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知青的“情结”与《四川知青史》
【原编者按：口述历史一直是本刊关注的重点领域。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得知四川省社科院党委副书记、研究员孙成民1969年上山下乡当知青，在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曾担任四川省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中一个重要时段的亲历者、见证者和知情者。
与目前以知青上山下乡为题材的多如牛毛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口述回忆不同，孙成民是以学者的眼光、以历史的角度来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现象。他的目的就是撰写一部《四川知青史》，详尽、真实、全面地反映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那个时期的这一特殊事件，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
在四川省社科院图书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孙成民打开了记忆的阀门，披露了他的知青情结和十多年来研究“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程。一一《当代史资料》2010年第2期。】
一、三弟兄都是知青
问：很早就知道您有知青经历，难得一摆，请您谈一谈刚下乡时的一些情况，好吗？
答：我是1969年12月从四川省开江县城下乡到这个县的红岩公社4大队3队的，是当地第一批下乡知青。当时学校没上课，老三届学生有的在社会上冲冲杀杀，有的在校闹革命，有的在家闲耍等待就业。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令后，城镇开始了动员，我就第一批报名下乡插队落户了。当时想法很单纯，根本没想到下乡后能干多久、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些问题，只是想到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应该响应，而且下乡总比待业等待要好。就这样简单。
我家三弟兄，我是老大，是开江中学初67级的学生，当时18岁，大弟成政是初68级的学生，才16岁，小弟成宪还在读小学。我是与大弟一同下乡到同一地点插队落户的，1973年9月他考试加推荐到了东北工学院读书；小弟1975年8月也下乡到我所在的大队知青队，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到北京钢铁学院读书。我在农村共呆了近10年时间，到1978年6月才正式离开农村。
我插队落户的红岩公社位于开江县城和普安镇之间，属浅丘地区，所在生产队的经济水平在当地还算中等吧。到了生产队，社员对我们的到来给予了热情的接待。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一陈姓社员家中，他们的房屋本来也不多，但几弟兄分家后留下的堂屋只堆放了些杂物，因此就腾出来给我们居住。这是一个大约10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安放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方桌子、两个凳子、一个便桶，有一个装粮食的柜子，还有就是社员给打的一口既能烧煤又能烧柴的灶，这就是我们的家。在这里住了3年多时间后，生产队在邻近新宁河岸边为我们新修了一间房，加上原抽水机房，大约15平方米左右，我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
参加农业劳动这是必须过的“第一关”。首先是对农业生产不熟悉，对犁田、插秧、薅草、打谷等活路不懂；其次是劳动强度较大，一天干上10多个小时这是常事。这些，我觉得倒都不要紧，不懂就请教老农，边干边学；年轻体强，劳累一天后睡上一觉就没事了。最让人不适应的是，单身插队的知青收工回家之后，还要自己做饭。特别是到了“抢收抢种”季节，一般是早上5点就出早工，上午9点才收工，半个多小时后又得出工；下午不到天黑不会收工的，收工后还得分粮食、扛柴禾等。回到家后，本来就饿得发慌，又精疲力竭了，还得手忙脚乱地做饭吃，经常晚上10点后才吃得上饭。幸好我们是两弟兄在一起，分工配合，做一顿饭吃一天，也算减轻了一些家务。
当地一个全劳动力一天评10个工分，我第一年评9分，大弟8.5分，这一年我们出了满勤，另外还加上从城里挑粪下乡交给集体计算的工分，我们两人共做了4200多个工分。由于下乡的第一年，国家对知青每月供应贸易粮35斤、肉食1斤、菜油4两，知青还可在下乡安置费中每月开支6元生活补助费。年终分配时，我们除扣出大春口粮分配的支出外，还分得现金60.40元。当年能做到自给有余，我们非常高兴。用第一年的收入，我们特地买了一台价值42元的“凯歌”牌半导体收音机，农村信息闭塞、文化生活贫乏，每天通过收音机获取外界信息这是我们当时的最大乐趣，这也成了不少社员愿意到家来坐一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能与当地社员增进感情的一个重要渠道。这个收音机，我们用了5年，一直舍不得丢。
除了参加劳动外，在1971到1972年间我们还积极参加当时的农业科学试验活动，主要是推广农业生产新技术和良种良法。在自制土化肥“5406”和土农药“920”试验中，从菌苗的接种到营养基的培育，从试制成功到大田对比，都是开江县搞得最好的试验基地之一。我们在水稻、小麦等农作物上分别进行了多项对比试验，效果十分明显，穗大粒多、结籽饱满，平均增产20-30%。县、区、公社多次来队召开现场会并组织参观学习，我也多次在会上作了经验交流，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第一次感受到了“知识”在劳动和科研中的价值。
二、插队的收获
问：在农村插队，您感到收获最大或最深的是什么呢？
答：要说最大的收获，要算经过这些年的劳动实践，使我了解了农民、熟悉了农村。这不仅是因为我直接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掌握了农业生产基本技能，而更重要的是使我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最基础的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切的认识和深厚的情感。可以说，这对我以后的人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个人来讲，最深的收获还是自己从下乡开始就没有放松过学习。前面我已说到，农村活路是十分繁忙和艰苦的，但是再忙、再苦、再累，我都努力坚持每天自学1个小时左右，基本上从未间断过。学习时间主要集中在每天晚饭后、睡觉前，一般是晚上10点半以后；再就是利用农闲时的下雨天、逢场天抓紧时间学习，只要不出工也都是我的学习时间。1971年8月，我母亲病逝，这之前我和大弟还常回家看看，但至母亲去世后，父亲住在他任教的学校，我们回家的时间就少了，小弟当时已读初中，家中无人，他也常利用节假日和周末到乡下，帮我们煮饭，与我们共同学习和劳动。
当时本来可看的书籍就不多，我们带到乡下的也主要是一些政治理论的书籍。在1970年至1972年期间，我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1至4卷），其中还精读了部分文章；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后来还配合辅导材料自学了一些马列的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这些书都是父亲在下乡时和后来送给我们的。父亲是开江县任市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师，母亲也是开江县城关小学的教师，他们一直对我们要求严格，经常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强调“掌握知识就会大有用处”的道理。在“文革”的一段时间里，学校不上课，当时我还没下乡，父亲就在家给我们讲授一些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基本知识，讲解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等。由于有一些基础，加之对学习这些书籍也增添了一定兴趣，因此我在农村自学这些内容也还是学得进去的。
不光是学习，还要写读书笔记和学习体会。每天晚上，我都在煤油灯下写日记和读书笔记，从下乡第一天到离开农村时的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写有日记，共20多本，近百万字。这些日记和读书笔记，真实地记录了我下乡近10年的经历，记录了我这一段时间的很多感想和体会，它是当时原始心态的自然流露，也可以说它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情反映，它是我个人知青经历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说它从一个侧面浓缩反映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点点足迹。这些史料，伴我走过了40多个年头，其间虽经多次搬家，但我至今保存完整。
再就是学习初高中的数学物理课程。由于“文革”的原因，我和大弟初中的课程都还没学完，就下乡了，正是带着这样的遗憾，同时也带上借来的数学物理书本到了农村。首先是把初中还没有学的课程全部学完，并巩固这一阶段的知识，然后就是有计划地自学高中阶段的课程，在1971年至1973年期间，我们两弟兄靠着刻苦钻研和互帮互教的精神，自学啃完了高中的数理课程，特别是在数学上做了大量的习题。1973年全国大中专开始招生，大弟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名列全县第一，加上他在农村的较好表现，被推荐招进了东北工学院无线电电视专业读书。这一年大学招生，各级也推荐了我，但我没有去，继续留在了农村。
在农村艰苦的劳动之余，我没有放松学习，坚持日积月累，这对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也奠定了我后来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基础。
三、最年轻的公社党委书记
问：您能分段回顾一下个人的知青经历吗？
答：好的。从1969年12月下乡到1978年6月离开农村，我的知青经历共有9年半时间，可大致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从下乡起到1973年3月共3年多时间。这一段主要是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搞农业科技试验、办农民夜校、做大队理论辅导员等，各方面都积极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了当地社员们的好评。确实，对插队知青来讲，劳动出勤多，能吃苦耐劳，能与社员打成一片，能做一些推进粮食增产的科研活动，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社员们都会看在眼里，就会得到他们的普遍认可。
1972年6月，我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这样我接触的事就多一些了，不仅要参加劳动，而且还要参加大队会议、组织活动等。当时团支部搞得多一些的活动，主要是建立青年农科小组，组织农科试验和推广；组织青年突击队，搞生产竞赛；学雷锋、做好事；办农民夜校，开展农村扫盲；组织文艺宣传队，开展巡回演出等。
由于农科试验开始取得成效，团支部工作有声有色，作为下乡知青的作用开始显现，在这段时间，我参加了县知青代表会并作大会发言，参加了县和地区的团代会并在大会交流经验，还分别当选为团县委委员、团地委委员。
从1973年4月到1976年8月是第二段。从下乡开始，我就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后递交了3次申请书，1973年4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入党是个人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可以说是我下乡之后的新起点。这年8月，我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2月又担任了公社党委副书记。这时的我，既是知青，要参加农业生产，靠劳动评工分，又在大队、公社任职，承担一些职责工作。由于我平日劳动在生产队，工作主要在大队，所以我在公社党委主要分管共青团和知青工作，重点分包我所在大队。
这之后，我经常白天劳动，晚上走村串户，打着手电走田坎是常事。在生产实践中，我们精耕细作、“挑灯”夜战；在农技活动中，我们科学种田、示范推广；在农田基建中，我们组织会战、大干苦干。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与党支部成员齐心协力，靠着干部社员艰苦奋斗，我所在的大队1974年粮食亩产超800斤跨过“农纲”，1975年粮食亩产超千斤，并一直保持着全县先进大队的称号。在知青安置工作上，我所在大队率先建房进行集体安置，1975年全公社建立了10个知青农科队，成为省、地、县知青安置教育的先进典型，各地前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
当时，省、地、县委对我在农村的表现都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其中在省委1973（92）号文件中受到点名表扬；多次参加省、地、县团代会和知青先代会并作大会发言，其中在1975年11月召开的全省第一次先进知青代表大会上，我与孙传琪、巫方安、梅耀农等一起被四川省委授予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标兵称号。
在这期间，我还先后担任了开江县委和达县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四川省委知青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公室副主任。除参加地、县委知青领导小组相关工作外，还参加了若干全省知青工作重要会议和决策调研等工作，如1973年8至9月参加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政策制定工作；1974年至1977年多次参加全省知青工作会议和各市、地、州知青办主任会议，参与研究知青动员安置教育工作；这期间还多次陪同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到重庆、达县、乐山、宜宾等地调研，研究落实统筹解决的政策措施和总结集体安置的经验等；1975年前后有近半年时间在省知青办工作，为相关会议作准备、拟写动员宣传提纲，以及筹备四川省第一次知青代表会议等。这一段的工作经历是较为丰富的，它让我开阔了眼界，也使我增长了才干，无论是参与省、地、县知青领导工作，还是作为农村基层干部，我都始终是一名知青，都始终保持着通过劳动拿工分的农民身份。
第三段是1976年9月到1978年6月期间。尽管我在省、地、县知青工作部门都担任过一定职务，但都没有脱产。1976年9月，我担任了红岩公社党委书记。作为一名知青，担任公社党委书记职务这在全省也是极少的，当时我刚过25岁，在全县公社党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况且我所在的公社一直是全县的红旗单位。身上的担子重了，工作压力很大，但我的知青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户籍关系仍然在生产队。我住进了公社为我安排的寝室，同时我在四大队知青队仍然保留原有的住房，两边都可以住宿，方便工作和劳动。主持公社的全面工作后，我不可能再长期蹲在知青队劳动了，国家每个月给我补助35元钱，我可以拿回知青队评工记分，参加生产队内的分配，也可直接作为工作期间的生活费。我的办法是二者的结合，即参加知青队的粮食分配，用所发的生活费购买粮食，再换成粮票用于我在公社和外出期间的用粮支出。从这以后，我已经不是完全意义的不脱产了。我也参加劳动，但不再是在原大队和知青队劳动了，而是劳动在全公社10个大队、91个生产队；我的劳动已经不再是直接挣工分了，而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务工作。
我所在的公社地处县城和普安镇之间，工作较为繁杂，“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就总揽全局、条块结合、分工负责，抓主要矛盾，突出工作重点。当时的中心工作就是农业学大寨，各项工作在传统思维及管理方式上惯性运行。我与党委其他同志一起，从加强劳动管理和经营管理入手，作业到组，展开竞赛，定额管理，合理计酬，全公社的生产管理水平一直走在全县前头。1977年全社粮食产量达到1121万斤，比上一年增产35%，成为全县第一个平均亩产超千斤的公社，多种经营收入比上一年增长45%，乡镇企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长77.5%。1977年，我们公社被分别评为达县地区和四川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我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在两级农业学大寨大会上介绍了经验。
当然，农村工作也是较为复杂的，各种矛盾纠纷不少，我很少待在公社办公，而是一有空就到大队和生产队，到农民家中去坐一坐，或调查研究，或帮助解决问题。全公社干部和社员都知道我是知青成长起来的干部，没有当地的地缘、血缘关系，没有过多的偏见，做事还较客观、正派，因此对存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愿意对我反映，我都尽力尽快帮助解决。当时解决得多一些的问题有邻里纠纷、分配不公、计划生育、孤儿抚养、五保户照顾等问题，以及干部作风粗暴、侵贪集体利益等问题。
这期间，公社党委书记是我的实职，我仍以农村工作为主，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基层岗位上度过的。至于说在省、地、县还兼任的职务，1976年10月至11月我作为省知青办副主任参加了一期省委党员负责干部轮训学习，而后在省知青办工作2个月，协助分管宣传教育等工作。由于实职在身，责任重大，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我回到了红岩公社继续履行我的职责。从此以后，除了上面有会议通知参加外，其余的社会活动就大为减少了，这样也使我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农村基层工作。1977年12月，我作为知青代表出席四川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并作大会发言，被当选为新一届省革委委员。
随着国家上山下乡政策的调整，1978年6月经上级批准，为我直接办理了转为国家干部的手续，户口也由农村迁到了城镇。不久，我当选为共青团开江县委书记。
四、“知青情节” 由来已久
问：您当知青近10年这是很不容易的，经历的事情也很多，您准备如何来抒发自己的“知青情结”并对后人以启示呢？
答：我确实有较深厚的“知青情结”。我现在已有40多年工龄了，其中有近1/4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我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农村，我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是在知青时期度过的，知青经历对我个人的影响确实很大，它奠定了我人生的基础，培育了我奋斗的基石，酸甜苦辣、艰难曲折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的“知青情结”如要浓缩到一点的话，那就是要写出一部反映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发展历程的书来。其实，这一考虑和想法由来已久了。1996年2月我经过“公选”招考到省社科院担任副院长以后，这一想法就开始萌生了。新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岗位，使我跳出了有过18年之久的地、县工作繁重复杂的事务圈子，积淀于心底的“知青情结”油然而生；从“半路出家”搞科研到评上研究员职称，使我对崇高的事业更加尊崇，对人生的感悟更加深沉，心底的“知青情结”更加升华。
我曾经是一名知青，是一名有近10年“知龄”的知青，知青岁月难忘，对这段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我既亲身经历又耳闻目睹，我认为，我有义务去写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我曾经是一名知青工作者，是一名在省、地、县知青工作领导岗位工作过的知青工作者，知青工作经历宝贵，我参与过一些全省知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了解一些四川知青工作中的重大事情，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写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我现在是一名社科研究工作者，是一名有着浓厚“知青情结”的社科研究工作者，对多年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我来说，挖掘史料是为了以史为镜、资政育人，再现历史是为了总结过去、昭示未来，我感到，我有使命去写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义务、责任、使命，促使我去探求新知，去撰写《四川知青史》，为谱写当代四川历史增添一砖一瓦。
再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发展的全过程，客观真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早已成为我孜孜不倦的追求。到社科院工作后，在繁忙的行政管理和专业研究之余，我没有放弃对四川知青史料的广泛收集，做到一点一滴，日积月累，持之以恒。特别是从2003年以来，不论是节假日，还是集中休假期间，我都充分利用。在酷暑，穿着背心、短裤的我，汗流浃背地独自遨游在图书馆的资料收集中；在寒冬，穿上棉衣、戴着手套的我，挤上公交车到档案馆去查寻浩瀚的知青史料；在假日，披上风衣、撑起雨伞的我，时常顶风冒雨奔走在乡村院坝和田间小道重温昔日的情感。现在，我已积累了各种有关知青的资料上千万字，并已将其中部分重要资料进行编目、归类和存档。这些都是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一页一页地翻阅、筛选后，一字一字地摘抄、打录出来的，也是在众多的采访、笔录中一段一段地整理出来的，十分珍贵和难得。与此同时，凡是涉及知青的书籍，不论是书店的还是地摊上的我都买，还搜集了一批反映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回忆录、文稿等原始资料。这些，为我深入挖掘四川知青史料打下了重要基础，也为撰写《四川知青史》作了一些必要的资料准备。
尽管经历了4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个人留存的有关知青史料也基本没有散失，如在农村写的日记、发言材料、工作笔记，以及劳动照片、会议代表证、奖状奖品和各种报刊剪集等，都是我的永久纪念。我夫人也曾是知青，她很支持我写四川知青的历史和作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她是重庆人，1969年5月下乡到邻水县农村9年多，曾作为四川知青代表出席过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她这方面的资料也是较丰富的。
开展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完成《四川知青史》这部鸿篇巨著，已经成为我学术生涯的新起点。这不仅是“知青情结”的使然，更是义务、责任、使命的必然。我深知，完成这一部著作还有很多的难度，但我会一直努力的。
(本文口述：孙成民，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整理：张家钊、副研究员，黄泽勇、助理研究员；时间2010年6月。本文摘自《当代史资料》2010年第2期。)
【后记：孙成民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于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3月获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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