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民┃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始末
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前后持续了27年时间，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后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基本同步。《四川党的建设》杂志刊发孙成民撰写的本文，记述这一重大事件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梗概。
第一篇 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最初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经历了一个由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到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再到有计划地在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城镇青年，又到较大规模地动员组织城镇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过程。
一、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
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起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首开先河的是由青年团组织的城市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边疆。其历史背景，既有国家通过扩大耕地而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经济原因，又有受苏联青年奔赴边疆垦荒而激发的政治热情。
继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1955年8月底奔赴北大荒以后，重庆市团委承担起了组建四川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任务。1956年2月26日, 由300名青年组成的重庆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出发前往若尔盖草原。尔后，四川其他地方如成都、江津、泸州、乐山等地，亦相继组织青年垦荒队奔赴山区。
除此而外，在这一时期与四川城镇青年到农村直接相关联的还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作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语，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城镇青年奔赴农村、边疆的精神动力。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这是党和国家第一次把知青上山下乡列入国家发展规划。
二、组织城镇青年参加农业生产
经过“一五”时期的发展，四川国民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仍不能满足中小学毕业生升入高一级学校的需要，也不能满足他们的就业需要。1957年上半年，四川省委和省人委先后发出《关于指导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指示》等文件，对组织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作出部署，并要求家在城市的学生，除少数能够在城市就业和一部分有条件自学的以外，其余学生都应该根据当地政府的安排，愉快地到农村去。
1957年7月，重庆市首批组织了124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这批人员是从全市1000多报名参加农业劳动的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市委、市人委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会，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到会并讲话。成都市在1956年组织100名中小学毕业生到温江县农村安家落户之后，于1957年又组织了130名青年下乡，市里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大会，市长为他们送行。在这期间，万县、南充、江津、五通桥、简阳等地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纷纷报名，要求到农村安家立业。据不完全统计，到9月下旬止，四川已有1600多名家城镇青年下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
1957年下半年，四川开展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工作，尽管随着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而进入低潮，但它却为不久到来的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在国营农场安置城镇青年
1960年底，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四川在中央召开的7000人大会后，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复苏，其中精简城镇人口就是贯彻中央决策而实施的一项重要工作。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在《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中提出：对于精简下来无家可归和城镇无法安置、但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包括一些不能在城镇就业的青年学生，可以安置到农场（包括牧场、林场、渔场）。据此，四川确定了在城镇不能就业的青年学生的安置出路和方向。
1963年4月25日，四川省人委批准《关于我省国营农林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员和学生计划的报告》，对国营农林渔场的安置对象、范围、方式等作出规定，由此正式拉开了四川有计划地动员组织城镇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的序幕。
从这年上半年开始，重庆、成都、自贡、万县、南充、内江、宜宾、泸州等8个城市动员和组织了一批知青到国营农林渔场落户。如成都市第一批参加茶林渔场建设的1000多名知青，于6、7、8月先后前往屏山县龙洞坪茶场、兴文县五斗坝茶场、叙永县后山茶场等地国营场。自贡市251名知青于7月赴乐山专区的国营农林场。重庆市首批220多名知青于9月上旬到市郊农村和达县专区所属的国营农林渔场。到11月中旬，重庆市已有2200多名知青，到本市和达县、万县、江津等专区所属的国营农林渔场安家落户。
四、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指出：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进一步加强农业战线，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
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四川迅速掀起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热潮。从1964年2月下旬以来的不到1个月时间里，重庆市各区县首批就动员组织了3000多名知青到农村。到4月底止，全市已有6000多名知青到市郊区和其他一些专区农村插队落户。4月7日，成都市举行3万多人的欢送大会，欢送2000多名知青奔赴凉山州和西昌专区农村。全省其它地方的动员组织工作也抓得较紧，一大批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安家落户。
在这期间，四川采取的安置形式主要是插队安置，同时也有一部分安置在社办场和国营场。在1964年到农村去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场的有2224人，占5.9%。根据“总结经验，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1965年1月，省安置领导小组向省委提出将“以插队安置为主”调整为“以社办场安置为主”，省委于1965年11月正式确定社办场作为今后城镇知青安置的主要形式。
自1962年四川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到1966年底，全省共动员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78976人。重庆知青李敏其、成都知青孙传琪和巫方安等一批志愿要求到农村去的先行者，成为四川青年学习的榜样。战斗在巴山蜀水的数万名上山下乡知青，怀着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祖国的忠诚，与广大社员群众一道，艰苦奋斗、占领山头、开垦荒地、改良土壤、科学种田、传播文化，为大办粮食、夺取丰收、改变习俗、建设新农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篇 知青上山下乡在起伏中逐波推进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给四川经济社会罩上了新的阴影，也为四川知青上山下带来了新的背景。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迅速掀起
在“文革”初期，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氛围中要“推倒重来”。但是，从上到下都强调坚持知青上山下乡的方向。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是“文革”初期就被保存并肯定下来的少有的“文革”前就制定实施的政策之一。
在不断解决回城知青返回农村的同时，四川按照中央的精神开始解决各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升学链条的中断，就业出路的堵塞，使得应毕业而未毕业、应就业而未就业的高初中毕业生越积越多。此时，全国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级高初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四川家居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亦有39万多人，其中重庆市就有18万多人。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庚即，四川掀起前所未有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
在“‘老三届’一律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政策导向下，省革委下达了到农村插队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在安置去向上，确定重庆市主要分配在重庆三县和万县、涪陵、达县、南充、江津地区；成都市主要分配在乐山、温江、绵阳、内江、雅安、西昌、渡口地区；自贡市主要分配在宜宾、凉山地区。其他市、地、州、县的知青，原则上就地自行安排。
在“文革”运动的政治背景以及极左思潮的助推下，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意义。一项本以就业安置为基本初衷的毕业生分配工作，瞬间被卷进了群众运动的“浪潮”，知青也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从毛泽东的指示发布后至1969年3月1日止，仅两个月时间，四川就动员“老三届”中学毕业生16万人到农村去。到1970年底，全省动员知青下乡人数达到50.04万人，1971年底达到66.22万人。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此时在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一刀切”“一片红”作法，使得极左思潮打开了扭曲知青上山下乡的突破口，并在某些方面出现极端化的倾向。而这些情况，也正是与“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有着重大区别的地方。
二、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
大规模地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做好四川几十万知青的动员和安置工作，更是难度很大。
很快，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就暴露出一些突出的问题，主要包括：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全省参加1972年决算分配的43.35万知青中，生活不能自给的占43.4%；部分知青住房条件较差，全省在乡知青中未建专用住房的占57.3%；三是部分地方迫害知青特别是奸污女知青的情况较为严重；四是“走后门”之风在上山下乡领域逐步蔓延。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笔复信给知青家长李庆霖，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成为促使最高领导层对知青问题进行全面审视和调整的重要契机。紧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1973年8月11日至9月11日，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讨论并制定统筹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贯彻意见和具体措施，从而拉开了四川统筹解决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序幕。
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培养教育、调整动员政策、改进安置形式、打击犯罪活动、纠正不正之风、制定长远规划等，并对解决知青实际问题提出了若干具体办法。
如在解决知青生活困难方面，先后对全省未建房的知青补助建房费4000万元，对生活不能自给的知青补助生活费1917万元，补助知青历年口粮和医疗欠款860万元。在这笔总资金中，大部分是中央财政直拨的，其中还包括四川地方财政拿出的1000万元、4000万斤粮食。从1973年起，新插队知青的安置经费由过去每人230元提高到480元。
又如在知青粮油供应标准上，除口粮从下乡之月起按每人每月35斤标准由国家供应1年外，知青参加集体分配后，正常出勤的，应不低于当地单身整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如所在社队分粮水平过低，知青口粮全年达不到贸易粮380至420斤的，由国家在农村统销粮中补差等。
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尽管这种调整和解决，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上山下乡的根本性问题，但它毕竟对知青工作中的一些极端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也确确实实使许多知青感受到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回归。
三、鼓励知青扎根农村发挥作用
随着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进程，也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以及邓小平主持对各行各业整顿的推进，知青上山下乡领域的各种观念和作法既相互交织又激烈碰撞。一方面，“划等号”“限制法权”等口号日愈浓烈；另一方面，扎根农村、大干苦干、科学种田、传播文化等事迹频频传颂。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相继踊现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优秀代表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鼓励和表彰。如1973年9月，受到四川省委（1973）92号文件表彰的先进知青有：扎根凉山10年的成都知青孙传琪、巫方安，四次放弃上大学、进工厂机会的成都知青梅跃蓉，被群众誉为“铁姑娘”“红管家”的重庆知青李莉等。
1975年11月，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经邓小平提议而公开发表后，四川省委、省革委随即召开全省知青代表大会。大会主题报告显示：全省先后下乡的120万知青中，已有4600人入了党，21万人入了团，有5万多人参加了县、社、队的各级领导班子，还有一大批人担任了社队的会计、保管、出纳、农机员、农技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和夜校辅导员。为鼓励广大知青为改变农村面貌发挥更大的作用，省委、省革委决定授予13名个人和1个集体以下乡知青先进标兵的称号。
在“文革”期间，四川共动员知青下乡134.5万人，其中到云南支边4.1万人；同时，全省调离农村的下乡知青共计57.23万人，其中招生调离7.14万人、招工41.09万人、征兵4.17万人、招干901人，病残、特困迁回4.74万人。
在这10年中，广大下乡知青的境况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而起伏波动，也随着党和国家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调整而有所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困境中努力抗争与探求真知，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他们中的大多数艰苦奋斗在广袤的农村土地上，特别是在四川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推广农业新技术和优良品种等方面，创造出了许多的业迹，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三篇 顺应民心调整知青上山下乡政策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继续惯性推进。1978年12月结束的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确定把知青工作重点从动员安置转移到就业安置上来，成为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转折点。
一、创造解决知青问题的条件
随着拨乱反正的进程，知青工作中很多棘手的问题开始理清思路。而要根本解决上山下乡中的问题，则需要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也需要从多方面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对知青实行集体安置，既是解决知青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又是创造良好环境的重要内容。省委要求，对插队的知青要建立青年点，积极试办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推广“厂社挂钩、对口安置”的经验。到1977年12月底，全省集体安置知青人数达到21.56万人，占应集体安置人数的48.65%，全省有62个县实现了知青安置集体化。
继续有计划地抽派带队干部，配合当地党政做好知青工作，是这一期间稳定知青情绪、发展安定局面的重要措施。到1977年12月底，全省先后有2.35万名带队干部，既承担着动员地区的重托，又担负着安置地区的责任，在知青的教育、管理、保护以及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发出后，激发了四川数万知青的热情。省委要求，各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大专院校，并统筹安排他们的生产和学习。省知青办推广了郫县组织知青进行高考复习的经验。仅在1977、1978两年间，全省通过招生调离农村的知青就有4.65万人，占同期全省大中专招生录取人数的35.4%。这样良好的氛围与导向，为从根本上解决知青问题创造了条件。
在这期间，充分发挥知青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是知青工作的重要着力点。1978年2月16日，新华社以《四川省60多万知青活跃在农村》为题，报道了四川知青为建设新农村发挥作用的情况。开江县组织知青向科学种田进军，在全县136个大队办起农科队，集中安置1700多名知青，仅1977年就搞了110个科研项目，成功65项。重庆市北碚区组织动员单位帮助147个知青场队办起小工业52个，仅一年时间，小工业的纯收入即达46万多元，相当于这些场队农业收入的10倍。
与此同时，四川加紧知青问题的调查研究，从多方面提出解决知青问题的政策建议，并形成《关于我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情况的调查报告》报送国务院知青办公室，为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及其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决策建议。
二、调整政策统筹安排知青就业
1978年12月16日，四川省委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刚刚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精神。会议结合四川实际，讨论并提出了调整知青政策，改进传统作法，进一步解决好四川知青问题的具体措施。
根据四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会议提出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青上山下乡”；积极地有计划地把在乡知青安排好，并决定在两年内优先解决1972年底前插队知青的问题。
首先，对知青留城政策、下乡范围作出重大调整。从1979年起，渡口市、阿坝、凉山、甘孜自治州、一般县城和小场镇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地区辖市原则上要继续组织上山下乡，但有条件能自行安排的，报经批准，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成都、重庆、自贡市和需要继续动员上山下乡的地辖市，对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
其次，改进安置形式，妥善安置下乡知青。成都、重庆、自贡市的下乡知青，在本市郊县进行安置。主要安置在工矿企业、机关等单位自办的农工林牧渔场和改建为知青农场的“五·七”干校，以及已办的又有发展前途的知青场队；还可兴办集体所有制的城市造林队，不下户口；对安置知青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制定扶持政策。
再次，广开就业门路，统筹安排在乡和留城知青。主要通过发展商业、工业、交通等集体企事业，组织参加城市和厂矿企事业单位的基本建设，扩大大中专院校招生和参军规模，做好在职职工的退休、退职的子女顶替，适当放宽对下乡知青的招工年龄和扩大招收女知青的比例等办法，进行统筹安排。
随着“一揽子”改进措施的实施，知青下乡范围大大缩小，很多地方的动员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与之相联的知青安置，也仅限于在市郊扶持办好集体所有制的知青场队和农副业基地等，此时知青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城乡广开门路，统筹安排知青回城就业，全省知青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以安置就业为主的轨道。
三、坚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全国和全省知青工作会议以后，四川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解决知青上山下乡中的遗留问题，并贯穿于这一时期知青工作的始终。
在优先解决老知青回城问题上，省委强调，在安排上要从实际出发，因人、因地、因事制宜，在一两年内逐人落实；要下达专项指标，不受年龄、性别、婚否、文化程度的限制。经过从上到下的努力，全省在1977、1978两年招调知青回城40.2万人的基础上，1979年前11个月又统筹安排了知青16万余人，其中1972年底前的老知青安排了5.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乡老知青的78.7%。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插曲，就是1978年底前后在云南西双版纳垦区发生的支边知青“请愿”风波。四川作为动员组织知青到云南支边建设的重要省份，高度重视农场知青的诉求，率先提出全面解决支边知青回川的6条办法。到1979年12月底，四川赴滇支边知青中已回成都、重庆的有2.7万余人，占1978年底在滇支边知青人数的97%。
与此同时，四川还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涉及知青经费清理、解决已婚知青安排、办理知青子女户口、处理病残知青问题、平反冤假错案、知青工龄计算，以及扶持集体经济发展等问题，这些成为解决知青后续问题的基本依据。
1980年9月6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并原则同意后，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宣布：“能够做到不下乡的，可以不下”。1981年12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宣布：今后不再划分留城和下乡的界限，也不再划分动员城市和非动员城市的界限。至此，在巴蜀大地进行了27年之久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落下帷幕。
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四川151.47万知青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奔赴农村、边疆，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他们见证了四川的蓬勃发展，也经历了四川的艰辛曲折；他们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改变四川农村落后面貌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胡耀邦1979年所指出的：他们是令人起敬的，要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上一笔，用来教育我们的后代。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于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插队落户；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于2017年荣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本文分载四川省委刊物《四川党的建设》2016年第4、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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