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加耕：一代一代传承知青精神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曾在处理某些事情时谈到过文化人要把自己的知识与劳动者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不然不能把事情办好。但他们是把接近劳动大众当作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转变立场，从劳动大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此他们不能获得事业的彻底成功。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是完全彻底、善始善终地与劳动大众真诚的结合，才获得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举世公认的成功，并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方向，为后人打下牢固基础。

实践证明，不论是主动和被动下乡的知识青年，也不论是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若能真正在实际生活中与劳动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就能和工人农民实现优势互补、获得双赢。对广大的农村来说，城镇知识青年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较知书识礼；二是有一定的科学知识，能把城镇比较文明的生活习惯和比较先进的文化信息带给农村。知识青年富有热情，但是缺少实践经验，而农村的乡亲父老有勤劳俭朴的优秀品德，但因缺少文化，交通闭塞，接触不到先进的科学知识，因此往往看不到自身的力量，甚至有几千年形成的听天由命的天命观等等。所以知识青年与广大农民群众思想感情融合起来，在实际行动中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注意充分发挥知识青年科技知识的积极作用，而不是单纯地把他们当作被动地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样就可以能形成强大的合力，成就一番事业。

我在农村锻炼工作了几十年，我所体会到的知青精神主要是：对事业忠诚的爱国精神，乐于奉献的拼搏精神，顾全大局、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虚心好学的求知上进精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全国城镇下乡的知青人数是1700多万人，如果再加上回乡知青就更多了。上山下乡政策延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此事涉及至少三代人，一是知青的父母，二是知青本身，三是知青的后代，如果考虑到知青的再后代、后后代，那影响就更深远了。知识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满怀青春热血，到贫穷的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他们中有为了保护集体财产而牺牲的金训华烈士，有为了救农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大学生张华，有为了扑灭草原大火而牺牲的知青兄妹……，他们为了人民的利益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他们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有字和无字之书，谱写了无数正气之歌。知青是理想主义的献身者和开拓者，他们和战争年代冒着枪林弹雨为了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先辈们一样，在艰苦的年代为国家日后的繁荣富强作了铺路石，成为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付出，他们不仅无怨无悔，而且无比自豪，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共和国历史的承认与肯定。

纵观国际和国内，历史和现实，从上层到基层处处都有从一介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各级、各项事业顶梁柱的人才。正因知识青年经历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行拂乱其所为的艰苦锻炼，才有敢担重任、敢于负责的气质和品德。所有这一切都是接地气，集天、地、人三者正能量的必然结果，这是青年人成长的一条必由之路。反之，一切干坏事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好逸恶劳、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开始，本来不是山中狼，只因变质更猖狂，终于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归根结底，一切腐败分子都是因背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遭到严惩，被人民所唾弃，成为反面教材的。

我生在苏北革命老区，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老区精神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我在各方面成长较快。我14岁加入共青团，18岁加入共产党。在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我毅然放弃保送北大哲学系深造、跳出农门的极好机会，冒着可能被饥饿困扰、终身贫困的风险，而“立志耕耘，回乡务农”。我的行动得到了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在村里组织乡亲们学科学、用科学，开河治水，推广良种，摆脱古老的种田模式，将古老的水沤田改为旱田，改一熟制为稻、麦、棉花、绿肥三熟轮作制。水乡第一次生产出棉花，农民们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增加了经济收入，有力地破除了“听天由命”的宿命观，使农民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力量，看到了改变生产方式后自身的力量。这是我作为一个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青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我所做的这些事，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相差很多、很远。但党和人民给了我崇高的荣誉和地位。《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要报刊发表社论文章，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我的事情，号召全国青年学习和发扬与工农相结合、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曾经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及几代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尤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为我的《务农日记》一书题词。

1964年6月，我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树为全国青年十大标兵之一，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更是全国广大知识青年的光荣。我还被特别邀请参加毛主席71岁生日宴会，成了他老人家“膀子靠膀子”的座上宾，这更是对我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也是党和国家对全国知识青年的支持和肯定。

我们一定不辜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新一代领导人的殷切希望，一定勇敢坚定持久地、毫不动摇地走知识分子与劳动大众相结合的历史必由之路，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今天，我亲眼看到新一代大学生村官在农村蓬勃发展，茁壮成长。他们所处的环境与当年共产党组织人民打天下时相比，和老一代知识青年下乡带头解决农村建设和农民温饱的要求相比，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工作更为复杂。我们老知青们希望一代胜过一代，新一代大学生村官会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会锻炼出新一代的人才。

历史已经认证，知青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我们建议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要积极将宣传和总结知青精神作为发扬我党延安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作者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葛武镇董伙村。1961年5月，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回乡务农。全国著名知青。本文系作者2014年5月在《中国梦.知青情》海南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