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居住与公共空间"系列沙龙回顾
空间研究小组成员孙悦昕发起讨论
即便时值21世纪，一旦谈及社区或共同居住(co-living community)，人们最常想到的仍是莫尔在《乌托邦》中描述的奇幻岛国。共有财产，按需分配...然而，现实中的共同居住社区却被赋予了更为简洁的定义：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物理空间中形成的某种居住共同体。作为公共空间的阅读区、健身房、餐厅和与人自由交谈的公共区域，并且该形式本身便鼓励人们与比邻而居的他人成为朋友。
共同居住的历史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多种多样的形式？在纯公共的共享模式之外，掺杂了部分公共性的商业活动又会对社区本身造成什么影响？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场所的社区，未来可能以何种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适老化需求？
过去一周，我们通过一系列主题沙龙，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探讨。
社区自发商业活动的社会空间及公共性
朱天禹
慕尼黑工业大学城市设计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建筑学硕士。德国Zhu Laub Architekten联合创始人。主要从事公共空间、公众参与、住区边界、mapping方向的教学和研究。
社区不仅仅是人们避风躲雨的屋舍，同时还是住户们生活的场所。自发商业活动是住区内的常见现象，受到经营者自身局限性影响，这些商业活动往往采用针对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小规模经营。身处社区之中与成为社区的一份子，二者不尽然能够划上等号。
基于这一差别，一个聪明的营业者更愿意与客户及潜在客户群体建立较为亲密的联系以提升经营效益。
适应性商业活动也并非一夜之间骤然产生。伴随大刀阔斧经济改革与快速城市化的需要，适应性商业活动应运而生。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之中，自上而下制定的社区规划显示出种种问题，在持续的自发建设之中逐渐适应政策这一思路，则成为了社区自发商业活动的中心。朱天禹称，应当将适应性商业活动理解为“政策非正式化的具体调整”，与此同时，其复杂与多样性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特殊产物。
楼下的小卖部，开设于小区内的酒吧和理发店，不止于街边兜售水果的小摊贩，也包括租用街边铺面“缝隙”出售煎饼的个别行为；或者占去大门通道的一半用于摆设水果摊，或者拆分规划商铺门面，隔出独间售卖早餐。以改革开放后逐渐产生的农产品直接零售这一现象为开端，到九十年代门禁社区兴起后进行的底商空间改造，再到2000年后混合使用社区，即SOHO模式兴起，规划商业活动与自发式商业活动逐渐显现出互补共荣的样态。
陈设精致的西餐厅门可罗雀，挤在夹缝之间、仅占用了几平米大小的煎饼店门前却排起长队，当捧着煎饼的某人需要一处场所允许他就近将煎饼吃完，一种别样的公共空间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尽管彼此之间鲜见交流，却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朱天禹谈到，Georg Simmel认为是观察者为事物赋予意义，将其联系起来，并且产生空间。空间不是凭空产生，而必须对观察者而言有某种独特之处，或者隶属于个人，或者隶属于团体，当场所之中产生了生命体与社会的关系型连接，即形成空间。
正如同社区孵化出公共活动与适应性商业活动，适应性商业活动也对社区产生众多影响。通过对底商社区、门禁社区和立体式社会空间中多种适应性商业活动的探讨，研究者发现这类特殊商业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空间有着独特的实际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活化和激发社区公共性。
然而，发生改变的远远不仅是物理空间，适应性商业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展示身份认同的窗口，与此同时也成为了创造公共价值的一种渠道。
法伦斯泰尔构想
19世纪中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里叶为自己所设计的理想社会形态绘制了名为“法伦斯泰尔”的建筑蓝图；随后，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苏联对体制和划一式设计的追求使得那康姆芬住宅式的集中式共同居住产生，人们生活在犹如沙丁鱼罐头般的小隔间之中，集体意志对个体的消解与忽视一览无余，而这一现象甚至影绰于当代生活的“格子间”和隔断间之中；此外，戈定提出的“社会宫殿”与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同样展现出一个时代对于集体性社会及其生活需求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时，北欧丹麦地区最早出现了由居民自觉参与设计与管理，社区布局兼顾私密与社交两方面需求的“合作居住”社区。同一时间段，中国则浮现了城市人民公社这一共同居住模式：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兼顾成员其他需要而开展福利事业与集体生活。
时间来到21世纪，空间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之冲突愈发显著的浮现出来。与人们对共同居住的期待相应，一大批持有共享居住理念的新型住宅出现了。相对于国内大多数如706生活实验室，造作青年空间等以长租公寓为主的组织形式，国外对共同居住理念如何切实影响生活本身这一议题，持有更加多元化的解答：以公寓与公共空间为核心的集中式居住模式如Welive，Ollie与You+；另一种则是在街区之间建立稳定联系的分散式共同居住模式。
2050 - 从室内到室外
姚亚男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基于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设计，及面向老年人的园艺疗法与疗愈景观。
感官退化，失智，慢性病，孤独，抑郁......面对一连串用以形容衰老的代名词，似乎将它们尽数整合也未必然能够为衰老本身下一定义。
然而，衰老确实发生在与我们只余咫尺之遥的地方——据估计，2050年老龄人口将达4.8亿，占总人口比重34%，这一不容小觑的数据将人们的视线重新引回养老这一问题：当你迎来人生的衰老期，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姚亚男谈到，理想的养老体系需要多种形式进行支撑，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为依托；养老机构则作为正式补充，采用医养结合的方式保障居民的养老需求能够真正得到关切。但旧式养老院往往不能满足老年人安全层次以上的需求，在流于表面的衰老定义等种种谬见之下，更容易忽视老人在精神与生理上的双重健康需要，“老有所依”则成为空洞而奢侈的承诺，而事实上，老年人的基本需要并未真正得到实现。
当人步入老年阶段，对大自然的亲近感将会格外突出。
著名的园艺疗法正是借助与自然环境的接触而纾解心理压力，协助病人康复。这一疗法后来被运用到养老护理系统之中，通过设置园艺操作台和分发作物种子、提供园艺工具与公用绿地的方式兼顾老年人的身体锻炼与情感满足。同时，老年友好型社区也强调公共空间之中的交谈和互助，注重户外活动对老年人机能健康的良性作用，一些养老社区甚至专门为住客增添了许多人性化的情动设计。
响应这一理念，衍生出了许多从居室之中到户外的室外设计：如无障碍通道，瞭望庇护，康复步道，通用设计层面的适老化与老年人友好环境等等。
“应该首先鼓励自己身边的老一代人走出家门，完成“从室内到室外”的转变”，姚亚男说道，“城市适老化是一个过程，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当即完成。但改变一种观念只需要更多的人从身边做起。”
公园中的康复步道
真正的问题仍然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关乎自己的60+，关乎对衰老的切实感受与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所需要的思考，譬如，更适合社会的养老模式在何处，而人们真正想要的舒适如何实现；乃至于关涉这一舒适与资源优化之间产生的冲突应当如何得到缓解，而设计师想要传递的理念究竟能否如实呈现。
姚亚男说：“衰老并不是一件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情，它其实已经潜伏在我们身边了。”
关于“706空间研究小组”
706空间研究小组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我们希望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公共管理，哲学等诸多视觉出发，对业已异化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重构人可以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我们将运用讲座、研讨会、文献出版、展览、群体实验、论坛、空间改造及产品设计等方式，展开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从当下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况、生活方式的变革以及公共空间的危机出发，结构性地反思社会议题，梳理706及其他青年空间的实践经验，探索共同居住模式与空间设计，创造共享、共治的社群，解放个体的创造力与空间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