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开江县知青上山下乡纪实

孙成民知青问题研究

四川省开江县知青上山下乡纪实

〖编者按：如何搜集、整理以及研究县域知青历史，这是中国知青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孙成民研究员在广泛搜集知青史料的基础上，将一个县的知青上山下乡置于全区、全省乃至全国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轮廓地勾勒出其发展轨迹，并突出其县域知青上山下乡特点，为各地开展县域知青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例。〗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基本同步。而位于川东北较为偏僻的开江县，则因幅员面积较小、城镇人口较少、信息较为闭塞等诸多原因，其知青上山下乡的起止时间为1964年初至1980年初，大约17年时间。在这期间，开江共接收安置了下乡知青4138人，其中重庆知青1183人，本县知青2955人。

一、城镇青年下乡起始阶段

1960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四川在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其中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贯彻中央决策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按照省、地委的部署，开江开展了精简职工、压缩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工作。在1961年压缩全民所有制职工6632人的基础上，1962年再压缩11230人。与此同时，尚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开始增多，家住农村的毕业生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而家居城镇的中小学毕业生或肄业生，以及历年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逐步增加，城镇就业压力增大。

1963年4月，四川省人委按照国务院《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精神，提出在全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计划，从而正式拉开了四川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青年到农村的序幕。由于开江地处大巴山南麓的丘陵缓冲地带，没有多少山地可供建立大型国营农林场，也没有条件在国营农林场安置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因此，被精简职工和无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回原籍农村从事生产，而家居城镇又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只得另辟安置路径。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随着全省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兴起，开江县迅即开展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动员组织工作。

插队安置是中央倡导、四川推行的城镇知青安置的主要形式，而将城镇知青安置到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社办林牧场，则是当时达县专区结合山区实际创造的一种新的安置形式。这种安置形式得到了省委和中央安置工作会议的肯定。

为把建设社办场与安置城镇青年工作结合起来，1964年初以来，开江首先对1958年陆续建立起的20个社办林牧场进行整顿、巩固工作，同时又在有条件的公社规划新建社办林牧场23个，努力创造接收安置城镇青年的基本条件。这样，全县当年5月1日前后就有91名城镇青年被安置到了部分社办林牧场。对规划布点的新建社办林牧场，县委要求各区社抽调得力干部和熟悉生产的“个子人”“掉角户”，首先上山，开荒种地，修补房屋，购置用具，从物质上作好准备，以接收安置逐年增加的城镇青年。此后的1965年、1966年分别有155名、157名城镇青年上山，加上1964年的安置人数，全县共有403名城镇青年安置到了社办林牧场。

在这期间，全县安置有城镇青年的社办场有：太和公社东风林场、太和公社分水林场、金鸡公社双牛山林场、黄泥公社水竹沟林场、黄泥公社落香寨林场、明月水库林场、宝石水库林场、长田公社观音山林场、回龙公社鸡冠石林场、天师公社峨城山林场、骑龙公社苦瓜槽林场、仁和公社大方城林场、永安公社珠瑙山林场、讲治公社伍家寨林场、先锋公社棋盘寺林场、甘棠公社白羊坪林场、靖安公社斑竹山林场、任市公社刀锋山林场、明桥公社林场、新街公社黄茅坪林场、广福公社冉家垭林场、长岭公社大垭口林场、采石公社茅坪寺林场、拔妙公社白腊园林场等。

城镇青年进场后，全县各区社加强对社办场的领导，组织力量进场检查安置工作，帮助解决具体问题，协助建立相应制度，妥善安排上山青年的生活、劳动、学习等。到1965年12月底，全县社办场配备专任场长34人、指导员5人、兼任场长8人。这些干部中有大队党支书、主任20人，转业军人13人，还有5名进场青年担任场长；建科研小组3个，图书室3个，俱乐部9个，业余夜校10所，入学受教人数141人；设立党支部2个，建立团支部5个，进场后新入团的青年53人。

据1965年12月对安置有城镇青年的11个社办场的统计，进场总人数为384人，其中城镇青年196人、社员188人；共经营面积15952亩，其中林地面积12267亩、宜林荒地3000亩、农耕地685亩（其中田110亩、土575亩）；在林业生产中，当年采种4645斤、育苗35亩、造林132亩；当年饲养牲畜家禽，猪84头、牛127头、羊181只、家禽107只。这些社办场当年收入粮食168206斤，收入现金33256.8元（不包括粮食折款），其中林业收入19745元、其他收入13511.8元。人均分配粮食438斤、现金收入86.6元，与其他未安置城镇青年的23个社办场当年人均收入相比，粮食基本持平，现金高出两倍以上。

1966年下半年，“文革”运动开始席卷开江。刚建起不久的社办林牧场，本来基础就较差，加上许多青年回城，人走心散，“造反派”卖耕牛、农具、家具，拆房子、卖檩子，插场青年生产、生活难以为继。1967年春，社办场基本搞垮。插场青年返城后，有的打零杂工，有的聚集上访，有的参加派性组织甚至“武斗”。针对各地社办场的现状，四川省革筹1967年底制定出“撤场插队”的方案。由于当时开江的“武斗”并未停息、县革委也未建立等原因，直到1969年下半年县里开始组织新一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之时，才正式启动了“撤场插队”工作。随即，这批插场青年陆续就近安排或自找地点，插入到生产队安置，开始了他们在农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又一个新起点。

二、掀起知青动员安置高潮

1968年12月21日晚，毛泽东最新指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开江与全省各地一样，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全面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

县革委及各区、社、镇革委采取多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意义，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进人物，大造知青上山下乡的革命舆论。许多农村社队开始作出计划，准备接收安置下乡知青；不少街道、单位举办座谈会、学习班，组织家长及子女参加学习、提高认识，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准备。由于当时重庆市及部分川东地方正值支左部队换防时期，加之毗邻县一些地方的社会局势并未完全稳定下来，知青动员工作耽误了一些时间。因此，开江接收重庆知青与本地知青下乡高潮是从1969年下半年开始的。

1969年10月,重庆知青400人先后到达开江农村，这是开江县接收安置的第一批重庆知青。这些知青被安置到了长岭、任市、讲治、永兴、回龙等5个区的大部分公社。如明桥公社这年10月27日迎来了35名重庆知青，随后又有15名本地知青前来落户，这些知青被安置在7个大队、27个生产队落户。

开江城关、普安两镇是本地知青动员工作的重点。经过前期的动员宣传工作，普安镇革委于1969年12月5日召开知青下乡欢送大会；1970年1月27日，城关镇革委在县川剧团剧场召开大会，欢送县城首批140名知青到农村。实际上，在城关镇召开欢送大会之前，已有许多知青在1969年12月底前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有些做好了到农村去的准备，也有些已经到了所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按县上的统一安排，城关、普安镇的知青主要安置在普安区的金鸡、红岩、黄泥、杨柳、新民等5个公社。

插队安置是全省、全区知青安置的主要形式。从开江人多地少、便于管理的情况出发，全县知青的插队安置基本以分散插队安置为主。一般一个生产队安置2人，也有单个安置的，但不很多。分散插队安置也不是每个生产队都安置，而是相对集中地安置到条件较好的大队、生产队。据1973年底的统计，全县安置知青的公社有27个，其中安置50人以下的公社有15个，安置51至100人的有6个，安置101人以上的有6个；全县有231个大队、1125个生产队安置有知青，分别占大队、生产队总数的79.4%和39.6%。

为缓解动员和安置压力，四川制定了允许下乡知青回父辈农村老家和“投亲靠友”的安置政策。对于开江本地知青来讲，这种情况的人数还是不少的，因为许多知青的父母都是从本县农村出来的，老家农村还“有亲可投”。对于开江境外知青来说，这也是一种安置办法。到1970年底，全县接收安置知青总人数中，包括县外知青投亲的13人，其中本省外市区9人、外省4人。同时，也有由本县动员而到外地投亲靠友安置的知青26人，其中本省外市区15人、外省11人。

根据国家规定，开江对插队知青的安置经费按每人230元标准进行拨付，其中动员地区使用30元，主要用于所需车船费、困难知青的衣、被、蚊帐补助费等；200元拨给生产队包干使用，主要用于解决知青的住房、购置家农具和第一年的生活补助等。另外，省内投亲按每人120元标准掌握开支；非标准场镇（即城关、普安两镇以外的场镇）的知青，原则上就近安排，每人平均60元；撤场插队知青按每人100元标准补助。凡当年落户的城镇知青，每人免票供应棉絮1床、棉花2市斤、棉布24市尺、单人纱布蚊帐1床。

在下乡知青的口粮、食油供应问题上，开江规定：插队知青一律参加1970年小春分配，对他们的口粮按单身劳动力实际吃粮水平进行分配，食油分配也要给予适当照顾。有的生产队小春粮食少，所分口粮按每月35斤标准计算，接不上大春分配的，由国家补供差额。1971年9月，按照省革委调整后的插队知青口粮供应标准的政策，开江规定，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口粮35市斤，供应时间为1年；知青食肉、食油原则上按城镇居民标准供应1年；知青生活补助费，每人每月补助8元，原则上不少于半年。

到1970年底，全县已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103人，其中重庆知青680人、本县知青1423人。

三、做好知青教育管理工作

1970年5月，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发（1970）26号文件下达，这是自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一时间节点正好是开江知青工作由动员、安置转为教育、管理的关键时段。

县革委在贯彻执行中发（1970）26号文件的通知中要求，对文件精神要大力宣传，大造声势，大抓落实，听取各方意见，切实改进工作；要把知青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革委会主要领导要亲自抓，今后各级领导干部下社队时，必须到下乡知青中去，发现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公社、大队要建立有干部、贫下中农、下乡知青参加的“再教育领导小组”；对知青的教育要抓根本，各公社每月至少举办一次下乡知青的学习会议，每个生产队至少要订一份报纸；要继续抓好动员、安置工作，成熟一批、下去一批；要对知青安置和再教育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妥善解决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知青口粮和住房问题。

为贯彻落实中央26号文件精神，县革委在1970年6月28日至7月4日召开了有区、社、镇、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下乡知青代表参加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工作，交流了经验，制定了规划，明确了任务。会议开至大队一级，其声势、影响都较大。

1971年3月下旬，县革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并与“教育革命”代表会议同时召开，共有各方面代表500人参加。这次会议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发（1970）26号文件的工作，交流了经验，表彰了先进。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区为单位集中参会代表，集体“拉练”到县城报到，会后又分区“拉练”回农村。

这次代表会上有两个公社介绍的“再教育”经验较有影响。明桥公社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做好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中大胆使用，在使用中加强教育，全社50名知青中已有30人评为“五好个人”，当民办教员的5人，担任政治宣传员、记工员和生产技术员的42人。新太公社有62名知青前来插队落户，其中重庆知青29人。公社建立了由革委会主任王恩华等5人组成的“再教育领导小组”，并有一名公社干部主管知青工作，大队、生产队也相应建立了再教育小组，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经过一年多的锻炼，这批知青已全部参加了基干民兵或普通民兵，27人担任了政治辅导员、宣传员，2人作了生产队记分员，25人评为“五好社员”，6人先后出席县的积代会。到1970年底，全社大多数知青有余粮，不少知青养有鸡、鹅、兔等，有14户养了猪，其中有4户杀了肥猪过年。

加强对知青的教育管理与推广典型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72年3月，县革委在任市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现场会议”，与会代表重点参观了任市、明桥公社狠抓知青安置教育、发挥作用的情况，还到一些大队、生产队进行了现场考察。实地学习、现身教育、有的放矢，效果较好。

1972年12月初，县革委（前厢）知青座谈会在红岩公社召开，重点到该社4大队3队进行现场参观，总结推广经验。在这个生产队插队已3年的知青孙成民认真接受再教育，坚持看书学习，积极参加科学试验，试制成功“920”“5406”菌药菌肥，并在粮食、蔬菜、生猪等运用上取得较好成效，受到社员群众的好评。紧接着，县革委（后厢）知青座谈会在长岭区召开，重点交流如何在招生、招工中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如何开展理想、前途教育的问题等。这两次座谈会都以下乡知青代表为主，面对面直接交流，实打实考察访问，既表扬先进、树立典型，又寻找差距、增添措施，使到会知青代表受到教育。

在这期间，开江小足球运动迅速发展。落户在东升公社的一些重庆知青，农闲时喜爱踢足球，受到群众好评。1971年，以这些知青为主的任市足球队，参加县青少年四届运动会，一举夺冠；当年又以重庆知青为主的开江青年足球队，参加达县地区青少年足球分区赛，获得第一名。敖安石、杨体会、余积成等重庆知青颇有名声，开江足球运动方兴未艾。1972年，达县地区青年足球赛在开江举行，以这批重庆知青为主的开江青年足球队过关斩将，夺取冠军；当年由重庆知青肖庆林为教练的开江中学生足球队，参加达县地区中学生足球赛，夺得第3名的好成绩，进一步带动了开江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来，开江被誉为“川东足球之乡”，在省、地影响较大，重庆知青功不可没。

对下乡知青在农村各条战线发挥的积极作用，县革委在1973年3月召开的全县知青代表大会上的主题报告是这样表述的：一是学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走艰苦创业的革命道路，奋战在农业学大寨的洪流中，为改变农业生产面貌贡献了力量；二是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担任读报员、山头广播员，参加业余宣传队，教唱革命歌曲，成为发展体育运动的骨干；三是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实践，推广科学技术，大搞科学种田；四是参加社队管理，如担任会计员、记工员、保管员等工作。到1972年底止，全县共动员、安置了重庆和本县知青2557人，已有9人入党，192人入团，50人被选为生产队以上干部，1189人担任了“红五员”等，涌现出了一批先进知青个人和集体。

四、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

一直以来，知青上山下乡就隐含着一些问题有的还较为突出，如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问题较多、知青受迫害时有发生、“走后门”现象开始蔓延等。1973年4月，毛泽东复信知青家长李庆霖：“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随即，中共中央发出（1973）21号、30号文件，四川省委发出（1973）92号文件，开江县委认真贯彻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开展起来。

当年10月，开江县财税局、县知青办和长岭区委对广福公社55名知青的现状进行了一次调查。该调查报告显示：在分粮问题上，有81%的知青是按现有政策即生产队单身整劳力标准分粮的，少数是一般水平或实做实分的。以贸易粮计算，1973年分粮在300斤以下的20人、300至380斤的20人、380至400斤的10人、400斤以上的5人，全社知青平均分粮324斤。在收入问题上，预计全年收入100元以上的7人，60至100元的10人，其余为60元以下。在住房问题上，住生产队集体公房的27人，住社员私房的2人，住街道家里的26人。广福公社知青的生活现状特别是吃、住等情况在全县有一定代表性。

1973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一个由地、县联合组成的知青工作组在甘棠公社进行了“统筹解决”试点工作。自1969年以来，这个公社先后接收安置知青195人，在现有知青141人中，新建专用住房的15人，住公房的16人，住私房的76人，住街道家庭“读跑学”的34人；在生活自给程度上，1973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占87.2%；全社知青1972年底以前口粮和医疗欠款4000多元。经过传达文件、认真检查、落实到人、健全制度等工作，按照“统筹解决”的政策原则，全社知青按每人100元左右计算建房补助费，要求新建知青住房以大队为单位，统一规划，适当集中；根据不同情况，按每人50元左右计算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吃粮标准，按政策参加生产队口粮分配后，仍达不到每年380至420斤贸易粮规定标准的，由国家在返销粮中补差。另外，还对知青口粮欠款、医疗欠费等问题进行了适当解决。

县委在转发甘棠公社“统筹解决”试点工作的报告中强调，各级党委要以毛主席关于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指示为指针，统一部署，组织力量，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解决，力争在1974年春节前落实到人。此后一段时间，“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成为全县知青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按照国家下拨资金，全县“统筹解决”经费共支出27.8万元，其中建房补助费18.2万元，生活补助费7.1万元，口粮欠款补助2.3万元，医疗欠款补助0.2万元。

在这期间，县委把加强领导、健全机构作为统筹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来抓。1973年10月，县委成立了由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县属相关部门负责人、知青代表为成员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区、社、镇都要建立由党委副书记为组长的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

与此同时，县知青办工作人员得到充实，由原来的4人增加到5人，其中正副主任2人；全县6个区每个区配备1名知青专职干部落到实处。按照省、地关于“对安置有下乡知青100名以上的公社配备1名知青专职干部”的规定，到1975年底全县配备了公社知青专职干部6人。

在工作制度上，县委坚持每年召开两次以上有区委主管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两次全县性的工作大检查，一次知青代表大会，一次对知青的慰问活动，以及一月一次专职干部和知青带队干部参加的办公会议，以总结成绩，交流经验，表扬先进，布置工作，不断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

建立带队干部制度，这是加强知青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按照对口安置计划，从1974年下半年起，重庆市南岸辖区的重庆长江橡胶厂、重庆制药2、7、8厂，重庆东方红试剂厂、重庆化学试剂厂、重庆畜产公司、重庆茶厂等19个单位，对口开江安置知青、派出带队干部。自1975年开始，对口单位统筹向开江派出知青带队干部3批，共20人。这些带队干部肩负重任、爬山涉水、深入社队、帮助知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此外，这些对口单位还经常派出干部深入社队帮助做好知青安置和教育工作，安排车辆为集体安置运送建房木料和烧砖瓦的煤炭，并积极支持开江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等。

解决知青生活困难、切实加强领导等问题，是全方位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重要内容。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山下乡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但它确实使广大知青获得了实际利益，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与政策的回归。

五、走出知青集体安置新路

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本身就包括知青安置形式的调整与改进，即由插队安置向集体安置的转变。据1973年底的统计，除招工、招生、征兵、顶替或病退等原因离开农村的以外，在全县安置有知青的大队、生产队中，平均每个大队仅有7人、每个生产队仅有1.4人。解决过于分散插队安置的现状以及新插队知青的安置问题，用好统筹解决知青建房的补助款，贯彻适当集中建立知青点、队、场的安置方针，客观上都要求集中建房、集中安置。

最早建立以知青为主的农科队是红岩公社。1974年秋收后，这个公社1大队最先采取将插队知青集中起来，“先劳动科研、后建房生活”的方式；紧接着，这个公社4大队实行“先治窝、后治坡”的方式，把插队知青集中起来先修建住房、再组织科研。到1975年底，这个公社以大队为单位，建立起10个知青农科队。他们采取“土地各队凑，劳力各队抽，良种各队用，收入各队分，亏损各队补”的办法，实行劳动、生活、住宿、学习集中，户口、分配到队，较好地解决了知青农科队所需要的土地、劳力、分配等问题，也较好地解决了知青集中安置、发挥作用的问题。1大队知青农科队在党支部书记周文远的带领下，曾祥荣、廖健等12名知青齐心协力，大干苦干，做到当年建队、当年有贡献，为大队培育、繁殖了14个优良早稻品种，夺得了早稻亩产750斤的好收成。在这期间，甘棠公社8大队、采石公社6大队先后规划建立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并将分散插队的知青合组併点，实行集体安置。

在县委的推动下，红岩公社的经验在全县得到了推广。县上组织区、社、大队和县级机关干部到该公社考察访问，各地组织应届毕业生和家长到知青农科队实地参观学习。各区、社党委召开会议、订出规划、选点建房、迅速行动；农业部门主动与知青农科队挂钩，帮助技术指导；县科委主动与知青农科队联系，安排科研项目；县木材公司优先给知青农科队运送木材；机关、学校主动到知青农科队参加劳动、支援肥料等。

到1976年底，全县有永兴、长岭、回龙、任市4个区和黄泥、白杨、讲治等16个公社先后实现知青安置集体化。至此，全县2500多名知青中，已对1700多名进行了集体安置，其中建立大队知青农科队136个、社办青年场2个、知青点6个，成为达县地区最先实现知青安置集体化的县。

为使这种安置形式得到巩固发展，县委要求除了按政策处理好农科队和生产队之间、农科队中知青与贫下中农之间的关系外，还要求处理好知青与知青之间的内部关系。对知青实行“四集中、两到队”以后，县上规定，农科队知青的口粮分配，由大队统定分配标准和品种；农科队按每人每月35斤贸易粮拨给知青食堂支用，年终与生产队决算找补，不足部分由知青补助粮填平补齐。为提高知青生活自给水平，规定知青点养猪、养鸡、养鸭和种菜等收入，不纳入农科队分配，应连同知青回落户队分配的收入，在知青点实行再分配。这样既消除了各知青落户队在分配标准、品种差异的矛盾，也稳定了农科队知青的基本生活，使知青大搞农科试验的积极性得以持续保持。

开江把知青集体安置与农科队建设结合起来，与发挥知青作用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新的安置模式。除红岩公社所属10个知青农科队继续走在全县前列外，还涌现出了如长田公社1大队农科队、回龙公社2大队农科队、骑龙公社1大队农科队、永兴公社1大队农科队、仁和公社5大队农科队、新太公社3大队农科队、新民公社2大队农科队、黄泥公社10大队农科队、杨柳公社3大队农科队、靖安公社4大队农科队、新街公社10大队农科队、采石公社3大队农科队、长岭公社6大队农科队、甘棠公社5大队农科队、讲治公社灯塔大队农科队等一批先进知青农科队。县委总结这种安置方式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加强对知青的领导和思想教育，有利于组织知青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有利于发挥知青在学大寨中的生力军作用，有利于巩固发展四级农科网建设，有利于知青的生活安排和管理，有利于保护知青的健康成长等。知青安置集体化的实现，使开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在推进开江知青集体安置进程中，县知青办主任潘良宾呕心沥血、默默奉献。他跑遍全县32个公社安置知青的社队，与区社领导一道选址建点，他视知青为兄弟姊妹，知青的心里话都愿意给他讲，麻烦事都愿意给他提，他都记在心里，逐一加以疏导和解决，受到广大知青的敬重。在他的具体组织下，全县知青农科队建设和发展一步一个脚印，搞得有声有色。

开江在知青集体安置上走出的新路子、创造的新经验，受到地委、省委的重视。1975年8月，省知青办在转发开江县委的一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希望各县像开江县委一样，提高对集体安置的认识，根据本县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规划，切实加强领导，对新下乡知青实行集体安置，对过去下乡知青要有计划地尽快实现安置集体化。1976年11月召开的全省集体安置知青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开江县委介绍了经验，其作法受到了省委的肯定。

六、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

推进知青集体安置与建设知青农科队，为培养教育知青创造了必要条件，县委认为这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从实际出发，各方协调配合，加强对知青的培养教育工作。

把知青培养教育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切实加强领导。县委书记李长柱坚持在红岩公社蹲点，住在4大队农科队，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搞科学实验，并亲自动手，做知青的培养教育工作，研究解决农科队的实际问题，使农科队越办越好。他提请县委讨论，先后作出加强知青农科队领导、增派贫下中农代表的决议，以及“以红岩4大队为样板，整顿农科队”的决定，并多次在区社党委书记会上讲自己的体会，教育各级干部关心知青的成长进步，重视解决好各种具体问题，为知青搞好科研、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在采石公社1大队农科队蹲点的长岭区委书记赵世光，发现知青有不团结的情况，管理也较混乱，他帮助大队党支部整顿农科队，健全规章制度，并与知青们在10亩试验田里，进行了12个科研项目试验，做出了样板，指挥了大田。1977年，全县32个公社党委书记蹲点抓的32个大队农科队的知青培养教育工作，都被评为地、县的先进单位。

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知青的科学文化水平。首先是兴办“共大”“五七”农校。全县先后办起28所这样的业余学校，开设了政治、农技、农机、畜牧、财会等课程，采取“课堂教学、田间实习、回队推广、总结提高”的教学方法，培训了800多名知青。同时，还以农科队为单位，组织了97个业余自学小组，在实践中边学边用。其次是举办短期专业技术训练班。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先后开办了种籽繁育、杂交水稻、微生物肥料、植保、畜牧、农机等20余期专业训练班，对750名知青进行了技术培训。同时，县、区分别培训了一批知青种子员，把引进的各种良种交给农科队繁育推广。仅1977年，各农科队就繁育推广了25个水稻、小麦、油菜优良品种，促进了全县主要作物的良种化。

给先进知青压担子、交任务，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他们。省知青先进标兵、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孙成民，刻苦学习，大搞科研，担任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副书记后，坚持带头苦干，以身作则，与干部社员一道为改变大队、公社的面貌作出了积极努力。1976年他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后，仍坚持不脱产，不拿工资拿工分，带领公社党委“一班人”制定发展规划，组织水利会战，改造冷浸田、建设条田6000多亩，修机耕道20多华里，修排灌渠2万多米；1977年，这个公社粮食平均亩产达到938斤，总产量比上年增长35%，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任市公社9大队重庆知青、共产党员樊玉清，下乡7年来，与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几次招工招生，她都表示留在农村，受到干部社员的赞扬。骑龙公社4大队知青陈代琼，敢于吃苦耐劳，大干苦干，顶住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和压力，铁心务农，为建设新农村作出了积极贡献，被社员群众称为“铁姑娘”，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

政治上关心知青的成长进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经过实践锻炼，一大批下乡知青成长了起来。据1976年底的统计，全县下乡知青中先后有23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336人加入了共青团，有630多人充实到了生产队长以上领导班子；全县34名下乡知青分期分批抽调到县委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锻炼，有的还担任了工作组正副组长，让他们在农村实践中经受考验；更多的人担任了理论辅导员、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员、拖拉机手、会计、出纳、保管员等工作，他们在农村各条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拔妙公社4大队重庆女知青蒋素君，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后，努力学习医疗技术，能够识别120多种和泡制20多种中草药，能够治疗感冒、关节炎、胃溃疡等农村常见病，配合计划生育工作，巩固合作医疗，受到群众好评。

注重在农田基本建设第一线锻炼知青，努力改变开江山河面貌。各公社、大队在组建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时，大都注意吸收知青参加，有的还担任了专业队副队长，同时还组织他们参加全县的农田水利大会战。新宁河贯穿前厢的红岩、金鸡、新民、杨柳、永兴等5个公社，每年洪水季节，就有万亩稻田被淹。1976年冬以来，县委决定对该河中段进行改道。这5个公社的400多名知青积极投入这场治水改河的战斗。他们与社员群众一道，不怕苦和累，战天斗地，把饭抬到工地上去吃，晚上挑灯继续夜干，这样连续奋战40天按时按质完成了任务，知青们共挖土1.2万多方，平均每人50方。讲治公社青年农场的30多名知青，发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大无畏精神，战天斗地，大战葫芦罐，断岩改河造良田，成为开江知青艰苦创业的又一典型。

广大知青活跃在开江农村，成为建设新农村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为改变开江农村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78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开江县委建立知青农科队、培养教育知青的经验材料由会议印发，县委副书记刘昌喜出席了会议。

七、鼓励知青大搞科学种田

培养教育知青与发挥知青作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知青集体安置与四级农科网建设结合起来，为知青大搞科学种田提供了新的舞台。

红岩公社4大队知青农科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搞农业科学试验，建队当年获得亩产超千斤，实现一年自给有余的目标。他们大胆进行杂交水稻秋季制种套栽早稻试验，没有经验，边干边学，遇到困难，集体攻关。因气温反常，在制种中碰到父母本花期不遇的情况，他们采取促父抑母调整花期的综合措施，获得杂交水稻成品种103斤（折稻谷1224斤），收父本320斤，早稻807斤，加上国家每亩补助100斤，全年达到亩产2451斤，还获得300多个数据，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同时，他们还为各生产队培训农业技术骨干，普及科学种田知识，努力当好大队党支部指挥农业生产的参谋。1977年，大队在农科队开现场会16次，办各种农技培训班15期，参加培训的人员300余人次，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大队粮食亩产达到1400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个知青农科队被达县地委授予全区知青先进集体标兵称号。

红岩公社1大队知青农科队长廖健在“共大”学习“如何改造冷浸田”回来，与其他知青一道搞土壤速测，总结出当地冷浸田产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地温低、缺磷肥、偏酸性。他们对症下药，采取打深沟排除地下水、晒田提高地温、增施磷肥等措施，有效地改造了5亩冷浸田，变一熟为三熟，粮食亩产由过去的600多斤上升到1420斤。他们的经验推广后，这个大队改造冷浸田750亩，提高了复种指数，1977年粮食亩产由上一年的660斤上升到1006斤。县上多次组织到这个公社和大队学习改造冷浸田、建设条田的经验，1977年全县改造冷浸田3.6万多亩，建设条田3.3万多亩，促进了全县农田水利基本条件的改善。

金鸡公社2大队农科队副队长曾巩，到外地学习红苕高产和储存的经验回来后，立即建议修建高温大屋窖，当年藏苕1.2万斤，出窖率达95%以上，节省买苕种资金1000多元。同时，他还进行了红苕太阳贮温床育苗、红浮萍越冬、球肥深施、海椒冬季育苗等试验，均获得明显成效。后来，他担任了公社农技站技术员，还参加了地区肥料和科研协作小组。

为使知青农科队的科研成果得到更好地推广，也使知青得到更好地教育培养，县委决定每个生产队推选1名觉悟较高、热爱农科、关心知青的贫下中农社员参加农科队，作为农科队队员，保持相对稳定，一年一轮换，既为生产队培训农科骨干，也有利于对知青的经常性教育。新太公社2大队农科队指导员、贫下中农代表周云福，克服家庭困难，一心扑在农科队；队里缺肥料，他只身跳进粪坑，带领知青一个中午就掏起肥泥2000多斤；没有猪圈，他就利用石头、废砖自己修；他处处以身作则，关怀知青，大家称他为“贴心人”。1977年底，全县农科队已选派了2270名贫下中农社员进入农科队，占农科队总人数的60%。

为使知青在科学种田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全县先后组织农科队的31名知青分别到广东、湖南，以及四川的温江、南充、达县、万县等地参观学习，选派12名知青参加省、地召开的各种农科专业会议，在红岩公社抽调2名知青农科骨干到海南学习杂交水稻制种新技术。同时，全县还有计划地抽调一批知青农技员，到科学种田水平较低的社队，传播经验，互教互学；吸收知青工作专职干部参加各种农技专业技术班的学习，提高他们科学种田的本领，适应知青工作的需要。

为帮助知青农科队更好地开展科研活动，全县农业科研部门先后派出了30多名技术干部到农科队蹲点，赠送了1300多册科技读物，同知青一道解决科研中的难题，帮助总结提高；还经常组织农科干部到农科队巡回辅导，指导科研活动。县农业局副局长徐绪宽，农技干部郭谦恕、余以荣、张启乾等长期在红岩公社蹲点，热心指导知青搞科研，推进农科事业发展，促进粮食稳产增产，也使知青学到了不少科技知识，知青们热情地称他们为“好老师”。

1977年，全县知青与农科队干部社员一起，搞了110个科研项目，成功65项，涌现了一批早稻亩产上千斤、晚稻亩产700斤、杂交中稻亩产1200斤、红薯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典型，有76个农科队亩产超“纲要”，11个队上千斤，1个队跨“双纲”。在农科队试验成功的科研项目中，春播紫云英、杂交水稻制种、水稻多孽壮秧、改造冷浸田等项目在全县得到普遍推广，为全县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47%，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作出了贡献。

农科队的建立发展，为广大知青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同时也为他们更好地锻炼成长创造了条件。据省知青办调研组1977年12月对开江知青工作的典型调查，任市区知青住房配套搞得较好，22个农科队中有18个达到住房配套齐全的标准；普安区知青生活自给程度较高，38个农科队中粮食自给24个、食油自给34个、食肉自给23个、蔬菜自给34个。社员群众赞扬说：“农科队真正好，科学种田打头炮，农业生产的好参谋，培养人才的好学校。”

八、知青政策的调整与转折

自有计划地开展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以来，开江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等政策在基本稳定中有所调整，其中调整变化较大的是贯彻执行两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

1973年下半年以后，开江按照全国、全省制定的“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解决知青吃、住、医等基本生活问题，以及加强组织领导、坚持集体安置、发挥知青作用等方面有较大调整以外，还在知青动员对象、留城范围、招调回城等政策方面有诸多变化。

如在知青动员对象上，对免下的照顾对象作出规定，即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不动员下乡；下乡对象的年龄，由过去的“年满16周岁”，调整为“年满17周岁”。

实际上，在此政策之前，开江就提出过一些对动员对象的照顾政策，其中“如因个别病残，或有特殊原因，确实不能下乡的，可由本人申请，群众评议，由公社（镇）、区革委审查，提出意见，以县革委批准，可以缓下或不下。”

在实际工作中，开江对已下乡的病残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知青，按政策批准其陆续迁回动员城镇。据1973年12月底的统计，全县此前经批准迁回城镇的知青为142人，其中通过病残迁回88人，通过家庭特殊困难原因迁回54人。

与此同时，按政策批准不下乡的人数也在逐步增多。如1974年度，全县经批准不动员下乡的人数为82人，其中有独生子女10人，多子女身边只有一个子女的32人，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23人，其他情况的17人。也即是说，被批准不动员下乡的人数占当年知青动员下乡244人的1/3，留城面在逐步扩大。

通过招工、招生、招兵方式回城，仍是知青调离农村的主要途径。到1973年12月底，全县历年通过“三招”调离农村的知青已有777人，其中招工568人、征兵80人、招生129人（其中大学18人、中专111人）。加上这期间通过病退、困退或“顶替”等离开农村的人数，全县知青离开农村的人数已达938人，占这期间知青下乡总数2617人的35.8%，即有1/3以上的知青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农村。

随着知青“选留”政策的进一步放宽，全县知青下乡人数呈下降趋势，经批准留城人数继续扩大。仅在1977年度，全县实际下乡知青为190人，而按政策批准留城人数则为238人，其中从农村照顾回城的独生子女、多子女身边选留一个子女、“三抽一”的人数分别为17人、21人、35人。

由于开江是一个农业县，非农产业可供就业岗位较少，因此本县下乡知青在乡人数比例较大，且结婚人数相对增多。截至1978年10月底，全县知青2038人中，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有1004人，占在乡知青人数的49.2%；属本县动员下乡的知青1886人，重庆等地知青152人；已婚知青486人，其中男174人、女312人。

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是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历史转折点，开江知青工作重点开始由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置上来。按照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县委宣布：从1978年起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认真把在乡知青安排好，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以前插队知青的安置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开江知青工作的重点。

按照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和省、地委的政策规定，开江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统筹兼顾，广开门路，积极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大多数知青按系统和归口管理关系得到了适当安置，也有一些按本人要求批准回城待业。在对口安置中，安置计划任务较多的系统有：供销200人、二轻140人、商业100人、文教90人、工业50人、农业50人、水电50人、卫生40人和城关60人、普安50人等。到1979年9月底，全县尚在农村的下乡知青为250多人，其中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老知青有29人，属于重庆及外地安排的有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