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民：我知青生涯中的三位知青办主任

孙成民知青问题研究

〖编者按：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全国县以上知青工作机构的数万名专职干部，在这一特殊岗位上肩负重任，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为做好知青工作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在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50周年之际，现特刊出曾担任四川省知青办副主任的孙成民撰写的《我知青生涯中的三位知青办主任》一文，以追述、缅怀全国数十万知青工作专职干部、带队干部，为分担国家困难、支撑共和国大厦而作出的奉献与牺牲。〗

从1969年12月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1978年6月调离农村的9年间，我知青生涯中历经了县、地、省三位知青办公室主任，他们是潘良宾、宋国仕、余之光。至今虽已过去四十多个年头了，但他们的音容相貌，特别是在四川三级知青工作领导岗位上，赤胆忠心、尽责履职、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品质和精神，将与他们为之付出心血所创造的业绩一起，永远镌刻在巴山蜀水的历史丰碑上。

一、我与县知青办主任潘良宾

土改时就参加工作的潘良宾，是开江县土生土长的干部。1968年底开始大规模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时，他就在开江县委办公室秘书岗位上被任命为县革委毕业生分配组组长（后为县知青办主任），承担着负责全县知青动员安置日常工作的责任。此后不久，我亦从县城来到红岩公社4大队3队插队落户。

与潘良宾（中）合影

当时正值轰轰烈烈开展知青上山下乡之时，我作为一名普通下乡知青不认识也不在乎县里谁在管知青，更不用说还想见到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潘良宾时已是下乡1年多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知青在农村搞科研活动，试制成功菌肥菌药，并在小田对比试验中见到了成效。1971年开春后，县、区、社多次到我所在生产队召开新技术推广现场会。潘良宾听说后十分高兴，即徒步来到我所在生产队。来队后，他先到田间参观我们的试验田，再到我们因陋就简办起的试验室观察菌苗生产，还到我的住地翻阅劳动、学习日记，与我们座谈交流，鼓励我们继续努力。初次见面，我就感到他是一位平易近人、作风朴实、聪明睿智的知青工作干部。

一直到这年大春收获前，我们的农科试验、科学种田已有了明显效果，全县各地来我们生产队参观的干部、技术员络绎不绝，我们知青也很自然地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此时，潘良宾已多次到我所在生产队座谈访问，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记得有一次他来队时正值栽秧时节，他二话没说就脱鞋袜下到田里，一边插秧一边与我交流，还向周边社员了解情况。当时，我和社员们都很感动。

1972年3月初，开江县在任市区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潘良宾在会上介绍了我在农村看书学习、科学种田的情况，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县上的知青工作会议，印象较为深刻。这年12月上旬，他又力推我们红岩公社加强知青教育管理和发挥知青作用的经验，以县革委的名义在红岩公社召开前厢三区知青工作现场座谈会，安排参会代表到我所在生产队参观大田科学试验，查阅我们的农科原始记录和劳动日记等，对我们知青以极大的鼓励。

开江县革委在红岩公社召开知青工作现场会代表合影。第三排右一为潘良宾

此后，特别是在1973年传达贯彻全国、全省知青工作会议精神期间，潘良宾领着我到县内大多数的区社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工作试点、组织慰问活动以及调查了解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等。这年11月，地、县委决定在甘棠公社进行“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试点，我挑起了试点工作组长的担子，也是在潘良宾的支持和帮助下，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并在全县推广了试点经验。可以说，在这期间，全县所有区和大部分公社都留下了我与他走过的足迹。潘良宾的言传身教，使我增长才干，也使我看到了“山外有山”的景象。

时至1974年下半年，随着“厂社挂钩”经验的推广，集体安置成为知青工作的重点之一，红岩公社也成为开江县先行试点单位。当时我已在大队和公社担任了一定领导职务。潘良宾与我多次到各大队考察，最后经公社党委确定在一、四大队试点建立知青点。从酝酿决策到选点建房，从“四集中”到“两到队”，他都深入社队、走村串户，与干部社员和知青们一起讨论方案，并与公社党委一起推进实施。不到半年时间，两个知青农科队先后建立起来，实现了当年建队、当年投产并获得效益。紧接着，全公社10个大队在1975年底前全部建起了知青农科队，将分散插队在91个生产队的121名知青及新下乡的知青全部实行了集体安置。此后，我担任了红岩公社主要领导职务，潘良宾又多次与我一起对知青农科队的巩固发展进行专题调研，推动集体安置知青与建立社队农科网紧密结合，广大知青努力奋战在农业科研第一线，为改变红岩公社面貌作出了积极贡献。

开江县出席达县地区知青代表大会的代表合影。坐第一排右五为潘良宾

在此基础上，县委在红岩公社召开现场会议，总结经验，加快推进。到1976年底，全县136个大队建起农科队，集中安置了1700多名知青；1977年，这些农科队共搞110个科研项目，成功65项，开江成为四川实行集体安置、发挥知青作用的先进单位。1978年6月，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第12期以《开江县建立四级农科网安置知青的经验》为标题，转发了开江县委的经验和作法。1978年10月分管知青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出席了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会议还印发了开江县委《大办农科队，组织知识青年向科学种田进军》的交流材料。这其中，包含着潘良宾这位县知青办主任的极大智慧与极多心血！我作为当时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人，是深知其份量和贡献的。

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与潘良宾的接触与交流中，尤其是他对工作满腔赤诚、一丝不苟，视知青为兄妹、关爱有加，他严格要求、朴实待人、循循善诱的思想品质，他爬山涉水、不辞辛劳，走遍开江山山水水的工作作风，使我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至今都使我挥之不去。

二、我与地区知青办主任宋国仕

1933年3月，红四方面军转战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时，年仅13岁的宋国仕就在地处大巴山的南江县家乡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血与火的考验，他没有留恋大城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毅然申请并要求回到了四川工作。1964年下半年他放弃四川省假肢厂厂长职务，申请调回达县地区工作。当时正值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不久，他即被任命担任了达县地委安置办主任，一直到后来担任地革委毕业生分配组组长、知青办主任职务。

由这样一位徳高望众的老红军来负责全区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广大知青打心眼里感到敬佩与信服。我曾听说过他浴血奋战的英雄历史，也曾听说过他呕心沥血培养教育知青的事迹，而让我真正较为深入了解并熟悉他，却是我下乡插队两年多以后的事情了。

1972年11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去地区知青办报到开会。第二天，我乘班车匆匆赶到地区知青办驻地时，已快要下班了。见里面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我径直进去见到一位50岁开外的老同志正戴着老光眼镜在一笔一划地写笔记，刚一开口询问，那人抬头见我这个戴着眼镜、身背挎包的模样，就说“你是孙成民吧”，我点点头并试着问“您是宋主任”，他微笑着伸出手来拉着我连声说“辛苦了、辛苦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语境中，我与这位敬重、慈详的老前辈见面了。

接下来，他告诉我这次主要是来参加驻地部队一一铁道兵第七师即将召开的团代会。当时该部队师政委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军地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决定邀请我和另一名1964年由重庆下乡到巴中县化成公社的女知青厐德兰，出席大会并作发言。地区知青办领导和军代表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让我按材料预习发言了两次，宋国仕每次都对我的发言内容和语气等提出建议。在临出发到铁七师前夕，宋国仕又在他的办公室与我们摆谈了两个多小时，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从他的谆谆教导和言谈举止中，我领悟到了老前辈的殷切期望，也感受到了极大温暖。

山峦起伏的达县地区辖11个县，历来是四川安置城市知青最多的地区之一。仅1963年下半年到1965年上半年的两年间，全区就有1.57万名下乡人员安置在610个社办林牧场，其中有439个场安置有城镇知青7821人，大多数是重庆下乡的知青。我多次听他说：“老一辈流血牺牲为的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现在我们培养关怀下乡知青，就是要使红色江山后继有人。”

他不仅这样说，更带头身体力行。1965年8月，达县地区创办的社办林牧场安置城镇知青的作法，成为全国城市知青安置工作座谈会肯定并推广的一种重要安置形式，这其中包含着他无尽的心血。1969年的一天，落户在达县罗江公社的6名重庆知青来找宋国仕，要求调换插队地点，因为犀牛山又高又大，生活不适应。他说服知青回到山区后，又打起背包来到犀牛山，与知青们劳动、生活在一起，教育知青学习老前辈的精神，使知青们安下心来。

更让人赞叹的是，宋国仕自1969年初以来，带头将4个子女先后送到农村。招工招生开始后，大儿子写信回来要他去“打招呼”，女儿专程回家做父亲的“工作”，老伴也要他“为子女考虑考虑”。宋国仕写信给大儿子要他安心农村锻炼，服从当地安排；还召开家庭会教育女儿和老伴，正确对待“走”与“留”。4年过去了，除大儿子在另一个地区的江油县农村调出当了工人外，其余3个子女均继续在农村。1972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踏遍巴山育新苗》的通讯，介绍了他的事迹。1973年7月，在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上，宋国仕做了带头送子女务农、抵制“走后门”的发言，当时我也在现场，亲身感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好评，我也为之感到高兴。

1973年下半年，我作为知青代表担任了达县地委、开江县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以后，到地委的时间和接触宋国仕的机会就多一些了。在这期间，我随同他一道多次参加了省里召开的各地、市、州知青办主任会议、集体安置现场会议等，他带我到大巴山深处的通江、万源、宣汉等山区去看望慰问知青、了解知青情况、解决知青困难，还带我到重庆对口安置的南岸区、沙坪坝区、市中区等地，走访动员单位，与家长座谈，倾听安置意见，共商培养方案等。每次座谈、走访，都使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位老红军对知青的关爱之情和对这份事业的赤诚之心。

197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从农村赶到达县准备与宋国仕一道去省里参加知青工作会议。当天晚上，他硬拉着我到他家去吃晚饭。记得是他老伴给我煮了一大碗面条，味道十分可口，至今都让我回味无穷。因第二天要前往重庆，他特地安排我住宿在地区知青办他的办公室里，以方便我赶早班车。这间办公室兼休息室的布置十分朴素、简洁，除了有一张书桌、一把藤椅和两个文件柜外，还有一架单人床可供休息。当晚睡在老前辈的床上我感到格外香甜。

与宋国仕相处的时间，很多是与他一同出差或开会之时，我经常看到他一有空就把随身带着的笔记本拿出来写着、划着。我知道，他在家也好，外出也好，经常带着两个本子，一个是工作笔记本，主要记载全区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一个是写回忆录的本子，主要记述他经历的红军长征的故事。他告诉我，他参军时大字不识一个，是当红小鬼时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识字班才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后来在行军途中、露营休息，以及刚解放时分配到西北的一所大学工作时逐步学习并积累起来的。宋国仕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对我在农村坚持自学、加强锻炼，影响很大，至今都使我能以忘怀。

三、我与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

余之光1937年在山东老家参加革命后，于1949年随军南下进川。解放初期即担任渠县县长，后调至重庆市从事青年工作，担任团市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73年上半年，余之光御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职务，被任命为省知青办主任。当时，正值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不久，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他是在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中，挑起了这副重担的。

我第一次见到余之光是1973年7月中旬。当时，我作为下乡知青代表参加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并与另外4名下乡知青一起成为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在会议报到的当天晚上，省委书记何云峰在省委民族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我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余之光。初次见到这位省知青办主任，虽没有机会直接与之交谈，但我对他充满着浓浓的敬意。

在此后40天的会议里，我接触他的机会就多一些了。无论是在领导小组的研究问题，还是在参加各大组的发言讨论；也无论是分析知青工作现状及查找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作为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余之光，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大量日常具体工作。我看到他很多时间都是忙忙碌碌，经常晚上加班到深夜。记得在大会发言交流前，他还抽时间看了我的发言稿，并转告我材料的最后一部分“意见与建议”应更具体一些。按他的修改意见，我在发言中对今后四川知青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受到了会议的重视，我也从中受到了教益。

此后，我又参加了省知青办组织的一些培训班、讨论会，还好几次被抽调到省知青办去协助参加一些重点工作。如1974年7月，在余之光的带领下，我参与了对乐山、峨嵋、郏江、名山等县建立知青点、队、场实行集体安置的调研、考察活动。1975年3月下旬，参加完四川知青理论骨干培训班后，我被留在省知青办协助参与动员宣传方面的工作，前后有两个多月时间，受到余之光的帮助和指导就更多一些了。

在这期间，我除了外出调研、参加座谈以及编发简报、拟写文稿等外，还集中一段时间写出了当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宣传提纲”。记得在“动员宣传提纲”初稿完成后，我向余之光作了一次汇报，他从宏观角度及框架结构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对我以耐心指导；在定稿时恰逢他率队前往宜宾地区调研未回，由于时间紧迫，在家领导安排我与一名处长专程前去汇报。到宜宾的当晚，他听取了我的汇报，而后留下文稿细看并提出了完善意见。在接下来几天里，我除了利用晚上修改文稿外，还跟随他到宜宾、泸州等地对知青动员安置工作进行了调研，也进一步充实了撰写文稿的内容。

1975年10月下旬，我赶赴成都参加即将召开的全省第一次知青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余之光告诉我，筹备组决定我为大会拟草一份下乡知青代表的《倡议书》。接受任务后，我即加班加点写出初稿。由于连续几天的旅途奔波与伏案劳累，我病倒了，手脚麻木、不能动作。省知青办领导当即决定送我到川医住院治疗。第二天下午，余之光抽空到川医住院外一科来看望我，关切地询问病情，鼓励我战胜病痛。走后，他又派人送来甜饼零食，担心我晚上会“饿”。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经过几天的治疗，我很快得到恢复，又出现在了省知青代表大会开幕式的现场。

1976年8月，省委发文调整省委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副主任。此时，我仍是一名户口在农村、靠工分“吃饭”的下乡知青，实职为公社党委书记。这年11月，省知青办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厅局长领导干部学习班”，主要内容是学习文件、揭批“四人帮”。学习结束后，即到省知青办值班，按余之光的安排，我重点协助分管动员安置工作，一直到1977年1月。

时至1977年8月，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继续推进，调整知青政策的专题调研也开始启动。此时，我又应召到省知青办，余之光告诉我，这次主要是要我来参加并组织一些全省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调研，并在调研活动与撰写报告中，更多地熟悉全省知青情况，以备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这期间，我查阅了大量知青历史文件，翻阅了许多知青简报、信函，也带着问题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一次，我陪同余之光乘车到简阳、内江、江津、重庆等地开展知青问题的调研考察活动，沿途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教诲，特别是他的政治素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以及他对问题思考、经验提练、分析方法、演讲艺术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在他身上看到、学到、悟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后来长期受用、受益的。

我知青生涯中历经的三位知青办主任，应当说是四川三级知青工作机构的优秀代表。自1962年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到1981年初宣布“不再搞现在这种形式的知青上山下乡”时为止，在四川三级知青工作机构担负领导责任的负责人有数百人之多。这期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高潮和结束的过程。不论各阶段所处背景如何复杂变幻，也不论知青工作如何艰辛曲折，四川数千名知青工作专职干部始终与全川154万知青心联在一起。他们在共和国这一特殊岗位上，肩负重任、情系知青、排忧解难、默默奉献，陪伴广大知青渡过了人生这一段最难忘的时光；他们忠心耿耿、不辱使命、倾尽心力、任劳任怨，为缓解四川城镇就业压力、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