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当代青年的“救心丸”？| 特别观察

五道口，虽然被清华大学用来自嘲为——“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但这像一种隐秘的接头暗号，借此完成这番以“五道口”为归属据点的身份与心理认同。对其不熟悉的人，也许只是止于这一戏谑之称；但是稍微了解五道口的变迁史的人，大概都会将其视为北京的一个“文化地标”或是“文化符号”。在北大科技园落成后，万圣书园、豆瓣书店、三联24小时书店和雕刻时光等一批文艺空间也“奔”五道口而来。而国内的第一家青年空间，706青年空间，便藏身在五道口这个“宇宙中心”。2012年2月，以邬方荣在内的12个年轻人筹资在北京五道口华清嘉园做了一个青年空间，那个二居室公寓的房号是706。它的前身是ICU（Inter-Culture Union）开放大学，邀请北京高校教授授课，希望拆掉“围墙”，让三四线城市的学生也能共享知识资源。但由于模式不成熟，ICU很快失败，随后他们转向青年空间的探索。

黄边站，在地理上它是地处广州偏北的地铁站点，对一小部分人来说，它是常与广东时代美术馆、上阳台一起进入视野的一个艺术机构。黄边站本来就是时代美术馆延伸出来的一个非营利的馆外项目，作为一个艺术思想、实践的探讨平台，或是说实验基地。远离市区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无法成为一个“有效对话”的高发场所。而上阳台，便是在“建立一个像糖水铺般能够为年轻人提供日常的相处空间”的诉求下催生的，成为一个“混迹”在社区中的共治空间。“上阳台”选址在海珠区昌岗地铁站附近的晓园新村，它的创立是希望艺术家、写作者、策划人、综合性行动者等来自不同领域的才能在其中共振。上阳台的建筑面积约70平方米，由十多个来自不同方向的业主参与空间的运营，如，“月光放映计划”是放映电影，“跳水台”是一个艺术家小组，“闷士多”是在“上阳台”里开的一个士多店，由两个年轻艺术家一起合作，希望以劳动交换来跟社区建立关系。

从北京的706青年空间，到广州的上阳台，虽然从空间容纳的活动类型来说，各自的“野心”不尽相同，兴起的背景也各有差异，但是从城市空间的文化景观维度来说，他们都将不为人所熟知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引入我们的视野。这种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不同于传统福特主义逻辑下的工厂、街道或者学校的青年组织，它是在从以生产为核心转向以消费为核心的城市形态的背景下产生的。

同时，它也区别于一般的公共空间，这里所讨论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其空间发起者、建设者和参与的人群，主要是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知识分子、艺术家等，糅杂了体制内外的不同群体。《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建构——以北京706青年空间为例》一文从这类人群对城市形态构筑的作用角度出发，将其概括为新兴创意阶层。

▲《创意阶层的崛起》（理查德·佛罗里达著）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创意是最根本的经济资源，工业社会之后，创意经济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创意阶层将对我们的工作方式、价值观、乃至日常生活的基本架构产生深刻的影响，主导我们未来的城市及经济。

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不仅如此，对于空间的经营者和建设者来说，他们对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也并非拥有非常“权威”的解释。面对这种新兴的公共空间，人们或观望、或质疑，空间建设者们也从建设空间之初的“理想”状态摸索着，怀抱着“乌托邦”式的空间设想，在琐碎而现实的问题之间，与之角力。

经营管理模式

相比起独立书店、青年旅舍等从纯商业运营的实体空间营造出公共交流氛围的形式，这些从一开始便确立公共空间属性的青年公共空间，空间的经营模式更像是嬉皮士公社：以共同认同的嬉皮士价值观生活，成员平等相处，并致力于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参与者选择以自治、共治这种发挥其文化主体性的方式来阐释他们对公共空间的理想和理解。

706模式：706青年空间是2012年国内成立的第一家青年空间。706坚持依靠年轻人进行自组织、自运营：他们的管理团队，在房租和基本安全规范上握有决定权，而在空间内部打造的提供住宿、探索生活方式的“生活实验室”中，有一个自治委员会以自治方式对事务进行决策。706青年空间创始人之一邬方荣不希望“住客只是简单地住在这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共同体，并在其中培养公共生活的能力”。

上阳台模式：晚些成立的上阳台，开始于发起人以“榕树头旅行社”进行考察项目的推进，从走访各地的自营机构，到其成立历经半年。上阳台空间的建立，是一种对东京成功经验在中国土壤的试行——在东京高原寺老街，十几家叫“素人之乱”的店铺在独立经营之余，形成互助关系，振兴了街区。上阳台也以这种共治的方式去运营空间，在上阳台，个人以一个项目或小组名义的业主身份去参与运营，并以共同协商为基础，直接管理“上阳台”，避免过多掺杂个人利益。

戴维·哈维在《城市权利与城市革命》中提出，阶级斗争的首要场域，已经慢慢由工厂转向街区，反抗立足于城市，城市是由全球资本主义所塑造的，逐渐演变为维护资本主义的血肉躯壳，并提议以建立公社的方式去争取更好的城市权利。国内一、二线城市高歌猛进地步入后工业社会阶段的同时，也消解了原本熟悉的社会结构，迅速列位的资本和“日日新”的城市面貌，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面临着如本雅明描述的场景：发达工业社会下人与人的关系，彼此并不相识的人，密集地共处一个空间，但却不打招呼，不攀谈，每个人只顾着自己如何顺利地前行。青年公共空间的自治方式，在运营空间的过程中，使得成员尝试结成共同体，主动或被动地对身处的环境进行思考，对缔结新人际关系的生活方式的尝试，是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中来抵御原子化的有益尝试。

空间价值探讨

到这里，我们会关心这些青年公共文化空间有什么特别的呢？或者回应上文提到经营模式中，以自治的方式抵御原子化是怎样转换成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日常”生活的呢？以及，到最后，这是一种异托邦还是迈过“精神危机”的一种现实出路呢？

爱德华·索亚 ( Edward Soja) 通过对洛杉矶的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他的“第三空间”理论, 认为第三空间既可以指真实意义上的物理空间, 也可以指想象意义上的精神空间, 而且还是一种具有边缘性、差异性、开放性和批判性的空间思维模式。

思想性：讨论的空间与精神归属地

706青年空间作为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性空间，其内部由咖啡馆、公共客厅、联合自习室、图书馆、小剧场、青年旅社、办公室和楼顶天台几大功能区域组成（2018年706的内部空间发生了较大变动，这里仅对706创立以来长期存在的功能分区作讨论）。这些局部空间虽然带有具体指向，但是却非常鼓励价值多元的各种活动，也支持人们在其中自由地谈论思想。706每周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文化、思想活动，比如同道哲学读书会、苏格拉底式对话、蓝白红电影沙龙、女性主义交流等。

706汇聚了很多大学生、间隔青年、田野调查者和学者，为他们提供寻找同类，讨论生活方式、社会议题的空间。在706断续生活观察了三年的一位新媒体工作者说道：“这些青年人指出日常生活存在的规训，质疑学校教育存在的功利与腐败，鲍曼、福柯、波伏娃、葛兰西、马克思、哈贝马斯、列斐伏尔、托克维尔乃至1968五月风暴的反抗者等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精神向导。” 随着大环境的转向以及经营者基于多元主义价值观的运营理念，706从最开始的一个偏向精英的、自由主义的言说空间，到后来成为多种价值观汇集的场域。虽然其讨论的价值倾向走向模糊或者说多元，但是愈加明显的作用是，706这个物质空间，容纳了思想讨论的可能性以及成为一个稳定的承接载体，已经从物质空间中生产出一种“第三空间”的精神空间。

这种在公共空间中对进入门槛较高的“严肃”话题进行讨论、分享的交流方式，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在虚拟空间进行讨论交流的形式，也由于网络舆论的管制和网络讨论进入门槛低所导致的跑题、情绪化撕扯而被消解。针对一些严肃话题的探讨，在公共讨论环境更加成熟包容的文化中，常常以更多的形式，比如游行、集会等承接；相对来说，国内的环境是不甚成熟的，且施展的空间非常受限。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肯定青年公共文化空间思想讨论的必要性。虽然在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讨论受限于物理空间（即使后续会有自媒体报道的形式对讨论进行延展），其产生的精神空间会反促参与者、后来者的个体思考、以及从思想到实践、思想的深度延伸。这样的精神空间也成为空间参与者寻求精神归属地、实现身份认同的契机。

开放性：“将到来”的生活实践

除了在物质空间之外产生的精神空间，具有“第三空间”属性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隐含着开放性的空间思维模式，主要表现为：对人的开放性，以及对空间可能形式的开放性。

706青年空间最基础的价值是平等，除了青年旅社和办公室以外的所有区域都是完全开放的，无论是706的常驻人员，还是临时拜访的参与者都可以随时自由进出。空间的细节设置上也非常注重平等性的表达，由此形成了一种轻松、平等、被充分信任、尊重的氛围。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空间中营造出社区所具有的开放氛围，消解掉物理性的隔绝感。

正如打出“探索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706的生活实验室一样，折叠的房间、黄边站、唔同广告、冯火印刷社、月光放映计划、37Club，放野杂货店、随乐纹身等20个或流动或固定的项目在上阳台中共存。这个空间除了最初的艺术实践，还探索了生活实践。如同松本哉提出的，“我们在实践一种‘革命后的生活’，不是跟现在日常抗争的一种实践，而是一种把我们的生活前置在一种‘我们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世界里。”这种探索也许无法直面高消费社会的现实问题，甚至颇有异托邦的势头，但是作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它们是可以作为一个据点对来来往往的参与者们撒播下探索可能性的种子。早期情境主义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积极要求建构具体的生活情境，以此获得真正的生存状态，这或许也是一种现实的出路。

▲上阳台的外景和主要进驻项目

结语

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发展现状是不甚乐观的，其随着公共空间的兴盛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也随着公共空间的衰落不断面临着来自房租、管理等现实问题的困扰而倒下一大批。在空间中的自治、共治管理方式的尝试也会因参与者的热情不高、环节繁琐而搁置，或转为松散的形态。在不侵扰空间主要功能的前提下，如何尝试实现营收以支撑空间的生命，也是扼住这些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命喉的“双手”。但与这些现实问题共生的，也是现在许多青年人都关注的与自己、群体、社会相关的种种议题。作为承载精神空间、言说空间两种功能的物质空间，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仍然存在继续被创造的条件，而非走向消亡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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