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时代：一场浩大的文化交流

钟祥斌知青问题研究

传统文化不仅存在于经典中，更渗透于人们的言谈举止、行为方式之中。知青上山下乡，不管当时中国领导人的主观认识如何，但无意插柳，他的客观存在是一场文化交流。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将城市工人的那种守纪律、努力学习的精神带到了农村，与中国农民那种朴实、刻苦耐劳的精神相互融合交流。他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中，与底层民众建立起一种难得的人文情感联系，就好比某些知识需要在书本中学习，而更广阔的社会知识和人文素养，只能在实践中磨砺、提高。

大批具有一定知识的青年深入穷乡僻壤和边疆，必定会引起农村的变化，但更重要的，也为随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今天的农民工，当年农民的后代，他们的血液中都不乏当年知青和他们父辈交流后形成的文化基因。

钱理群曾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当年大批知青深入农村，对中国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乃至当今，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因为有了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使“知青一代”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对世界发展趋向也有一定的把握。尤其是他们当年在深入农村后，怀疑长期被灌输的思想观念，重新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而正是有了这些思考，才为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也做出了人才准备，以致于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思想、文化、学术乃至政治各界的许多骨干，都是知青或曾在农村“接受再教育”。“知青一代”当年在农村得到的经验，对他们今天的观念、行动都有重要影响，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我作为知青的当事人，对此有深刻的体悟，我所接触的知青，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下乡这段岁月是对他们人生道路的铺垫，值。要我给知青一个评价：知青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也恰恰是几十年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为我们今天城市化做了心理准备，做了文化铺垫。

在宽甸县杨木川乡三年，我们把当地的风土人情都感受到了，同时我们的思想文化也感染了当地的农民。

当地农民给姑娘找婆家，有自己的一套看人的方式和方法。他们在订亲之前，先打听好这户人家在哪居住，然后就以一个过路人的身份到这家去要水喝，这样就可以知道这家是怎么接待一个陌生人的。其实就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它包含了每户人家做人处世的方式，也是俗话说的一个家庭的门风。常遇到的是，有的人家，很热情，让你进门，给你舀一瓢凉水；有的人给你现烧一壶热水；偶尔还有的，把你请进柴扉，在院落的葡萄架的树荫里，摆一张净色光亮的四方形梨木桌，盛上饭菜让你吃。然而，有的，对你却不理不睬。农民们的文化有时候也透着一种机智，比如说有时候他们骂人，我们就曾被他们骂过。如果看到你剪头了，他们要骂你就会给你讲一个故事。说车道岭子上一辆马车拉着一车柴禾，走到岭子顶上车老板抽烟，不小心点火把整车柴禾点着了，这样就把马卵子烧了。我们被他们骂了还不知道，还问这个马车是哪个队的，直到社员捧腹大笑我们才知道他是在编故事骂我们。有时候他们也会两个人配合说一些话，一个人先说赞扬的话，说某某人甩得开，另一个马上说贬义的话：大鼻涕啊。这些都是他们独有的。

这三年，我伐过木，干过大田，打过石头。我还记得夏天在林场捞木头的情景：伐下的大树，截去树冠，捞原木，要从一座山头捞上去，再下去，向上捞，肩上挎着钢丝套子，就像拉纤一样。原木的一端向泥里扎，每迈一步就象老牛耕地，喘着粗气，大滴大滴的汗珠像下雨似地向地上淌……

那段时间，读书是我最大的享受，也是我的奢侈。到处打听，谁家要有书我都想方设法弄到手。有一家说有几本书在顶棚上，他们不愿意给我找，我硬是找来梯子自己爬到顶棚，在那布满厚厚灰尘的板壁间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册线装书。我满身满脸全粘满了厚厚的灰尘，我却不管这些，拿起鸡毛掸子到院子里小心翼翼地把这几册书的灰尘掸尽。下乡三年，我只回了一趟家，春夏秋冬，那间茅屋，多少个夜晚，捧读着自己费尽心思找来的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