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自我否定之面面观
一
说起知青，我总想起一位知青跟我说过的一件事。这位知青很有个性，虽已退休，但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找些一般人懒得一翻的学术书籍读。他不轻易说话也不与人直接辩论，但一旦谈开了就有说不完的话，而且思路清晰、很有见地。我曾因他如此好学不倦而表示由衷的敬意，但没想到他却自我解嘲说：自己现在是班里同学中混得比较差的，可以算是倒数第二。而现在混得最差的那位知青，比自己更爱看书，当知青时也表现更好，他当生产队长时埋头苦干，"政绩"突出，却拒不领奖、拒不返城，一直无怨无悔地干，最近几年才回到老家。前段时间自己回去看这位"混得最差"的老同学，却被他一句话惊呆了："老同学，做人就要做到这种程度----别人在你面前把一小孩砸死，你眼睛都不要眨一下。"
人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老之后往往更加宽厚，这位奉献一生爱心的知青到老来却说得如此绝情和狠心。一个人，到了晚年还如此否定自己的一生奉献和满腔爱心，这是为什么？这样否定自己一生的价值和追求，那他还剩下什么？"大彻大悟"到这个程度，又能够怎样？难道还可以"从头再来"，以绝情和冷血换取所谓的"成功"吗？我内心里生出一种非常悲凉以至悲哀的感觉。
我也曾听到一些知青后来的悔悟之言，他们对自己那段青春岁月，对自己曾经上山下乡为农村所做的付出，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自己吃亏了，犯傻了，上当了。人们常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我不知道这种自我否定意味着什么，但我忍不住追问：如果他们当初是因为理想、信仰而自愿下乡、真心付出的话，这样否定过去，否定自己当年的理想和追求，是不是也是一种背叛呢？如果他们当时就是出于无奈或者被迫，或者是随大流或投机，那真正付出了多少，又怎么谈得上犯傻和上当呢？这种自我否定又怎么可能成立呢？如果撇开动机不论，看看所谓的客观效果----对于个人和社会特别是农村而言，上山下乡带来了什么改变？这样的悔悟或自我否定又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否定自己当时所做的事情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呢？
人贵有反思的精神和自我否定的勇气，但俗话说得好：时间不可能倒流，覆水也难收。还有的说，世上没有后悔药。我们姑且不论什么动机、什么效果，就从这种"实用理性"的角度来说，这些知青现在的否定和悔悟除了否定自己的过去，更加深一种失落、怨恨之外，又有什么好处呢？
二
谈起知青，年轻人往往会马上联想到"伤痕"，这是伤痕文学、伤痕电影留给大家的印象。但伤痕文学作为文学作品，是否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知青运动或者大多数知青的亲身经历呢？我们当然不应该对文学作品提出类似史书的要求，但考察和评价历史事件时同样不应该以文学作品为依据。遗憾的是，现在很多人对知青运动的否定，甚至很多知青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却建立在"伤痕"的基础之上，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之上的。
我不是知青，但对知青问题一直很感兴趣，也总喜欢向知青打听他们过去的事。但我从身边知青那里听到的，他们的知青生活没有电影《天浴》展示的那种伤痕，更多的是苦，甚至还有农村里面的乐，苦中体会到的乐。而统计资料也显示，知青上山下乡期间的恶性案件发生率并不高，处理也是从重从快，真正有"伤痕"的人不会太多，甚至绝大多数知青不是这样。我甚至还听到一位当过知青而现在已是全国响当当的学者谈到：如果说有"伤痕"的话，知青给农民带来的伤害远远超过农民给知青的伤害，更多是有些知青欺负农民而不是农民欺负知青。农民们对知青很好的，甚至还有些怕城市的知青。他还说到他们当年打群架的血淋淋的事，这或许可以称上"伤痕"，但这到底会占多大比重呢？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下，除去曾在一段时间泛滥成灾的武斗（主要在城市）外，又怎么会经常打群架呢？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少可能打群架的，也不至于有多少伤痕的。
有人可能会说：说"伤痕"并不一定意味着肉体受了多少伤，而是吃了很多的苦。但这种苦肯定是不同于伤痕文学特别是《天浴》里的那种"伤痕"，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苦痕"。我是来自农村的，尽管做过的事、体验过的苦也并不多，但理解农村生活中的苦是没有问题的，也多次听父母谈过他们以前的"苦日子"。所以对于知青上山下乡所受的苦，是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的，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知青要这么诉苦，如果要因为所受的这些苦而否定自己、否定过去，那怎么看待千千万万农民祖祖辈辈所受的这些苦？对比农民天天都要受的多得多的"苦难"，这样的诉苦和否定不是非常可笑、非常可悲吗？如果千千万万农民都这样诉起苦来，你当年以及当下在城市的生活岂不是极不合理？这样的生活还可能维持下去吗？
有些只顾自身感受的绝情的人可能会说：反正咱不管农民怎么着，他们天天受苦是他们的事，他们已经习惯了，咱是城里人，本来不应该吃那种苦，因为上山下乡而受了苦，咱就觉得冤。对此，我不想说"你们太自私了，太狭隘了，太不在乎农民的感受，太不尊重农民了"（这种指责对于那种以自私为荣、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天经地义的人，是对牛弹琴），而是想顺着他们的思路，甚至从他们的利益出发，说些人所共知的道理。人都不想吃苦，但真正有脑袋会思考的人都知道吃苦也是有好处的，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都是这个理。
多少知青后来之所以能干出一番大事业，都与其早年上山下乡所受的苦、所受的磨炼分不开。现在很多父母特别是知青都慨叹现在的孩子生在蜜罐里不知苦为何物，为他们娇生惯养之下不知体贴父母、不懂生活艰辛、不愿艰苦创业而发愁，很多人甚至主动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农村或参加各种以"吃苦"为主要目的的夏令营，很多知青带着孩子重返当年插队的"第二故乡"，不都说明了贪图享乐、害怕吃苦并不符合人的发展规律，并不利于人的成长、前途和根本利益吗？为什么有些知青都活了大半辈子还不懂这个理，还那么天真地只想享乐不想吃苦呢？
有人可能要说：你站着说话不腰痛，不管你怎么说，我宁愿不要什么成功、什么成长，反正我不想吃那个苦。那我只好说：那好吧，不管你怎么说，你的苦已经吃了，你再怎么为当年所吃的苦而怨恨而否定，那个苦也少不了，相反会让你现在不停体验痛苦的滋味。
三
有的知青可能会说：问题是我苦吃了不少，却没有什么成功，现在也不幸福，相反还下岗失业，还在为生活而奔波，为子女而劳累！如果没有上山下乡，我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啊！
哲人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解读历史往往是为了当下，更难免因为当下的处境、利益和愿望而影响自己的历史判断，甚至重构历史。知青回顾自己的过去，评价知青史，也难免如此。现实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这一代是最不幸的了，年轻时该上学的时候赶上了文革没能读书，该找工作、找对象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当了知青，生孩子的时候赶上了计划生育，四五十岁已经精力不济的时候赶上了企业改制又下岗失业，子女上学的时候赶上了教育产业化，快要退休身体毛病多起来的时候还赶上了医疗产业化……"，一些人也因此追根溯源，认为全是当知青带来的祸。否定自己的知青历史，其实更深的动因恰恰在于现实，恰恰在于他们当下的困境。而否定自己的知青史，更多也不是在他们当知青之时、正在乡下"吃苦受难"之时，而在后来下岗失业、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化导致新的"三座大山"而让大家不堪重负之时。这时候的"忆苦"更多了，而"思甜"却不可能，因为现在正被"三座大山"压得气喘吁吁，而更要命的是"光明的前途看不到"，哪里有"甜"可"思"呢？于是，想起知青生活，就是苦上加苦，当下自己又是人下之人，岂不火冒三丈？
这种感觉，这样解读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这对历史是否公平呢？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知青历史的"前因"是否必然带来今天的"后果"，或者说当年的知青运动是否要为后来的下岗失业、上学难、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负责呢？
有人说是的，如果我当年不当知青，继续读书就不至于这样。读书确实可以增强竞争力，但是在当年那样的条件下又可能有多少人继续读书以至读大学呢？当时读大学的人数并不会因为有人当知青而改变多少，而只是读大学的人或许有不同而已。就整体而言，那一代人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读大学，绝大多数人到今天还是会竞争力不足----如果说下岗失业是因为竞争力不足的话，这一代人还是会下岗失业。更进一步说，即使这一代知青都读了大学，年纪已大、体力日衰、知识结构老化的知青比之年轻大学生又有多少竞争力，难道就可避免下岗失业的"命运"呢？再进一步说，即使知青们有竞争力，他们不下岗，那也只是意味着知青们的亲戚朋友或子女们下岗失业，这对于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来说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主流经济学家们早已说明：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深入就需要一代人付出"暂时的代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就是要减员增效，要改变"人浮于事""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状况，他们要"效率优先"而不是"就业优先"，他们要甩掉教育、医疗、住房、福利这些包袱，想让教育、医疗、住房商品化以成为赚钱的行业，所以"铁饭碗"被打破、一批人下岗失业是既定政策之下的必然结果，用他们的话说是"必要的代价"，是"时代的主题"，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如果稍为冷静想一想，尽管大家当过知青，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不是也有十多年没有下岗失业吗？可见当过知青并不是下岗失业的原因，恰恰相反，如果是知青时候的所谓"大锅饭"政策，"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按就业优先、公平优先的原则，大家怎么会有下岗失业、"三座大山"之忧呢？
四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尽管历史与现实总有不同，但透过历史有利于理解现实，而认识现实也有利于理解历史。作为一个没有经历知青时代的后来人，除了通过读书、访谈了解知青运动外，思考现实问题并通过逻辑推理，或许也可以对知青运动有更多的了解。
近十年来"三农"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大学生当村官"也成为官方的政策和舆论的热点，有人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知青"，很多学者更是一直在呼吁和叫好。确实，城乡差距的扩大让很多人忧心忡忡，农业稳定、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之难让很多人无计可施，农林水利设施之荒废、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之遥遥无期、农业科技推广之艰难、农村资金人才（甚至美女）之流失等等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所伴随的农村凋敝并非中国所独有之现象，而是世界性的难题，甚至也可以说是"必然规律"了。因为在市场化条件下资金、人才等资源都必然向更有利可图的城市流动并且集中，这是市场这只无形的资源配置之手所起的作用。农村缺乏发展所需的资金、人才，而中国更是人多地少，自然很难发展起来。
要想改变这一状态，就必须用政府或民间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调动资金、人才向农村流动，"逆市场潮流而动"。这正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逻辑，而人才无疑是其中的重点。
既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几十年之后的农村还需要"大学生当村官"，那三四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不是更需要知识青年吗？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正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吗？所以，当年知青确实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为了国家、民族和广大农民的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不管其主观上如何考虑，客观上都是为国家分了忧、解决了问题。
但现在也有学者反对"大学生当村官"，比如著名学者于建嵘就是这样，他的理由是：大学生并不适合当村官，或者说做不好村官，他们什么都不会，在农村做不了什么事，还往往会好心办坏事，农民更懂得农村、更懂得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个话或许让人感觉有些沮丧，因此而否定大学生当村官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也不一定全面，但确实有一定道理，至少相当一部分大学生村官并没有媒体所报道的那些大学生村官那样做出多少好事。
有人会说：大学生下去就当村官当然不合适，但可以让他们先学习、适应，再当村官啊！这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而这个逻辑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那广为人知、更被知青背得滚瓜烂熟的语录："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当时的知青也基本是这样走过来的，先跟农民学，再逐步成为生产队长之类的骨干、领导。这应该说是当年知青运动的一个重要经验。
另一个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先生，不像有的专家那样反对大学生当村官，但他强调：现在大学生去当村官确实做不了什么事，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分散的小农，即使有什么好的想法也难以实施和推广，不像当年的集体经济时期了。这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洞见。
当年不少知青能够在农村发挥很大作用，集体经济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和制度基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可为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这或许也可以说是知青运动的一个重要启示。
当现代大学生一批批去当村官的时候，当现代社会为他们叫好的时候，当一些学者指出现在大学生当村官的不足而这些不足恰恰是当年知青运动的优势的时候，我们的知青却在自我否定，不是更加可悲可叹吗？
五
俗话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背后是因为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价值观。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知青，他们对知青历史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我后来渐渐地发现一个比较共性的事实（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称之为规律）：当年满怀理想主义、相信崇高、信仰共产主义的知青没有因为受苦而怨恨，现在仍然有社会责任感、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知青也没有因为当年受苦而自我否定；当年就是因为被迫或投机而上山下乡的知青就为受苦受难而牢骚满腹，现在更是变本加厉地控诉；而当年的理想主义青年变成势利主义者之时，往往显得追悔莫及，甚至不惜自我否定。
（作者肖湘云，本文原标题为《知青，你何苦否定自己》，文章来源于《乌有之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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