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周秉建的爱情故事

大唐爽儿知青问题研究

周秉建，周恩来胞弟周同宇之女。1968年8月，她初中毕业后，从北京到内蒙古牧区插队。身在大草原的周秉建与草原歌王拉苏荣纯美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叹。如今已退休的周秉建无悔青春选择。

总理嘱托，在内蒙古安家吧

“文革”中，周秉建的父亲被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还不到16岁的周秉建，也由于学校停课，呆在家里。周秉建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吓得不知所措。为了避开内乱，她申请去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

周总理知道周秉建要走，特意准备了一顿饭，让周秉建和他一块儿吃，那是一碗苦瓜。周总理见侄女吃苦瓜有点难受的样子，便开导说：“蒙古民族以吃牛羊肉为主，很少吃粮食，你这一关就得好好过。蒙古很冷，你多带点衣服，被子也带厚的，要学会独立生活。”

离开伯父、伯母和母亲后，周秉建来到了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凭着年轻气盛，她学骑马、学放羊、学挤奶、学接羊羔，还穿上了牧民的少女服装，别人真认不出她是个汉人。

牧民见周秉建表现特别好，在部队来征兵时，推荐她入伍。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上进心，周秉建终于回到了离开两年后的北京。

当周总理得知此事后，马上让秘书去部队，要部队将侄女退回内蒙古。对此，周总理有自己的高瞻远瞩，因为当时，没有知青回城的半点迹象，虽说侄女是当兵回城，但若让一些人传开将会影响全局。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周秉建说：“孩子，你能不能给我带个头，争取在内蒙古安家，为汉蒙和睦再传一个佳话呢？”周秉建回答说：“我能，一定能，请伯父、伯母放心。”

少女情怀，心中的爱情在岁月中起舞

周秉建告别了伯父、伯母，回到大草原后，再不想当兵，或者招工回城的事了，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当地牧民，成天忙碌在大草原上。1977年政府组织一个访问团去朝鲜，周秉建和享有盛名的蒙古族二代歌王拉苏荣，正好都在这个访问团里。

一天两人正好面对面地坐着。周秉建一见到拉苏荣，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她用蒙古语与拉苏荣交谈，问这问那，拉苏荣也一一作答。谈了许久，拉苏荣才问周秉建叫什么，当他得知眼前这位一副牧民打扮的女孩是敬爱的周总理的侄女时，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拉苏荣看过周秉建的报道，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当周秉建有意打听拉苏荣的婚事时，拉苏荣无奈地说：“我有自己的事业，又有孩子，不想再找了。”

原来，十年内乱期间，拉苏荣父亲被打成“印度特务”，妻子离他而去，父亲不久含冤去世，他每月32元钱，要养活老母和两个上学的妹妹。他不想把沉重的负担让别人来承担，才说不想找爱人。

细心的周秉建有意劝拉苏荣：“何必这样悲观呢？爱情和事业并不矛盾，况且孩子也要人照顾呀!有相好的姑娘，还是找一个为好。”周秉建本来是想自我推荐，可她还是没说出口，只是一种暗示。

“谢谢你的好意。哪有一个姑娘愿意一过门就带别人的孩子？再说，找一个结过婚的人，她和孩子又有扯不完的皮。”拉苏荣双手一摊，无力地摇头。

“那不一定，说不定就有一个女人喜欢你，愿与你一起分担痛苦。她若喜欢你，又喜欢孩子，你也拒绝她吗？”周秉建大胆地说出心里话，又给拉苏荣暗示。

拉苏荣对周秉建射来的爱神之箭，似乎一点儿没发觉，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访问朝鲜结束后，拉苏荣和周秉建天天在一起，他渐渐发觉了周秉建的意图，有意躲着周秉建。回到呼和浩特的拉苏荣，对周秉建的来信一封也不回，电话也不接，他不愿那么好的姑娘为他吃苦。何况，他一个平民百姓，怎敢和周总理攀亲。

周秉建见他一次次不回信，特意从锡林郭勒赶到呼和浩特拉苏荣的家，当她敲开拉苏荣家的门时，拉苏荣大吃一惊。周秉建一到家，马上逗着拉苏荣的儿子玩，陪着拉苏荣的妈妈聊天，老人十分喜欢周秉建，还指责儿子多心。拉苏荣见周秉建这么热情，十分内疚地对她说：“秉建，我不值得你怜惜，你有你的伟大理想，千万别干傻事呀，我们结合不会幸福。”

“只要我们相爱，任何困难我都不怕。”

“你，你过得了你妈妈、伯母这一关吗?她们绝不会允许你找一个再婚的人。”

“再婚的人也是人。我管别人怎么说呢？”

“不，起码让你爸爸、妈妈答应才行呀!”

“我会做好他们的工作。”周秉建回头又说，“告诉我，你是不是爱我。若是，我就去做工作，不爱我就拉倒。”

“可我不能害你呀!”两人在争吵中分别。

恩爱夫妻，一把马头琴上的两根弦

周秉建与拉苏荣相恋的故事，很快在千里草原传开了。好心的人都来劝周秉建不要和拉苏荣恋爱。

身在锡林郭勒草原的周秉建，已被领导、同事说得头脑发胀，但周秉建并没有动摇。可是她给拉苏荣去了几封信，都不见回信，便坐不住了，又一次来到拉苏荣的家。拉苏荣的妹妹见了周秉建，一口一个嫂嫂。还有拉苏荣的儿子，也亲热地扑过来叫妈妈，周秉建抱着拉苏荣的儿子对拉苏荣问：“你为什么不回信？是不是有人已暗示了什么，不准你和我相好？”

拉苏荣老实地点点头。原来，已有人暗中给邓颖超写了信，说像周秉建这样一个红色接班人，不能去爱一个有孩子的歌手，那样会葬送了前途。还说拉苏荣家太穷，不能让周秉建去过穷日子……周秉建听了拉苏荣的叙说，对拉苏荣说：“什么事都会有人胡说八道，我亲自去跟伯母说清楚。”

周秉建利用到北京参加共青团十大的机会，亲自把拉苏荣的情况告诉了伯母，并且讲出自己十分喜欢这位蒙古汉子，喜欢他对事业的追求，喜欢他的诚实。

邓颖超听了侄女的介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已不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了，你看准的人，伯母也相信，能让我见见那位草原歌王吗?”

“伯母，我一定带他来见你。”

周秉建向伯母道谢，又向父母讲了自己的婚事，父母十分尊重女儿的选择，让她自己去决定。

1979年周秉建与拉苏荣结婚，成了这个蒙古族家庭中的一员。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带着拉苏荣来到北京，在父母家里再次举办了一个婚礼。第二天，邓颖超把一对新人请到家里，对他们说：“以后的路还长，你们要相亲相爱，要在事业上有自己的建树，这也是你伯父的希望。”

周秉建和拉苏荣相濡以沫几十年，现在生活得非常美满。到如今他们出差分别几日后，见面时都要拥抱一下。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周秉建夫妇陪同摄制组，几乎走遍了内蒙古大草原。人们问她有什么感想，周秉建说：“我是吃千家饭长大的，我在草原上生活的30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积累了许多财富，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拉苏荣，他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作者大唐爽儿，本文来源于《人民文摘》。）

我有我的叙说

周秉建

我一直在努力，在争取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平平常常的人，做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人，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允许我这样做。我最讨厌宣扬自己，为此得罪了好些好心的记者；我最反对别人恭维、抬高自己，只希望能够有时间静悄悄地、轻轻松松地自己一个人或和丈夫一起看看书听听音乐、散散步，而这种机会太少、太少……所以，我在烦恼的时候常常留恋起属于自己的北京生活 ——15岁以前的日子。

小时候我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子，街道没有幼儿园，就留在家里和比自己大一岁的小哥哥玩。有时去伯父家玩，大家照相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抢着往我的伯父身边挤，又让搂又让抱，可我不会，不知什么叫优越感。当然我也有大动感情的时候，比如对家里的客人只让来不让走，否则就是要大哭一场。（这是不是与草原的留客习惯有天然的相似呢？）记得我5岁时，把我看大的那个农村来的潘大娘要到别的阿姨家去，那天妈妈特意哄着我去公园、坐公共汽车，可当我回家见不到潘大娘后还是哭闹起来，直到妈妈最后答应我以后每星期日去看望潘大娘才慢慢作罢。我也有期待，那就是等着当教师的妈妈能抽时间带我去西单商场附近的小吃摊吃馄饨，一般都是在星期六的晚上。好美的星夜，好香的馄饨！

考初中时听说三十三中的校风好，虽然学生的成绩仅是中等偏上，但以诚实、勤劳、艰苦朴素著称，我就毫不犹豫的报考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把自己关在屋里高兴的哭了。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红卫兵我不够条件，大串联也不让我参加。只能在家里为那些从四川、河南等地来北京的“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买菜做饭当服务员。1968年3月爸爸被抓了起来（1975年秋才放出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组部予以平反）。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身上好像背了沉重的十字架。表面看我和同学们一样积极参加军训，一样兴高彩烈的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其实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的压抑和自卑。

就在这个时刻，本来就想早早离开家的我被上山下乡运动深深迷住了。于是我悄悄地写申请书，悄悄的找学校的军训干部和老师，悄悄的找北京西城区安置办公室和内蒙古锡盟安办来的同志请求而且背着妈妈，悄悄的做着临行前的准备。直到通知书发下来，学校要敲锣打鼓地往家“报喜”时，我才真着了急！干嘛要弄得惊天动地？最后我硬是从老师手里要回了通知书，悄悄的回到家，悄悄地告诉了妈妈、伯父和伯母，而此刻告别亲人、告别北京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了！当时我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对已经50多岁的母亲是多么突然、多么沉重的打击！

每当回想起这一幕情景，我总是很内疚。我悔恨自己为什么不相信妈妈。实际上，妈妈20余年如一日一直支持我鼓励我。1990年夏季她老人家已76岁高龄。在我丈夫拉苏荣及小儿周日和的陪同下，她特意千里迢迢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看我（此时我正在锡林浩特市政府挂职锻炼），并到乌珠穆沁草原看望了我的阿妈和我牧区的兄弟姊妹，与我一起给我的阿爸扫了墓。妈妈还住了蒙古包，骑了妈，喝了奶茶、奶酒，吃了手扒肉……妈妈一再说大草原好，蒙古族牧民好，要我和拉苏荣在内蒙古好好工作好好生活。是的，难道还有什么比母亲如此理解女儿的心更让我激动的吗？我实在是从心底感谢我的母亲。妈妈您太伟大了！

到了牧区以后，我和同学们住蒙古包，学蒙古话，学骑马，学放羊，学挤奶，学吃酸酸的奶豆腐和香嫩流油的手扒肉；也迷过路、冻过脸、丢过马、掺过群……我喜欢草原的生活，那湛蓝的天空、淡淡的炊烟、灿烂的朝霞、清新的牧草、悠扬的牧歌、奔腾的马蹄，即使那零下40度的严寒以及毫不留情的白毛风对我也是同样的亲切，同样的难以忘怀。我喜欢草原一山一水一草一石，也喜欢牛马骆驼羊、机警的牧羊狗和锋利的蒙古刀。就是现在，我也仍然喜欢在冬季买来的白条羊身上玩刀子卸骨、剔肉。当然，我更喜欢草原上的人们、喜欢蒙古族人民。我在内蒙古是吃千家饭长大的。

如果不是发生了那个历史性的转折——伯父要我脱下军装重返草原的话，我想像不出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反正不会是今天的我，我也未必能成为蒙古族人的妻子。可谁能知道这段真实的、曾被编入内蒙古自治区小学语文课本的“故事”，在当时给了我多大的思想震动和多重的心理压力呢？心里是想不通，理智却告诉我，伯父既然那么坚定要求我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所以我还是答应伯父脱下军装回草原。就在我正式接到通知离开部队前，实在是感到委屈，忍不住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

说真话，下乡时我是高高兴兴唱着歌离开北京的；插队后当我从飞跑的马背上重重的摔下来，马鞍子摔烂成了六瓣时我都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儿；全大队20名知青中最小的我在插队两年后最后一名回京探亲，我都没闹过情绪、没掉过眼泪。这次不明白自己错在哪儿？我一直一个劲儿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个心眼儿的努力去做比其他知识青年更平凡更普通的人，我一点儿也没有高人一等的欲望，从来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想法和念头，可为什么还是达不到伯父的要求呢？我没有想出答案，却在哭肿了眼睛的同时下了狠心；看着吧，我绝不进工厂，绝不上机关，绝不回北京，就在草原当一辈子牧民，认了！显然这时的我还存在着很强烈的情绪。但无论怎样我还是回到了草原。转折使我将这条路一直走到了今天。现在我为自己走过的路感到骄傲，心情舒畅又感慨万分；幸亏是听了伯父的话，这路是对的，我到底是走过来了!

可能是精神作用吧,当我再次作为北京知青重返草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调整，心绪竟是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杂念，也不受任何干扰。好像那些招工、招生、招干的事情都跟我没关系，自己也不是“知青”，而是队里的一个牧民了，就连大队的牧民都这样认为，以至好几次统计知青数字都把我忘了。而我也的确是从装束到言行、从习惯到感情都有意使自己逐步草原化。时间不长，我闯过了语言关，这更使我如鱼得水。我把每座蒙古包都当成自己家，我在每个牧民家里都干过活，喝过茶。我曾跟姑娘们一块儿缝过蒙古袍，我曾和小伙子们一起同饮薯干酒。作为队干部我跟社员们共同抗灾保畜，作为草原人我和牧人们共度新春佳节。我不再无声无息，不再胆怯脆弱，无形中我变了。我觉得自己再也离不开草原了。感谢内蒙古大草原给我宽阔坦荡的胸怀，感谢成吉思汗的后代给我柔中有刚的性格。好多人对我说：“你真是被蒙古人同化了”！

蒙汉联姻在内蒙古屡见不鲜，我和拉苏荣也已经是多年的夫妻了。婚前，我们没有戏剧性的罗曼蒂克，也不是因为一方是“周氏闺秀”，一方是著名演员才相定百年之好。我们完全是被对方开诚布公的坦率、肝胆相照的理解和善良、美好的心灵所吸引，才产生了年轻人最幸福的感情。婚后我们也没有诗情画意般的生活；而是面对客观、面对现实，开始是两地生活，接着是婆母住院，随之是料理后事，同时是教子无方的烦恼和难言之苦；小姑子们的婚嫁事宜等等。这么多年中也有快乐和收获，那是小宝贝的出生和解决了拉苏荣的大专文凭与高级职称。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首先得乐观，人没有精神怎么活？

我们家人多事多朋友多，有时还来“老外”。我们家的规矩是进门就是客，一律以诚相待。由于应酬多，也常有客人走后煮清水挂面吃咸菜的时候，但我们的经济基本是收支平衡。比起我来拉苏荣是个大忙人。这么多年了，我们从来都是互相信赖互相支持，使几乎所有需要办的事情都处理的很妥当。他经常出差或出国演出，大多数是无报酬的任务，我从来不向他提出要东西，只要求他每次平安归来。

我非常爱自己的丈夫，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以无论我们在任何地方，对任何事情都能彼此心心相印。当然，我们对某些问题、某些事情也有争论，并且都有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拉苏荣和我还有大儿子布日古德、小儿子周日和组成了我们的家庭，我希望朋友们能够通过我的自述，认识我、我的丈夫和我的家庭。我也衷心的祝愿各位朋友的家庭吉祥如意、美满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