人一同交流的公共生活空间。
但与此同时，在媒体的描述中，706这个“乌托邦”时刻面临着如何在理想和现实运营两者间取得平衡的困惑。曾经一味依靠创始人自掏腰包来支撑的706，因缺乏资金而在创办了半年多后就又被迫关门，后来通过众筹的方式获得12万左右的资金才得以重启。
他们曾经也因为租房、噪音等问题被邻居举报，引来公安和工商的查问。而早在2013年，北京市出台的关于群租的条例，对租房人数和人均面积做出了严格规定，这也让他们有可能成为城市法规之下的灰色地带。
706举办的一次沙龙活动。(Courtesy of 706)
理想与现实
现实中，依靠咖啡厅、住宿、旅行等方式获取的收益来生存的706，目前每个月也只能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并没有太多可以制造资本的平台。随着规模的逐渐扩大，706一些盈利实体的运营与有关法规间的模糊界限，也成为一种隐忧。
曾经只是为了“好玩”而凑钱成立了706青年空间的十几个年轻人，现在只剩下曾经从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研究生肄业的邬方荣，以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程宝忠。
说自己在研三的时候退学是因为“写不出论文”的邬方荣，后来又因为跟面试单位互相不喜欢，就决定不再继续找工作，留下来创办706，“主要是觉得比较自由。”
运营青年空间多年，邬方荣很习惯主动为别人提供他的社会资源。他热衷于在微信里“拉群”，然后留下大家自己“勾搭”。他有两个400人以上的微信群，里面不乏各地的青年机构和文化、公益团体的成员。
在办公区里，有一面贴满了彩色便签的“勾搭墙”，人们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和技能，以及他们希望能认识的人。
706办公区里的“勾搭墙”。上面写着每个人自己的兴趣、技能，以及想要认识什么样的人。(Photo by Wang Yuan)
邬方荣会根据每个月的具体盈亏“自己给自己开工资”。尽管平均5千块钱左右的月工资并不算多，还要面对706包括房租、水电、人力等在内每个月10万元左右人民币的花销，但他依然非常享受现在的状态。他认为自己的团队所运行的青年空间概念，正在创造着许多的“可能性”。
而“探索生活更多可能”也正是706青年空间的口号。
1990年生的河北人戚泽明，是在706住得最久的人。他介绍自己是一名“演讲设计师”和“首席故事官”，说这是一份“类似美国总统撰稿人”的职业，对演讲进行整体的设计和培训。自大三休学，去参加了一个“到中国农村基层锻炼一年”的青年发展项目之后，他直接搬到了706。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设计演讲事业的第一个合伙人。他们在706的一次活动上认识后，戚泽明向那位未来的合伙人谈了自己创业的想法。“大家彼此见面之后，就感觉是同类人，可以一起做事，不需要磨合很久。”
每次和客户谈完了合作，他都会带他们来706转转，告诉他们自己住在这里。“对客户来说确实也很新鲜，因为从来没听过。这对我是一种附加价值，是一个加分项，”他说。“让他们觉得我住在这里，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他们肯定喜欢与众不同的人，因为他们那一代都太相同了。”
706的咖啡厅。(Courtesy of 706)
尽管同样的租金已经可以在北京租到一个单间，但戚泽明还是认为住在706比较划算。除了自己和室友的房间，他可以去到几百平方米空间里的任何地方，这让他觉得自己“住的就是一个4000万的房子”。
三年前曾在706做品牌外联工作的曹雨腾，认为706是让他“三观剧烈转变”的启蒙之地。他当初从706的活动参与者到成为志愿者，最后加入团队，做品牌外联方面的工作。当时25岁的他在辞去托福老师的工作后，一度不知道要去做些什么，还在被朋友圈里“买房买车结婚生娃”、争取更高消费这一套“单一的价值体系和别人的标准”所绑架。在朋友眼中，他在706的生活是荒废和浪费。“你给他们说，我做一个青年空间，想带给年轻人更多生活可能，就很难被理解，再说经常都没工资拿，那就是不可理喻了。”
他至今怀念几年前在706那些“浪漫又碰撞出无数思想火花的晚上”。在天台喝酒聊天弹吉他，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才到楼下随便找了一张空床入睡。即便只是睡在客厅的地上，他也享受着这老友记一般的生活带给他的愉悦。
对于曹雨腾来说，706还像一个“大相亲所”，他和妻子就是两年前在706相遇的。“因为很多姑娘小伙，本来就多元化又有各自爱好，在这里容易遇到志同道合的。”他认为妻子“尊重多元，保持自由，独立思考，有趣有意思，从不有优越感，从来只过好自己的生活”。而他觉得，这些也是706的特质。
1989年生、准备出国学习服装设计的王孟楠就觉得，706有很多怪人，但这反而让她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小时候，王孟楠常常在学校受欺负，忙碌的父母又无暇顾及，直到进入大学遇见新的朋友，才让她收获了理解和接受。但在毕业时，由于害怕再一次陷入孤立，她慢慢地出现了一些抑郁症状，还因此接受了10个月的心理咨询。在此期间，她的心理咨询师汪阳建议她尝试去接触706青年空间。“她需要一个友善的、自由的、支持性的环境，那里有人陪伴她，有人听她说话，“汪阳说。“有人和她想法不一样，让她有机会拓展自己的心胸和思维。”
在706住下的那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王孟楠没有隐瞒自己在接受心理辅导的情况，但她认为住客们给予了自己平等的对待，“他们主动和我交流，还帮我介绍一些有意思的朋友。”
706的住客在客厅聚餐。(Courtesy of 706)
公民实验
但住客们对706的住宿体验也并不总是那么好。
刚刚大学毕业，在公益组织工作的袁满去年夏天入住706的时候，看到厨房很脏乱，少有人去清理。而当出现物品损坏、遗失等琐碎的日常事务时，管理方有限的人力，也很难周全地处理所有人的需求。
在邬方荣团队的预想中，他们和在这里居住的年轻人之间并不是房东和租客的关系，他们希望能够与住客之间形成平等对话的机制，让住客有表达和争取权利的自由，从而收获一种归属感。
于是，从2015年夏天起在青年公寓中正式成立起的“生活实验室”，和代表住客利益的“自治委员会”成为平衡管理团队决策以及分担管理压力的尝试。袁满成为了第一任的“会长”，同另外6名住客一起，组成了自治委员会的第一届委员。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讨论，为生活实验室订立了基本的条例，并希望现在和未来的住客，都本着“契约精神”进行遵守。
他们很快就迎来了一件需要他们作出决断的事。一名新住客放在门口的一个已经打开的快递箱突然遗失，里面是价值5000多元的个人物品。在管理方与住客对赔偿无法达成一致时，自治委员会被作为第三方进行“陪审”。在经过一场包含了双方事实陈述、质疑辩论的会议之后，自治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和投票，决定将由706负大部分的责任。他们将监督管理团队进行赔偿。
在微信上，参加了当晚决议的人们觉得很享受这个听证和辩论的过程，认为这是“作为中国人难得有的民主体验”。而在这条状态下，有人评论说，在这个阶段“好玩的意义大于实际”。
尽管在会长袁满看来，最后集体决定的结果并不公平，管理方的责任比重不应那么多。但邬方荣说，无论委员们最后做出的决定自己是否认可，他都不会去干涉。既然制定了这样的规则，那他就必须接受。“面对纠纷去培养他们获得自己的利益。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对我们有一些抗议也好，我们反而喜欢这样的方式，这样才有听证会，才有一个公平对话的实验氛围的产生。”
委员会成员之一宋宇鹏认为“自治”的过程，可以培养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对话”。他感觉到现在社会上很多人在聊起一件事的时候，“既不能get到别人的点，又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点，很成问题。为什么？就是缺少公共生活。缺少彼此的对谈，就一些对大家有意义的东西进行深刻的探讨。”他说。“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组织，住在一起的人，真的像一个嬉皮士一样，订立一个公约，我们来一起遵守，我们来一起生活，说实话其实很共产主义。”
对于更多对此表示观望或是漠不关心的住客，邬方荣觉得他们忽视了民主生活跟每个人的相关度。“其实他们以后工作也好，出国，或者进行小区选举，这是他的第一步。他现在可能没有意识到，不过以后可能会感谢这个地方。”
全国推广？
706创建之后，更多的青年交流平台在全国兴起，包括成都“028青年空间”、广州“叁楼青年空间”、上海“SS青年空间”。其中一些创办者正是在来过706之后，又回到各自的城市发起了类似的平台。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盖琪就正在进行将706模式向全国推广的政府课题。她认为，这样的青年空间，是能够很好地“解决独生子女时代集体生活需要”的一种方式。“一旦走出校园，进入‘后校园时代’，真正带有心理认同感的集体生活我觉得就更缺乏了，”她说。“而是否能够带给人归属感，也是除了GDP和硬件建设之外，判断一个城市是否进步的标准之一。”
但是，很多的同类机构都会面临现实的运营压力。曾经有人在知乎上发帖，质疑706“太青涩”“不接地气”，认为他们没有把想法落地，转化为可运转的商业模式的能力，或许支撑不了太久。甚至706的前团队成员在离开时撰文，也表达了对706价值导向模糊、目标不明确，以及缺乏商业可能性的担忧。
此前，有北京团委的工作人员找到程宝忠，希望可以一同合作办青年活动。但对于有政府背景的邀约，程宝忠说，他们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希望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民间组织的身份，“而不是感觉被他们收编了。”
办706，邬方荣是一直在跟着感觉走，并没有赋予它特殊的社会意义。而来这里的青年人会把它引导向怎样的未来，可以用来支持706的商业模式究竟会是什么，他也未尝可知。但他和程宝忠都认为，如同方所、单向街等已经成功的模式一样，706也许不会赚钱，但也不会用它来赚钱。
这个“乌托邦”在现实中面对的种种压力，邬方荣倒是保持乐观。“我觉得706应该不至于倒下去了吧，即便它有一天真的关门了，至少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的群体、粉丝啊，很容易再开的。我们不是也关过一次吗，不是又（众筹）出了十多万吗。”
本文作者王媛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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