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知青的周恩来
我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其初衷试图结合支援农业发展，探索一条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道路。这一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延续了27年。而在此期间，最震撼人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上山下乡变成一场政治性运动，其下乡人数之多，涉及面之广，社会影响之大，令世人瞩目。
历史需要正视那段岁月，人民需要了解历史的真实。在原国务院知青办工作过的一些同志，作为这一工作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比较熟悉上层的决策过程，也比较了解下乡知青的坎坷经历。为对历史负责，尽其所能，大家曾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于1997年初编写出版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两部史料书，如实地反映了我国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
长期以来，人们对上山下乡有着种种议论，这也在情理之中。不论未来历史对上山下乡怎样评说，有三点应该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知青下乡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其基本出发点及其相应的若干做法，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有着根本区别，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两个历史阶段。二是不同阶段下乡的知青尽管心态和追求有所差异，而他们都在为国分忧，经受了痛苦磨练，为开发、振兴农村不发达地区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历史性奉献，功不可没。三是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投入了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给下乡知青以各方面的关怀与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深知广大下乡知青的境遇，为他们花费了很大精力。
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人民总理”周恩来，他老人家生前十分关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一再要求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对下乡知青要做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而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心系知青，为他们的妥善安置和健康成长，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广大知青也无比崇敬和深情爱戴周总理。对此，我们这些曾多年从事知青工作的古稀老人感受颇深，许多往事依然铭记在心中。
首次将知青下乡纳入国家计划
众所周知，知青下乡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这一工作的开展，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尤其是1962年，为纠正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持续3年多的失误，中央实施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把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战线，作为摆脱国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一项根本措施，也把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1962年10月，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国务院农林办第一次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周总理亲自到会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讲话。
总理说：城市人口每年要增加100多万，总有一部分要下乡安置，要到农业上去找出路，当然就找到了农、林、牧、渔场，我们要为今后若干年内安置城市多余劳动力打好基础，所以说这是一项长期任务。
总理还说：安置到农村去的学生，一般要求年纪要到18岁，再小了下去不能参加劳动。城市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是当兵，可是入伍后5年又回来了，还得安置。大家来开会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事，不然，把18岁以上的城市青年都变成闲散人口那就不好了。城市工业能吸收的人总是有限的，今后几年不可能增加太多。我们安置城市下乡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会上首次把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后来几经变动，最后成为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由此，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正式拉开了帷幕。
以插队为主调整安置方向
安置城市青年原本寄希望于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而且国家财政的负担也重。实际上，一些地方早已开辟了下乡插队的新渠道。早在1957年，天津市就组织了7800多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县农业社插队。还有吉林、辽宁、四川、云南、广东、福建、浙江的一些县，也组织了城市青年下乡插队。他们大部分人思想稳定，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特别是嘉兴，由于浙江省委将该县的经验批转给全省各地县，同时也上报了党中央，致使嘉兴县动员城镇人口下乡插队的经验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
为了总结经验，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进一步做好下乡上山工作，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各大城市精减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这次会议是围绕能不能插队和如何搞好插队这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周恩来总理听取了汇报，并就调整安置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总理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侯隽在北京住家，是个“书香门第”，有条件在城市上学，但决心下乡搞农业。苏州市能动员人下乡，别的城市更可以。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15年内把我们的生产队办好，每个队只要安置两个劳动力，好的队还可以多安置几个。而且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
周总理在7月9日的会议上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林、牧、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抓紧督促各地把安置工作的重点转到插队上来，把青年自动下乡插队作为主要方向来宣传。
亲自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识青年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如天津的赵耘，吉林的吕根泽、吕向阳、栗心河，河北的邢燕子、王培珍、戴秀稳，江西的宋喜明、江苏的董加耕、北京的侯隽、广州的陈嘉鲲、安徽的张韧、陕西的韩志刚等等。周恩来总理曾经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
这其中，在全国回乡、下乡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邢燕子、董加耕和侯隽了。他们获得的成功和声誉，是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鼓励，以及报刊的大力宣传分不开的。
邢燕子：1958年7月，在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进城的时候，却响应党的号召，立志做有文化的新农民。她读完初中回到河北宝坻的司家庄村，团结当地一批女青年，组成“燕子队”，为改变家乡面貌做出了贡献，成为全国知青中有影响的带头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赞扬。
董加耕：1961年在江苏盐城市龙岗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立志耕耘，将自己的名字“嘉庚”改为“加耕”，回乡到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务农，在农村做出了成绩，赢得了信誉，成为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学习的榜样。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先进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当选为本届全国人大代表。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周岁诞辰。根据过去毛主席提出的并经中央政治局做出“不准祝寿”的决定，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只邀请了参加“三届人大”的十几位知名人士，用毛主席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设便宴祝贺，邢燕子、董加耕这两位知青带头人也在其中。那天，周总理把他们安排在毛主席的左右两侧。席间，毛主席与他俩亲切交谈，亲自为他俩夹菜助餐。此殊荣见诸报端，立刻在广大知青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侯隽：1962年7月，以门门满分的成绩，高中毕业于北京市良乡中学，主动放弃考大学的机会，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乡到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由于她在移风易俗、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带领青年艰苦创业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榜样。
侯隽声名远播，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1963年，黄宗英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使她难以忘怀的是见到了侯隽。当周总理接见她和赵丹、张瑞芳等人时，她向总理汇报了在宝坻见到的几个姑娘和侯隽下乡插队的情况，引起了总理的重视。在总理授意下，不久，黄宗英与一同下乡的张久荣合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刊登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
自从周总理从黄宗英那里知道了侯隽下乡的事迹，这位共和国政府的当家人就记住了侯隽这个名字，时刻关心着她的成长。同年7月9日，在接见各大区安置领导小组负责人时，周总理说：“河北宝坻县现在又出了个响应党的号召、志愿下乡的高中毕业生。城里人到生产队什么都不会，无亲无故，难为地哭了。她已被批准为团员，对呀！要把这些青年带上去。”
当年10月15日，周总理同各大区主管安置工作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人来信说我推荐侯隽错了，她家庭出身不好，可她本人向着新社会，向着光明，自动下乡，决心改造自己，这是好的，应当进行帮助。这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
1965年2月26日，周总理在接见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问及侯隽现在怎么样了？当他听到清华大学要吸收她脱产学习4年机电专业时，就说：“这可怪了，树立一个旗帜，总不肯帮助到底。人代会期间，主席请邢燕子、董加耕吃饭，我问过邢燕子，侯隽怎么样？邢燕子说‘侯隽还是安心的’。你们可不要把他们搞上来，搞上来就架空了，让他们当个有知识的农民有什么不好？要想远一点，不要图近利，要高瞻远瞩嘛！宝坻的铁姑娘张秀敏、邢燕子、侯隽，这是几面旗帜，不要让他们倒下去。”
周总理关心爱护知青中的先进人物，无限深情地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心培养他们健康成长。他们也把总理对自己的亲切关怀和自己对总理的挚爱深情看成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勇往直前。
“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
我们还清楚地记得，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正是周总理亲自部署起草的。
因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动员知识青年下乡，走插队为主的这条路是可行的，不仅为城镇青年就业开通了一条新的渠道，而且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也对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积极作用。按照中央领导人的设想，知识青年下乡至少要规划15年，才能理顺与之相关的各方面工作，做到统筹规划，适当安排，避免把它当作权宜之计，行动起来总是摇摆不定。在这个问题上，当时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基本一致。但考虑到中下层干部及广大群众不见得思想都通，为进一步统一党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这项工作，周总理于1963年10月提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他指定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牵头，农办副主任陶桓馥、农垦部副部长姜齐贤、农业部副部长江一真、劳动部副部长郗占元等一起参加起草。由于中央领导人对知青下乡的认识、工作方针和有关政策措施，甚至具体工作环节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起草工作进展得很顺利。
1963年11月，召开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还将《决定(草案)》提交这次会议征求意见。1964年1月9日，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于1月17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并继续征求意见。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表示同意，中央领导人指示各地，不再修改，按此《决定》精神执行。从此，新中国第一个指导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正式诞生了。
《决定(草案)》在讲到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决定(草案)》对于加强宣传动员工作，对于安置方向和安置形式，对于国家的投入和扶持，对于巩固安置工作和加强领导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
为落实《决定》精神，各有关部门按照周总理的要求，在粮油供应、高寒地区冬装补助、安置经费的拨付、下乡人员的专用建房木材、安置工作机构的编制和经费等各方面，都采取了配套措施。也为解决供给下乡青年精神食粮、保护下乡知识青年、加强舆论宣传以及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等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高瞻远瞩勾画一幅总体设计蓝图
周恩来总理再三强调，对待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工作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孜孜不倦地认真做好。
1965年2月8日至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在京召开安置工作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总书记等接见了全体代表。周总理两次听取汇报，并作重要指示。
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各地代表汇报，对每个省的情况都问得很细，边听边思考，总结出10条动员安置工作的实际经验。
2月28日，周总理在农业口的四个专业会议全体会上作重要讲话，讲到安置工作时，特别强调要提高认识。总理说：安置工作是一个大的工作，完全是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年就完了的，也不是几年能解决了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城市青年后备劳动力和一部分闲散劳动力动员下乡搞农业，其目的要使城乡结合起来，工农业结合起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将来要使这三个差别逐步缩小、消失。要把我们现在的农村和城市搞齐了，做到又是城市又是农村，中国之大，这不是我们20世纪就能看到的，这是长期的。不消灭“三大差别”进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我们要打下底子。这就是毛主席提倡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
总理说：劳动制度，首先是劳动力的安排。现在城市里每年涌现出的青年劳动后备军，起码是200万。就算计划生育做得好，20世纪城市的计划生育能把人口增长率压到净增1%-1.5% 就了不起了，那时也才能实现到100万人。到那个时候城市人口数增加了，也许会是一百几十万。城市不能容纳这么多的劳动力。我们城市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应该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一切要按节约计算，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不会太多。我们现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低，将来要机械化、半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就要大大节约劳动力。因此，每年总要有一部分青年后备劳动力下乡，发展农业。而且在农村中也要搞加工工业，也要搞小工业，城乡才好结合，并且还要吸收农村一部分人到城市做工人，这样才好结合，才好工农交流。因此，我们至少要看到今后15年。将来安置工作要和劳动工资工作结合在一起，城乡劳动力统一安排。
总理说：各地要因地制宜，不要视同一律。有的是集中插队好，有的是分散插队好，有的是投亲靠友好，有的是在公社办一个独立的生产队好，这都要因地制宜。什么时候下去为好，也要因时制宜。已经下去了90多万，今年还要再下去40多万，一共130万。要巩固好，步骤要稳，下一批就要巩固一批，而且要继续巩固，决不是下去一年就能够安心的。你不要看我们“人大”选了这样的代表——一个董加耕，一个邢燕子，现在巩固了，不容易！几十万人哪，现在是上百万人了。全党和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县领导要特别关心他们，才能巩固。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没有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小的时候就得有两种打算，一种学得好，能升学固然好，或者做工人也好，但如果这方面不合适，而下乡做集体农民也好。要有这样的认识，从家庭到社会、学校都要提倡这个，报纸、画报、电影、戏剧都得提倡，造成一种社会风气。
总理说：这些工作要有领导，统一安排，各方协作。你们大区、省、地、县都有人在，回去都要传达。要抓紧，不能放松，要孜孜不倦地这么做下去。当然下放的青年，国家要有点投资，数量不会太大。长期是要靠自力更生为主。但是，总要给他一点投资，盖房子，给他一点工具、一点预备粮。他生产以后，经过公社、生产大队帮助，逐步就能自给。自力更生为主，群众支援他，公社大队扶助他，还要加上一条，重要的是国家关心他。他们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的，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怎么关心他们？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检查他，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当然，怎么帮助他们学会生产，主要靠公社、大队，社队领导包括队长、副队长、党员、大队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大队长、公社党委、公社主任，都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生产、学习、锻炼身体、搞好劳动。
总理还说：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安置工作总要有一个青年团做助手。得很好地对他们教育，供应他们精神食粮。因此我提议，《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通过这批下乡青年，又可以把农村的文化提高、政治提高。这样，就使我们的“三大差别”逐步接近。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前途啊！这是真正实现我们未来的希望在于青年的道理。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为当时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勾画出了一幅总体设计蓝图，其核心是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认真做好知青工作、热情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同时，也鼓舞广大下乡知青增强光荣感和使命感。
重视对下乡青年的业余教育
周恩来总理历来关心和重视对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倡导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农村推广业余教育，试办耕读学校。
旅大市沙河区香炉礁街道组织城市不能升学就业的青年参加劳动后备讲习所，总理肯定了他们的经验，倡导各地举办。他指出：对下乡青年要体现“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就应当从城市开始，从他们下乡以前抓起。实践证明，劳动后备讲习所使青年经过训练，带政治、带文化、带技术下乡，起了积极作用。
按照总理的指示，对于下乡青年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专题讨论研究，每次发文都提出新的要求。
在中发[1965]229号文件中，要求各地党委和政府对下乡人员要尽到指引、支援、帮助、检查的责任。在学习上要使他们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培养知识青年的规划，使其全心全意在政治、文化和科学实验活动中积极发挥作用。
在(65)国农办字425号文件中，国务院指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重点试办社来社去的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同时应当大力推广业余教育，满足下乡、在乡青年的学习要求”。
为总结试办半农半读的经验，1966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召开了一次办学经验交流会。4月29日，国务院批转了《会议纪要》，指示：安置工作部门要把业余教育抓起来，以便加强对下乡、在乡知识青年的政治思想和生产技术教育，尽快地把他们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力量，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总要挤出时间看望下乡青年
周总理日理万机，每天要操劳那么多国家大事，却时刻惦记着知青们的许多平凡小事，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而且百忙之中，总要挤出时间来看望下乡知识青年，接见知青代表，与他们促膝谈心。
1965年7月5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归来，不顾劳累，特地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并看望了上海青年连，当时被接见的知识青年有：杨永青、贺宗群、亓毓纯、陈雪琴、张立勇、应志毅、卓爱玲、雍凤兰、郑月华、魏淑荃、朱兆华和孙贵娟等12人，总理与他们亲切交谈。
总理问了大家自愿下乡的情况，当知道他们都是冲破重重阻力来到新疆时，连连赞许“不容易啊！”总理又问了共青团的活动开展情况，指示大家要把团的活动搞起来。谈到家庭出身时，总理告诉大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总理还勉励大家，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鼓励大家树立远大的理想，把毕生献给祖国边疆的建设。
周总理看望石河子上海知青的感人消息，亲切接见时的合影照片，通过媒体报道传遍祖国大地，令全国知青深受鼓舞。
那一年，周总理在接见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还问在座的一位河北省副省长说：你去看过下乡青年没有？应该去看望嘛！我有机会还要去哪！不久，周总理到河北省去参加一个会议，在天津车站同那位副省长一见面，头一句话就问：你去看过插队青年没有？回答说：去了。总理高兴地笑了。他老人家对知识青年的感情有多深啊！
让更多知青激动不已的是，1969年，建国20年大庆时，全国各地选派314名下乡知青代表来京观礼，其中有30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幸福地站在毛主席身边，同首都人民欢庆佳节。周总理特意安排知青代表们住进了中南海。观礼的头天夜里，正当他们熟睡的时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他们住处，一个个地看望，替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着凉。总理边看边对邓大姐说：轻一点，别惊动他们。当时正在幸福酣睡的知青们，怎么会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工作到深夜之后，还惦记着他们！当他们一觉醒来听说此事，都感动得热泪不止，抱怨自己睡得太死。
如今虽已跨越了世纪，但对知青们来说，那一幕幕动人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作者张亚群、顾洪章、胡梦洲、马克森，系原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本文摘自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