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隽：永远怀念周总理
（《知青问题研究》编者按：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现特刊出侯隽于2008年为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而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一书中撰写的本文。
2018年1月8日，侯隽在周恩来总理逝世42周年时深情地说：我们永远怀念鞠躬尽瘁为人民的好总理，他老人家的关怀爱护和精心培养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进步源泉，他老人家的崇高风范和伟大情怀是我心中永远的丰碑和终生学习的榜样。）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一贯爱护青年，对广大上山下乡知青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深情厚谊，广大知青也对他老人家无比爱戴和无限崇敬。尽管周总理离开我们已有40多年了，但时光的流逝丝毫没有减弱我们的怀念之情。时至今日，每当我回想起周总理备至关怀的桩桩往事，亲切接见的幕幕情景，仍不由得要流下感动的泪水，激起碎心的哀思。
每逢周总理的生辰和忌日，我们许多人都会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方式纪念他老人家。2004年初，我和曾在窦家桥插队的知青朋友集资3万元捐了一块巨石，上面刻有周恩来于1917年8月30日为同学题写的临别赠言：“志在四方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特意把它安放在知青林前的“不染亭”旁，希望这代表知青心声、寄托知青思念、抒发知青情怀、承载知青理想的“志在四方”景石，永远激励我们，也鼓舞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贡献青春力量。
永志不忘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1962年7月，我在北京市良乡中学高中毕业后，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自愿到当时的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插队落户。一个柔弱的小姑娘从城市来到农村，举目无亲，又不是组织安排的，困难自然很多。
当年的窦家桥生产很落后。农业基本靠老天爷当家，一年忙到头，粮食亩产仅有100公斤左右。别看收成少，劳动强度却很大。那时村里穷得连一匹骡马都没有，有限的几头耕牛农忙时不够用，还得人拉耠子耕地。收割更得靠人力了，高粱、玉米使镰刀砍，收麦子还得用手拔。
那时的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我住的两间低矮的东厢房，是第四生产队为记工用临时搭建的小土屋，不仅冬不暖夏不凉，还透风漏雨。吃饭更是成问题，靠人力加工粮食，然后再自己做饭，这还都没得说，问题是不仅吃不饱，还经常要断顿儿。俗话说“饱吹饿唱”，我就时常饿着肚子躺在炕上唱歌。
村里人很善良，好几个姑娘争着来和我做伴儿，挤在一铺小土炕上睡觉，翻身都得喊“一二”。许多小青年也不顾一天的劳累，回家吃完饭就跑来看我，帮我做饭，凑在自制的豆油灯下读报、看书、做针线，有时还借着月光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那时农村没什么文化活动，我便成了村里的“热闹”，我们一帮小青年一起研究农业科技知识，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宣传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还办起了俱乐部，刊出壁报、黑板报，也时常排点小节目给老乡们演出。
虽然大家也挺喜欢我，但对我的行为并不理解，少不了会有许多风言风语。多数人倒是出于关心，有劝我及早离开的，有帮我联系去农场的，还有个北京老乡替我找好了当代课教师的工作，自己虽然都婉言谢绝了，但听到那些令人烦恼的风言风语，想到今后不知还要遇到多少难事，也不止一次地偷偷掉泪。然而，下乡插队这条路毕竟是自己的选择，即便再难，也得咬紧牙关承受，硬着头皮顶住。
正在我最苦闷的时候，黄宗英到宝坻采访，听到人们的议论，好奇地跑来看我，见面后她很感动，我也挺受鼓舞。之后她住进了我的小土屋，和我实行了一段“三同”，还为我写了副对联：“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那是我生活的写照，也是我的座右铭。
不久，周总理从黄宗英那儿了解到我下乡插队的情况，鼓励她快点写出文章来。后来黄宗英写了长篇报告文学《特别的姑娘》，发表在1963年7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发表前后，还由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引来了某些人的疑问，周总理知道后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当时中国青年报社反应迅速，抢在《人民日报》前，于7月13日发表了《侯隽落户农村劳动被称为“特别姑娘”》这一独家新闻。
自从周总理知道了我的名字，就念念不忘，还在几次会上提到我，特别关心我的成长。1963到l964年间，由于全国各大报刊都报道了有关我的消息，共青团天津地委还发出了《关于在知识青年中开展学习侯隽事迹的通知》，使我一下子成了名人，社会活动多得简直令人喘不过气来。我怕脱离劳动、脱离群众，总是白天黑夜不停地忙，身体也累垮了。面对这种处境，我曾多次要求为我减少外出活动。正当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中间回昆明休息之际，从一份内部材料上看到了我的要求，便马上打电话给国务院办公厅，指示要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上级规定，派我外出必须经过地委批准，为我减轻了一些压力，这令我十分感动。
1963年10月15日，在同各大区主管安置工作负责人谈话时，周总理说：“侯隽是自动下乡的一个好典型。请陶桓馥同志（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组长）下去看看，不要使她骄傲。”后来陶桓馥大姐和农垦部及华北局的领导都来看望了我，并转达了周总理的教诲。没过多久，我患结核性胸膜炎，连续高烧不退，县委派人把我送进了医院，后来我几次因多发性结核住院，县里都帮我解决了医疗费。那时多亏有总理的关心和上级领导的关照，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这么好的总理，连做梦我都盼望能亲眼见见他。1964年6月，我出席团“九大”，这一梦想终于实现了。大会开幕时，毛主席、周总理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接见了全体与会代表，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而后，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和朱老总又单独接见了我们20几个青年。平生第一次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握手，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握着毛主席那温暖的大手，真是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与刘少奇和朱老总一一握手，也觉得很是幸福和快乐。要和周总理握手了，当我走到他老人家面前时，迎着那慈爱的目光，就像受委屈的小孩见到了母亲，一种酸楚的感觉涌上心头，当时我热泪盈眶，喉咙哽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总理握着我的手问我叫什么名字时，我强忍住哭声回答，可能因为声音太小，总理没有听清，这时其他同志已经走过来和总理握手，再也没办法弥补了。过后我遗憾地大哭了一场。同志们劝我说，以后还有机会的，我却以为这种机会不易再有了。
谁知1965年3月15日，周总理来到天津，正赶上河北省劳模代表会召开，就到会场看望大家。见到台上的邢燕子，周总理问：“你们宝坻不是三个姑娘嘛，侯隽来了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总理明明是在问我呢，我心情特别激动，眼含热泪玩儿命地鼓掌！
我两次见到周总理，亲自感受到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可是在总理的印象中还是没有见过我，自己既感到幸福，又觉得懊悔。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种机会，但决心踏下心来好好干，要对得起敬爱的周总理。
随着知青安置工作的逐年加强，在各级组织和领导的指导帮助下，从1964年开始，我年年被评为“五四”标兵、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还被选为省青联委员，并当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4年，天津市有几名初、高中毕业生志愿下乡到窦家桥插队，上级给我和他们一起安排了住房，村里也办了电，开始打机井、修台田，改良盐碱地，条件有了改善，生产、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不曾想到的是，正当我干得起劲时，我母亲却来信狠批了我一顿，说：“听传言，你在农村不安心，想去上大学，被总理拦住了。”简直莫名其妙！后来，从团中央路书记那儿，我打听清楚了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周总理接见出席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听说清华大学要吸收我脱产学习，就责怪他们，不让调我上来，怕我上完大学就不想再回村了。总理说，宝坻的铁姑娘（张秀敏）、邢燕子、侯隽，这是几面旗帜，不要让他们倒下去。还说，不要把他们都鼓捣到学校里面去，我们可以勤工俭学，他们也可以半耕半读的嘛。
周总理的希望使我深受鼓舞和鞭策，进一步坚定了我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和信心。为增强在农村“大有作为”的本领，我们知青小组的同志都参加了函授大学的学习，坚持半耕半读，还送了两名知青去农大进修。
可以说，当年我能成为城市知识青年立志建设新农村的典型，实际上是周总理亲手树起来的。我本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了，下乡并不比谁早，成绩更不比谁大，只因正值全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时期，我主动先行了一步，又赶上安置知青正从过去的以国营农、林、牧、渔场为主，开始转向以插队为主，我来农村插队落户，也正当需要典型发挥骨干带动作用的当口，我幸运地被黄宗英发现，并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及各级组织和领导的关注。我感谢所有理解、支持和帮助我的人，更感谢敬爱的周总理，因为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我难以坚持在农村18年。
决不辜负周总理的精心培养
“文革”中，由于造反浪潮的干扰，党组织一度瘫痪，下乡上山工作也一度中断，各地都有些知青打回老家去串联、上访、请愿，窦家桥的知青们一直“坚守岗位，就地闹革命”。那时我和许多劳模一样，曾一度受到冲击，虽然也很不理解，但还能正确对待，因为本来自己就没什么非分之想，只要不剥夺当农民的权利，能建设新农村，对我来说也就足矣了。
在那动乱的年月里，周总理对我这棵弱苗更是百般爱护、精心培养，经常过问我的情况，唯恐我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受不住考验，会出什么问题。
记得那时邢燕子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打抱不平引火烧身，挨了一顿批，憋了一肚子气，因患神经性呕吐住进了医院。总理听一些记者谈及此事，特意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把我从医院接出来作陪，转天在《人民日报》上又发消息又登照片的，为我挽回了影响，使我受到极大的保护和鼓舞。
那是1971年的5月6日，周总理会见日本农业农民第二次交流访华团，让我和北京的两位农民代表一起作陪。深夜12点多，总理刚开完会，一见面就握着我的手说：“早就知道你的名字，只是没见过你。”我说：“我见过您。”总理诧异地问：“什么时候？”接着又似乎想起来了，说：“是河北省劳模会上吧？”他老人家确实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时隔6年了，当时他也只是听邢燕子说我在台下，印象还那么深。其实那已是我第二次见到周总理了。只因“团九大”时自己太窝囊，连名字都没说清楚，多年来总理一直没把我这个人和名字对上号，但对我的关心却是始终如一的。
在这次接见中，总理告诉我，他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我的。我说：“她是黄宗英。”总理问她在我那儿住了多久，我就向他老人家汇报了黄宗英在我们村劳动、写作的情况。总理听后说：“黄宗英那个时候就能到农村去，还是有革命愿望的嘛”，“她在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方面是有功的”。紧接着总理又关切地问了黄宗英的近况，然后大声说：“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外宾到来之前，总理和我们交谈了将近20分钟，问了我的婚姻状况、村里改造盐碱地以及粮棉生产和养猪等情况，总理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无拘无束地向总理一一作了汇报。
会谈中，日本朋友邀请中国也派农业农民代表团访日，周总理说：“我们今年不去，明年一定去。”接着向外宾介绍了我们3个农民。介绍到我的时候，周总理说：“这是我们的新农民，将来我们也要派这样的新式农民去日本访问。”
送走了外宾，我们真想再跟总理多呆会儿，可时间已快四点了，怕他老人家太劳累，谁也不忍心提出来。总理好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对我们说：“来，来，再坐会儿！”总理问我：“今天收获不小吧？”我说：“是的，我学到不少知识。”总理说：“你不是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吗？”我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是这样想，但做得还很差。”总理笑笑说：“慢慢学习嘛。”一年后，我参加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出访日本，我想这大概是总理给我的又一次“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学习机会吧，我为自己能参与周总理策划的“农民外交促中日邦交”活动，感到非常荣幸。
总理接见的消息顿时也让全村沸腾起来，男女老少奔走相告：“周总理关心咱窦家桥的农业生产，还问咱南洼盐碱地的改造呢！”那时我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才一年多，另几位知青当大队干部的时间也不长，但我们已深刻感觉到：知青有了领导权，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以及推广科学技术、宣传道德风尚等方面，确实更能大显身手了。通过学习贯彻周总理的重要讲话，我们支部一班人信心十足，干劲倍增，决心一定要在盐碱地上夺高产，向周总理交份儿满意的答卷！也就在总理接见我的1971年，我们打破了多年粮食亩产在200公斤左右徘徊的局面。在之后的几年里，由于生产条件逐年有所改善，虽遇连年的大旱，依然连年获得大丰收，到1974年，粮食亩产就超过了500公斤。我们的窦家桥不仅改写了吃国家返销粮的历史，而且年年增缴爱国粮，1974年，我们向国家交售的余粮就突破了20万公斤。
在1974年和1975年间，又有16名北京、天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到窦家桥插队落户，给我们增添了新生力量。窦家桥成了当时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我们的知青小组和大队党支部都被评为各级的先进集体，我也被评上了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这是窦家桥广大党员群众和全体知青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与各级各部门领导的指导帮助分不开的，更是与周总理的关怀鼓舞分不开的。
在“文革”中，周总理为保护我们的许多同志，与“四人帮”巧妙斗争。尽管对其内情当时我并不清楚，但我确切地感受到：周总理更加关心我的思想，随时随地在给我做细致的思想工作。
1973年，党的“十大”开会期间，周总理作为天津的代表，来到天津组参加讨论，市委领导有意把我安排在总理身边，让我主持那天的讨论。那天正讨论“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周总理对我说：“这次我们安排了两个知青当中央委员，一个男，一个女；一个新，一个老；一个南方，一个北方。不然好像咱们就这么两个人了似的。我想这点侯隽是能够理解的，不会有什么想法吧？”因为邢燕子是中央委员候选人，朱克家是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周总理担心我会因此闹情绪。他老人家的心有多细呀，就是自己的父母也很难想得这么周全啊！其实谁作为知青代表，都体现了党和人民对广大知青的肯定和鼓励，自己只有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义务，没有向党和人民伸手的权利。而且，我早就听说，这次我当“十大”代表，也是由于总理的过问才安排的。所以，那天我好像没过脑子似的，就接过总理的话茬说：“哎呀总理，我还有什么想法？能来参加这个会我都没想到，我们一个县竟出两名代表！”总理放心地点点头说：“特殊情况嘛。”
一年后，我又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上了四届人大常委。据说在酝酿代表人选时，因为邢燕子没有被提名，周总理还特意委托新华社的记者给她带话，请她理解，当党的代表就不宜当人民代表了，两个人的作用比一个人的作用大。
现在回想起那年月，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动乱中能较早地被解放，还能多次参加重大政治活动，出席党政重要会议，并能当上“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如果没有总理的亲切教导和及时关照，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想，这对于我来说，是幸运，是幸福，是荣誉，更是责任，自己应尽感恩之心，竭回报之力，永远也不能辜负周总理的关心爱护和培养教育。
永远以周总理为光辉榜样
就在周总理会见外宾让我们作陪的那天，我亲眼看到了周总理为把“文革”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的感人情景，也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对别人总是体贴入微，却从不顾及自己的高尚情操。
那天，周总理前半夜开会，后半夜接见日本农业农民访华团。他老人家到场后，先与我们等候在那里的3个农民代表交谈，又向工作人员了解代表团的情况。零点40分，郭老（郭沫若）来了，总理连忙迎上去，日本朋友随后也到了。总理招呼大家一起合影后，就劝郭老回去休息，并向日本朋友说明，因郭老年岁大，就不参加座谈了。
紧接着总理便与日本朋友亲切交谈起来。他老人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物产、习俗等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从日本农业谈到战争与和平，气氛非常热烈、融洽。我第一次见识这种场面，总理那博大的胸怀、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思维、超凡的风度、慈祥的面容、谦恭的态度、感人的谈吐，所有的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至今记忆犹新。不知不觉两个半小时过去了，连我这个年轻人都感到有些疲倦，但总理依然精神饱满。
送走外宾后，总理又与我们座谈，快到凌晨5点了，我正寻思着：总理什么时间休息呢？他老人家却握着我的手说：“实在对不起，头一次见面，就耽误你这么长时间。”我心里一热，傻乎乎地冒了一句：“您什么时间休息呀？天都快亮了。”总理只笑了笑，没回答，却问秘书送我到哪儿去休息。告别了我们，总理转身刚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见我还站在原地恋恋不舍地目送他，便大声问：“谁管她呀？”秘书忙说：“有人管！”赶快把我拉走了。总理看我出了门，才放心地转身向前走去。
人民的好总理，心里永远只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我带着他老人家无微不至的关怀，含着幸福的热泪走了。然而，自打看到总理没日没夜玩命工作，为总理健康悬着的心却怎么也放不下了。结果，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听说总理住进了医院，他老人家是为我们操劳的呀！我无时无刻不在祝愿总理早日痊愈，也更加思念他老人家。
1975年1月，四届人大开幕的那天，我们日夜盼望的周总理来了。又见到了他老人家，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但看到总理苍老消瘦得那么厉害，又让人心疼得直想哭。大会选举的那天晚上，利用计票时间，总理接见了天津代表。他老人家对照着代表名单一一问大家的姓名和职务。轮到我时，总理看了我的职务说：“噢，你当团市委书记了，你要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停顿了一下，总理又关心地说：“不过她的职务太多了，要减轻她的职务。”后来市委决定，邢燕子和我上留一职、下留一职，把中间职务全免掉，那实际上是周总理的意思。
那天总理为鼓励一位有病的老代表战胜病魔，坦诚地对他说：“我得的是癌症⋯⋯”我们一下子都傻眼了。我头发胀，眼发黑，天旋地转，两耳嗡嗡响⋯⋯只听总理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其他就什么也听不清了。当时只觉得欲哭无泪，欲喊无声，直至回到京西宾馆才清醒过来，扑倒在床上失声痛哭。总理自己病成这样，还惦记着为我减轻职务过多的压力，我又能为总理做些什么呢？我祈祷总理能奇迹般地好起来，但奇迹始终没有出现，却传来了晴天霹雳般的噩耗⋯⋯
永远难忘那悲痛欲绝的时刻，1976年1月8日，令人朝思暮想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我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实在不敢去想，却又忍不住总是在想那一件件感人的往事，一幕幕难忘的情景。我戴上黑纱，插上白花，给邓妈妈写信，给我的亲友们邮寄总理纪念画册⋯⋯但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尽我怀念总理的无限哀思和爱戴总理的深厚感情。
我想去瞻仰遗容，但规定只有在京的人大常委才允许去，我不在北京工作，应该是没有资格的。老天有眼，也是与总理有缘！当时我正在北京的一家医院治病，病友中有一位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不忍看我那哀伤的样子，悄悄把总理治丧办的电话告诉了我。我哭着央求治丧办的同志，说我现在正在京，恳请他们批准我再最后看看周总理。可能是先接电话的同志当不了家，一连换了3个人，直到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对着电话哭的份了，一个病友接过电话替我又重复了一遍，总算是被获准了。
10日下午，我去北京医院瞻仰遗容。只能看这最后一眼了，尽管不听话的眼泪总是模糊我的视线，但我始终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总理那坚毅安详的面容。我怀着无比悲痛和崇敬的心情向总理深深鞠躬，仿佛又听到他老人家那洪亮的声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想，周总理日理万机，还对我们这些与他非亲非故的人关怀备至，不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嘛！那不仅是对我们个人的希望和支持，也充分体现出周总理对人民无比热爱、对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伟大情怀。我想，自己一定要以他老人家为榜样，虽然做不了总理的那些事，也要像总理那样爱人民、干工作、待朋友，学做总理那样的人。
1979年8月，我出席全国先进知青座谈会，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也参加了，知道她要去看邓妈妈，我就托她代我问好。回来她告诉我，邓妈妈嘱咐你“要经得起考验”，我说：“请她老人家放心，我一定经得住考验！”
多年来，我时有上下，职务多变，但自己以周总理为榜样，无论何时何地，不管当官为民，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努力按党和人民的需要造就自己，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记得周总理曾说过：“真金不怕烈火炼，真金也须烈火炼”，一直以来，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受到过一些误解和委屈，但自己顾全大局，不计得失，立志“在烈火中永生”，确实也经受住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1995年7月1日，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广电部举办的《七月礼赞》，选了9位在不同历史时期入党的党员英模走上舞台，每人都用一句话表述当年的誓言和志向，作为60年代的唯一代表，我说：“当年我自愿放弃高考，离开北京下乡到宝坻县窦家桥村插队落户，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话说至此，不由我心里一阵激动，又想起了当年周总理的不尽关怀。
进入新世纪，邢燕子、董加耕和我都被评选为“20世纪我心中的英模”。近几年，我们也经常一起应邀出席全国英模代表的一些会议和活动。2007年“五四”，我们还以老英模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青年群英会”。回忆起总理说过的话：“你们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想，自己一定永远尽其所能多为人民做好事。
敬爱的周总理虽已离去，但虽死犹生，他老人家永远活在我心里，永远鼓舞我前进。总结人生感言，我常爱说：“勤奋追求，人生价值之所在；真诚奉献，不竭动力之源泉。”而这“追求”与“奉献”的不竭动力，恰恰来源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来源于他老人家的关怀爱护和培养教育，这是我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为使更多人受到教育和鼓舞，我积极投身宣传周恩来的行列。拍摄电视专题片《周恩来与天津》，我带头组织捐款；发行周恩来总理的画像，我主动前去请战；当副县长时，我借分管文教工作之便，在宝坻举办了《周恩来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展》；我还和邢燕子一起积极参加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活动，都被聘为名誉馆员。
如今，我也步入老年，已经退休，又迎来了生老病死的新磨难，更加理解了总理留给我们的那句震撼人心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于是我更加关爱生命，更加珍惜时光，更加积极地参与和呼吁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爱心助学⋯⋯
同时，我也更加理解了周总理曾说过的话：“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于是我以此为座右铭，热情不减当年地学习新知识，并学会了一些电脑应用技术⋯⋯
最近我还与朋友们一起，策划筹建知青村，力图聚集各方人才，与情系“三农”的各界朋友联手助推新农村建设，以实现我们的青春夙愿和周总理的殷切希望⋯⋯
但愿某一天，当我走到人生尽头，拜见周总理的时候，他老人家能欣慰地说：“我的心没白操，劲儿没白费”，用红笔在我的人生考卷上划个“对”号⋯⋯
（作者侯隽，女，1943年3月出生，北京人，1962年7月高中毕业后自愿下乡插队，是全国先进知青和著名劳动模范、党的“十大”代表和四届人大常委，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任大队党支部书记、中共宝坻县委副书记、河北省妇联副主任、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1980年脱产，历任天津市宝坻县人大副主任、副县长、县（区）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