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按照中央部署,四川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下乡上山热潮。在动员城市举办下乡知青短期训练班,是当时动员组织知青下乡上山的一项重要工作措施。
一、动员工作的新举措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城市知青下乡以前,应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短期训练,除继续做好思想工作外,还要教给他们必要的农村生产、生活知识。1964年1月9日,邓小平在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时说:动员下乡之前要培训,一个月、两个月都可。给以本领,给以技术。然而,在如何办下乡知青集中训练的问题上,却没有现成的作法可以借鉴。因此,四川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
成都市是全省举办下乡知青训练班开展得较早的地区之一。自1964年2月以来,成都市申请报名下乡的知青逐日增多,到3月底已达3000多人。紧接着,在4月初成都市就开始举办训练班,其中集中学习的有1000余人。4月3日至9日,东城区委抽调干部,由副区长陈建华负责,集中718名报名知青,在星桥工人俱乐部、打金街少年之家、水井街文化馆、椒子街区委党校等地,对他们进行集中训练,主要学习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60条等文件,进行服从分配、遵守纪律、提倡晚婚等教育。西城区委统一组织并抽调专门干部,将21个街道办事处辖区的808名报名知青,分别集中在区委党校和市委党校训练5天,学习内容与东城区基本相同。
在为什么要办训练班的问题上,重庆市九龙坡区黄桷坪街道办事处在实践中回答了这一问题。1964年初以来,这个街道办事处开始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下乡上山的宣传教育活动,但是工作进展较慢,从1月15日至2月22日期间,辖区内动员成熟或基本成熟的仅18人,占符合下乡条件青年217人的8.3%。街道办事处对动员工作进行分析,发现主要是青年普遍存在“等工作,等升学,留恋城市,不愿到农村”的思想,一时难于说通;在家长和社会方面,有的也不理解和支持,把农村视为“畏途”等。针对这些情况,街道办事处认为,很有必要在青年、家长中加强下乡上山重要性的教育。他们从实际出发,加上过去曾有经常召开青年会议动员劳动就业的习惯,现在又有团组织开办的用于青少年开展文娱活动的俱乐部等条件,于是决定在此基础上开办青年训练班,以系统地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以农业为基础总方针的教育,动员组织他们下乡上山,并决定在4月底前举办两期训练班。经过训练班的集中学习,辖区很快就动员组织了114名青年到江津县农村落户,占符合条件下乡青年的52.5%。
1964年4月7日,成都市举行有3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欢送已经做好动员并集中学习一周的2008名知青奔赴凉山州和西昌专区农村,市委、市人委领导讲话鼓励并给下乡知青佩戴纪念章、发纪念品和授旗。在第一批知青下乡后,成都市两个城区进行了第二批知青的组织准备和集训安排。据当时成都市安置办的简报:不少家长看到市委书记、市长、区委书记、区长亲自欢送,安置地区的专员、县长亲自迎接,说这次动员下乡体现了党对青年的关怀,政府很认真,孩子去了也放心。有的说:“这次下乡比参军还光荣,比过去新科状元打马游街还体面。”据东城区挡扒街等10个办事处的统计,欢送会后报名人数由375人增加到611人,比会前上升了69.6%;并且有不少是过去思想不通“观火色”的大个子。椒子街在会后增加的19人中,17至20岁的青年就有11人。截至4月23日止,东城区已报名1571人,西城区已报名1298人。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两城区安排了集训时间和组织方式。东城区原计划第二批训练班安排920人参加,其中去马边县550人、米易县350人、机动20人,经各办事处安排结果,要求集中训练的就有989人,突破原计划的7.5%,最后确定960人参加集训。集训时间为4月18日至26日。集训的组织方式是在区委的领导下,成立大队部,全面负责集训工作,整个大队分为7个中队、25个区队,其中星桥俱乐部的332名青年编成第1、2中队;水井街文化馆的221名青年编成第3、4中队;打金街少年之家的149名青年编成第5中队;椒子街区委党校的258名青年编成第6、7中队。中队长以上干部由市、区工作组人员担任,小队长及班长由办事处推荐青年中表现较好的骨干担任。西城区集训时间安排为4月18日至25日,集训地点在梁家巷区委党校,他们将这次集训的431名青年,按5个基点编为5个班,总称“西城区下乡上山知识青年训练班”。
截至1964年5月20日,经过集中训练后,成都市已有三批知青共4058人奔赴农村。其中5月17日,西城区出发601名知青到西昌地区,分别下乡到盐边县258人、冕宁县307人、西昌县36人。
二、训练班的基本作法
以动员知青下乡为基本目的训练班,在办班的形式和作法上,各地在开初时基本大同小异。
重庆市黄桷坪街道办事处举办青训班的方法是:第一步组织起来。通过街道办事处与各单位联系,通知召开辖区内所有青年到办事处开会。在会上,给青年们讲解开办训练班的目的、内容、方法、时间等,要求自觉自愿报名参加学习。当场报名参加学习的就有120多人,以后又增加到240人,其中符合下乡条件的青年为206人。第二步进行教育。主要进行国内国际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以农业为基础总方针的教育,请老红军、老工人、老贫农作报告,组织青年到“渣滓洞”和“白公馆”进行参观,请安置地区的江津县青泊公社负责人前来介绍农村发展远景,还组织几个青年去安置地参观并回来后作汇报。第三步号召申请。在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号召青年申请下乡上山,第一期结业后有154人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了66人,超额完成区下达的30人任务;第二期未结业即有80余人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48人到农村。
成都市东、西两城区在第二批知青集训中,除在学习内容上与前期基本相同外,还穿插安排了一些军事训练及文娱活动。同时,各办事处对参加集训青年的年龄、政历、品德等进行审查,并将他们的户口、粮食、名册、档案材料等准备好,全部统一交大队。各办事处还吸取第一批集训时的教训,把补助工作与集训工作结合起来进行,即在集训期间,就作好知青的动员审批及困难补助工作。对这批青年的补助问题,采取以自己解决为主、国家补助为辅的原则,工作进展较顺利。
西城区在动员组织第三批知青的集训中,结合前两次集中训练的经验教训,采用了一些新的措施。如敞开矛盾,积极主动加以解决。这次动员是冕宁、盐边两个县同时在一个区内进行,加之有一半青年又在两个县介绍情况之前就开始集中学习。因此,“到哪里去”这是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训练班请两个县同时在大会上介绍情况,并分别到小组进行重点介绍,强调服从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去。又如集训中注意年龄不同的特点,分班组织和教育。为了保证搞好集训,采用了分班训练的办法,分为大班和小班,大班集中进行思想发动,小班集中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同时进行思想发动和初步审查。对于个子矮、年龄小、不宜下乡的青年及时动员回去;对思想好、觉悟高、有劳动能力、适宜下乡的逐步升班,编入大班学习,这样使集训的秩序和质量有了提高。再如介绍青年的情况,与按县分配的生产队编队相结合,合理使用骨干,作到心中有数。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未离开成都以前,就把青年分配到队,并当众宣布,使大家心中有数,是比较主动的,并做到骨干使用基本合理,个子大小、男女比例大体均匀,为今后的巩固工作打下一定基础。
经过一段时间集中训练后,有不少知青还成为下乡上山的宣传员。他们在学习期间,经常被请到中学和街道办事处,给其他青年谈自己对下乡上山的认识,也主动串联同学、朋友到农村去。在他们的影响下,要求参加训练班的人越来越多。如1964年9月举办的训练班中,学员主动向家庭、邻居、亲友宣传下乡上山的意义,宣讲自己的理想和训练班的生活,通过这些工作,串联了41人到训练班来学习,扩大了队伍。学员们还经常扛着“到农村去,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奋斗”的红旗,唱起歌,踏着整齐的步伐从街上经过,引起人们的注视,也起到了对社会进行宣传的作用。
三、推广训练班的经验
从1964年9月起,根据成都市委的指示,市安置办在举办知青训练班中,无论是办班内容、组织方式,还是学习时间、训练方法,都作了相应调整和完善。在学习时间上由过去10天左右增加到两个半月以至半年,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和参加劳动锻炼。到1965年6月底,这样的训练班又举办了两期,第三期学员从1965年7月初入学,参加学习的是历届高小、初中、高中毕业生和一些大学休学生。第一期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以后,有149人于1964年11月底到西昌专区、成都市龙泉驿区和彭县农村插队落户;第二期350多人,经过半年的学习,也陆续奔赴西昌专区农村落户。
对去农村的城市知青进行集中训练,给他们以革命化、劳动化的初步教育,帮助他们作好到农村去的思想准备、劳动准备和生活准备,这是举办知青训练班的基本初衷。1965年7月,四川省安置办总结推广了成都市举办知青训练班的两条基本经验:
一是抓紧政治思想教育。训练班从培养革命接班人出发,从有利于知青在农村扎根成长出发,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主,对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劳动教育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同时,注意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而在进行这些教育时,又紧密与知青的思想实际结合在一起。如为了教育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去与贫农下中农结合,训练班就让他们听老贫农讲家史,参观大邑地主庄园,启发阶级觉悟,激发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针对到农村去是为人民服务还是去“镀金”的问题,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到火车站、街道、公共场所为群众办好事。训练班还根据实际需要,组织知青学习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学习使用农药、化肥以及医药卫生、珠算等基本知识;同时开展一定的民兵训练和文化娱乐活动。
二是结合学习参加劳动。训练班结合学习的各个阶段,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用一半左右的时间,组织知青到建筑工地、砖瓦厂等地方劳动,为他们到农村后过“劳动关”打下一定基础。在训练班学习期间,学员们以劳动收入解决了伙食费用,还略有盈余。在劳动中,他们还分别学会了理发、打草鞋、做草垫、搞缝补、治小伤小病等常识,培养了自力更生精神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增加了到农村后过好“生活关”的信心和勇气。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坚持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言教和身教相结合,在经济管理、伙食管理、劳动安排等方面,发动班部、学委会、团支部共同讨论,共同执行。通过这些方式,培养知青的民主作风和办事能力。
1964年9月,在成都市举办的为期两个多月的训练班里,学员们先后参加了成都市建筑公司第5、第8工地的挖土、掏沟、修路、挑土、运砖瓦等劳动。在劳动中,大家热情很高,互相争着干重活、脏活。一次,工地分配青年们挖一条污水沟,又脏又臭的污水烂泥,对这些刚出学校的青年来说是一个考验。但是,他们都争先恐后跳下沟里,挖的挖,挑的挑,污水溅了满身,也没有难住他们。结果4天的任务,3天就完成了。工地打夯是一项又重又累的活,有6个女青年却一连打了3天,受到工人们的称赞。这批知青的劳动收入除解决了两个月的伙食费外,还买了笔记本等纪念品。在下乡前夕,大家在谈体会时,不少青年都说:“这次参加城市建设,才真正体会到高楼好住,地基难挖;柏油马路好走,路基难筑的意义。”
1965年7月11日,经过成都市东、西城区举办的为期半年的知青训练班的学习和劳动,242名知青在6万多群众的欢送下,奔赴西昌专区农村落户。下乡之前,成都市各界5000多人为他们举行欢送大会,市党政领导人李宗林、郭实夫等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出席大会。在这批知青的带动下,不少街道青年踊跃申请下乡上山,在7月份短短几天时间里,东、西城区就有2002人提出到农村去的要求,并且已有1000多人进入市里举办的知青训练班学习。
成都市举办训练班,把知青组织起来进行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帮助他们做好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准备,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推介。《四川日报》为此发出短评,认为举办下乡知青训练班,这是“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一条成功的经验”。要帮助城市知青在下乡前做好准备,就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宣传号召,或者临时“突击”一下。什么样的方法最有效?成都市举办的下乡知青训练班,就是较好的办法之一。
在1965年10月下旬召开的全省安置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处书记杨万选对各地举办知青训练班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在动员工作方面摸到了一条好的办法,成都、重庆、自贡、绵阳已经作了,就是把动员下乡的青年,事前组织起来,举办训练班,抓思想,也抓劳动锻炼,学习技术。这样下去的青年,才能做到自觉自愿,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农民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以后,办训练班这一条,动员地区要推广。
四、结合实际办训练班
随着成都市知青训练班经验的推广,全省各地结合实际,纷纷举办训练班,以推动动员工作的开展。重庆市委要求,由团市委、各区委和街道办事处组织知青训练班的集中学习,各部门给予大力支持。1965年全市有4000多名知青在下乡前参加过训练班的学习,其中5月20日至6月底,就有1000多名参加集中学习后的重庆知青陆续奔赴大巴山区安家落户。
1965年上半年,南充、绵阳、涪陵等专区的1200多名城镇知青,下乡前都集中参加了当地的下乡训练班的学习。这批知青到达生产队和社办农林场后,热情较高,适应性较强,多数人经过不到半年的锻炼,基本上达到了农村同等劳动力的出工水平。
一些地方还把学校动员教育与向训练班输送学员结合起来。据成都市46所中学的统计,1965年未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除病残、招工、参军等以外,属于下乡动员对象的共2402人。截止当年9月3日,已批准输送进入训练班的有734人,占下乡对象总人数的35.5%。其中西北中学已批准送入训练班47人,占符合下乡对象人数的56%;金河中学送入训练班35人,占符合下乡对象人数的51.4%。到9月10日,在全市中学即动员了1200多人进入训练班学习,剩下的动员对象亦从学校转到街道办事处,继续进行下乡上山的动员。
在举办知青训练班工作中,一些地方还根据不同情况,适时调整办班内容和方式。在1965年9月到1966年1月间,成都市就出现过同一受训对象两进训练班的情况。1965年9月13日,成都市第四期知青训练班开学,学习时间为1个半月。这期学员共1176人,其中新学员1037人,因工作需要留下的第二、三期学员99人,因病、年龄小等原因留下继续学习的第三期学员40人。在新学员中,有男487人,女550人;高中生505人,初中生528人,小学生4人。这批学员学习结束后本应到农村,但因成都市修建环城公路的需要,他们中的大部分被抽调到市建局下属的相关公司,参加环城公路的施工建设。时隔不久,成都市人委决定,因工程停建,这批参加修建环城公路的原训练班学员940人,全部返回训练班学习并动员到农村。到1966年1月中旬止,有890人回到训练班,还有50人因各种原因尚未返回。经过前后近半年的学习,这批学员完成了学习训练计划。从1966年1月底到3月初,成都市陆续下乡的1080名知青中,就包括这批两进训练班的知青,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去西昌专区插入社队林牧场或生产队。
1965年底前后,四川一些地方还开办了一批“劳动后备讲习所”,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名称的知青训练班。因为在当时除了组织下乡上山到农村之外,其他就业门路是十分有限的。宜宾市于1965年12月初以街道为基础,建立了4个劳动后备讲习所。这种讲习所以为工农业和其他各条战线培养和输送人材为宗旨,其学习对象主要是社会青年,采取边学习边劳动的方式,为即将下乡上山的社会青年作必要的准备。泸州市在1965年11月,以街镇为单位举办了6个劳动后备讲习所,参加讲习所学习的青年共862名,占全市应下乡人数的95%。1966年2月4日和5日,成都市东、西城区分别召开大会欢送知青到农村,东城区知青劳动后备讲习所、西城区簸箕中街知青劳动后备讲习所的一批青年,在会上表示坚决申请到农村去锻炼。
为了长期办好知青训练班。成都、重庆两市还提出建立专门的训练基地的要求。成都市提出修建一个容纳500人规模、2800平方米建筑、共需约12万元经费的训练基地建设方案;重庆市要求修建训练班校舍两所、需经费35万元。1965年4月20日,四川省安置办将成渝两市的方案报出。不久,即收到中央安置办的批复。批复说:对于下乡的知青,先在城市进行一个时期的训练,是件大好事,希望四川在这方面能够多创造一些经验。但是,训练需用的场所,应当遵照总理在1965年2月全国安置工作会议上指示的精神办事,尽可能借用机关、团体、学校和企业的礼堂及其他闲置的房屋,一律不得新建校舍。需要少量的教学费用,可从安置经费中开支。通过对修建训练班校舍问题的批复可以看出,四川举办知青训练班的作法和经验,得到了当时中央安置办的肯定。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刊《当代史资料》2013年第3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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