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插队下乡部署运作内情

陈徒手知青问题研究

1968年7月10日，北京市劳动局下属的安置办公室给市革委会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呈上一份汇报提纲，内中称1966、67、68年城区中学毕业生需要分配的共计25.8万人，其中1966年具备城市户口的中学毕业生有3.2万人需要分配，1967年有10.6万人等待分配，1968年分配人数则高达12万人。这一大批经历“文革”风雨的小将们闲置在城内，无法及时得到就业安排，无疑是酝酿矛盾的一个社会问题。毛泽东为此做了一个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这促使党内上下力争在短期内解决这个巨大难题。

中学毕业生是在学校分配还是离校回街道分配？1968年春夏之际，市安置办为此征求北京7中、25中、91中、125中、女12中、马甸中学等学校和崇文、朝阳、海淀三个区安置办公室的意见，两种意见交错上升，但都有一点共同担忧，就是如果回到社会上，这么多毕业生回到家里，双职工根本没有力量管教，将会影响社会治安，也容易学坏。而且受运动冲击，原来负责分配工作的各区劳动科已经暂停运转，街道办事处也一时陷于停顿，街道居委会也管不了这个工作，也管不了这些年轻气盛的毕业生。大家还是倾向于这三届毕业生继续留校，可在学校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等待毕业分配。

在1968年新春中央批转黑龙江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后，北京市革委会就立即对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学校军训团在五一以前，火速筹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掀起下乡上山的新热潮。

4月25日至29日，各校思想动员，学习老三篇、五七指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青年运动的方向》，在个人学习、小组讨论的基础上，筹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誓师会。5月4日召开《青年运动方向》发表29周年大会，请工农家长讲话、忆苦思甜，毕业生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吃小亏占大便宜”等黑货。

5月6日即进入“个人总结，群众评议”阶段，5月10日以后开始报名分配，欢送第一批响应祖国召唤的战友（见市安置办1968年4月29日《中学毕业生分配工作简报第二期》）。

从工作简报第三、四、五期来看，5月份各学校的实际场景并不理想。崇文区第59中5月11日报告说，部分同学来校是为了打听分配方案，对学习班不感兴趣。学习班开始后，多数人学习不认真，讨论不发言，学生干部没有下乡上山的决心，怕让自己带头，没心思工作，少数学生对下乡上山有抵触。

市里再三强调要大造声势，每天反复播送毕业生的决心书，把学习班办成了斗私批修的战场，力争改变冷冷清清的局面，军训团长要掌握毕业生的活思想，坚决做到就地发现就地解决。同时希望家长支持自己的子女下乡上山的革命行动，学校要把学生、家长的思想状况及时通知各有关单位，相互配合工作。

简报中描述道，各校工作干部白天办学习班，晚上家访，星期天再上门个别谈心，同社会各单位联系，摸到许多活思想，再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开好家庭斗私批修会。有的工作人员对在家里操持家务、守火炉的毕业生说，应离开家庭小火炉，到革命的大熔炉里，能炼得人红心红。

6月15日简报第七期呈现了喜人的信息，6月13日西城、石景山、东城、丰台等区赴东北方向的已走人数达2224人，全市准备出发的有一万多人。

到了7月31日简报第十期，已是喜讯连连：“宣武区60中原来报名下乡上山的只有四五十人，通过学习最新指示，要求下乡上山到内蒙古农村去的人数很快增加到二百多人，小将们自己组织起来到处宣传最新指示，还到家庭里去做家长的工作。68中从原来的十几个人，也迅速增加到160人。女七中从原来只有一个人报名，增加到90多人。”

截止到7月27日的不完全统计，革命小将自愿报名去内蒙古的就有近一万三千人，而且报名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内蒙古各盟来京的同志正在迅速审批，已经审查批准三千多人。

10月4日刊发的第十四期简报称，截止到9月26日近两万名革命小将安全到达内蒙古草原和农村安家落户，有九个区县全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排在前三名的是西城区4003人、宣武区3432人、海淀区2505人。市安置办工作人员以“千里江河传捷报，万里长空舞东风”这么诗意的句子做为该期简报的大标题。

1968年初冬，继完成东北、内蒙古任务之后，北京市又掀起一个到山西安家落户的新高潮。11月7日市里刚刚布置完毕，各区各校就立即举办毛著学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和誓师大会，西城区召开有七千名学生参加的向毛主席献忠心大会，会后并组织游行，绕着中南海、西单一带大呼口号。全市有三万二千人报名赴山西，其中西城、东城区各占了九千多人，海淀、崇文区各占五千多人。

12月21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来一个动员”的最高指示立马掀起巨澜，对城市各个角落的青年有一种催动的号召力。

据12月30日简报第十八期记载，市27中66届高三毕业生王建国过去说死了也不去农村，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十一点多就到驻校工宣队那里要求去农村插队。128中红革会副主任李惠兰表示不去工厂了，坚决要求去农村落户。

福绥境街道26个居委会，就有259户705人报了名。海淀区提出到延安专区的知识青年要在元月5日争取走第一列车。山西晋东南来京接知识青年的干部们听到最新指示发表后，当夜打电话请示专区，要求多接收北京青年，他们原任务接2000人，结果他们接走了3000人。北京胶印厂工人连夜赶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印出六万五千张，准备赠送下乡知青。

在形成洪流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运动中，对领袖的无比热爱和信任无疑是最大的推动力。早在1968年6月11日首都下乡上山红卫兵战士大型集会上，44中徐晋湘作为赴东北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激昂表示：“向毛主席宣誓，时刻不忘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没有解放，时刻不忘帝国主义存在，时刻不忘支援世界革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完全彻底地为世界人民服务。要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一个空前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

去内蒙古的知青代表发言说：“同志们，战友们，战斗的号角吹起来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背起行装，踏上革命的征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火热的三大革命斗争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为人民创新业立新功。”

首都工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代表在会上发言：“红卫兵的战斗光辉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两年来红卫兵的功绩和革命造反精神对我们将永远是极大的激励。跟着毛主席，永远闹革命，跟着毛主席，世界一片红。不要忘记自己是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不要忘记在我们身上寄托着毛主席和首都亲人的期望。”

在大会上通过了《向毛主席的致敬信》，把全场气氛升至高潮：“毛主席啊毛主席，在即将奔赴新的战斗岗位的前夕，在您的身旁，我们群情激昂，热血沸腾，蓝天作纸，四海为墨，也书写不完我们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1968年4月25日，市安置办请示市革委会计划组，拟定向每位下乡知青赠送一本新版毛主席语录和一枚市委定制的刻有“为人民立新功”的毛主席像章，以便下乡知青“经常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光辉形象鞭策自己鼓舞自己，战胜困难坚定信心”。

1969年1月13日，考虑到全市尚有三个年度的初、高中毕业生二十多万人，当年应届毕业生有17万人，市安置办致信市毛主席像章办公室，提出需要准备毛主席像章和语录各37万枚（本），请紧急给予安排生产，其中2月份10万枚，3月5万枚，4月份5万枚。

动员知青下乡的过程既繁琐复杂，又需庞大的经费开支，为了做好各项组织工作，市安置办经常发出经费使用的通知。譬如1968年5月23日市安置办通知各区，动员知识青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需的宣传费用由市里拨给，按实走人数每人五角计算，开支范围包括各区组织的大会、租用礼堂、宣传印刷等费用。

各区组织集体到火车站的车费及行李费由各区统一办理，知青本人起程当天乘电、汽车赴集合地点的费用可以报销，个人由家到集合地点如路途较远，其行李运输费也可统一由区里承担。凡经批准的革命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布票26尺，棉花票6斤，现金17元，由本人购制棉被一床。通知最后说，各区动员工作结束后，将所开支的各项费用列表报市安置办统一报销。

知青动员工作全市铺展之后，各项费用急速上升，造成市安置办名下的工作经费紧张，甚至一个时段无法周转。例如1968年5月23日，市安置办致信市革委会计划组，说1967年共动员二千一百余名逗留在京知识青年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虎坊路接济站作为承办单位，垫支路费四万四千三十八元四角正，需请市里速拨归还，以便结帐。

再则，1968年初夏时，北京市实际动员一万六千多知青前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照双方事先约定，由兵团拨给北京知青每人安置费50元，解决棉被、火车票、托运行李、短途运输及宣传费等，费用共计80万元，暂由北京市垫付。

8月22日市安置办向黑龙江建设兵团写信，说目前北京正在开展去内蒙古插队的动员工作，任务急迫，现在没有了周转的资金，望你兵团见信后速将80万元汇来。等待数天后，还是未见款项电汇，焦急万分，8月30日市安置办只得派人到邮局大楼，给黑龙江兵团发去一封加急电报：“前去信谅已收，所欠安置费望见电速汇京。”

更大困扰的事情是为数万名下乡知青解决过冬衣装，这成了市安置办几年间上下周旋、费心费力的重点工作之一。1968年6月，内蒙古接收北京14373名中学毕业生，其中农区11600名，牧区2773名。双方商定，去牧区的服装由内蒙古解决，北京则要负责去农区一万一千多套的服装加工事宜。经过测算，每套服装平均使用棉布34尺，棉花5斤，金额19元，总棉布需696000市尺，棉花127600市斤。

从7月5日起到8月15日，市服装总店需分三批交货，每批交货按男女比例（男占35%，女占65%），青、兰两色，青年样式，数量不少于三千套。9月9日，北京又有三千多毕业生赴内蒙古，市安置办上报市革委会计划组，要求在9月25日前赶制棉上衣1600件、棉裤3000条。

进入1968年11月，冬装的供应工作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按中央规定，山西不属高寒地区，没有寒衣补助。但市安置办认为，山西省北部靠近内蒙古，气候较冷，有的青年在寒衣方面确有实际困难。市革委会财贸组经研究后，同意拨给部分布票、棉花票和人民币。

市财贸组确定了“困难的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不得将布票、棉花票和人民币绝对平均分发，而且家长系在职职工者，属于经济困难的毕业生由学校向家长所在单位联系，解决部分钱款，布票、棉花票由安置部门酌情给予补助。

根据天气渐变的幅度，确定雁北22尺布票，4.5斤棉花票，人民币11元；忻专、晋中20尺布票，4斤棉花票、人民币10元；晋南、晋东南18布票、3.5斤棉花票、人民币9元。计算棉布单价应以平面布为准，棉花以市场供应的普通棉花单价为准。市安置办规定，上山青年领到困难补助后，因某种原因未去或已到达安置地区工作不满六个月又回京者，一律追回补贴票证或追退实物（见市安置办致各区革委会1968年11月25日《关于组织动员中学毕业生去山西插队寒衣困难补助的通知》）。

截止1968年12月20日止，陕西已接受约三万五千名北京知青安家落户，但陕西不属高寒地区，依规定没有棉服、棉被补助。有相当一部分人出发时因家中困难没有携带棉服、棉被，市安置办提议，从机动布、棉票指标中予以解决，经费补助由陕西和北京市各解决一半。原来计划平均棉布补助每人15尺，各校革委会、部分师生反映过低，可适当增加到20尺，平均每人棉花4斤，款10元。计算后，三万五千人共需棉70万市尺，棉花14万斤，款35万元（北京市负责17万5千元）。

市安置办张德贤找市财政局业务小组李金昌面商，李金昌表示原则同意安置办意见，但还应本着节约开支的精神严格控制，分清情况分别解决，缺少棉花、布的就不一定解决钱，学生父母是在职职工，能由单位补助解决的，就不予补助。

1969年初，中央安置办在跨省区安置协作会议上作出决定：东北、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在北京市接收革命小将，有关冬装制做事宜由北京市承担。会上确定的指标是，东北制做棉服8万套、大衣8万件，内蒙兵团制做棉服1.5万套。兵团建议棉服的质量要高一点，最好是大衣线卡叽，如实无货源，草绿色平纹布也可，棉花质量也要高。

应北京市革委会的请求，黑龙江省同意在1969年6月开始接收北京市知识青年九万人，其中生产建设兵团七万、插队二万。九万套棉服需要在北京制做，布票中央拨给，款项由黑龙江省支付。黑龙江当即寄来服装样品，商议面料用草绿色斜纹布。

北京市服装鞋帽公司所属各厂负责生产这批棉服，新衣装分两批入广渠东路的公司仓库，市安置办于1969年5月26日派人将冬装出库的印鉴底付上，出库时凭此印鉴戳即可付货。第一批入库男棉服上下衣22500套，其中特号45套，一号30%含6750套，二号59.8%含13455套，三号82%含1845套。女棉服上下衣27500套，一号40%含1100套，二号55%含15125套，三号5%含1375套。

发往东北、内蒙古的十一万套棉服、九万五千套大衣原订九月底交货（少量大衣十月上旬完成），1969年6月23日市安置办紧急致信市商业局、二轻局、纺织品公司、服装鞋帽公司等革委会，认为九月底交货与市里的精神有些距离，要求提前至九月上旬完成，以利各地分配工作按期完成。

9月27日，市安置办工作人员又手写一封信给纺织品公司革委会，说所需的材料大部分已落实，但尚缺大衣面12万5千米、绿斜纹布面17万5千米、长毛绒3千5百米、大衣领3千5百米。这些缺额颇令安置办工作人员焦虑，四处奔走，以求得冬季来临之前能把棉服分发到东北、内蒙古兵团、各县（盟）的知青点。

1969年初，吉林、河北省革委会决定接受北京市七万五千名知识青年，市安置办又为此忙碌一阵，与各部门来回交涉。吉林属于高寒地区，北京市需向中央申请棉布、棉花的高寒供应指标。而河北不能享受高寒的补助，五万人的寒衣只能从北京市机动布、棉花票中解决。这样共需棉布二百五十万尺、棉花四十七万五千斤，这么庞大的数量也让北京计划、物资部门筹措万分艰辛。

1969年初春，市安置办与云南来京工作组商定，为应对当地的气候条件，需供应北京赴云南的支边青年每人一套蚊帐和凉席。市安置办派人设法购置了蚊帐一万顶，5月2日已分两批由北京托运到昆明。但是在从四川产地订制、调运一万条凉席时，铁道部和北京铁路局均不同意从北京转运，认为交叉托运，浪费往返运力，市安置办只得让四川省泸县日杂经理部把万条凉席直接运至昆明。

1969年初夏，市财政局拨付二百万元，让市安置办做工作周转之用。到了8月中旬这笔钱已用完，黑龙江、内蒙古兵团却迟迟未按协定归还这笔垫用款，安置办只能再向市财政局申请三百万元，以解决急需用款。

8月19日市安置办给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钟奇打报告，汇报这么一个现象，即各区不断反映一些毕业生家庭经济困难，家中两三个人盖一床被子，而且最近两年很多家庭去边疆两三个毕业生，家中已没有布票做被褥。统计各区报来的数字，全市类似这样的情况大约有九千人，共需要布票18万尺。北京市从中央拨给北京知青的布票补助指标中，每人约节余5尺左右。市安置办建议，对于被褥确有困难者，布票从内部节余中给予安排，但钱款仍需由学生家长自行解决。

从1968年底开始，北京市尝试由九个郊区县就近接收城内八千知青，需要安置费二百万元，市革委会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对此批示，报请国务院批准拨出该款。中央粮食部曾下发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下乡青年参加农业生产，从到达后的第二个月起，一直到接上当季或下季的粮食分配时止，按照他们所在的生产队一般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由粮食部门从统购销粮中安排供应。

市安置办干部在走访中发现，下乡青年刚参加劳动，吃粮增加，生活上都还没有基础，自己也无法调剂，即使补足到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也还会有粮食不够吃的问题。因此安置办参照兄弟省市的处理办法，想了一个变通的过渡办法，就是下乡青年一年内每人每月按40-45斤商品粮，由县粮食部门供应，一年后再改按当地社员的实际吃粮水平，由社、队供应。

1969年初春以后，从北京站频频开出知青专列，每开出一个专列都需要20-30名干部登车护送，以便沿途做教育和组织工作，把下乡青年顺利地送到目地的。

最初几趟专列的护送人员差旅费由接收地区报销，后来接收地就找借口不予负责，只得回北京找原单位报销票据，慢慢地有的学校经费有限，承担不了每人往返车费一百多元的开支。市安置办提议由市财政局分别向各区拨一项护送人员差旅费专用款，市财政局回复说，此笔费用还是在护送干部所在单位经费内报销，如此项开支较多，单位经费超支，年终时财政局可给予适当补助。

1969年底结算财务，市安置办焦急地给各省区寄发催款信，力争办公经费早日回笼。69年度黑龙江省共接收北京市知识青年70695人，其中去兵团的68778人，去农场的1897人，去插队的20人，所有人的火车票、行李票、途中餐费、服装费、包装托运费、护送干部车费合计四百二十八万五千多元。中央早已把相关钱款拨付给各接收省份，这些费用按理应由黑龙江省支付，但是黑龙江省不知何故只汇来一百万元，北京市安置办只能央求归还剩余的三百二十八万元。

截止1969年底止，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共四十三万人，其中，农村插队二十九万八千人，兵团、农场十三万二千人，还有本市郊区一万人。安置大致完毕后，市安置办就忙着派人组团参加有关省市举办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经验交流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代表家乡父老慰问当地的北京知青，赠送《毛泽东思想万岁》等书刊，并带上电影放映机、放映员，巡回展映影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珍宝岛不容侵犯》和《地道战》。

1974年6月，根据中央21号、30号文件的精神，市委做出了《关于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关心到兄弟省区去的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配合当地共同做好工作，并要主动地、有计划有重点地支援那里发展生产”。

市委第一书记吴德提出，“每年由我市拿出千八百万的物资支援到外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发展所在地区的生产”。为此，市革委会主管财贸的负责人万里、王磊等人开了一个碰头会，商定由市财政拿出一千万元物资“支援我市到外省的下乡青年”，并召开有关工业局布置汽车、生活、医药等物资落实措施。

属于农林口支援的物资有手扶拖拉机二百台、柴油机三十台、水泵一百台（其中深水泵五十台），这些物资本身就是紧缺产品，像化肥指标尤其少，农林口难免有些意见，对此王磊6月15日在申请报告中用铅笔做批示，安抚道：“满足他们好了，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困难，如何？”

1974年8月26日，市安置办在致市委“做好对外省区的物资支援工作”请示报告中称，截止到目前，已落实了马列主义书籍、手扶拖拉机、柴油机、农业泵、130汽车、三轮摩托车、缝纫机、医疗器械等产品，共四百七十六万五千元，为计划总数的43%。

但还有六百三十余万元的物资（占计划总数的57%）尚未落实，原计划中有些物资是短线产品，如化肥、建筑材料、农机配件、汽车配件等约合四百九十多万元，占计划总数的44%，目前这类产品供不应求，难以再拿出来支援外地。市安置办准备调换为外地需用，本市又能增产、有存货的物资，譬如手扶拖拉机、130汽车、缝纫机、四级交流电动机、磨床、铣台及各种小型农业机械，无偿支援的重点是插队地区和北京青年先进点，以此“鼓励在兄弟省区上山下乡的北京青年坚持乡村，帮助他们和当地贫下中农一道发展生产”。

9月7日，王磊主持召开了检查、落实支援外地下乡青年物资会议，农机局、物资局、一商局等代表在会上谈到一些困难。农机局计划增加的四百一十五万元的物资中，只落实八十六万元，计划增加的手扶拖拉机400台，农机局只同意给200台，王磊只能含糊地表达道：“本市少留二百台是可以过去的，支援外地二百台不要少。”物资局计划增加的一百二十万元的物资中，原拟增加的电动机980台，一台也没有了，30辆130型汽车一时定下来。市安置办在会上恳请物资局从超产的汽车中再支援130型汽车30辆，北京吉普车30辆，共八十七万元（见市安置办1974年10月5日致谢静宜、王磊《关于增加支援外省区物资的请示》）。

130型汽车单价一万五千元，1974年上半年无偿拨出60辆给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省区，其中一辆特别指定给陕西延川县关家庄孙立哲知青医疗点。北京知名知青董良翮给市里写信，告自己所在的大队离城市远，医疗条件差，一些危急病人不能及时送出，农大在村里搞开门办学，师生需往返，请求支持212型吉普车一辆，市革委会领导当即同意拨给。

市里指示，解放鞋、毛巾、肥皂、洗衣粉、茶缸、日记本、卫生纸都要制制作八万套，有计划地赠送给下乡的北京知青。而60元的半导体收音机要生产三千台，140元的缝纫机造出三百架，尽可能分配到北京知青的聚集点。有领导甚至出主意，可为北京知青点准备一万套理发工具，里面需配置推子、梳子、抄子、掸子等。

各地知青办纷纷下发文件，要求北京市支援的物品、药品器械一律发至北京知青的下乡点，防止中途克扣和丢失，集体使用，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私自占用，知青招工、升学、参军、结婚离点时不得带走或变卖。当时上海、天津等市也是以物品无偿支援来搞好有关省区的关系，增强知青的感情关联和慰问作用，相比之下，北京的物品较为丰富，数目比较大，受当地欢迎的程度也高。譬如1974年11月15日山西省知青办有关物资分发的一份文件显示，天津赠送的书籍有一万九千册，而北京市同期赠送的领袖著作、批林批孔材料和农业科学技术书籍则高达八万九千二百册。

1975年6月6日，市安置办向市委上交了一份1974年度支援兄弟省区北京下乡青年物资工作的情况报告，内中称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支援物资已于2月底全部运往有关省区，其中拖拉机、农业机械和农副产品加工机械480万元，汽车、机床和机电设备208万元，医药、医疗器械、缝纫机、收音机等185万元。

报告中遗憾地提到一笔，就是因运输方式粗糙，支援延安地区下乡青年的五十台碾米机，砸坏了四十五台，有四十台成了废铁；二十台水泵的滴水孔和出气孔胶木活塞全部砸掉，四台扬场机，有三台砸坏铁轮或轴架，还丢失一台喷雾器。

市里几位领导在报告中用红笔打感叹号和问号，不胜唏嘘。

（作者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本文摘自广州《随笔》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