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6作为方法——公共领域理论、行动者网络、日常生活批判与空间实践——706柒周年第4弹

编者按

实践公共空间——北京706青年空间的个案研究

作者：韦姮慧（吉林大学本科，中大研究生）

时间：2014年初

706的创始人们将其定义为“公共空间”，笔者在706寄居的期间，也不断听到来访者使用“公共空间”这一概念，由此产生好奇：在706中人们口中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的？这样的社会想象与空间特性是如何互动，从而赋予了这一二层复式的物理空间“公共”功能的？

在关于本节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分析中，我们强调的是706内的人们“公共空间”的认知和想象是如何对706这个物理空间进行塑造的。

706最开始是几个年轻人的私人场所，在起着遮风挡雨的空间作用（能指）的同时，也作为自由讨论的精神场所（所指）存在；随着志同道合的人的聚合，讨论变得多元，一个开放的空间（新所指）渐渐被塑造起来；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关注这个类似于“乌托邦”的场域，并参与其中，成为其中的话语主导者，使空间活动内容及空间带上了个人色彩——“公共论坛”（新所指）；

作为空间中的“内容”，活动的特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空间的特性。在受访者喜爱的活动中（如图10所示），公共话题与文化主题各占高喜爱程度中的“半壁江山”；而前者的特性在于自由地表达个人意见以及理性辩论，后者则在于分享式的沟通表达。这也说明了人们对“公共空间”认知中的“分享”这一特性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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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的706青年空间与哈氏描述的18世纪诞生出理性公共领域的沙龙、俱乐部、咖啡馆表面上如此相似：公共空间的物质载体、以交往与商谈为主要行为、以公共话题和文艺为主题，不由

让人生发出无限想象并寄予厚望。但细细研究起来又发现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公共空间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法律架构中生长出来的，这样的法律架构在国家与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间撑开了空间——公民权保证了个人享有结社和言论的自由，出版自由的确立促进了咖啡馆、沙龙这样的有形空间和可供市民自由参与公共讨论的文学杂志的形成，故哈氏的审议民主说常被和他的法律观一起探讨；而后者更像是被理想主义者们建构出来的，意图以自身的发展撑开生活社会和系统之间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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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察了706青年空间中的行动者的“公共空间”观念：其主要由自由、多元、开放、分享、理想主义五个元素构成。通过哈氏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别的关键在于价值和规则的不同，由此再讨论上述观念形成的机制，并侧重讨论模糊了“公”与“私”价值与规则的“分享”这一概念产生的机制原因。最后得出706中行动者们的公共空间的观念相对于西方的新“变异”在于对分享的注重和强调，这是常识个人主义的外溢和弱公民权法律架构下对政治风险的规避的产物，这种“公共空间”的观念变异对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还有待讨论。

城市青年空间：一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发育与传播

作者：杨坤韵（清华大学研究生）

时间：2016年中

为什么组织形态能够扩散？

这是一个尝试性的回答：因为关于公共青年空间的需求是逐渐出现并且增长的。

按照城市社会学中“第三空间”的视角，家庭是城市居民的“第一空间”，工作场所是“第二空间”，而“第三空间”则是在此之外为居民提供的个人化的场所，一个典型的第三空间的研究就是星巴克，人们在咖啡馆内可以聊天喝咖啡工作休憩……这个公共场所同时也属于居民自己。在这个研究基础上，青年空间可以被视为与之不同的“第四空间”，非商业化地提供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这一概念同样也出现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

国外并不乏类似于青年空间的组织，许多青旅性质的组织同时也承担着聚集青年群体，提供公共空间的功能。美国有大量的YMCA就是类似的组织形态，而法国类似青年空间的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由政府支持的承办各种文化活动，提供公共场所的青年空间；一是由青年艺术家、流浪者占用无主房屋进行艺术创作、聚会等等活动的青年空间。

国内显然并没有复刻如上组织形态的条件：缺少宗教信仰作为群体的纽带；缺乏政府有效有力的支持；大城市显然也不可能有无主房屋任由侵占。

但706的发育过程显然是可复刻的：

（1） 有力的初始关键群体；

（2） 合适的空间地理位置选择：大量青年空间都将地址选在大学附近，以更方便地吸引青年群体；

（3） 可持续性的获得：有效且可持续的经济来源。一部分青年空间本身就是咖啡馆或青旅演化而来，本身就具有可持续性。

（4） 青年空间组织和管理模式的复刻

1、 何种因素可能影响青年空间的扩散？

尽管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北京的影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青年空间还是呈现出了千变万化的样貌。什么样的因素可能在扩散过程中起作用？

为什么部分青年空间会失败？

这一部分议题与种族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的内容有关。

一个猜想是将扩散后的青年空间的特征简化为两部分：亲高校性和亲政府性。

亲高校性可以用与高校的远近、附近高校学生数量的多少、高校学生参与青年空间的活跃程度等等来表现。因为高校学生往往是青年空间最主要的群体，这一部分也反映了社会合法性的高低；

亲政府性则表现为与所在社区的关系融洽程度、空间对社区营造的参与程度等等。

以706为例，邻近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区域，大量学生参与进青年空间的运转当中，亲高校程度非常高；前期时有邻居投诉、房主意见和所在社区摩擦等等，但正在逐渐改善的过程中。

说明：社区青年汇是北京市团委旗下的一个青年空间性质的项目，但不属于调查的青年空间范围之内。在此出现仅用于比较；

前南京青年空间是失败的青年空间的一个样例。

ANT视角下的城市青年空间生产过程

作者：杨坤韵（清华大学 社会学研究生）

时间：2016年底

青年空间是近年新兴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全国各城市聚集了大量青年，生产出独特的文化。空间生产理论认为，空间的控制、占有与分配体现了社会权力结构，本文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对北京706青年空间的生产过程进行探究，认为多种行动者在公共逻辑、私人逻辑、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的交互作用下，共同生产出了社会性的青年空间。同时尝试通过显微镜下对青年空间的分析，展现当代城市青年的文化倾向。

706青年空间的功能、意义与实体空间密不可分：青旅、图书馆、咖啡馆、小剧场、天台、饭厅、自习室等空间功能划分，是多种力量权衡下的动态结果，同时又塑造了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历史唯物主义空间观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物质的空间，同时也表达了社会属性。大卫·哈维提出：“空间和时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他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在这一视角下，本文试图对706的实体空间进行考察，探究其空间生产的过程：即706的物质空间是如何演变为“人化”的社会空间，并最终承载丰富社会意涵的。

影响706的空间再生产过程的不仅仅是个体与社会关系，同时也有空间本身的物质特征。青年空间的位置、朝向、设计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空间的利用模式和在空间中形成的互动形式。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则提供了打破人与非人行动者区隔的视角，本文将在ANT视角下探究这一微观空间的生产过程：身处其中的多个行动者在不同逻辑的指引下，是如何实现对青年空间的转译，并生产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空间功能划分的。

一系列行动者的变化带来了青年空间作为公共领域逻辑的变化，整体自由多元包容的青年空间理想依然存在，高度模糊、千人千面但能够共享。而运营的逻辑发生了转向，从向外生长扩张逐渐转变为向内经营为主，按照邬方荣的解释，青年空间正经历“沉淀”的过程，作为公共领域的空间由此呈现出更加专业化、区隔化的倾向。空间内的大型公开活动减少，两间公寓的一层大厅都设置了更多桌椅，被命名为“自习室”，成为适宜举行各种小型讨论的场所。旧公寓的二层大厅扩张，占据了原先天台的一部分位置，成为了专门举办演出与演讲等类型活动的固定“小剧场”；新公寓二层大厅则被设置为安静的图书馆。旧公寓一层的办公室成为运营人员的专属区域，玻璃门不再拉开。天台尽管依然扮演着社交场域的角色，却因为面积的大幅度缩小与装修物品的损坏丢弃，显得乏善可陈，不复有过多影响邻居的喧嚣。新公寓的一层大厅与厨房则整体承包给了咖啡馆运营者，青年空间希望以此提供更加多元化、符合青年文化氛围的服务，同时能够收取场地费用。至此，706青年空间形成现有的自习室、咖啡馆、青旅、小剧场、天台、图书馆、办公室的固定空间结构。

青年空间作为公共领域的生长过程，经历了向外扩张为主到向内沉淀为主的转变。在触及公共领域扩张的边界时，青年空间转而寻求内部网络的维系与提升。而另一方面，在这个统一的公共空间当中，运转的不仅仅是公共空间的逻辑，来自私人生活、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多种逻辑纵横交错、互相牵扯，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形塑空间本身。

至此我们可以刻画出706青年空间内部权力政治的动态机制。公共逻辑、私人逻辑、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在空间中交织，并不断塑造着着空间的形态。尽管有诸多不同导向的行动者，但公共逻辑始终占据空间的主导，是706赖以发展最根源的信念。私人逻辑与经济逻辑尽管也参与了空间构造，但只有与公共逻辑相吻合，或是与公共逻辑无涉时才能取得成功。有趣的例外则是面对政府权力时，公共空间选择的是迎合政治权力并反过来利用其保护自身空间。与之相应的则是“失败空间”，部分名不副实或是最终倒闭的青年空间展现出了公共逻辑的崩塌。曾有青年在南京尝试建立706的分部，但因为大量人流经常与邻居物业产生冲突，最终演变到警局层面，最终因为警察干涉而黯然倒闭。而在多个城市由咖啡馆改造而来的青年空间，“公共领域”的概念成为吸引青年顾客的商业手段，最终难以产出公共领域的社会成果，“青年空间”的存在被淡化。

场景理论视角下的城市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建构

作者：盖琪（首都师范大学 文化研究院老师）

时间：2017年7月 

近年来，在中国的大中型城市里，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兴起可以看作是一种颇具时代意味的新事物。这些新兴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与传统福特主义逻辑下的工厂、街道或者学校的青年组织有着显著的区别——无论在物质设施、参与人群以及文化实践的层面上，还是在组织架构抑或深层价值的层面上，它们都体现出十分鲜明的后福特主义逻辑，堪称中国城市文化转型的微型样本，对于当前中国大中型城市的人力凝聚、经济发展与社会培育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引入新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以北京 706 青年空间这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为例，分析青年公共文化空间对于创意阶层和“准创意阶层”的巨大吸附能力，阐述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对于后工业城市在“新常态”下保持发展态势的推助作用。

706 青年空间的三个场景维度分析

在上述场景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 706 在三个文化价值维度方面的表述进行简要总结，以进一步展示 706 作为文化场景的语法机制。

 ( 一) 706 青年空间的模式说明，后工业城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要着力纾解“后校园时代”的年轻人所普遍面临的生存焦虑剧增与集体认同匮乏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大中型城市都已基本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武汉、重庆等。这种后工业性体现在城市人口结构的变化上，表现为大量高学历人口———尤其是高学历青年群体在其职业初期的高流动性状态。总地来看，高学历、高流动性的青年群体在“后校园时代”的生存境遇和心理健康问题近年来日益凸显，也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本文使用“后校园时代”这个概念，主要指的是在完成了高等教育后、选择进入家乡以外的大中型城市奋斗的年轻人走上社会的头五年时间。这类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在于: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饱满的“中产期待”——既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期待，也包括对价值环境的期待，但是往往又没有可以依赖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去迅速地将这种期待转化为现实。事实上，近年来，由于经济的下行态势与毕业生人数的上涨态势，工作经验较少的年轻人的就业难度在不断加大，起薪线相对于 CPI 的涨幅而言也在不断降低，所以许多年轻人不得不长期挣扎在物质拮据和精神迷惘的双重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后校园时代”的年轻人大多数属于独生子女世代，很难从家庭方面获得同世代人的经验和情感扶持，所以在从校园陡然进入职场的初期，往往更容易陷入一种无处倾诉、无人引导的“被抛境遇”中，进而导致深刻的焦虑与孤独感。而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房价高企的城市里，很多“后校园时代”的年轻人更是不得不长期委身于“地下求职公寓”这类劣质空间中居住——如果他们长期缺乏其他场域排解苦闷情绪，将会进一步加重他们的心理阴影，甚至转化为一种社会性的“代际绝望” 。

近年来，反映这方面问题的文艺作品和社会学著作都屡有问世，也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例如《蜗居》《蚁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以及《工蜂》《中国青年发展报告》《北京青年就业者住房状况报告》等。其中，在《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2013) NO． 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中，作者廉思将当今的青年称为“拐点一代”，并用“刘易斯拐点——由生产型社会化向教育型社会化转变”、“老龄化拐点——由前喻型文化向后喻型文化转变”和“城镇化拐点——由固态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来概括这一代人所身处的世界与以往相比的巨大差异 。所有这些，都促使相关政府部门在加快推进“青年廉租房”等居住计划出台的基础上，更需要进一步去思考: 如何去建构一种能够为当代青年提供来自同辈间的经验、意见、情感和价值支持的公共空间的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北京 706 青年空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示范样本，即我国大中型城市如何在“拐点时代”去建构适应时代需求的青年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它其实也能为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人主义时代的共同体重建”问题提供参照 。

( 二) 706 青年空间模式说明，后工业城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要争取为参与者提供三重“消费” : 知识消费、社交消费和认同消费

706 的活动种类看似繁多，但是究其实质，从场景文化的角度，它们提供给青年参与者的不外乎是三重消费内容: 知识消费、社交消费和认同消费。年轻人来参与 706 的文化活动，主要是希望从活动中获得这三重消费中的一种或者几种; 而且一般来说，参与者能够获得的种类越多，其对活动的满意度也就越高，黏着度就越强。事实上，在参与观察中我们发现，最受欢迎的活动往往都兼具三重消费的要素。

简要地说，知识消费主要是指活动能够为参与者提供新颖的资讯、观点或者理念，使得参与者在活动过程中能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提高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等，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思想联结。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的更新速度加快，知识的跨界性加强，所以身处其中的创意阶层和准创意阶层必须养成不断学习的习惯，而且对于跨学科、跨领域知识的兴趣也在不断提升。相比之下，我们传统形式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仍然拘泥于现代性的学科体系之中，因而越来越不能满足当代年轻人对于知识的多元需求。另外，在面临一些人生抉择的关键时期，例如求职、创业、出国留学等阶段，后工业社会中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听到来自同辈人从自身体验出发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去“知乎”这样的平台上提问) ，而这也往往是他们已经无法从传统的校园或职场环境中所获得的。

社交消费主要是指活动能够满足参与者面对面的社会交往的需求，使得参与者在活动中能够结识更多有趣的人，共同创造和分享生命经验，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情感联结。在后工业社会，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表现出比以往时代更为强烈的社交需求。可以说，由于技术的支持，高浓度的社交已经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种“日用品”。这也是各种网络直播平台能够火爆的深层社会心理原因。但与此同时，仅仅停留在虚拟空间中的社交行为不能完全满足创意阶层和准创意阶层的需要，建立在线上维护基础上的、一定程度的线下互动仍然被当代年轻人所渴望和欢迎。由于共同身处于一个实体空间中而产生的全息经验仍然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有着重要意义。近年来，西方很多传统的公共文化场所都开始频繁开展具有典型社交特征的活动，例如在博物馆举行鸡尾酒会、在美术馆开展小组性的智力探险游戏等。

认同消费主要是指活动要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满足参与者对自我身份建构的需求，使得参与者能够通过活动，完成自我在大都市或者说后工业城市中的身份重建过程，它更多地指向一种价值联结。如前所述，大多数“后校园时代”的年轻人都要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期，其中精神上的困境从深层来看，其实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迷惘。在如此纷繁复杂的大都市中，我到底是谁? 我的价值何在? 我有没有同类? 我应该如何界定和保持自我? ……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与认同诉求紧密相联。事实上，在后工业城市中，由于高度的流动性和多元性，自我身份的建构早已不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需要反复去维护、更新、升级、转型的过程。换言之，我们已经在进入一个以“协商性身份”和“过程性身份”为主流的时代。而一个积极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是通过各种活动以及活动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结，去帮助年轻人逐渐建立起一种对于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建立起对自我价值的确认感和认同感。

以上三重“消费”正是 706 青年空间能够受到创意阶层和准创意阶层欢迎的本质原因。从这三重消费的角度出发去看 706，它所提供的各种偏重知识性的公共讲座、读书会、主题沙龙和经验分享会，偏重社交性的露台聚会、即兴戏剧、桌上游戏、创意市集、文化体验旅行等，都能够起到在深层上促进当代青年群体的思想联结、情感联结与价值联结的作用。

( 三) 706 青年空间模式说明，后工业城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应该重视文化权利主体性的实现问题。

场景理论实际上告诉我们，在后工业社会，“文化宜居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其他传统条件 ( 例如生态、经济、地缘等) ，成为决定人才流动的关键因素。而在打造“文化宜居性”方面，贯穿于“场景理论”的五个要素和三个维度深层的，其实是一个文化权利主体性的实现问题。换言之，对于后现代城市中的公共文化空间而言，“邻里 / 社区”表明的是文化主体所处的环境; “物质结构 / 基础设施”表明的是文化主体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多样性人群”表明文化主体的人口构成情况 ; “基于前三者的文化实践活动”表明文化主体的文化生活方式; “场景中孕育的价值”表明文化主体所推崇的价值观。而“戏剧性”、“真实性”和“合法性”则是从更加技术化的层面上去帮助我们厘清一个文化场景中文化主体的价值体系。

因此，在后工业城市中，建构公共文化空间，首先应该弄清文化主体究竟是谁，它的具体构成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 然后要把文化权利尽可能地交给文化主体，为其主体性的实现提供条件，而不应取代甚至剥夺其主体位置。传统的学校社团、博物馆、文化馆的活动越来越不受欢迎，问题往往出在文化权利主体性的实现上。尤其是对于后工业城市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创意阶层和准创意阶层来说，这种对于文化权利主体性的自觉就更为明显，需求就更为强烈。

而 706 青年空间则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它高度的自组织和自管理模式，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可能迅速转变为活动发起人。有年轻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706 让他发现举办活动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而在学校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为的壁垒，只有一些社团才能举办，让人觉得很高端，能在活动中提个问题就不错了 。我们很多基层的文化馆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形。由此可见，在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培育过程中，如果仅仅是在有意无意间居高临下地给予或者灌输，公共文化空间往往就失去了它的灵魂，变成一个空壳。而如何更多地把文化实践的权利交还给普通公民? 从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和培育的角度来讲，这是当前最需要转变思维的一个核心问题。

居住共同体实践研究报告——以北京 706 青年空间为例

作者：于倩倩 康玉绍 王丹阳 范玉琴 （首都师范大学）

时间：2018年9月

他们所相信的理念，更多的代表了 80、90 两代人身上开放、自由、创新和积极探索的精神。其次，不同于传统的家国地域既定的保守划分，这种共居模式，在非对抗的形式上，对边界、身份进行了重新调整。不是过去出生在哪里，也不是将来要扎根生活的土地，恰恰是当下你所漂泊、奋斗也挣扎着的生活，成为了决定性的标准。一个在传统社会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全新的共同体理念正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被孕育。就如同 18 世纪末 19 世界初美洲的民族主义一样，撕开了血脉、故乡、等级这些长期扎根在传统社会中的概念，重新融合出一个现代民族的共同体，以求得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706 青年空间所追求的青年共同体，正是在这种不可能的可能性中，既被视为对都市生活的反叛和应对，也是无奈中的一场狂欢和一点梦想。

在现代性中涌现的大都市，它的节奏和血脉便是不断进步的工业主义和永恒扩张的资本主义，不安、变动、生长、毁灭，成为唯一确定的事实。对于都市中生活的每个人而言，田园牧歌式的想象，仅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情怀，而不可能真正回返一种中世纪晚期的沉静。事实上，田园牧歌的悼念与其被视为恬静生活的理想，倒不若看成是城市生长阵痛中所诞生的压抑曲折的控诉更恰当。替代湖畔缅怀的是一代青年在应对理想和现实双重困境时表现的更为灵活勇敢的解决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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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精神比较

就共同体性质导向比较，706 对于自身定位的主要面向是文化活动共同体， 是作为一个人文气息浓厚的乌托邦存在。经过较为严格筛选，将一群具备相对与主流社会产生张力的住客聚集到一起。与 M3 身份相对复杂的客源比较，选择入住 706 空间的租客，大多数都是对于政治人文、艺术哲思充满热情和关怀的青年人。同样的，706 也正是通过对趣味倾向的严格把握，将青年空间整体气质打造成了带有某种波德莱尔的“浪荡子”意味。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甚至是不同国度，又可将这些短暂的共居者视为携带了阿诺德心目中“各个阶级的内部”“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异己分子，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阶级精神，而是普泛的符合理想的人性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正是这样一群人，在建立文化共同体的时候，面临双重性。

一方面，住客的认同感相较于普通的群租模式甚至 M3 的新型共居尝试，都更为深切。就像阿诺德所说的，“能否提炼出最优秀的自我，能否让理想任性的内在力量占绝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周遭的环境是否适宜，是否有助于引发其成长和发展。”

提供这种有利的环境，恰恰是 706 青年空间在创办之初力促的。他们与社会科学、人文艺术的相关领域建立密切联系，频繁举办先锋、专业的活动，建立图书馆，打造杂志空间，并将这些视为空间的重要功能。在 706 的创办人和租客的眼中，正是这些纯粹无用性质的人文主义，成为整体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声音。少数者的需求和声音，是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警醒，对于既有概念边界的重新修订。无疑，这是一种偏离的声音，但同时也是一种回归。创新与传统的眼界，借由 706 空间和 M3 公寓的双向探索，达成了汇聚。表现出先锋性、实验性的 706 空间，推动其诞生的精神恰恰是人类最原初、最纯朴的对于人性价值、人自身的存在，这些从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思考，相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节奏和理念，是彻底的传统。但就其探求的形式，比如 2018 年 5 月举办的“五月风暴”系列活动中对《马拉·萨德》一剧的翻演，706 空间图书馆中陈列的先锋书籍和创办的独立杂志，又体现出在这个时代最边缘、最先锋的一种靠拢。同样的融合在香港 M3 公寓页也得以展现。商业和资本的注入，使得共居模式成为了房地产相关行业最具潜力的行业之一。

就此而论，无疑是极具资本主义开拓、扩张和创新精神的。正是以对创新的追求作为起点，他们寻找到了跟 706 空间一样的人文导向。对于租客之间情感的连接、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对于人性寻求认同的回应。

另一方面，除了内部环境的熟悉、认同，考虑到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环境下，人“是被结合到一个机械体系中的机械部分……无论他是否乐意，他都必须服从它的规律”，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总体上也呈现出工厂模式的程序化、模式化的特征。无可置疑，流水线的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结合，创造性的将人和机器巧妙结合，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难以想象的物质成果。

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在这样一种与传统安稳、纯粹、简单的田园生活全然断裂的现代文化传统中，人作为唯一的连结点，既享受了科学技术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同时也忍受着面对剧烈变化的强烈孤独感和不适。而 706 空间正是在这种科学机器把握时代的情形下，积极彰显着人单纯作为人的精神的、文化的向度。北京 706 空间所表现出的文化意义则远超其商业操作。如果说以 M3 为代表的共居青年公寓旨在形成更加适应于现代都市生存状态的典型模式，那北京 706 空间则更倾向于一种可能性的展示。其反叛性、文化性、独立性都远远超过了 M3。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相比于应对当前大都市生存问题，706   空间更呈现出理念的反思和拓展。“对我们来说，存在永远没有尽头，永远是没有封闭的，它把我们引向四面八方，而四面八方都是无边无际，它永远让我们发现还另有新的有规定的存在。”“这个存在，我们称之为无所不包者，或大全（das  Umgreifende）；它不是我们某一时候的知识所达到的视野边际，而是一种永远看也看不见的视野边际，一切新的视野边际却倒又都是从它那里产生的。”

2018 年的转型，作为一个社会企业的 706 青年空间，最终在事实上缩短了 706 空间与 M3  性质上的差别。但要在坚硬社会中凿出一个飘散着清风与花香的窗户， 无疑需要更长久的摸索和成长，需要耐性坚韧的孕育和培养，需要更丰富的经验和基础。我们必须承认，在 706 青年空间最初理想主义锋芒逐渐褪去的时刻，它曾经向当代大都市生活的青年群体所展现的对主流之外独特的生活架构的努力， 那是一次精彩乃至勇猛的尝试，仍旧也将永久的伴随着更有强度和想象力的生活光彩熠熠。

青年共享社区空间使用状况调查

——以北京市“706青年空间”与“You+青年公寓”为例

作者：翟洪雯 王久钰 肖洁（北京林业大学）

时间：2018年中旬

在“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共享的观念和经济模式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同时基于青年人的社交需求和对空间的个性需求，青年共享社 区由此衍生。本次研究以北京市“706青年空间”与“YOU＋青年公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访谈及参与式调查方法，对青年共享社区的空间使用状况   进行调查总结；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使用者的需求与感受进行评价分析，最终针对未来青年共享社区的推广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共享社区首先应打好物质条件基础并进行精细化管理，满足住户的生理和安全需求；其次应充分注重资源与空间的共享，注重社交活动的组织与社群的经营维护，增强社群归属感，构建有特色的社区文化。

在 706青年空间中，“寻找到志同道合 的朋友”因子所占比例最大。平均满意度最高的是精神文化，包括公共活动及其归属感，以及公共活 动空间的提供。物质文化因子满意度最高的是“生活服务的提供”，公共活  动空间也广受欢迎。制度文化中，有很多人认为应提高活动参与门槛。

精神文化中，人们对于共同构建青年活动文化的维护、活动参与的归属感营造有很强的需求。物质文化中，公共活动空间及休闲娱乐设施的排名较高。制度文化的需求度不大，其中志愿者制度的需求度最低。

综合以上分析、对比，706青年空间发展策略应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抓住核心吸引力，发展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注重社交活动的组织、活动的经营维护，促进不同社会群体的交流，满足参与者对归属感的强烈需求； 

（2）同时提高活动参与者、活动组织者的门槛，设立参与筛选制度，保证活动高质量、民主进行。 

大城市中“新型青年空间”概况与功能研究

——以海淀区华清嘉园 “706青年空间”为例

时间：2018年底到2019年中

新型空间为大城市青年人提升城市融入感

在706青年空间，朋友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多数人选择居住或经常活动于此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里能够结交到很多朋友。据调查显示，近80%调查对象能够在706生活或活动过程中，结识20-30名普通朋友，甚至有50%的人结交到了3-5位挚友。那么调查对象与其在706结交到的朋友，有哪些共同点呢？调查结果如图8所示：

由图所示，调查对象认为在706结交到的朋友，主要是感兴趣话题和态度看法两方面，和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普遍观念中职业、家乡等因素，在这里并非主要共同点。在访谈过程中，由调查对象表示，706的氛围是开放包容的，在这里可以和有共同话题喜好的朋友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里就像大都市中的庇护所，是一个安全的场域。又如同置身于一个理想主义乌托邦一样，人们敢于在这里讨论表达自我。

由图9所示，40%调查对象表示，在参加706各项活动之后，情绪心态得到了较多改善，27%调查对象表示有很多改善。在这里交流的人们，可以不具功利性的成为彼此的朋友。在访谈过程中，一位青年人曾有过这样的表述：有很多人长住在706或者长期活跃于此，减轻了空间冷漠感，就算活动结束之后，大家也不会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是仍会闲聊一阵。在706空间，能敞开心扉的交流。

在笔者调查当天，706也在晚上20：30有一场小型活动，主题为“故乡、北京、关于我的三件事”分享活动。本次活动的组织者是一位从事非虚构写作的22岁青年写作者，他希望倾听在706中的外来青年人关于故乡与北京的故事，以此构成其写作的素材来源。活动地点就在706青年空间二楼的一间较为宽敞的房间，参与活动的总共有15人左右，大家在软垫上围坐成一圈，房间并未开灯，只有中间放置的几盏蜡烛和几罐啤酒，给人一种昏暗朦胧，又十分感性的氛围。活动过程中，这些参与者不必高谈阔论，只是谈过去、谈梦想、谈现实，讲述的也不过是一个自己。有人是怀抱着梦想，一人来到北京打拼；有的人是厌倦了原本单调的生活，来到706调整状态或是寻找不同的可能性。他们都共同诉说着自己的喜悦与悲伤。这对于都市青年人来说，是很好的倾诉与抚慰方式。

正如前文所述，大都市中的高速、准确、理性等特点，使得都市生活充斥着冷漠的人际、孤独的隔离。于是，冷漠、孤独、无助也仿佛成为了都市人的特点。而对于都市外来青年人来说，也会受到这种状态的影响。而706青年空间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一方面，通过交流与表达实现并保护他们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能够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起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使得他们的孤独感被抚慰，倾诉的欲望得以满足。由此在新型空间中，他们可以拉近彼此的社会距离，减弱大都市生活所带来的疏离感，建立起群体认同和自我认同，提升城市融入感。

“706青年空间”的空间实践——日常生活批判的一种路径选择

作者：韩枫（中国农业大学）

时间：2018年底到2019年中

在706可以讨论的话题范围之广，批判意味之强是在大部分公共空间中都无法达到的。

以2018年举办的活动“复活的乌托邦——五月文化节”为例，在活动进行中就有关于批判言论管控、生命权利和集体暴政的辩论，且由于五月巴黎学生运动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高度相似之处，这个不在计划范围之内的话题被无数次的提起，还有人跳到桌子上大声批判当今社会中的种种现象。706的空间为这样的公共话题讨论提供了基本条件，首先是他封闭性，深处华清嘉园中楼的顶端，给活动参与者远离权力机关的凝视，远离世俗观点控制，获得片刻自由的空间感，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意表达观点而不怕被揭发，被嘲笑。（虽然706为了防止有人盗窃安装了摄像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其次是活动中参与者原有个人特征：资本、权利、社会地位等等符号被脱下，参与者沉浸在身份模糊的阙域之中，身边站满了感受共同的陌生人，在这样集体欢腾的状态下，参与者更有勇气，更渴望说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敢表达的想法，也更有激情去批判习以为常的生活。

除了举办活动以外，在706总会找到探讨公共话题的对手，原因首先在于706中聚集很多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生，他们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政治关切；其次这里的空间分为极容易引起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咖啡馆墙上贴着2018年重要社会议题，楼梯上挂着具有讽刺含义的标语口号，封闭的空间给人安全感和信任等；再次，批判现实的固有文化传统，吸引了更多对公共话题感兴趣的人的聚集。与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商谈不同之处在于，706可能永远无法在讨论中达到共识，而是在永无止境的讨论，比如每天晚上十点以后在一楼咖啡厅可以看到思想交锋自由主义青年刘双义、列宁主义晋万里和激进左派杜霁晨在一起讨论时事，不时有其他人加入。对于公共话题的讨论不满足了他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更给了他们脱离对日常生活的关注，获得关注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超越感，让他们可以短暂的逃离个人命运的小悲欢，进入与自己“无关”的宏大叙事中。

在中国社会中这样的公共话题讨论也可能被权利机关看做是危险的，如2014年香港占中运动之时，706本计划做模拟占中运动的小剧场和相关话题讨论的活动，但是就在活动消息发出去的当晚，负责人邬方荣等人被地方派出所请去“喝茶”。这样的反叛经历在很多人看来是706的“勋章”，代表着曾经的无畏壮举。类似的危机事件经常发生，外力的压迫更加凝聚了706群体的共同体情感，他们为自己处在“乱世”仍能保持清醒与警觉而自豪。

自由进入与真诚交流

在2015年发生严重盗窃事件以前，706空间的门终日敞开，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参与活动，学习办公或闲谈，无论大学生、社畜、无业游民、社区里的孩子老人。城市公共空间的存在意义在于可以无论年龄、性别、阶级、种族的将人们聚集到一起，通过在城市中的公共交往, 突破了原来建立在亲近的共同性上的个体身份, 为人们在复杂的城市生活中形成更广泛层次的社会关系及重塑个人身份提供了无尽的可能。706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以一次关于教育公平的讨论为例，听众有青年也有老年，有农民工也有程序员。

706与城市中其他书店、咖啡馆、广场等公共空间的区别在于，交往的随意性，陌生人之间可以随意交谈。706一楼咖啡馆是公认社交场所，其环境布置造成了舒适的氛围和易于交流的空间感。相比于在日常生活中交流的人大多是同事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在706中可以去掉面具，进行真诚的交流。很多受访者表示，在706中他们社交时与在其他地方有很大不同，变得更健谈，更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更坦诚。这样交流规则的形成原有有二，首先706舒适的环境易使交谈者放下戒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706中人流动性强，交谈者很可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在一次交流之后再见面机会很小，因此面对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人们可以坦诚而谈而不担心被抓到把柄。

诗意栖居”的空间实践

“诗意栖居”的概念由海德格尔援引自德国诗人德林的诗歌，面对现代世界中个体的沉沦和被抛，面对现代科技对本真性的彻底背离，海德格尔设想了两种超越的途径：一为技术的自救，二为诗意的栖居。而前者实际上只会带来新的压迫，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唯有诗意的栖居才是人类回返本真存在的唯一途径，一方面, 人类生命的自发性和精神自由得到了张扬，人被看作一个具有创造性的表现体，人的一切活动都是表达自我个性的形式；另一方面, 艺术首度被视为人类最崇高的活动与实现自我的方式, 艺术使人的主体性在自我规定的自由范围内与世界和谐相处。

天台是706的标志景观之一，很多受访者把天台视为在706中最喜欢的空间，其原有有如下几点：首先天台是一个较为隔离于其他空间的地方，人们如果在举办活动的时候遇到投机的朋友，到天台来进行更为私密性的交谈、也可以独自前来呆坐、唱歌；其次天台有两个转角，私密的空间让人更容易畅所欲言；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原因，706的天台具有朦胧的浪漫主义色彩，因其东西通透所以可以看到朝阳和日落，面朝五道口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夜间则有星月相伴。很多受访者回忆起和朋友们一起在天台抽烟喝酒、唱歌弹吉他的场景。

打地铺是706别具特色的空间实践，因为活动大多晚上举行，而几乎每一次都因为过高的谈论热情而拖到很晚，赶不上末班地铁的人可以在从前的花生食堂、小剧场和现在的图书馆打地铺。在2018年以前，打地铺尤其盛行，一方面有很多人在周五晚上来到706，参与活动后直接睡在这里，这样的生活体验对他们来说是结束一周平淡乏味工作后，远离日常生活的场所的仪式；另一方面，一群晚上刚刚认识的人马上可以发展出秉烛夜谈的关系，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在706打地铺的人享受和珍惜萍水相逢的友情、亲密感。如今706面积缩减，但仍有人会临时留宿，如在“社会震荡青年派对”结束之后，有人直接在咖啡屋的椅子上和衣而眠——自在的氛围让人们可以放心的留在这里。与打地铺息息相关的熬夜现象在706十分普遍，列斐伏尔认为现代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异化最深刻的体现在对生命节奏的异化，熬夜的人群在黄昏与黑夜的交织、黑夜与黎明的交织中体验享受反抗钟表时间的快乐。

休闲娱乐活动在706同样常见，每周五晚上德扑群体便会出现，其中有706的住户，也有住在周边的居民，活动进行到凌晨一点左右。德扑群体与其他群体的交际并不多，甚至会受到其他群体的蔑视，但是如同他人在706看电影，听音乐一样，德扑群体是在用自己的方式kill time，当结束一天繁忙的工作之后，获得完全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是十分重要的。

706空间研究小组

上述关于706青年空间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多数是由706空间研究小组整理。接下来，706空间研究小组也将持续推进后续的706青年空间的研究。

706空间研究小组是一个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共同体。我们希望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公共管理、哲学等诸多视角出发，对业已异化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重构人可以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我们将运用讲座、研讨会、文献出版、展览、社群实验、空间改造及产品设计等方式，展开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从当下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公共空间的演进出发，梳理706及其他青年空间的实践经验，创造共享、共治的社群，解放个体的创造力与空间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