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一、山西知青史梗概
山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同全国一样，始于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结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了初始、发展、高潮、收缩四个阶段。截至1979年底，全省先后安排接纳城镇上山下乡知青314195人。其中，接纳安置北京、天津等外省市城镇知青51133人，动员本省城镇知青下乡263062人。
山西的知青上山下乡，1955年至1961年为第一阶段。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小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城镇就业开始出现困难。加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广阔的边疆地区也需要建设。毛泽东同志1955年9月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他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山西省从1955年开始，就动员一部分未能继续升学的中学、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6年，共青团山西省委响应团中央的倡导，从我省人口较多的5市51个县的八万多报名青年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垦荒队，由各地的团干部带队，支援边疆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这批支边青年中，农村知青是主力军，其中有几十名青年农业劳动模范和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以及一大批乡级干部、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垦荒队员中，还有部分城镇知青，所占比例约17%。1957年后半年，全国进行精减机构，大批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踊跃上山下乡，我省一些城市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也自愿报名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五十年代，我省动员下乡、支边的对象有少部分城镇知青，更主要的是农村知青。他们走这一道路，完全出于自愿，在农村基本是安心的。六十年代初，我省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逐步转向城镇精简职工及其家属和社会闲散劳动力。一批在校学生，随着部分学校的停办，被集体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劳动，一部分城镇青年也随父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
1962年到1972年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
第一，动员下乡的重点明确转向城镇知青，并接纳安排了大批京、津知青。这个阶段，我省共安排知青上山下乡95414人，其中京津知青48780人，占到51%。
这一阶段我省知青上山下乡出现两个高潮：一是1962年至1966年。由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知青上山下乡随之成为城镇就业的一条出路，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建立了知青管理的专门机构。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1962年，省委决定由当时的王大任书记、刘开基副省长负责此项工作，并从有关厅局抽调五名同志组成临时办公室(设在省农垦局)处理日常工作;1964年3月9日，山西省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组成立，随后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本省《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五年规划》。到1966年“文革”前，山西省安排和接纳了20332名知青上山下乡，其中接受京、津知青2058人。其中56%安置在国营农、林、牧、渔场，34%到农村生产队插队落户，还有近10%的应届毕业生支边到建设兵团。这个时期知青安置工作由中央的直接部署，山西妥善安置京、津知青的经验为以后大批接纳安排外地知青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高潮出现在以接收北京、天津知青为主体的1968年至1970年。1967年1月，北京知青蔡立坚(女)主动到只有几户人家16口人的我省榆次县杜家山落户，1968年3月正式插队。1968年6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知识青年向蔡立坚学习，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7月，《人民日报》发表《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的通讯，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京、津知青来山西上山下乡形成高潮。从1968年起，山西省先后接受了北京近百所中学初、高中毕业生4万余名和天津十几所中学的毕业生6000余名以及少量外省知青，安置在全省91个县。从1968年至1972年，全省共接纳安排上山下乡知青75082名，京、津等外地知青占62%。这批知青除了少数安排到国营农、林、牧、渔场外，多数安置到“三集中一分散” (即：在农村生产大队青年点集中住宿、集中就餐、集中学习，分散到生产队劳动)知青集体插队点。
这一阶段，由于山西就业压力不大，其产业结构，劳动力的分布等都不足以造成城镇知青非到农村去不可。本省下乡知青的人数仅占同期下乡知青总数的38%。在大批接收京、津等地知青的同时，本省城镇(尤其是太原市)老三届毕业生大部分在城市安排了工作。
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山西省从197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选调插队知青回城安排工作。到1972年底，共选调43576人回城，约占同期下乡知青人数的58%。
第二，1966年“文革”开始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工作中止。1969年，转归原省革委政工组管理，日常工作由组织办公室群团组承办。
第三，当时大多数知青把上山下乡当做执行光荣的政治任务，当然也有的知青是在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迫不得已而为之。尽管这样，这个阶段的知青怀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党和领袖的崇高信仰，不畏艰难困苦，立志在广阔天地中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榜样人物和集体。
1973年到1978年底为第三个阶段，即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阶段。其特点是：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政策趋于完善。客观上改变了我省以往因就业问题不突出，城镇知青可下可不下的局面。
1973年，为贯彻毛主席对福建李庆霖反应知青问题的批示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山西省委对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机构、动员政策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安排部署，下发了《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和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的通知。1973年8月起，在全省所有城镇全面展开动员知青上山下乡。至1978年底，本省上山下乡城镇知青达21万余人，占到历年本省下乡总数80%。安置形式，以集中插队为主，也允许分散插队、回乡安置和到国营农、林、牧、渔场，有些地、市还试办了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1975年后，全国学习推广湖南株洲市厂社挂钩、集体安置知青的经验，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发展很快，成为安置知青的较好形式。到1978年底，知青场队在山西已有207个。
在动员大批知青下乡的同时，通过招工、招生、征兵等途径选调回城的知青也逐渐增多。1973年至1978年，先后选调回城的知青达181450人。
这个时期的知青工作机构已经完善健全。1973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知青领导组”和“省革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明确领导组由省计委、省教育厅、省农委、省公安厅、省粮食厅、省财政厅和团省委、省妇联的负责同志组成。李荣槐同志任办公室主任。1978年增加省劳动局、省出版社、省报社、省广播电视厅、省军区等单位负责人参加领导组。副省长刘开基、王庭栋、省委书记韩英、赵雨亭等领导先后担任领导组组长。
1976年，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委召开了“山西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农业学大寨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对成绩显著的知青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和热情支持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参加会议的人数有1200人之多，其中知青代表700余人。会议从昔阳开到太原，声势浩大，受到省城10万军民的夹道欢迎。会议造成了空前的“上山下乡光荣”的舆论气氛。当年就有55000多名应届和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奔赴农村，是我省知青上山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
1979年到1983年为第四阶段,即山西省知青上山下乡的收缩阶段。1978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总结上山下乡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调整上山下乡政策。主要精神是“(1)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2)城市积极开辟新的就业、升学领域，为更多的城镇中学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3)今后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
1979年至1985年，山西省仍有6000余名知青下乡，主要到城镇郊区和知青农、林、牧场以及农副业基地、农工商联合企业。仅1979年，安置回城工作的知青就有6万余人，超过以往任何一年。1980年山西省动员下乡工作基本结束，直到1984年，历年下乡的知青基本安排完毕。
1980年9月，省知青办和省劳动局合并，对外仍保留知青办名称，到1983年5月全省机构改革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机构合并到劳动部门。
二、山西知青的奋斗成长和社会影响
在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广大知青在各级党组织和当地农民群众的关怀帮助下，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为山西的新农村建设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们在“三晋大地”上留下的奋斗事迹，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敬和赞扬。据不完全统计，在上山下乡期间，全省共有3700余名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7万余人加入了共青团，有16000余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有11人出席了全国的各级代表会，有4人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代表，有17人当选省党代会、省人大、省政协代表或委员。他们之中，有六十年代前期带头走上山下乡道路，在农村做出突出成绩的王月书、田时维、谢菊红、张隆梅等;有为农村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赵风琴、董海涛、郑秀珍等;有身残志不残，为农村贡献宝贵青春的李志农、王乃如、徐小宁等。有坚持在农村十几二十年，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做出积极贡献的蔡立坚、渠向东、洪毓安、乔晋湘、黄卫伟、银宏、范强、刘晋英等等。还有一批知青集体为建设现代化农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是：平陆县毛家山天津知青点、蒲县寨子腰北京知青点、榆次市青年农场和大同市云岗知青创业队等。还有运用科学文化知识改碱治滩见成效的原平县平地泉村的北京知青点，有同当地农民共同办小水电站，使当地大获其益的芮城县水峪村北京知青点，有研究科学种甜菜、有效地促进甜菜稳产高产的大同县萝卜庄知青点，还有试制土化肥、土农药，行销数省的阳高县谢家屯、山阴县西双山知青点，还有为探索安置城镇知青、发展农副业基地，一直干到八十年代末的山西省知青农工商综合场，更有返回城市后仍为原下乡地人民群众的疾苦牵肠挂肚而再度返回农村扶贫创业的程炜、郝广杰、周山湖等等。他们在广阔天地中，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了主观世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得到当地人民的认可，受到了国家、省、地、县的表彰。
这当中，有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深明大义，把自己的儿女一个个送往农村，为国分忧。刘开基副省长六十年代初将自己的儿子(腿有残疾)送到农场，这一举动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及中央安置办领导的表扬，以后又陆续将五个孩子送到农村和边疆。原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在六十年代初就动员自己女儿放弃升学机会，插队劳动到山西。著名作家赵树理，在五十年代就教育高中毕业的女儿到农村当农民。还有原省农委副主任范履端、原省政协副主席张隽轩、原省委书记韩英等同志都主动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插队、插场;还有一批知青带队干部，如平陆县毛家山天津知青带队教师郝广杰、榆次县杜家山带队干部冯勇和陵川县西坡大队带队干部王玉珍等同志离开家庭和舒适的工作环境，硬是一头扎到艰苦的农村，与知青、农民长期生活，甘作上山下乡的铺路石。
最典型的集体代表有：
平陆县毛家山知青点，是由天津南开中学教师郝广杰带领30名学生，于1969年2月从天津徒步到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建立的，以后又陆续来了几批天津知青，共106人。1979年绝大多数安排回津。十年时间，他们同当地农民一起，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修建农田300亩、小水库一个，凿通360米长的石洞，还修通了2400多米长的盘山渠道，使昔日的老旱地变成水浇地，粮食总产三年翻了一番多。还修了25华里长的盘山公路，架起了15华里长的高压输电线路，发展了山区农业机械化，绿化了百亩荒山。他们的事迹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他们的代表多次出席省、地、县各级代表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郝广杰同志是全国四届人大代表，曾担任毛家山大队党支书记、兼平陆县委副书记。
蒲县寨子腰知青点，由21名北京插队知青和村里的七户农民于1968年12月建立的。他们亲手盖起了新瓦房，扩建了50多亩耕地，铺设了地下管道，把清水引进了千古旱垣，造林1000亩，育苗85亩，种植用材树1万多株、苹果树850株，仅1975年收获苹果12万斤，粮食产量也成倍增长，成为全省闻名的先进集体。他们的代表胡玲芳同志出席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榆次市青年农场，是榆次国营经纬纺织机械厂为安置本厂子女创办的独立核算的农场。从1973年建场后，先后安置知青1200多人。他们坚持一业为主，农工并举，多种经营，长短集合的方针。农业上，开渠2200米，修建小水库，开凿涵洞、渡槽，把710亩盐碱地建成稳产高产田，年产粮食230万斤以上;工副业上，他们办起了有68台机械的小工厂，承担经纬纺织机械厂主机配套的18种零配件生产任务，受到纺织工业部的表扬。此外，还办起了粉坊、豆腐坊、粮食加工厂、砖厂以及饲养猪、羊、牛、鱼、鸡等副业基地。1979年农工副业总产值达170万元，上交税收17万元，农场有固定资产110万元，知青个人平均年收入390元，相当于当时工厂二级工的工资收入。知青医疗、洗澡、看电影、冬季取暖全部免费，还有较完备的文化生活设施。1979年5月，共青团山西省委授予这个农场“新长征突击队”光荣称号。同年9月，在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召开的安置上山下乡经验交流会上，作为特邀代表，他们作了经验介绍。同年，在全国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先进单位和全国劳动模范授奖仪式上，受到了国务院嘉奖令嘉奖。1980年2月，出席山西省农业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大同市云岗公社知青创业队，是1973年底由大同市46名女知青和1名男知青组建的独立核算的知青创业队，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武周山上开荒造田，打坝修渠，引水上山，使500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做到建队两年，粮食自给有余，劳动日分红达2元。他们的事迹多次受到省、市、区表彰，赵朴初同志誉之为“武周山上的娃娃队”。他们的党支部书记、下乡女知青李世杰同志当选为山西省五届人大代表，现任大同市常务副市长。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当中，当时还出现了不少先进人物，最具代表性的有;
王月书，男，北京知青，1962年高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抱着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建设新农村的决心，毅然离开北京回到祖籍山西省武乡县大有公社峪口村下乡务农，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7年后担任大队党支书和革委主任。他带领全村社员为改变峪口村的落后面貌艰苦奋斗，拦河筑坝，上山锻石，引水上山，挖蓄水池，修高灌站，使峪口村增加了300多亩水浇地。1967年粮食平均亩产达“纲要”，1970年过“黄河”，1971年虽遭雹灾，粮食亩产仍上升到620斤。峪口村在王月书的带领下五年大变样：由每个劳动日值六分钱上升到一元，原人均口粮200多斤上升到600斤;由每年吃国家返销粮近万斤到一年交给国家粮食11万斤，集体储备粮食8万斤;集体经济也由银行贷款户变成储蓄资金8万元。峪口村社员开始过上有粮吃有钱花的好日子，他们由衷地唱到：“峪口变了样，山河换新装。排房新崭崭，电灯亮堂堂，机器隆隆响。感谢毛主席，歌唱共产党!”1971年，王月书担任大有公社党委书记，1974年调到省里工作。曾任兴县县委副书记、忻定农牧场副厂长、省农垦局局长、副局长，省农牧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省农牧厅援外外事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
蔡立坚，女，1968年3月，从北京到榆次杜家山插队落户，是大批北京知青到山西插队的带头人。十多年中，她同全村五户社员和陆续上山插队的百余名知青，开山治坡，打坝造田，把原来的百十亩耕地扩展到400余亩，由年产粮食1万斤增加到11万斤。种植苹果树500余株，核桃树2000余株，还有梨树和各种用材树。她和知青们用国家发给的安家费为村里买的三十多只羊，后来也发展成百余只的羊群。蔡立坚曾多次谢绝招工、升学、提干，1971年入党，曾任杜家山大队党支书、黄彩公社副主任、榆次县委常委、共青团晋中地委副书记、团省委常委、省革委委员等职，是全国第四届人大代表。1969年应邀到首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总理接见。1975年经周总理点名她参加中巴妇女友好代表团出访巴基斯坦。上山下乡结束后在山西省委党校搞教学管理工作，1997年5月因公殉职。
赵风琴，女，1968年12月，身带重病自愿从北京来到吉县中垛村插队。她谢绝队里的照顾，抢重活、脏活、苦活干。她看到村里缺医少药，又挤出时间暗暗学医，先后在自己身上试扎过上千个针眼，摸准了100多个穴位，掌握了一般常见病的快速疗法，她为群众义务治病，不辞劳苦，曾口含橡皮管，为老大爷吸痰，为老大娘导尿。1971年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并先后担任过公社副主任、县妇联副主任、县委委员、县革委常委、团省委委员、省革委委员等职。1969年国庆节，赵风琴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她的病情恶化，双目失明，多日处于昏迷状态。1974年4月23日，年仅28岁的赵风琴在北京去世。遵照她的遗嘱，骨灰被送回吉县，安放在中垛村的水库旁。山西省委送了花圈，中共吉县县委授与她“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中共临汾地委和共青团山西省委分别作出决定和通知，号召全区和全省的共青团员和青年，向赵风琴同志学习，至今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不知名的吉县人民为她上坟、摆供品、送花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她。
渠向东，男，一位地委副书记的儿子。1970年从忻县回到原籍临县渠家坡插队。1977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社员狠抓粮食生产，使粮食产量翻了两番多，种植了120亩核桃树，20亩木材林，数百株果树，20架葡萄，4亩多苗圃，修了一条盘山路，扩大了小煤窑，增加了经济收入。1979年5月，被共青团山西省委授予“新长征突击手”光荣称号，1980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后任临县招贤镇党委书记，带领乡亲们改变贫困面貌而奋斗，他的事迹入选国务院知青办《真实的故事》一书。
从大多数插过队的知青反应来看，大都认为，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上山下乡，给了他们有益的锻炼，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向农民学到了劳动技能、生活常识和锤炼了坚韧的性格，与农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同时，农村贫困落后的现实，又激发起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愿意献身改变农村贫穷面貌的事业，并奋力去实现知识与社会现实的结合，进而增长了才干。我省文学事业的“晋军崛起”队伍中，有不少作家都曾是下乡知青，如柯云路、李锐、周山湖、赵二虎等，他们在文学领域为农民的命运、农村的前途而疾呼，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他们承认，插队下乡的体验为自己的成长和创作奠定了丰厚的生活基础、感情基础和思想基础。一些干部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以及老工人的子女都认为，插队使自己接触了农村实际，了解了国情，了解了农民，经受了难得的磨练，唤起了自己的民族忧患意识，也锻炼了克服各种困难，适应各种环境、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从社会反映来看，许多安置过知青的农村生产队，至今对知青与他们共同搞的水利、林业建设及农业机械等都记忆犹新。尤其是那些解决了长期交通不便，饮水困难问题，通上了电的偏僻农村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与知青结下了深厚情谊。在山西，绝大多数曾经接纳过知青的农村，至今以“我们村有过知青”为荣，对知青给农村带来的经济、基本生产条件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变化赞不绝口，对知青在本村的奋斗、影响，存有更多的久久回味和眷恋，得到山西社会的普遍认可。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条件。很多知青回城走上工作岗位后，都成为了各条战线的骨干，受到好评。当年，太原钢铁公司原总经理李成同志也谈过：“在我们太钢的几百名知青都是好样的，现在大多是生产骨干，还有不少人担任了企业的领导职务”。北京某单位一位领导在接纳知青回京时说：“我们就愿意要下过乡的知青，这些人吃过苦，成熟，工作起来用得上，靠得住”。如今，山西的知青走出农村后，进入了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大批知青走上了教师、医学、科学技术等各条战线，更有一大批知青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无论结局怎么样，大多能以平常心对待荣辱得失，顾全大局，勇于担当，在任何情况下，坚持释放正能量，大多数还一直保持着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关注和联系，甚至终身选择了此类职业。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山西这近32万知青对山西农村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也是长久的，有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文化人对农村的影响。
三、我的思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曾经牵涉到千家万户，对新中国青年的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现象，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抹不掉的一页，也给山西的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如何看待这段重要的历史，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关于“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的论点，不同意用历史虚无主义的唯心史观评价知青历史。
首先，知青上山下乡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前所述，从我省的实际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始出既不是在“文革”当中，也不是在六十年代克服困难时期，而是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兴起时。是在农村需要知识人才，祖国广袤的边疆需要屯垦、建设，城市需要解决就业问题为社会背景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现的大规模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仍然是与中国城镇需要解决就业问题、农村建设发展需要知识需要有文化的青年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上山下乡主要是出于调整国民经济和培养大量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所以，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对于支援边疆、建设农村、扩大就业有着积极作用的。可以说，即使不出现“文革”，城市知青上山下乡仍然会继续下去，而且走得更平稳。当时的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比较稳妥。从1962年起，党中央、国务院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后陆续从组织、经费、下乡形式、宣传等方面都有系统的安排;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与之配套的粮油供应、高寒地区冬装补助、安置经费、下乡人员专用建房木材、安置机构的编制和经费、供给知青精神食粮、保护下乡知青等相关政策予以支持。大多数知青下去后在锻炼中成长，在成长中付出并为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砖加瓦、锦上添花，引导农民用科学知识和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幸福生活，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传播者和先进文化的推动者。因此，知青下乡是我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积极因素，不是负担。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更是片面的不妥当的。
其次，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知青上山下乡对于青年的健康成长是有益的。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的发展和历史作用要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从青年时代起，就把实现人类解放作为自己的最终追求。毛主席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主席的著名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知识青年与广大工农结合的必要性，而且阐明了与工农相结合才是青年成长的唯一道路，知识青年只有深入到工农中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真切感受他们的疾苦，从人民中吸取营养和智慧，才能真正理解共产党人的宗旨，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成为对人民，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人，这是人的发展的高尚目标。我们党和国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仅六、七年，就提出知青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考虑到了党的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我省在1973年知青下乡掀起高潮后，在1974年就开始大量选拔优秀知青参加农村工作队和充实各级领导班子，由此才有了16000多名知青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数字，占到我省31万多知青的5 %还强。我党我国以及我省本届领导人很多有过知青经历，他们对百姓和底层的高度关注就来自于难能可贵的“接过地气”。古人孟子说：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这批脚踩过泥土的知青，今天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国家有这么多接过地气，通晓民情体恤民心的领导当权，那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今天我们的后代，从小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下，对于工农大众的生活、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很了解，许多人受西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影响，对于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统越来越陌生。研究知青历史和文化，就是要向我们的后人传承知青主流精神，向他们传递正能量，帮助他们增加对西方价值观的免疫力，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使我们党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
第三，本人不赞成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评价知青上山下乡。历史虚无主义否认历史的规律性，抓住支流而否定主流，通过透视个别现象来否认事物的本质，孤立的分析历史中的阶段错误而否定整体过程，其中明显的代表就是中国全盘西化的造势者，通过对我国一些阶段性错误的发展分析，而想全面抹杀我们先辈的革命，抹杀我们民族独立斗争的历史，抹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并藉此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专家学者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定义是：其根本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反映在目前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文化研究中，就是无视这一历史现象在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的培养及健康成长、城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否定我们党的正确的，充满远见卓识的决策和逐步调整逐渐完善的相关政策，否定广大党的干部和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表现在一些所谓知青史研究“砖”家中，他们片面夸大“苦难”，夸大上山下乡的副作用，歪曲事实真相，肆无忌惮地把砖头砸向那些曾经为上山下乡带过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奉献了青春热血以致生命的主流知青，甚至处处寻找机会挑起一些知青与党和政府的抵触情绪。
那么，我们在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如何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呢?我想：
1、在认识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知青历史文化的研究倾向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两个三十年不能分割”上来，抛弃个人恩怨，克服浮躁心理，廓清理论是非，明晰知青史实的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构建一个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有框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健康氛围。
2、在内容上，研究知青历史文化不能仅仅注重地域性、个体生命方面的“碎片式”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记载，更要注重知青史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近现代史的宏观链接，以及地区局部史和全国史的有机链接。并且形式多样化：既有史实依据，又有扎实的理论支撑，还有丰富的文化艺术形象展现。
3、在形式上，要跳出知青视角，广纳社会贤才，汇聚知青历史文化研究的正能量，把迄今为止大家总结概括出来的知青主流精神，用简练的语言和多种文化形式向学术界文化届渗透，并用多种形式充分展示，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作者乔晋湘，祖籍山西昔阳，1952年出生于湖南，1969年1月到山西省平遥县东泉公社圪塔村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