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县地区知青上山下乡概述（上篇）

孙成民知青问题研究

【编者的话：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的达县地区，幅员面积3.08万平方公里。新中国建立后，在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全区所辖11个县先后有近十万名知青在这里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受到锻炼、作出贡献。客观、全面记述一个地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发展梗概及其运行轨迹，对于填补省域之下、县域之上的地（市）域知青历史研究的缺陷或空白，丰富中国知青史料建设，拓展当代中国地方专门史研究内涵，无疑具有重要价值与现实意义。近年来，孙成民研究员博采史料、精心爬梳、潜心研究，铸就《四川省达县地区知青上山下乡概述》一文。此文3万余字，拟分上、下两篇刊出，现发出上篇，以飨读者。】

达县地区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主体部分，辖今达州市、巴中市全部，及广安市的邻水县。自1963年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全区共安置重庆和本区下乡知青共99875人，其中1963年至1966年13278人，1969年至1978年86279人，1979年至1981年318人。在安置总人数中，来自重庆的知青为6.2万余人。

这里，以原达县地区所辖范围、区划设置为基础，梳理其持续20余年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梗概和运行轨迹，以献给在这片热土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广大下乡知青，以及在这一期间对广大知青给予关照、养育的800多万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一、城镇青年下乡的初始阶段

达县地区城镇青年到农村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首开先河的是由青年团组织的城镇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1956年2月, 在四川团省委、重庆团市委的组织下，由300名青年组成的重庆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发前往若尔盖草原。尔后，四川包括当时达县专区在内的数个地市，在各地青年团的动员组织下开展垦荒活动。由于达县专区山峦起伏，可垦荒山、草地较多，且较为闭塞的山区城镇非农业人口较少，此时的垦荒主要是本区各地农村组织的“短距离垦荒”，即以当地农业合作社为单位组织青年垦荒，少数“远距离垦荒”也基本限于县内山区的异地垦荒，参加人员也大多是本地农村青年，城镇青年极少。

在这期间，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兴起，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奔赴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紧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1957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和省人委先后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示》等文件，对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作出部署，并要求家在城市的学生，除少数能够在城市就业和一部分有条件自学的以外，其余学生都应该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仍主要是家居农村的回乡青年。1957年达县专区有1万余名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其中许多人担任了农村急需的诸如记分员、会计等干部，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回乡青年人数最多的一年。与此同时的1957年下半年，城镇人口相对较多的达县城区与全省其他部分城镇一样，由青年团组织开展了对尚未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动员工作。而紧接其后的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城镇劳动力紧缺，此项工作也随之停止。

在此期间，全区利用广阔的荒山林地，兴办起一批国营农林场和社办集体林牧场。达县地委第一书记李香山在中共八大会议的发言中，表示要充分利用全区荒山草地较富集的优势，大力发展林牧业，创建社办集体林牧场，加快山区经济发展。会后，全区掀起向山区进军的热潮，先后建立起上百个集体所有制的社办林牧场，推动着山区经济的发展，也为不久到来的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铺垫了一定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初，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方针的指引下，全区继续动员和组织中小学毕业生开赴农业第一线，其中仍主要是回乡青年。为鼓励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各县大都召开座谈会、代表会，由党政领导人发表讲话，通过报纸广播等广泛宣传回乡青年大办农业、建设家乡的意义以及作出的贡献。如1963年8月28日至30日，渠县团县委召开农村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200余人，表扬了一批作出成绩的先进青年。

随着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推进，国务院提出对“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按照省人委的部署，达县专区在精简城镇职工、压缩非农业人口的工作进程中，开始动员城镇闲散劳动力、尚未就业的城镇青年学生到农村去。这时的动员安置去向，大部分回到农村的老家，少部分到新办的社队集体林牧场，个别的安置到国营林牧场。与此同时，全区开始接收安置重庆青年学生和闲散人员，主要安置到新办的部分国营林牧场。1963年，全区先后在国营林牧场安置1200名重庆青年学生和闲散人员，主要安置在大竹、万源、达县、宣汉、邻水、南江等6个县，其中大竹、万源两县茶场安置400人，并计划茶场扩建开荒1700亩。这一年9月上旬，重庆市首批知青来到达县专区部分国营农林场，其中211人到万源县。截至11月中旬，1000多名重庆知青已陆续到该区所属的国营农林场安家落户。

这批城镇青年到达国营农林场后，各地加强了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工作。如1957年建立的南江县大坝森林经营所位于大巴山主脉，峰峦重叠，森林茂密，地广人稀，交通闭塞。1963年9月，这里安置了101名重庆青年。他们中80%出身于工农家庭；从年龄看，最小的16岁，最大的24岁；从文化看，有专科生3人、中专生5人、高中生12人、初中生63人、高小生18人。针对这批青年初来时的思想状况，南江县坚持正面教育为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多方关怀他们的成长，必要的文化、物质生活及时跟上；协同配合，与家长们共同担起教育责任；在参加工作届满一年时，分批安排青年请假回家探亲，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鼓励，使他们回城后产生良好的影响。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实际锻炼，这批知青无论在思想觉悟上，还是工作能力、身体状况上，都有一定提高，王守模、李顺国等4个青年加入了共青团，苏生元、丁正常等19人当上了正副队长。不久，萧宗华被选为第3生产大队的大队长。

这批在国营农林场安置的城镇青年，大多表现较好。如1963年插入大竹县国营云雾山茶场的300名重庆青年，进场1年后仅有3人离开，其中2人因病送回、1人跑掉，99%的青年坚持劳动在茶场。据茶场分析，其中劳动积极、以场为家的占53%；基本安定、还有观望思想的占43.5%；劳动不好、东走西窜的占3.5%。

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达县专区针对国营农林场大多地处山区，气候寒冷，而从重庆来的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没有棉衣、棉裤，被子也非常单薄的实际情况，积极向省报告请求增加解决棉布、絮棉指标的问题。达县专区的报告显示：省里第一次分配的棉布12900市尺、絮棉1949市斤，只解决了这些人员的棉上装和部分棉下装，但还有45％的人无棉下装和75％的人的棉被很薄，不能抵御高寒气候。请求省里再解决棉布7650市尺、絮棉1033市斤。省相关部门在这年冬季到来之前及时增拨了一批计划指标，缓解了全区当年新安置人员过冬棉衣、棉被的部分困难。

这一期间，达县专区在国营农林场安置城镇青年与精简职工、安置闲散人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其进场人数不多、时间不长，但它却为此后在社办林牧场安置城镇知青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二、社办林牧场安置城镇知青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以后，四川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高潮。按照中央的部署，四川知青安置形式主要是插队安置，并以小集中成组插队为主。达县地区作为动员地区，既要负责本区范围内城镇知青的动员与安置工作；作为安置地区，还要负责省里安排的重庆知青的接收与安置工作。在此间，全区在进行小集中插队安置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创立了社办林牧场安置知青的新模式。

1964年初，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到达县地区检查工作时，对该区1958年开始试办的社办林牧场，以及到1963年底仍保留有100多个场的情况给予了肯定；接着，省委又批转了南江县关于发展社办林牧场经验的情况报告。达县地委随即决定把建立集体所有制社办场与安置城镇知青结合起来，把知青上山下乡与占领山头、开发山区、加强备战、建设三线结合起来，全区迅速掀起在社办场安置城镇知青的热潮。

仅在1964年第一个季度时间里，全区就接收安置城镇知青2015人，其中重庆知青1038人、本区知青977人。对这批知青，按照“小型集中、插场为主、插队为辅”的原则进行了安置，其中在135个社办农林牧场安置1777人，占88%；在14个公社28个生产队安置163人，在2个国营渔茶场安置75人。1964年4月20日，重庆知青96人抵通江县，被安置到社办林牧场落户。这年6月初，宣汉县在社办林牧场安置重庆和本地知青共611人。

到1964年底，通江县在61个公社的62个社办场安置了1100多名重庆知青。平昌县城关公社当年未升学、未就业的青年93人，经动员后，自愿报名下乡85人，批准50人分别到笔山、石板、镇龙、麻石公社的社办林牧场落户；同时首批接收重庆知青101人分别安置到这些社办林牧场。在这期间，南江县动员安置知青824人，其中重庆知青774人、本县知青46人、其他外地知青4人，全都安置到社办林牧场落户；万源县在社办场安置知青767人，其中重庆知青717人、本县知青50人。

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达县地区社办场增加到610多个，经营面积扩大到62万多亩。全区安置重庆知青和本地知青及社会闲散劳动力共1.57万人，其中有1.41万人安置到社办林牧场。在重庆来该区落户的8300多名知青中，除1200多人安置到国营农林场外，其余7100多人都安置在社办场。

对到山区落户的知青，达县地区注重从青年的特点出发，耐心细致地做好工作。他们要求有知青落户的公社党委，认真规划场址，挑选懂得生产、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基层干部，当青年的带班人；在全区总结推广了3个有知青落户的社办林牧场在一年内达到自给的经验。全区还派出一批干部到青年林牧场去蹲点劳动，帮助工作。地区团委、妇联、农业、林业、文教、卫生、财贸等部门，也从各方面帮助社办场发展，全区调出80万斤种子，贷出8万多元生产资料经费，及时支援上山青年。

各地积极帮助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鼓励知青努力建设新山区。万源县草坝公社茶场的29名知青，凭双手兴家立业，他们仅向公社借了0.93元钱买门扣，就新建起7间木板住房；还动手造出300多件家具、农具，少用国家的补助费。一年多来，他们开垦荒地200多亩，垦复荒茶1600多丛，收入粮食6800多斤、现金1800多元。达县景市公社茶园林牧场的18名知青，在荆棘丛生的荒山垦出60多亩耕地，播种后遇到天旱与兽害，他们就从山下担水上山抗旱保苗，轮流驱赶野兽，夺得了丰收。万源县茶丫青年林牧场的40名重庆知青在这里艰苦创业，开出荒地150亩。1964年收获6000多斤粮食、1000多斤蔬菜，繁殖27头猪、牛、羊，种植20亩茶和数千株树木，开展人工培育天麻、繁殖良种、嫁接果树等科学实验活动，修建9间住房和5间猪牛圈，使过去荒芜的“木王坪”出现生气勃勃的景象。

据1964年12月底的统计，全区社办林牧场共生产粮食320万多斤，每人平均250斤；收入现金43万多元，每人平均34元；育苗2000多亩，造林1.4万多亩，采种40多万斤；发展生猪5000多头、耕牛2500多头、山羊3000多只。新建的530个林牧场中，有160个达到当年自给或基本自给，占30%以上。

对安置在社办场的知青，达县地区鼓励和支持他们进行科学试验活动，在山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全区30%左右的青年林牧场建立起科学研究小组，在农、林、牧业方面开展多项试验活动。青年们还办起100多所业余文化学校和半农半读小学，吸收4000多名社员群众及其子女参加学习。每逢节日，青年们还在社员中演现代戏、唱革命歌、读报纸、讲时事，宣传党的政策。一年多来，全区被评为“五好”青年的有2000多人，担任场、队干部的有1500多人，还有600多人入了团。如通江县板凳公社陈鼓坎林场共36名场员，其中24名是1964年在重庆一中毕业的高初中生。他们到山区不久，就办起一个初中班、一个小学班、两个识字班。从林场到夜校，要穿林地，攀陡岩，走7、8里崎岖山路。开课以来，除大忙季节停课外，一直是隔天上一次课，知青们一结束当天的劳动，晚上就提着马灯到夜校上课，风雨无阻。

1965年5月，一个有中央、四川省、重庆市安置办和达县地委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历时40天，对达县地区境内8个县22个社办场进行了一次系统调查总结。7月下旬，四川省安置领导小组在达县地区召开社办场安置城市知青现场会议。会后，省安置领导小组向省委的报告中对社办场安置知青的优越性总结出4条：一是投资少、收效快、容量大、易巩固；二是可以更好地为推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逐步缩小“三个差别”创造条件；三是集中安置、便于管理教育，适合青年喜爱集体生活、要求学习的特点，有利于发挥青年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积极作用，培养革命接班人；四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生产发展的速度较快。

1965年8月下旬，在全国安置工作座谈会上，达县地区介绍了由公社、大队举办小型林牧场安置知青的经验，受到会议的肯定。同年11月，四川省委在（65）305号文件中指出，社办场安置城市青年的形式很好，不仅适合达县地区，而且也适合全省各地山区。不论从当前和长远看，从经济意义或是从政治意义、战略意义看，社办场是动员城市知青上山开发山区比较好的形式。今后应当把动员城市知青到山区，举办社办农、林、牧场，作为一种主要的安置形式。

据统计，1964年至1965年期间，达县地区共接收安置城镇知青10744人，其中重庆知青8550人、本区知青2194人。在这些知青中，有90%以上的知青安置在全区11个县的468个社办林牧场之中。在这两年，邻水县共接收安置知青1051人，其中重庆知青979人、本地知青72人；有1015人安置在38个农林茶场，36人“小集中”安置在古路公社3大队的2、5、6、7生产队。南江县在这期间动员本县城镇知青142人到社办林场落户，同时接收安置重庆等地知青1183人，这些知青大部分由15至20人组成一个社办林牧茶场；少数人到生产队落户并由3至5人组成小组。仅在1965年，平昌县共接收安置知青920人，其中重庆市870人；万源县接收安置重庆知青510人。

以安置本地知青为主的渠县、开江县等地亦基本在社办场安置城镇知青。如从1964年至1966年4月，渠县动员安置本县知青下乡575人，分别安置到贵福、义和、大义、柏林、蔡和、农乐、东安、龙潭等11个林场和卷峒“五四”茶场。1964年国家给知青每人拨款150元作为安置费，下乡后一段时间每人月补助生活费4元。又如开江县自1964年至1966年上半年共有403名城镇知青安置到了社办林牧场。

1966年9月，新华社在综述全国自1962年以来知青下乡上山的报道中对达县地区创办社办场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报道说，在四川大巴山落户的知识青年，几年来兴办起小型农林场、牧场400多个，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

三、“文革”初期的“撤场插队”

1966年上半年爆发“文革”运动以后，达县地区社办场知青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即从最初的就地“闹革命”，到后来的回城“造反”，又到返乡“抓革命、促生产”，再到走上“撤场插队”的路子。

对社办场知青来说，“文革”信息大多从报纸广播中来。如大竹县石子区当时正在搞“四清”运动，从报纸上传来北京红卫兵造反的消息后，石子林场的知青开始筹划成立红卫兵组织。为了显示这支知青“战斗队”的造反精神，他们把公社社长押到林场来“批斗”。“文革”运动开始没多久，万源县草坝区各安置知青的林茶场同时搞运动，工作组成员还有重庆派来的干部。后来，工作组撤走了，知青们立刻效仿城市的红卫兵，推举头头起来“造反”。

随着“大串连”的兴起，一些知青不愿再呆在农村“闹革命”了，大批知青先后返回城镇。刚建起不久的社办林牧场，本来基础就较差，加上许多知青回城，人走心散，有的“造反派”开始卖耕牛、农具、家具，还有的拆房子、卖檩子，留在场内的少数知青在生产、生活上也较为困难。1967年春夏，不少社办林牧场已名存实亡。

插场知青返城后，有的打零杂工，有的聚集上访，有的参加派性组织甚至“武斗”。返回重庆的部分社办场知青也隔三差五地到街道、学校以及区、市安置办上访，要求反映情况、解决问题，以至“要户口”“要回城”等。

在此间，中央于1967年1月11日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2月17日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10月8日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连续敦促逗留城镇的知青返回农村。达县地区按照中央和省的部署，多次发文、开会催促返城知青回到农村，并尽力解决返乡知青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967年3月，达县地区安置办动用省拨安置经费结余款用于解决部分返乡知青无小农具、无口粮油盐钱的严重情况；同年6月，地区生产委员会按省上的要求，动用精简人口结余经费45万元，对生产、生活确实有困难的知青进行适当补助，对返回农村如车船费确有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

全区不少社办场的知青返乡之后，迅速展开生活自救和生产恢复，并得到当地基层组织和干部群众的尽力帮助与支持。为把知青稳定在农村，各级知青工作主管部门采取多种办法对返乡知青的生活作出安排。一些地方甚至改变了知青下乡一年后不再供应粮油的规定，仍按原标准定量供应知青大米和菜油，并发给少量零花钱。

由于不少社办场生产荒芜、元气难复，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一些地方武斗尚未停息等，在这样的状况下，四川省革筹1967年11月制定出“撤场插队”的方案，即“对公社举办的社办场，应以长远作想，本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如确实没有条件办下去的，由公社革命干部、贫下中农、下乡青年代表共同研究，或调点，或插队，都由公社决定。”

为使“撤场插队”方案稳妥实施，省革筹于1967年底召开重庆市、达县地区知青工作问题座谈会。之所以在渝达两地进行专题座谈研究，就在于两地是全省动员安置人数最多的地区，也是建立社办场最多的地区，占全省的50%以上。会议认为，中央“十·八”《紧急通知》下达后，各地领导重视，抓得紧，特别是重庆市革筹领导亲自抓，行动快、成效大，已动员50%左右的知青返回农村。当前存在的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还浮在面上，没有作到下乡知青的头上，虽有一半左右的人已回农村，但人走了心还在城市；安置地区领导工作不够落实，有的地方至今还未健全领导班子，工作无法开展，致使有些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社办场无人管理，加之有的下乡人员无政府主义思想比较严重，连续发生打死打伤干部和抢粮、抢钱、抢物资、杀猪、卖耕牛、乱伐森林等违法乱纪行为，影响了社会秩序。

面对严峻的现实，座谈会认为，贯彻省革筹关于“撤场插队”的精神，应采取以下工作措施：切实做好下乡知青的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宣传知青下乡上山的战略意义；省革筹提出的“撤场插队”方案，是符合中央“以插队为主”的正确方针的，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要帮助解决具体困难问题，省里下拨一笔经费，各地要严格掌握使用，要切实把钱用在刀刃上；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原安置办公室的干部要全力以赴，各有关部门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主动承担责任。

座谈会特别指出，鉴于达县地区是社办场集中的地区，目前下乡知青的思想阻力还很大，必须作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凡没有条件继续办的社办场，在作好思想工作、社队作好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就地分散插入生产队，一般不要跨社调整，作好一批，插队一批，思想暂时不通的，可以等待，总之分期分批逐步进行调整解决。对于插队后的实际困难问题，一般由社队帮助解决，社队有困难的，国家应给予适当帮助。有条件办的社办场，要继续办下去，切实由公社领导，认真管好、办好。

《座谈纪要》分析的情况与当时达县地区的实际状况大同小异。全区在社办场安置的许多知青和农村干部对撤场插队的思想阻力较大。不少知青从切身感受出发，对撤场插队发出心声，如有的要求维持社办场现状，表示坚决不离开社办场，坚守林茶场阵地；有的请愿上访，要求保护社办林场，坚持集体安置；还有的提出新的方案，以拖延撤场插队的进程等，但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阻止“撤场插队”方案的实施。

随即，达县地区开始“撤场插队”的试点与推进工作，并对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相关措施。如对没有条件办下去的社办场，一般不调点，分散插入本公社的生产队；过去是插队调到社办场的，原则上从哪个队来、回哪个队去；对于“撤场插队”知青的有关生产、生活上的问题，按“自力更生、社队扶持、国家关心”的精神处理；对于知青所需的小农具、小家具，在“撤场插队”时，将原有的分给个人，不足的适当添补；对插队知青的住房采取有公房的先公房，或借用社员宽裕的住房，不足部分由社队扶持、国家补助、适当兴建等办法解决。

到1968年底，全区社办林牧场的上万名知青陆续就近、就地安排，或成组、单身，插入到生产队安置。“撤场插队”之后，这些知青的生活境况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少插队的知青感到从生活条件到生产环境，都大不如过去社办场的集体生活和生产；也有一些知青认为插队后比撤场前夕的状况要好一些。

“撤场插队”安置知青，是达县地区大规模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前夕而推进实施的一项工作，随着后来一批又一批新下乡知青的到来，“撤场插队”很快就淹没在新掀起的插入生产队安置的更大高潮之中。至此，全区社办场安置知青形式被“插队安置”形式所替代。

四、掀起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随即，达县地区与全国、全省其他地区一样，认真学习、热情宣传、全面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

达县地区各地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意义，大造知青上山下乡的舆论。许多农村社队开始作出计划，准备接收安置下乡知青；不少街道、单位举办座谈会、学习班，组织家长及子女参加学习，做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准备。由于当时重庆市及部分川东地方正值支左部队换防时期，加之区内一些县的社会局势并未完全稳定下来，因此本区知青动员工作一般要比接收重庆知青稍晚一些。

从1969年1月开始，一批又一批城镇知青奔赴大巴山区农村。到这年年底，全区共接收安置下乡知青20838人，其中重庆知青13421人，本区知青7417人。接收安置知青人数较多的县分别是：宣汉县4122人、大竹县3878人、邻水县3282人、达县3268人。

本区动员安置的对象主要是“文革”初积累下来的1966、1967、1968“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也还有部分高小毕业生。据1971年8月底的统计，全区动员安置区内城镇知青下乡14305人，其中中学毕业生11538人、高小毕业生2767人。

在这期间，四川制定了允许下乡知青回父辈农村老家和“投亲靠友”的安置政策。到1971年8月底，达县地区接收安置区内回农村老家落户209人、投亲靠友484人，以及从省外回区内农村落户92人。与此同时，全区还有113人到省外农村老家或“投亲靠友”安置。如达县在1969、1970两年中，共接收安置城镇知青4759人，其中包括通过回农村老家、“投亲靠友”政策而从县外到本县农村落户的知青107人，同时还有160人到县外农村落户。

插队安置是全区安置的主要形式，并以分散插队为主。据1970年7月的统计，全区共接收安置城镇知青37721人，安置在全区710个公社、5253个大队、21796个生产队里，分别占公社总数的96.73%、大队总数的81.34%、生产队总数的48.44%，平均每个大队安置7.18人、每个生产队安置1.73人。

1971年7月，达县地区按照省革委动员通知，要求各地在知青安置形式上以成组集体插队为主，与适当办“五七”农场相结合；要求各地加强领导，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保证动员、安置工作的落实。全区1971和1972年安置计划为3.3万人，其中本地知青5000人由各县自行安排，重庆知青2.8万人由9个县接收安置，并集中在北部几个山区县，如南江县7000人、通江5000人、巴中县3000人、平昌县3000人、万源县4000人。

为保障知青运送工作顺利进行，针对人多、量大、时紧，且大多必经达城过夜的实际情况，地区要求做好食宿接待工作，特别是解决好途经达县城区的食宿问题。如饮食由国营、合作食堂负责，住宿不能依靠旅馆安排，而必须建立专门接待站加以解决。地区建立领导小组，并由地区财政拨出专款解决必须费用。

在知青的口粮、食油供应问题上，达县地区按全省统一规定执行，即凡下乡落户知青，每人每月由国家供应口粮35市斤；供应时间到1969年秋收分配为止；食油在国家供应口粮期间，按当地居民标准供应。紧接又补充规定，1969年小春分配前下乡知青的口粮，由国家供应到1969年大春产新分配时为止。1969年小春分配后下乡知青的口粮，能参加1969年大春分配的，原则上应参加大春分配；不能参加大春分配的，由国家按规定每人每月35斤的标准供应到1970年小春产新分配时为止。插队知青参加生产队分配后，对他们的口粮按单身劳动力实际吃粮水平进行分配。1971年9月，再次明确，对插队知青国家供应粮食时间原则上为一年，食油原则上按当地县城镇居民标准供应一年。

这期间，达县地区对插队知青的安置经费，按每人230元标准进行拨付，其中动员地区使用30元，主要用于所需车船费、困难知青的衣被蚊帐补助费等；200元拨给生产队包干使用，主要用于解决知青的住房、购置家农具和第一年的生活补助等。全区对下乡知青的物资补助标准规定为，凡动员到农村落户的人员，每人免票供应棉絮1床、棉花2市斤、棉布24市尺、单人纱布蚊帐1床。

知青的安置经费就每一个人来讲并不多，但是由于下乡人数众多，安置经费总额对于当时较为紧张的国家财政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数据。到1970年11月底，全区仅1969、1970两年下乡的知青，由国家财政下拨安置经费就达773.88万元，当时已实际开支722.21万元。对安置经费的使用，全区大多地方做到少花钱、多办事，知青的生产、生活安排较为妥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管理不严，使用不当，有的放纵知青提取安置费，有的扩大挪作它用，还有贪污行为等。平昌县在1970年3、4月组织专人集中时间对全县安置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和清理。据对该县文胜公社23个生产队的了解，安置经费使用不合理的有540元，占总数的10.1%。就全区来看，自1971年9月贯彻省革委关于知青安置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新规定之后，知青经费管理、使用工作有所加强。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开展初期，在“一刀切”政策的推动下，一些身有病残或家有特殊困难的知青也到了农村。很快，省里就出台“暂缓下去”“适当照顾”的规定。从1970年开始，达县地区对已下乡的病残且丧失劳动能力的知青，以及父母年老多病、身边无人等特殊困难的知青，采取了逐步收回的政策。如万源县1970年因病残退回城镇知青129人，1971年又有98人病退回城。达县在1970年至1972年间通过病退、困退回城的知青有300余人。这些政策的实施，缓和了当时动员安置工作的一些矛盾，也缓解了一些知青及家庭的实际困难。

五、推进知青的教育管理工作

1970年5月，中发（1970）26号文件下达，这是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以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指导此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传达贯彻这一文件精神，是自上而下宣传、落实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一项重大举措。

达县地革委收到文件后即向各县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学习，大力宣传，大造声势，大抓落实，组织人力，深入社队，开展检查，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有些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或专门召开区社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宣汉县召开万人誓师大会，运用有线广播将中央文件迅速传达到全县各地。

在初步传达贯彻的基础上，四川省革委于1970年9月召开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26号文件精神。这次会议开到县一级，达县地区参会代表认为，中央文件所指出的问题如认识不高、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打击不力等问题，在全区是客观存在的。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革委会必须十分重视知青工作，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充实各级知青办事机构的工作力量；区社应分工干部管知青工作，社队要建立健全由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参加组成的“三结合”再教育小组，认真地把工作开展起来。

开江县革委要求，今后各级领导干部下社队时，必须到下乡知青中去，发现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各公社每月至少举办一次下乡知青的学习会议，每个生产队至少要订一份报纸；要继续抓好动员、安置工作，成熟一批、下去一批；要对知青安置和再教育工作进行一次全面大检查，妥善解决生产、生活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知青口粮和住房问题。

为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达县地区总结推广了邻水县抓好安置工作的经验。这个县参加省上会议回来以后，加强领导，发动群众，积极解决知青缺住房和家、农具的问题。没有木材，他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就地取材、统一调剂、相互支援。仅两个月时间，该县向阳区给知青修住房26间，修猪圈、厕所98个，添制家、农具767件；红岩、华蓥、么滩、东升等9个公社共新建住房103间，修猪圈、厕所238个，添制家、农具1737件。

与此同时，全区还大力推广南江、平昌县的两个公社扶持知青发展生猪的做法。在贯彻中央26号文件精神中，南江县和平公社、平昌县兰草公社积极帮助下乡知青解决缺猪源、无猪圈、少燃料等实际问题。经大半年努力，和平公社45名知青，有40人养猪35头；兰草公社87名知青中有50人养生猪，其中15头可在当年春节出槽，特别是该公社五枝大队的9名知青养猪6头，其中春节可出肥4头。这样，既解决知青吃肉、吃油问题，增加收入，又减轻国家和生产队集体的负担。

1972年11月，达县地委召开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总结贯彻执行中央26号文件精神的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认为，全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发展，广大贫下中农担负起再教育工作任务，对下乡知青热情帮、耐心教、细心管，做出了成绩。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做好动员、搞好安置、热情教育、积极培养。同时要认真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上的实际问题，落实党对知青工作的方针、政策，管好用好安置经费，做好招工、招生工作的推荐和思想政治工作，坚决打击迫害知青的犯罪活动等。

为加强知青的教育管理工作，大竹县、区、社普遍建立了抓下乡知青工作的小组。在城镇街道，他们把有子女下乡的家长组成许多小组，配合做好这一工作。为得到知青家长的配合，各社、队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地主动给知青家长去信，反映知青在农村的情况；利用家长探望下乡子女的机会，认真做好接待工作，交换意见；社、队干部利用出差或进城开会的机会登门访问知青家长，征求意见，交流情况，促进对知青的再教育工作。

在这期间，一批先进知青受到表彰。如1964年高中毕业的重庆知青庞德兰，到巴中县化成公社以后，不怕苦和累，刻苦磨练，勇挑重担；工余时间，积极做好事，教文化，讲故事，热心服务，助人为乐。1966年她入了党后，与党支部成员一道，大干苦干，全大队生产条件、粮食产量都有了一定变化。1971年她被选为巴中县委委员，出席重庆市召开的“积代会”，1972年还应邀参加铁七师的团代会。又如1964年在重庆高中毕业的孙志先，下乡到万源县赵塘公社林场，1965年被选为林场副场长和团支书，1966年初入党；1968年12月在本公社插队落户后，不久即选为2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972年7、8月遇到特大旱灾，她到旱情最严重的4队，与干部社员一起顶烈日、穿荆棘、挖龙洞、找水源，昼夜奋战，“虎口”夺粮，这个队全年粮食产量仍比丰收的上一年增长15.5%。

1964年10月由重庆下乡到巴中县斯连公社林场的邓仕昌，1969年初在本社8大队插队落户后，积极肯干，吃苦耐劳，虚心好学，受到社员群众好评，还参加了“重庆知青先进代表汇报会”。1971年5月被公社推荐参加民兵团，到大巴山腹地的万源县建设国防工业基地。这年9月13日，在修建基地运输路排险时，一块大石头从山崖上滚下来，邓仕昌听到响动，奋力将同班一位战友推开，自己却被滚石砸中，光荣牺牲。他被所在部队批准为革命烈士。

与此同时，对各地涌现出的一批知青先进人物和事迹进行广泛宣传。如在邻水县延胜公社落户的知青罗斌，一天晚上生产队失火，他冒着危险抢救集体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附近没有水源，他用糞水去扑灭烈火，受到群众赞扬。又如在大竹县八渡公社落户的知青胡容，积极学习医疗技术，为600多名妇女安避孕环节育。有一次，一个妇女难产，她冒雨前去一看，发现急需动手术，而医院较远自己又没有经验，在这位妇女的一再要求下，她大胆作了剥离手术，婴儿下地后不哭不闹，她又不顾婴儿满身的血水和污物，嘴对嘴作人工呼吸，终于使母子平安。还如1965年高中毕业到通江县澌波公社落户的知青诸葛大坼，担任大队赤脚医生后，为给一个社员的15岁儿子治疗尿床症，他制作电疗机，在自己身上试验适合治疗需要的电流强度，反复调节几十次，才达到要求。几年来，他为社员群众治病近3万人次，行程2万余里，除治常见病、多发病外，还治好了一些疑难病症。

在这期间，受到地区表扬的知青还有，如扎根农村志不移的大竹县中和公社王春芳、南江县沙河公社凌均义、万源县草坝公社侯明亮；在科学种田中作出一定成绩的开江县红岩公社孙成民；被誉为“红管家”的邻水县向阳公社李莉；坚持为贫下中农防病治病的宣汉县东南公社李开林；积极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通江县新胜公社刘家凤、达县青宁公社王大敏、平昌县青凤公社黄文俊；艰苦奋斗、节约用粮的渠县大石公社田素兰；还有被推荐上大学深造的达县地委候补委员、南江县委委员向邦英和宣汉县双河公社党委委员、国庆观礼代表尹存碧等。

在这期间，各动员单位也积极配合安置地区搞好再教育工作。如重庆嘉陵机器厂从1969年2月起的两年多时间里，1200多名本厂职工子女绝大多数安置到了宣汉县农村。他们总结、宣传知青接受再教育的经验，定期派出学习慰问团到农村，派出小分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等。1970年，厂里派出的小分队到该县走访了8个区的99个生产队，个别访问了300多名知青，并与当地干部共同研究解决知青中存在的思想和实际问题。这一年，被推选回厂参加厂“积代会”的知青代表有13名，出席宣汉县“积代会”的代表有25人，出席达县地区“积代会”的有6人。

六、统筹解决知青的实际问题

大规模地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做好达县地区数万名知青的动员安置与教育管理工作，难度更是很大。很快，全区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就暴露出一些突出的问题。

如知青生活不能自给较突出。据统计，全区参加1972年粮食分配的知青共37397人，其中分粮在500斤以上的有4656人，分粮在400至500斤的有12345人，分粮在300至400斤的有15560人，分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836人。全区各类分粮人数的比例依次为12.5：33：41.6：12.9，与全省同口径相比分别低4.6、高1.7、高5.3、低2.4个百分点。同样是1972年，全区知青生活能够自给、半自给、不能自给的人数比例为21.2：34：44.8，依次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8、低3.2、高1.4个百分点。到1972年底，全区有7499人倒补口粮款22.91万元。

此外，部分知青住房条件较差，全区在乡知青中未建专用住房的占60%，比全省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还有一些知青住生产队公房、社员私房及不少本地知青住家里“读跑学”；一些地方迫害知青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奸污女知青的情况较为严重，部分地方知青非正常死亡如车祸、溺水等事故频发，以及“走后门”不正之风在上山下乡领域开始蔓延等。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复信给知青家长李庆霖，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紧接着，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制定出台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年8月11日至9月11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并制定统筹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贯彻意见。这次会议开到县一级，达县地区参会代表共51人，地委常委、军分区副司令员曹宗奎带队，各县委、人武部、知青办、团委负责人及下乡知青代表孙成民、黄泽君参加会议。

会后，传达贯彻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统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成为达县地区知青工作的重点。9月下旬，地委召开地专机关各部门及地属企事业单位的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各县的会议一般开到公社一级，吸收部分知青代表参会。大竹县委书记高洪恩到农村检查“三秋”生产时，深入知青住地进行访问，传达会议精神，解决实际问题。到11月底，全区已基本传达到广大群众和知青之中。

统筹解决的政策措施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培养教育、调整动员政策、改进安置形式、打击犯罪活动、纠正不正之风、制定长远规划等。与此同时，按全省统一部署，达县地区对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采取了若干具体办法。

在解决知青生活困难方面，规定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且生活不能自给的知青，每人补助100元，主要帮助他们解决伙食方面的实际困难，困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全区先后对生活不能自给的知青补助生活费152.8万元，补助知青人数为1.53万人，占在乡知青人数的42.3%。其中补助面较大的是万源、通江、南江县，都在46%，高出全区3.7个百分点；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达县、巴中、大竹、邻水县。规定对知青历年口粮及医疗欠款给予一次性补助，口粮欠款补助主要解决知青历年所欠集体分配的口粮款，医疗欠费补助主要解决因重病、重伤住院治疗，本人无力负担而欠医院的医疗费。全区补助知青历年口粮和医疗欠款共56万元。

在解决知青住房困难方面，规定1972年底以前下乡插队现有知青尚未修建住房的，给予建房补助。建房补助费，主要用于购置建房材料。为知青新建住房，本着“国家补助为主，辅以社队扶持、群众帮助”的原则进行。所需建房木材，国家按支农木材价格，以每人0.5立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助。建房补助针对没有建房的知青，不是平均补助；由于未建房人数较多，因而补助总额较大。全区1972底以前下乡且仍在农村的知青共有3.61万人，补助未建房人数1.81万人，占知青总人数的50.3%，补助金额362.8万元；其中建房补助面较大的是渠县、开江县，都按在乡知青55%的面计算补助，高出全区4.7个百分点；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邻水、大竹县。

在新插队知青的安置方面，规定从1973年起，新插队知青的安置经费由过去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并规范其开支标准和范围。除适当增加建房、生活、家农具补助费外，还新列学习、医疗及重病、重伤特殊开支的补助费等。对新插队知青的粮油供应，规定其从下乡之月起按每人每月35斤标准、食油按当地城镇居民定量标准，由国家供应1年；知青参加集体分配后，正常出勤的，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如所在社队分粮水平过低，知青口粮全年达不到贸易粮380至420斤的，由国家在农村统销粮中补差等，以稳定解决知青“吃”的问题。

在传达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的基础上，达县地区较为重视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1973年11月，地区分别在大竹县、开江县甘棠公社进行知青“统筹解决”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全面推广。开江县甘棠公社的试点报告显示：自1969年以来，该社先后接收安置本县知青195人，在乡知青141人中，新建专用住房的15人，住公房的16人，住私房的76人，住街道家庭“读跑学”的34人；生活自给程度方面，1973年收入在60元以下的占87.2%；1972年底以前口粮和医疗欠款4000多元。经过传达文件、认真检查、落实到人、健全制度等工作，按照“统筹解决”的政策原则，全社知青按每人100元左右计算建房补助费，要求新建知青住房以大队为单位，统一规划，适当集中；根据不同情况，按每人50元左右计算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知青吃粮标准，按政策参加生产队口粮分配后，仍达不到每年380至420斤贸易粮规定标准的，由国家在返销粮中补差。另外，还对知青口粮欠款、医疗欠费等问题进行了适当解决。

在解决知青生活困难的同时，不少地方把解决知青住房问题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巴中县委决定在冬闲期间为知青修建住房1000间，为解决建房木材问题，县委副书记帅忠德3次主持召开工交、商业等部门的联席会议，研究工作措施；一个月时间为知青修建住房150多间，并备好了300多立方米木材。通江县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先行试点，总结经验，然后推广，到1974年3月底，全县515个知青点，共兴建、培修房屋1900多间，修厕所、猪圈250处，添置各种家、农具6500件，种蔬菜、洋芋150亩，既解决老知青的困难，又接待安置新知青。还有一些地方在新建、维修知青住房中，本着“长期打算、适当集中”的原则，为建立知青点作准备。如大竹县妈妈公社采取集中建房的办法，把原有3人点扩大成7人、5人点各一个；牌坊公社采取这个方式，将原有知青12人集中到天全寨，开荒种地培植果树，还准备新安置知青30人。

在解决知青的困难中，一些地方还注意解决知青生活中遇到的其他实际问题。如平昌县驷马公社党委在入冬到来之前，就提前研究和安排知青的冬季生活。在分自留棉时，知青一般都与社员一样分，以解决知青棉衣、棉裤用棉问题；凡棉被单薄或缺乏的，均由集体解决；缺布票的，由大队或生产队设法补助；不少大队还为知青备足了过冬的取暖柴禾。

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是这一时期达县地区知青工作的重点。尽管这种调整和解决，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上山下乡的根本性问题，但它毕竟对知青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突出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与解决，也确确实实使广大知青获得了实际利益。

（未完，待续）

注：本文地名、幅员、建制、区划、辖区等基本情况仍沿用四川省达县地区在知青上山下乡时期所指名称、范围等不变，全区辖达县、宣汉、开江、万源、大竹、渠县、邻水、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个县；1976年由达县析置达县市，1979年由万源县析置白沙工农区。达县地区在1968年9月以前为达县专区；今达州、巴中两市全部和广安市的邻水县属其所辖范围。

（本文作者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曾担任达县地委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本文202个注释从略。作者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2017年获四川省政府颁发的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