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留言辑录（二）
【二黑在网络、微信上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文化的诸多问题发表了一些较有见地的帖子，这里再次刊出其部分留言辑录，以飨读者。】
这篇《知青精神弥足珍贵》文章写得好，把“知青精神”的内涵讲得很透了，这就使得“知青精神”能够在历史背景、社会现实、学术地位和人文精神中不仅站得住脚，而且赢得了发扬光大的价值。“知青精神”并不是仅仅属于知青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她延续的是“大革命精神”、“红军精神”、“大生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青年一代艰苦奋斗精神的突出表现，这种“知青精神”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得以传承、彪炳千秋！
（对《知青精神弥足珍贵》一文的留言，2018-5-3。）
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对“山西知青史”书稿的审读意见。这个意见不仅表达了对该书的认可，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中央对上山下乡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既肯定了“两个不能否定”的精神，也申明了对历史问题审慎而实事求是的要求。从这一点上说，该书是站得住脚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书，这是中国知青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对《我写山西知青史》一文的留言，2018-5-7。）
这篇文章有一个重要立论，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性地看待上山下乡运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就是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这边；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的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这里，首先讲的就是立场，立场一错，观点、方法也跟着错。上山下乡运动是什么？她是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的新生事物，从一开始就受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支持，不仅运动规模巨大，影响深远，而且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政策体系，成为国家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如何看待这一场运动，直接展示了各人的阶级立场，揭示了各人的主观认识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史观的的倾向，也决定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同精神态度和政治取向。
（对《知青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道路伟大探索》一文的留言，2018-5-14。）
开幕式上的最大亮点就是老将军、老劳模、老知青“三老”同台集会，高唱《国际歌》，表达了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心意、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想！
我们都是70岁左右的人了，能再做5、6年，最多做10年就不错了，还是争取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才好。其实，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根本就不否认我们曾经的苦难，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那些苦难呢？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整天喋喋不休地诉说、痛悔、怨恨、仇视……这样的话，我们在后代及社会人们眼里，成了什么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大声地告诉人们，我们用青春和奋斗面对苦难、战胜苦难、改变苦难，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了我们的贡献，我们问心无愧，我们也是共和国的英雄！
展览会很成功，这是为配合党中央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举办的。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运动，我们有很多理论和现实情况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耐心一点，我们都可以找出很多事例、很多实物、很多资料、很多照片，办成一个独特的、富有中国知青特色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的专题展览。
（对“上海‘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展览会”的留言，2018-5-20。）
我十分可怜这位作者，他把上山下乡运动视作“伤口”，认定那个曾经有过1700万知青参与的伟大运动是“荒唐无比”的。实际上，这种把个人肤浅扭曲的见识强加在上山下乡的伟大历史意义上的叫嚣，才真正是荒唐无比！任何一场社会运动都是以群众作为主角形成和发展的，都是有着深刻社会背景和历史成因的，绝不是那个人说做就能做成的。我悲哀的是，这位作者对新中国历史的无知，他根本就不知道新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当他一再对新中国猖獗发难的时候，我们也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位作者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马前卒”，他做的就是他根本达不到目的的徒劳无益的事情，他得到的只能是人们不屑一顾的鄙视！
（在余杰“上山下乡运动‘伤口论’”讨论中的留言，2018-5-29。）
把《共产党宣言》同上山下乡运动联系起来，这应该是个新的研究课题。文章重点就是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并没有因为文革而改变。真正改变的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再需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也就是说，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因为粮食的动因少了，而政治动因却多了；城市人口规模的压力仍然需要疏散一部分人口，这既是年复一年持续动员上山下乡的原因，也是突然“大返城”（主要是农场系统知青）造成城市突然面临空前就业压力的原因。
文革时期的上山下乡是比较特殊的青年运动，先由就业问题引发，又受战争影响驱动，但主要矛盾仍然是经济问题。这就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反映，只是这种反映较之于前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表现的更加稳定，也更加成熟。
（对《从〈共产党宣言〉看上山下乡》一文的留言,2018-5-31。）
“伤痕文学”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落潮出现，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上山下乡问题上的反思。“伤痕文学”刚刚冒出苗头，就被国外反华势力盯住，并大做文章。“伤痕文学”也算是生逢其时，由此推波助澜，大行其道，演就了四十年来否定上山下乡的一股逆流，到现在已经尾大不掉、根深蒂固，即使知道错了，也难以转过弯来。美国人就是借《伤痕》小说发明了“伤痕文学”这个概念。须知美国对文革的研究并不比我们差，甚至远超过我们，我们很多资料都是从美国找回来的。
（在“议论‘伤痕文学’”中的留言，2018-6-2。）
英模人物、先进典型，一直都是共和国的英雄，是共和国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共和国站立的脊梁！诋毁知青典型，就是诋毁人民英雄，用心又何其毒也！他们不仅诋毁逝去的英雄，更是诋毁活着的英雄，甚至企图对他们进行精神上的摧毁、折磨、蹂躏、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我们有了保护英烈的法规，我认为这个法规侧重保护的是活着的英雄，决不能看着他们受到委屈、冷漠、责难和辱骂。遇到污蔑知青典型的事例，我们都有责任向有关部门举报，以维护先进人物的名誉，使不良屑小受到法律制裁！
（在“批判某些人故意诋毁知青典型”的讨论中的留言，2018-6-6。）
上山下乡对于人生而言，是个过程，不是“一约定终身”。那种以“扎根”与否作为判断“是非”的说法，如同我们经常听到的反派言论：肯定上山下乡的人，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到农村去？这种说法肤浅可笑。
否定上山下乡，当然不会提什么“扎根”，反而恨不得一口咬死上山下乡。但他们却又“念念不忘”上山下乡，积极回访农村，在农村造林标榜、勒石炫耀，一面忘我诋毁，一面又倾情赞颂，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上的“扎根”了？可惜的是，这种“扎根”由于自我否定，已经变得极其虚伪，极其空茫，极其首鼠两端。
这些人一面诅咒上山下乡是文革产物，要同文革一起“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却又比谁都起劲地“赞颂”上山下乡，什么“难忘”啊，“激情”啊，“铭记”啊，“感谢”啊，令人头皮发麻。一个“两面人”的面目让人们又见识了文革中“变色龙”的表演，这就是假借上山下乡，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
（在“肯定上山下乡的，为什么不带着孩子到农村去”的讨论中的留言，2018-6-11。）
看了这篇文章，感到文章立论很好，但认识不够深刻。一般地说，文化交流和影响都是双向的，都是彼此选择的。对于中国农村而言，它比城市落后，反映了城乡差别的现实；而对于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地位，如何理解、吸取农村文化又是一个方面。融合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的“知青文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融合体，也不是单纯的知青的“文化”，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创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认识、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挖掘、弘扬这种文化精神，将“知青文化”升华到新的高度。
（对《一场浩大的文化交流》一文的留言，2018-6-11。）
毫无疑问，1978年底前后有的地方知青要求返城，冲击政府、要挟领导、阻断交通等等，这样的行为难道是“得人心”的？
国家召开了全国知青会议，就处理知青问题进行了全面布置，其中对农场知青问题的解决也给予明确规定。但他们却无视国家整体布局，以一己私利闹事，轰动全国，不仅破坏了农垦系统全部工作的稳定进行，也影响了大西南对越作战的战略准备，更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要求“安定团结”的严重冲击。这种行为的目的已经不是“回城”，而是不顾大局，肆意妄为，以胁迫国家达到“回城”的目的，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与国家对抗的边缘。这种情况下，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谈什么“得人心”！
当时条件确实艰苦，而知青都很年轻，这两条衡量下来，国家很难把他们当作“不安定”因素果断处理。两害择其轻，自然还是从保护知青的角度处理，于是国家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损失，但没有使矛盾走向极端，造成无法弥补的社会动乱，这无疑是能够接受的结果。
总的来说，这是知青的耻辱，绝对不是知青应该做的事情，更不是什么对国家的“贡献”。现在他们仍在喋喋不休地沉醉在“大返城”的历史“辉煌”之中，这正是他们没有是非观念，没有为国家担当的起码责任感，这种鼠目寸光，只知眼前一点私利的人，是不配“知青”的光荣称号的！
（在“这样的行为‘得人心’吗”的讨论中的留言，2018-6-19。）
还是有点“自信”的好。但自信不是个人如何，而是国家如何。是国家给予我们知青以自信，没有国家又何来自信？这一点要搞清楚。否定上山下乡的人，都是把自己同国家切割开来，以个人的利益凌驾在国家利益之上，这种“自信”往往就是盲目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地球也能跟着他们转。我看到的几个著名知青“专家”大抵都是这样，他们的“自信”其实都很虚弱虚假虚伪，是靠着欺哄蒙骗维持的，一旦没有人相信他们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在“知青的‘自信’问题”的讨论中的留言，2018-6-19）
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农村的苦没有一点浪漫色彩，是实实在在的苦，而且是毫不掩饰的苦！如果不把这一点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那是谈不上什么“真实客观”的。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老知青当年所面对的苦，就不应该把苦“艺术化”。艺术化的“苦”，不叫苦，也不是什么升华提炼的“艺术典型”，反而是把真实变成了不真实。
（在“驳斥唯心主义史观对上山下乡的谬论”的讨论中的留言，2018-6-21。）
这篇文稿的立意很好，点出了几个需要澄清的问题。但由于作者理论素养不足，这些问题在论据上只靠《始末》，有跟着走的意思；结论也没有厘清，显得思考深度不够；论述匆忙，不能从容展开，有一带而过之感。譬如，上山下乡运动到底有没有“（文革）政治因素”？作者按他的理解，认为是没有，或有也是影响极小。其实这是不必讳言的，中国的群众运动没有不是政治运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是政治运动，而且无论是否文革时期，政治就是上山下乡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这一点，只要作者看一看1953年以来人民日报发表的有关上山下乡的社论，就可以知道。
（在《澄清假莫言关于上山下乡的六大谎言》一文中的留言，2018-6-26。）
如果说知青问题是“敏感”问题，所以在知青问题上管理从严，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自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出版以后，知青问题就不应该再是“敏感”问题了，而是光明正大的社会“正能量”了，也就是说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要进行“纠偏”。这个问题也不再是“否定”不否定的问题，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摆到桌面上的问题了。这就是一个重大转变，一个重大区别。可惜我们对这一点认识不足，估计不足，仍然象以前那样观望，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不能准确领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很可能会错失时机，铸成大错！
（对“知青问题是不是‘敏感’问题”的一点认识，2018-6-26。）
杨晓沪的事迹，体现出了理想和信念的光辉，感人至深。在当前“官二代”、“富二代”和“红二代”的负面影响下，杨晓沪的家庭背景就格外突出了他的“异类”色彩，同时也格外突出了他继承先辈使命的革命献身主义的色彩。可惜我们对此理解不够，顾忌颇多，以至于埋没了杨晓沪原本的精神本质。
正是因为老知青群体的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家庭出身，所以象杨晓沪那样出身的老知青所起到的示范作用更其突出。一方面，杨晓沪这样的人完全可以不用去上山下乡，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去发展自己，做一个出人头地的大款、高官、名人之类，这似乎是一种天经地义、得天独厚的途径，可偏偏杨晓沪不走这条路，反而心心念念上山下乡，成了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你觉得杨晓沪容易吗？
另一方面，上山下乡就是实现“两个彻底决裂”。在这里是没有普通劳动者家庭或高干、老红军、老八路等家庭出身的区别，大家都一样。但区别还是有的，譬如出身的社会地位不同，自然拥有的社会资源也不一样，因此对于如何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也表现出不同的分量。当然，我们并不是刻意去突出杨晓沪的红二代身份，而是从普遍和一般中发掘特殊，借用特殊使杨晓沪事迹从整体上得以升华提炼，体现“知青精神”和知青的整体形象。
（对“宣传杨晓沪事迹”的一点认识，2018-6-28。）
关于城市与农村在经济形态的发展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有很深的历史成因。城市历来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中心，是经济人口的高度集中，对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来说，城市与农村的矛盾还不是很突出的。但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满足城市工业化的无限度扩张，只能以促使农村经济破产为代价，使农民沦为失去土地的廉价劳动力，造成城乡差别，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社会主义以消除“三大差别”为己任，应该不会放任大搞什么“城镇化”，而是城乡一体化，这就是建国以来为避免城市过度发展的倾向做出的努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两者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中国坚持按照自己的国情发展自己，不走西方的道路，于是就成了某些“否定派”口中的所谓“逆时代潮流”，这不是笑话吗！
（在“上山下乡到底是不是‘逆时代潮流’”讨论中的留言，2018-6-29。）
（作者二黑，实名宇宏，男，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上海地方志副编审退休；“留言辑录”以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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