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山西知青史
//刘晋英同志编著的《历史如是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录》一书，用历史和事实证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在特殊历史时期为解决城镇就业、培养接班人、加快建设新农村等问题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该书通过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严格审核和肯定，已于2016年7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正式出版。 //
虽然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修史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但整理、编撰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却是近几年来一直就有的愿望。这不仅因为本人曾两度作为“知识青年”赴边疆、到农村对这段经历有着深厚的情结，也缘于在对父辈的历史资料整理过程中（父亲曾作为山西省政府分管领导，主持、管理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前后达十多年），有幸接触到较多有关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史料，很觉珍贵、难得，感到自己有责任把这些史料系统地整理出来，谨以告慰先者，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保留一些佐证。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历经20多年，涉及全国几乎所有城镇，牵动城乡亿万人心，可谓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主导、动员组织的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涉及面最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重大社会实践。虽然，这个事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上，也只是一个局部的、边缘的部分，但是对于与共和国几乎同步成长、亲身经历这一实践的一代人来说，不管其主观评价如何，都是一段铭心刻骨、难以释怀的情结。在祖国的召唤下，广大知识青年以青春年华在贫瘠农村艰苦奋斗的实践，不仅体现了为祖国分忧、为时代承担的一种奉献，而且通过亲历生活底层的磨练和直接体验中国最基本民众——农民的生活，由此形成的价值观、人生观及思维方式，对其后个人的生活、工作、成长、境遇以至所担负的社会职责，都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自己的子女、后代，产生着“跨时代”的效应。因此，不可不为这段历史作一些必要的、真实的追述和记载，以保存其真谛，挖掘其精神。
这样一个发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30多个年头，但至今仍为不少人关注并引发各种不同的评说。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历史史实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件，其发生、发展，也一定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真实性，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的。尊重历史，以科学的态度，尽可能客观地、事实求是地运用、分析和研究史料，是编撰此书的主旨。
山西省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是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一个部分；但因本省的客观经济社会条件，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点。其运行过程，既可体现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全局的一些基本情况，也可从一定层面更深入地反映出整个事件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性。为了忠实地反映历史真相，自己先后查阅了山西省档案局收存的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跨度达 30多年、共计500多份历史资料，并经过近两年的时间，对其进行了较系统的归纳梳理。同时，为了更多理解当时的大环境背景，了解当前的研究基础，自己先后拜读了百余份、近百万字的有关历史文献和国内外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专著、论文，以多方面吸收和借鉴有益的研究思路、分析方法、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编撰整理了这本《历史如是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录》（后简称《史录》）。
《史录》采用了编年史和纪事本末相结合的形式，对30多年间涉及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史料，作了记载和粗浅的概括评述。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践的历史跨度很大，期间，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随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本书按照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背景、形式、特点，分五章进行了叙述，最后概括了本人通过梳理、分析史料，所获得的一些粗浅认识。同时为便于史料的查询，主要按年度的相关大事、要事，编辑整理了《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作为附件。本书编撰的范围，以山西本地省级（含办事机构）的工作、活动为主，并考虑到历史事件发生的大环境影响，为叙述事件的完整、连贯，也适当选编了中央及有关部门的一些相关重大决策文件、史料以及本省基层的相关事件、资料等。
由于不同时期有关上山下乡的提法有所变化，在引用的材料和相关文件中有一些特定环境下的“历史语言”。为力求忠于史实，《史录》记述中基本采用了当时环境下的特定“历史语言”，保留了引用资料和相关文件中的语言风格、格式和提法，真实反映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
因作为省区域性研究“知青上山下乡”史料的专著，在全国还为数寥寥，而本人又没有从事过专职的社科研究，为严谨起见，在《史录》的编撰过程中，自己曾有意向省内外社科界的一些专家请教、征询意见，并吸纳了很多知青朋友的积极建议。从着手搜集资料、编撰直至付印，在多方人士的帮助、指导下，经过反复的斟酌、审读、调整，几易其稿，该书终得面市。
无须讳言，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目前社会评价中有着多种声音；仅就知青个体而言，因其自身的体验与思想方法的不同，也存在迥然不同的认识。以山西为例，自己编著《史录》本旨并不在于辩理，而在于尽可能地厘清历史事实，客观、公允地认识历史，全面、真实地反映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的基本脉络。所幸，自己编撰本书的基本态度和思路，得到了社科界一些专家、部门的理解和认同。
山西日报社原副总编辑郭寅祥同志，是偶然经亲友推介、帮助本人审阅初稿的一位资深老报人。他以其丰富的阅历和职业敏感，初步接触书稿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评判意见。他在《史录》前言中以《真相最有权威性》为标题，指出，本书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务实求真的精神，还原那一段已被许多人们忘却的历史，给它一个明白和公道。”还指出“这部书在写作上的特点：一是让历史说话。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真相作了全面详细的记录，有因有果、有根有据、有始有终、有声有色。很真实，可信度很高。”“二是让典型说话。作者立足于全局，着笔于山西，通过具体解剖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典型，实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飞跃，从而把发生在全国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说得一清二楚。”“三是让良心说话。作者始终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做到实话实说。这部书，不是为了名和利，而是以史为鉴，以正视听；公正无私，明辨是非；尊重事实，服从真理。用群众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书上写的都是良心话。”“读后令人心明眼亮，为之一振。”
因按国家的有关规定，《史录》的题材和内容属“重大课题”之列，曾报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审读、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在审读意见中指出：“作者以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重点，对这一事件较为详尽的剖析，资料翔实，并作出基本肯定的评价。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是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之一，是毛泽东‘三农’思想的充分体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促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作用不能低估，对农村和边疆的经济建设所做的贡献不容抹煞，对农村文化和科技的普及推广应予充分肯定。作者还用大量的事实告诉人们：广大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艰苦磨练中得到提升和成长，并逐步形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这一评价尽管没有党的文献支撑，党也没有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出比较系统的评价，但书稿总的基调是积极向上的，符合党客观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和‘两个不能否定’的要求。”
今年（注：2016年）恰逢毛泽东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指示发表60周年。如本书能使曾为建设祖国边疆、农村而奉献了几年、十几年以至几十年的知青朋友们聊以宽慰；能为今后更深入研究知青历史提供或保留一些可用的史料和线索，就算了却了自己这个老知青的一个心愿，承付了作为一个共和国同龄人应尽的一份社会责任！
2016年6月
（作者刘晋英，女，1969年11月至1972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战士。1972年5月至1976年1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到山西省沁源县中峪村插队，任村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8月离开农村，先后在共青团沁源县委、沁源县政府、沁水县政府、晋城市政府、山西省化学工业厅、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本文节选自刘晋英《历史如是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录》的后记，有改动。）
来源：《知青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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