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知青时期的老连长

宋晓桦知青问题研究

东辛农场，是我走出学校大门进入社会的第一站，从1969年3月到1979年底，我在那里前后干了将近11年。回想自己当初从一个刚满16岁稚嫩的小姑娘，一步步迈上连、营、场级领导干部台阶的历程，其中固然有自己努力学习锻炼的因素，更有各级领导的培养教育和战友们的提携帮助，才使我逐渐成熟起来，且受益终生！其中最难忘怀的是，在第一次走上连队领导岗位时，给予我倾心帮助的张正禄老连长。

1975年春节以后，兵团即将撤销，部队干部要走的风声已起，五营干部调整动作较大。我们35连的老指导员孙大通被提拔到营里任副营长，我受命接任连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这是上级领导为培养后备干部、锻炼知青干部之举，可我一个入党不到一年的女知青，要面对这么多农民老党员和以前领导我的连排干部，如何领导？尤其是张正禄老连长，其女儿比我还大几岁，他算是我的父辈，以前与他接触不多，今后该如何与他配合？自己虽然当了几年班排长，也搞了几年团支部工作，但抓一个连队工作，经验和能力都还差的很远。35连历来是五营抓革命促生产的排头兵，如何当好连队班子的领头人，保持连队的先进，我心里完全没有底，故在忐忑之中接下了这副担子！
上任后的第一次支部大会，我学着老指导员的方法，提出了连队干部分工方案和近期工作要点，让大家畅所欲言发表意见。除了一位与我同期入党的知青，对某个方面提出不同意见外，其他本地党员都基本表示赞同。经过一番讨论，大家取得一致意见，会议圆满结束！

谁知第二天上午，张芸副教导员站在营部门口等我，见面就说：“你们党支部昨晚会议怎么开的？张连长一早就到营里来提出要辞职，现在生病回家了。”我大吃一惊！原来，张连长对支部会上有人与支书提出不同意见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对党支部书记即连队一把手的极大不尊重，如此开头，今后连队的工作没法干了！——真没想到此事会引起张连长这么大的反响。
出身贫寒的张连长是解放初期入党的老党员，文化不高，但对党有着浓浓的朴素感情，在他的眼里，支书代表党组织，谁都应该无条件服从。他多年配合工作经验丰富的老支书——孙指导员（文革前的分场级干部）工作，已经形成了支书说啥就是啥的习惯，现在自然对个别党员在会上与支书“唱反调”很不适应。我虽然觉得老连长的观点和做法不尽正确，但深为他情感上对我这个新支书工作的支持而感动。

我赶紧跑到老连长家，他正背朝外躺在床上。我先向老连长表示感谢，再说明自己是个没经验的年轻党员，只有坚持党内民主集中制，广泛听取大家意见，才能保证支部工作方向不偏。老连长觉得有道理，翻身起来对我说：“那今后哪个不执行支部决议，你不可软弱！”我当即点头。他又说：“你是个女娃，虽然年轻，但既然当了支书就要大胆干！放宽心，我管保支持你！”顿时让我眼眶发热……
    出门时，老连长忽然喊我回头：“我年纪大了，身体不如以往了，今后每早上工打钟由你负责吧！”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之后我回味，这是老连长要在干部群众心目中树立我的领导威信，真是用心良苦啊！
    从那以后，我每天吃过早饭，就到灌溉渠堤上敲响连队上工的“钟”——一个挂在木架子上的旧铁犁头。老连长总是第一个到堤上，看排长们到齐了，他便安排生产任务，最后还非得让我说两句，以示指导员的认同。老连长多年抓连队生产管理，很有经验，我根本说不出什么新词来，只是简单复述一遍老连长的生产安排，但在此过程中，可以细细体会其中的道理。后来时间长了，渐渐也能针对某一细节方面补充点意见了。
    初夏连队开始上早工，我4点半爬起来，先喊醒知青党员干部，让他们带头起床；再吹响知青们的起床哨子，给他们一些洗漱的时间空间；后到灌溉渠堤上敲响全连队上早工的钟，这时东方才露出鱼肚白。如此，一直到秋收结束。那时没有闹钟，同宿舍的知青问我每天如何能准时起得来？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到点自然就醒。回城以后，直至现在退休了，只要有事，不用闹钟也能按时醒，大概就是当年肩负的责任养就的生活习惯吧，这还得感谢老连长！

三夏大忙开始了，连队干部们按分工各负其责，一切都顺利如愿。赶在下雨前，我连900多亩麦子如期收上了场，大部分已完成脱粒晾晒并归了仓，但老连长说：“只要有一粒粮食没有进仓，这个劲就不能松！”
    这天中午，我吃完饭直接扛着铁叉到了大场上。满场晾晒着剩余尚未脱粒的麦秸，机耕连的一台拖拉机正拉着几个石碾子在上面转圈辗压。这是在没有康拜因机器脱粒的情况下，最老式的脱粒方式。
    我拿着团部刚刚下发的生产简报，到大场边上的牛棚里，准备让中午值班的同志们学习一下上面有关“防火防盗，圆满完成夏收任务”的内容。但见几个年轻人正酣睡，想来连续作战大家太疲劳了，没忍心叫醒他们，便站在门口，看场上的拖拉机在烈日下转圈。刚想喊驾驶员休息一下喝口水，忽见拖拉机后面出现一个小火球，又见驾驶员跳下车，拎着水桶往场边水沟跑。我意识到，着火了！于是一边大喊牛棚里的人们起来救火，一边持叉向拖拉机跑去。到拖拉机跟前，小火球已经变成了大火团。干蹦蹦的麦秸一碰火就着，驾驶员（原来是老连长的大儿子）拎来的一小桶水只能是杯水车薪，而我用手上的铁叉拍，越拍火越大，怎么办？忽然想起看过一本《陈毅同志在岭南》的书，介绍敌人放火烧山时，陈老总教身边的战士割防火带自救的故事，我立即招呼大家用铁叉拨，或用手抱，迅速在起火点周围形成一圈没有麦秸的空白带，终于止住了火势的蔓延。见到场上的浓烟，周边的农民丢下饭碗，在老连长带领下纷纷赶来救场，营部的干部们也来帮忙。此时，一场云头雨浇下，但我们人多手快，满场麦秸及时堆上了垛子，打下的麦粒也归拢运进了仓库，残余的火星被雨水浇灭了，拖拉机也安全驶出了大场，我和老连长都长吁了一口气……
    虽然这场大火因抢救及时，只损失了半麻袋的毛麦粒，但我们连还是被团部通报批评了。营部各连队干部会议上，郭营长严肃批评了我连党支部。我作为支书正要张口作检讨，却被张连长抢过话头：“这事是我家小大子的责任，是他拖拉机排气管的火星造成的失火。要说35连的责任，在我，生产是我负责，防火工作重视不够……”这是老连长为我抢担责任啊！
    自1972年兵团工资制度改革以后，我们连队年年盈利，有点家底子了，干部们头脑中艰苦奋斗的观念难免淡薄了。一次，分管工程的副连长向我提出要将口袋里的木折尺换成时新的钢卷尺，我说：“你量长距离有大盘皮尺，短距离有木折尺就够了，一个钢卷尺要好几块钱呢，能省就省一点吧！”这位副连长有些难堪，悻悻而去。后听说，他到老连长面前发牢骚：“她小宋原来只是我手下的副排长，现在当指导员了，目中无人了，抠门！”结果被老连长一批：“才过几天好日子，就忘本了？还想摆呼？”还说：“人家指导员抠紧手上这支笔是为连队当家，你比她资格老，更该支持啊！”暗想，有老连长的全力帮衬，我这个指导员什么工作不好干？！
    8月份兵团撤销，部队干部全部撤离，知青思想波动很大，担心以后当地家族势力抬头，知青吃亏。果然一段时间，农民中出现了一些不良风气。我与老连长商议，一拍即合，就从我们党员干部抓起！于是起草了党员干部“七个不许”的规定，即：不许随便占用公物；不许扩大自留地；不许家属孩子拿公家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不许将家禽、牲畜放到大田、大场；不许大吃大喝搞铺张浪费；不许不经调查研究或循私情处理问题；不许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党支部大会上，老连长率先表态，全体党员一致通过，公布于众，让全连群众监督。有老连长身体力行，本地党员干部也都能严于律己，“七个不许”得到严格执行，知青们情绪也相对稳定了。
    秋收大忙时，老连长病倒了。在他的鼓励下，我大胆双肩挑，在其他连队干部的支持下，组织各排团结协作，圆满完成了大豆和玉米等收获任务，随即重点投入棉花的抢收和冬小麦的播种。
    工作上了路，正当踌躇满怀之时，忽然接到场部调我到四营任副教导员的命令，10月底之前务必前往报到。战斗了6年多的35连，我真舍不得离开，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着去四营上任的时间。工作向新来的指导员移交了，财务也审计过了，支委会、支部大会都开过了，大家说是欢送，其实是交心，还有絮叨不完的留恋之情。
    最记得11月8日那天下午，我离开连队的场景。五营安排一辆马车送我去四营，我在灌溉渠闸桥上与连排干部和知青们再次握手道别过，老连长却对大家说：“你们回吧，我再送送！”
我挽着老连长的胳臂，跟在马车后面慢慢走着，聊着，具体聊的内容忘了，但还记得老连长一再叮嘱我的两句话：“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蛮干！”“遇事不要作急，款款的。”他这又是在提醒我纠正毛病啊！
    不知不觉走下几里路，眼看就要到海南小学了，我执意不让老连长再送，他这才转身回去。目送着老连长的背影，也许是大病痊愈不久，感觉他人瘦了一圈，背似乎又驼了一些，我不禁一阵心疼，脱口喊出：“张连长，保重！”

年终，当我得知35连队党支部再次被农场授予“优秀党支部”称号，心里格外高兴，这荣誉里有我的汗水，更有全体党员尤其是老连长的辛勤付出啊！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到了花甲之年，回望来路，有许多让我感怀的人。今天想来，在与张正禄老连长搭班子的这大半年的时间里，是我人生中得到的锻炼最大、成熟最快的一个阶段，则得益于老连长对我的引导和帮助。老连长的个子不高，但在我的心目里，老连长的形象始终是高大的，他对党组织和连队工作有着朴实而浓厚的感情，他与同志们相处有着敞亮而博大的胸怀，他对年轻人的培养既有严格要求又有细腻的关爱，这些都给予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有时也会想，当年毛主席号召我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我受教育中最珍贵的一部分啊！
前几年，当听原35连的人说老连长病逝的消息，我满心悲伤，默默祝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还能感受到我对他的感激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