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知青的奋斗成长与社会影响概述

乔晋湘知青问题研究

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广大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当地农民群众的关怀帮助下，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山西的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在“三晋大地”上留下的奋斗事迹，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据不完全统计，在上山下乡期间，全省共有3700余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7万余人加入了共青团，有16000余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有11人出席了全国的各级代表会，有4人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代表，有17人当选省党代会、省人大、省政协代表或委员。

他们之中，有六十年代前期带头走上山下乡道路，在农村做出突出成绩的王月书、田时维、谢菊红、张隆梅等;有为农村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赵风琴、董海涛、郑秀珍等;有身残志不残，为农村贡献宝贵青春的李志农、王乃如、徐小宁等。有坚持在农村十几二十年，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积极贡献的蔡立坚、渠向东、洪毓安、乔晋湘、黄卫伟、银宏、范强、刘晋英等等。

还有一批知青集体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平陆县毛家山天津知青点、蒲县寨子腰北京知青点、榆次市青年农场和大同市云岗知青创业队等，还有运用科学文化知识改碱治滩见成效的原平县平地泉村的北京知青点；有同当地农民共同办小水电站，使当地大获其益的芮城县水峪村北京知青点，有研究科学种甜菜、有效地促进甜菜稳产高产的大同县萝卜庄知青点，还有试制土化肥、土农药，行销数省的阳高县谢家屯、山阴县西双山知青点；还有为探索安置城镇知青、发展农副业基地，一直干到八十年代末的山西省知青农工商综合场，更有返回城市后仍为原下乡地人民群众的疾苦牵肠挂肚而再度返回农村扶贫创业的程炜、郝广杰、周山湖等等。他们在广阔天地中，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受到了国家、省、地、县的表彰。

　　这当中，有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深明大义，把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送往农村，为国分忧。刘开基副省长六十年代初将自己的儿子(腿有残疾)送到农场，这一举动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及中央安置办领导的表扬，以后又陆续将五个孩子送到农村和边疆。原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在六十年代初就动员自己女儿放弃升学机会，插队劳动到山西。著名作家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就教育高中毕业的女儿到农村当农民。还有原省农委副主任范履端、原省政协副主席张隽轩、原省委书记韩英等同志都主动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插队、插场;还有一批知青带队干部，如平陆县毛家山天津知青带队教师郝广杰、榆次县杜家山带队干部冯勇和陵川县西坡大队带队干部王玉珍等同志离开家庭和舒适的工作环境，硬是一头扎到艰苦的农村，与知青、农民长期生活，甘作上山下乡的铺路石。

　　最典型的先进集体代表有：

　　平陆县毛家山知青点，是由天津南开中学教师郝广杰带领30名学生，于1969年2月从天津徒步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建立的，以后又陆续来了几批天津知青，共106人。1979年绝大多数安排回津。十年时间，他们同当地农民一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建农田300亩、小水库一个，凿通360米长的石洞，还修通了2400多米长的盘山渠道，使昔日的老旱地变成水浇地，粮食总产三年翻了一番多。还修了25华里长的盘山公路，架起了15华里长的高压输电线路，发展了山区农业机械化，绿化了百亩荒山。他们的事迹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他们的代表多次出席省、地、县各级代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郝广杰同志是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曾担任毛家山大队党支书记，兼平陆县委副书记。

　　蒲县寨子腰知青点，由21名北京插队知青和村里的七户农民于1968年12月建立的。他们亲手盖起了新瓦房，扩建了50多亩耕地，铺设了地下管道，把清水引进了千古旱垣，造林1000亩，育苗85亩，种植用材树1万多株、苹果树850株，仅1975年收获苹果12万斤，粮食产量也成倍增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集体。他们的代表胡玲芳同志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榆次市青年农场，是榆次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为安置本厂子女创办的独立核算的农场。从1973年建场后，先后安置知青1200多人。他们坚持一业为主，农工并举，多种经营，长短集合的方针。农业上，开渠2200米，修建小水库，开凿涵洞、渡槽，把710亩盐碱地建成稳产高产田，年产粮食230万斤以上;工副业上，他们办起了有68台机械的小工厂，承担经纬纺织机械厂主机配套的18种零配件生产任务，受到纺织工业部的表扬。此外，还办起了粉坊、豆腐坊、粮食加工厂、砖厂以及饲养猪、羊、牛、鱼、鸡等副业基地。1979年农工副业总产值达170万元，上交税收17万元，农场有固定资产110万元，知青个人平均年收入390元，相当于当时工厂二级工的工资收入。知青医疗、洗澡、看电影、冬季取暖全部免费，还有较完备的文化生活设施。1979年5月，共青团山西省委授予这个农场“新长征突击队”光荣称号。同年9月，在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召开的安置上山下乡经验交流会上，作为特邀代表，他们作了经验介绍。同年，在全国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授奖仪式上，受到了国务院嘉奖令嘉奖。1980年2月，出席山西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大同市云岗公社知青创业队，是1973年底由大同市46名女知青和1名男知青组建的独立核算的知青创业队，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武周山上开荒造田，打坝修渠，引水上山，使500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做到建队两年，粮食自给有余，劳动日分红达2元。他们的事迹多次受到省、市、区表彰，赵朴初同志誉之为“武周山上的娃娃队”。他们的党支部书记、下乡女知青李世杰同志当选为山西省五届人大代表，现任大同市常务副市长。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当时还出现了不少先进人物，最具代表性的有：

　　王月书，男，北京知青，1962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抱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的决心，毅然离开北京回到祖籍山西省武乡县大有公社峪口村下乡务农，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后担任大队党支书和革委主任。他带领全村社员为改变峪口村的落后面貌艰苦奋斗，拦河筑坝，上山锻石，引水上山，挖蓄水池，修高灌站，使峪口村增加了300多亩水浇地。1967年粮食平均亩产达“纲要”，1970年过“黄河”，1971年虽遭雹灾，粮食亩产仍上升到620斤。峪口村在王月书的带领下五年大变样：由每个劳动日值六分钱上升到一元，原人均口粮200多斤上升到600斤;由每年吃国家返销粮近万斤到一年交给国家粮食11万斤，集体储备粮食8万斤;集体经济也由银行贷款户变成储蓄资金8万元。峪口村社员开始过上有粮吃有钱花的好日子，他们由衷地唱到：“峪口变了样，山河换新装。排房新崭崭，电灯亮堂堂，机器隆隆响。感谢毛主席，歌唱共产党!”1971年，王月书担任大有公社党委书记，1974年调到省里工作。曾任兴县县委副书记、忻定农牧场副厂长、省农垦局局长、副局长，省农牧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农牧厅援外外事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

　　蔡立坚，女，1968年3月，从北京到榆次杜家山插队落户，是大批北京知青到山西插队的带头人。十多年中，她同全村五户社员和陆续上山插队的百余名知青，开山治坡，打坝造田，把原来的百十亩耕地扩展到400余亩，由年产粮食1万斤增加到11万斤。种植苹果树500余株，核桃树2000余株，还有梨树和各种用材树。她和知青们用国家发给的安家费为村里买的三十多只羊，后来也发展成百余只的羊群。蔡立坚曾多次谢绝招工、升学、提干，1971年入党，曾任杜家山大队党支书、黄彩公社副主任、榆次县委常委、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是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1969年应邀到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总理接见。1975年经周总理点名她参加中巴妇女友好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上山下乡结束后在山西省委党校搞教学管理工作，1997年5月因公殉职。

　　赵风琴，女，1968年12月，身带重病自愿从北京来到吉县中垛村插队。她谢绝队里的照顾，抢重活、脏活、苦活干。她看到村里缺医少药，又挤出时间暗暗学医，先后在自己身上试扎过上千个针眼，摸准了100多个穴位，掌握了一般常见病的快速疗法，她为群众义务治病，不辞劳苦，曾口含橡皮管，为老大爷吸痰，为老大娘导尿。1971年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并先后担任过公社副主任、县妇联副主任、县委委员、县革委常委、团省委委员、省革委委员等职。1969年国庆节，赵风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她的病情恶化，双目失明，多日处于昏迷状态。1974年4月23日，年仅28岁的赵风琴在北京去世。遵照她的遗嘱，骨灰被送回吉县，安放在中垛村的水库旁。山西省委送了花圈，中共吉县县委授与她“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中共临汾地委和共青团山西省委分别作出决定和通知，号召全区和全省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向赵风琴同志学习，至今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不知名的吉县人民为她上坟、摆供品、送花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她。

　　渠向东，男，一位地委副书记的儿子。1970年从忻县回到原籍临县渠家坡插队。1977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社员狠抓粮食生产，使粮食产量翻了两番多，种植了120亩核桃树，20亩木材林，数百株果树，20架葡萄，4亩多苗圃，修了一条盘山路，扩大了小煤窑，增加了经济收入。1979年5月，被共青团山西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1980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后任临县招贤镇党委书记，带领乡亲们改变贫困面貌而奋斗，他的事迹入选国务院知青办《真实的故事》一书。

从大多数插过队的知青反映来看，大都认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上山下乡，给了他们有益的锻炼，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向农民学到了劳动技能、生活常识和锤炼了坚韧的性格，与农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同时，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又激发起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愿意献身改变农村贫穷面貌的事业，并奋力去实现知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进而增长了才干。

山西文学事业的“晋军崛起”队伍中，有不少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如柯云路、李锐、周山湖、赵二虎等，他们在文学领域为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前途而疾呼，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他们承认，插队下乡的体验为自己的成长和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感情基础和思想基础。

一些干部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以及老工人的子女都认为，插队使自己接触了农村实际，了解了国情，了解了农民，经受了难得的磨练，唤起了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也锻炼了克服各种困难，适应各种环境、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

从社会反映来看，许多安置过知青的农村生产队，至今对知青与他们共同搞的水利、林业建设及农业机械等都记忆犹新。尤其是那些解决了长期交通不便，饮水困难问题，通上了电的偏僻农村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与知青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山西，绝大多数曾经接纳过知青的农村，至今以“我们村有过知青”为荣，对知青给农村带来的经济、基本生产条件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变化赞不绝口，对知青在本村的奋斗、影响，存有更多的久久回味和眷恋，得到山西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

很多知青回城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受到好评。当年，太原钢铁公司原总经理李成同志也谈过：“在我们太钢的几百名知青都是好样的，现在大多是生产骨干，还有不少人担任了企业的领导职务”。北京某单位一位领导在接纳知青回京时说：“我们就愿意要下过乡的知青，这些人吃过苦，成熟，工作起来用得上，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