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元仁I 冲破旧思想的牢笼：不应动摇《青年运动的方向》

葛元仁知青问题研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主席著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并且指出“至今仍有重要意义”。因为，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与城市的巨大反差，艰苦的斗争、劳动和生活，犹如大风大浪冲击着上山下乡的知青，使他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社会的现状，转变了世界观，认识到自己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对个人来说，确实牺牲了不少。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之中，走上了一条为祖国的发展、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正道。因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民做出的牺牲。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上山下乡的历史是不可复制的。但上山下乡所产生和形成的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是能够对当代，对未来的青年人产生教育和示范作用的。在党指引下，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在“三大斗争”第一线锻炼成长，这是青年人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

大时代要有大担当，当年的知青就是那个时代的敢于大担当者。习近平同志正是具有这种担当的决心和意志，才担当起治国理政的重任，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习近平同志作为曾经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亲身的经历，使他对青年人如何成才有着不少精辟的论述。2013年5月4日，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 2014年5月4日，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成功的背后，永远是艰辛努力。青年要把艰苦环境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把小事当作大事干，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滴水可以穿石。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一定在前方等你。”总之，“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1]

所以，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才能体现，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才能培养！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但是，现在有些人拒绝与传统的、在几千年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观念进行决裂，提出了不少蛊惑人心，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整个私有制发展了几千年，其经济、政治、文化已经形成一种非常庞大的根深蒂固的存在。它们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影响到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所以毛主席说，“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也要变坏呢。”[2]

那些长时间以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妖魔化的说法，禁锢了人们头脑，影响了我们党从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至今仍然坚持的“青年运动方向”。阻碍了新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为此，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澄清，以解放思想。

1、有观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有问题，共产党把经济搞糟了，不得不把知青赶到农村去，是“甩包袱”。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就清楚了。

《决议》在“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表述是：

“在工业建设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九八○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棉纱产量增长三点五倍，达到二百九十三万吨；原煤产量增长八点四倍，达到六亿二千万吨；发电量增长四十倍，达到三千多亿度；原油产量达到一亿零五百多万吨；钢产量达到三千七百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五十三倍，达到一千二百七十多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显著改变，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国农村几乎没有农业机械、化肥和电力，现在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七点五倍。一九八○年同一九五二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一倍，棉花增长一倍多。尽管人口增长过快，现在已近十亿，我们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

“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一九八○年与一九五二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业收购商品总额由一百七十五亿元增加到二千二百六十三亿元，增长十一点九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二百七十七亿元增加到二千一百四十亿元，增长六点七倍。国家进出口贸易的总额，一九八○年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七点七倍。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八○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一九五二年提高近一倍。”

再看看《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的数字：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

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3]

那种认为是经济搞糟了，迫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甩包袱”的观点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周总理说的很清楚“国家关心，负责到底”！[4]国家财政部门拨出专项经费和专项物质，对不同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给予经费补助，对知青农场（厂）减免税收……[5]，并且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了一系列文件保护知识青年的健康成长，根本就没有“甩包袱”的影子。只能说他们视野的狭窄，看不到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城镇劳动力向农村的战略转移的大手笔。

2、有观点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是剥夺了青年受教育的权利。这种说法是片面地认为只有课堂的书本教育才是“受教育”，接受实践的教育不是“受教育”。

明显的事实是，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单纯的课堂书本教育，不能代替必要的实践。书本知识本身也是他人实践经验的总结，只是把一般的普遍的规律进行了归纳，反映的是“共性”。而实践中我们遇到的事物都是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个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6]因为只有通过对事物“个性”的解读，才能深刻认识事物的“共性”本质。而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只有靠自己的实践才能获得，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历史事实证明，人类是通过实践才获得的对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的，并且是通过反复实践，反复总结，不断提高的。知青们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参加物质生产实践，在实践中获得提高，不仅利于他们认识具体的客观世界，也利于他们培养工农感情，理解书本中的一般规律。正如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说的：“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

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再教育”，就是针对知识青年只接受了书本教育，脱离工农，脱离生产实践而提出的。是为了使年轻人具备完整的知识，今后能够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

认为上山下乡剥夺青年受教育权利的观点，明显与知识的形成过程相违背，是把“知识”和“实践”对立起来了，没有看到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也不利于青年人成长为知识全面的人。至于把到农村去看成是“降低人格”，是“屈辱”，更是封建主义思想“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残余，蔑视从事农业体力劳动的农民，直接否定了处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习近平同志在2003年7月11日《之江新语》之《路就在脚下》中作了很好的回答：“一个人能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大学，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你肯学习、能吃苦，没有读过大学，照样能成才。”

即便按照这种观点，真的是上山下乡使得青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吗？我们看看没有上山下乡后的教育状况，就明白了。

1982年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提出，“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其他地区也要积极创造条件，使更多的适龄儿童入学”。[7]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明确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同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的若个问题的意见》提出，“全国大体可分为三类地区：第一类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基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类地区……要求在1990年左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1995年左右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三类地区……争取在本世纪末大体普及初等义务教育”[8]（这里的“初等义务教育”是指小学，九年制义务教育包括初中）。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力比以前增强多了，20世纪末尚且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初中教育，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体依然不能普及高中、大学。所以，能否使青年受高一级的教育，不在于有没有上山下乡，起决定因素的是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财政状况。

3、面对大批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的事实，有人又变换说法讲，上山下乡只能出文学和干部人才。他们蛊惑人心地提出：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会造成了科技人才的断层，会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但不见有任何事实依据）。无视在生产实践中与工农相结合，对青年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正确的世界观，对我国科研工作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名录中发现了64名院士曾经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中间不少人都有在国外留学的经历，面对外国科研机构以优厚的待遇挽留，他们拒绝了，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付贤智说“我是50后，我插过队，能上大学不容易，我的经历决定了我要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实戈认为，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应从个人得失出发，觉得学成回国对于自己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世刚，在1987年底，放弃了法国一份有着丰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国。孙世刚说，在那个年代出国，看到中国和外国的差距是惊人的，我的想法很朴素：赶快回国，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教给学生，让差距不要再这么大。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1990年至1994年在美国宾州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为美国加州ABI公司研究员，曾获美国技术专利一项。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事业有成并取得专利后，他念念不忘报效祖国，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及丰厚的待遇，携妻、女回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崔向群（女），1993年曾经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当她获悉祖国需要她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时，决定回国，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国内。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1/40。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丁健说：“在农村插队，一开始我们这帮城里的孩子什么都不懂，也什么都不会，是当地老乡们长期的帮助和照顾，才让我们一步步挺了过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今天搞科研、做研究，说到底不是为了自己，国家和人民给了我们大力支持和优良的环境，我们理所应当做出点成绩。” “经过这6年磨砺以后，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那么可怕了，哪有什么过不去的困难。在科研上面碰到的任何挫折和失败，我觉得都不算什么，只要我们能够持之以恒，耐得住寂寞，执着不弃，攻克难关只是时间问题。这是所有科研工作者必备的素质，也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

用曾经有上山下乡经历的64名院士对比现在一些大学毕业生为了丰厚的待遇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跑，或蜂拥而至的报考公务员，就可以看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从各类学校毕业了多少学生，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有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抵得住金钱的诱惑，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愿意在枯燥的、不断失败的科学研究中坚持下去。

正如中科院院士翟明国说的，扎实的学业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教育不能以智育为培养的首要标准，不能只啃书本、太看重分数。好的教育应该使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他在2016“科学改变世界”全国研究生学术论坛的报告中说：“若一个人不热爱科学、对社会没有担当，谈何改变国家？改变社会？”他以自己掏粪、新疆伊吾军马场的知青经历，鼓励年轻学子多参加社会实践，让自己成为一个“接地气”的人。“缺少社会实践会成为人生中的一大损失，这会导致一个人一直‘悬’于社会之上，而不能脚踏实地地往前攀登。”“人才的市场化、货币化使得人降格成商品，这是不能出大师的原因。”翟院士还强调知识不应只改变受教育者本人“走出大山”的命运，知识改变的应当是家乡、民族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要想使得青年“学生有足够的意志训练、理想追求和社会生存能力”，就要到实践中去了解中国社会的民情国情。而只有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实现。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青年的社会责任，树立为祖国、人民效力的决心，从而成为学习，研究的动力。

事实说明，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到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参加生产实践，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知识，而且通过对国情民情的了解，有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使他们懂得，“伟大的事业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这种事业是正义的、宏大的，而且因为这种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奋斗是幸福的，奋斗也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而奋斗精神之所以可贵，就在于越是面对困难和矛盾，越能激发出非凡的力量。

4、有人说，我初中都没有毕业，怎么就成了“知识青年”？这是在掌握书本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中，知青和农民所处的位置以及参照物不同造成的误解。

衡量知识的多少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值，是相对而言的。小学生以中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自己比中学生没有知识；中学生以大学生为参照物，可以说比大学生没有知识；大学生以教授为参照物，可以说比教授没有知识。即便是教授，他也只能说，在自己研究领域是有知识，跳出了自己研究的领域也没有知识。对于当年农民中大量文盲来说，在他们眼里，不要说大学生了，就是小学、初中生也是有知识的青年。“文革”前我国根据当时的财政情况，只要求普及小学教育，1982年教育部又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要求到1985年“争取全国绝大部分县普及或基本普及小学教育”；而且因为财政困难我国直到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自1986年7月1日起，才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所以在上世纪6、70年代将初中生称为“知识青年”并不奇怪。

如果换一个掌握实践知识程度的衡量体系，那就倒过来了。我们都知道，凡是到工厂去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不论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毕业生，一律被称之为“学徒”，由工人师傅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知青到农村去也是一样，要当“学徒”，由农民教你实践知识，让你接受实践知识的“再教育”。

5、“农民没文化，怎么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这种说法，是简单地把识不识字，作为有没有文化的标准了。把老师注入式的讲，学生被动的听，作为教育的唯一方式了。

考察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各民族的文化无不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文字只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工具，把相关的文字组合称之为“知识”，掌握了“知识”只是了解了文化，而文化的内涵是要用行动来表现的。我们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是我们这个民族通过行动表现出来的。即便评价一个人的品质，也不是根据他的学历，而是根据他的行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集中表现的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而这些优秀品质是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农民是这些优秀品质的载体。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朝夕相处，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把这些优秀品质传递给了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身教胜于言教”是公认的最好的教育方式，知青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领悟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6、有人说，上世纪70年代世界的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而中国却让城市知青下乡，这是“历史的反动”。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组织领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历史的反动”，其政治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这是一种用表面现象掩盖人口流动的实质，脱离了中国是发展中的国家，脱离了中国当时经济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西方发达国家人少地多，粮食问题早已解决，工业化进程也比中国早了一二百年，农村城镇化早已完成，不存在农民进城问题；而且，城市本身就是在农业生产发展，有足够的粮食支撑下形成的。这是基本条件。

所谓70年代世界潮流是农村人口进城，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言的。这些国家大都采用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9]。在这种资本主义的城市体系中，城市发展的本质是资本的城市化，资本使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做法，目的是能够选择更多的供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并不能消灭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和城乡之间的对立，反而扩大和激化了这种矛盾，少数统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社会劳动成果，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尤其是在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和城市吸纳就业能力问题之前，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必然出现的就是大中城市周围产生的庞大的贫民窟。“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10]。大量农村人口涌进城市，进城的农民没有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住房紧缺，生活环境恶劣，治安问题严重，犯罪率增高。

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陆和印度次大陆，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的发展，由于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增加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种农村人口进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过度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粮食歉收和经济衰退的病根。因此，《共产党宣言》提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11]而不是单纯地看人口的流向。

中国农民进城是从80年代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后开始的。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机械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富余。而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新增大量劳动力，尤其在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劳动力不能满足要求时，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了，这同样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70年代农民能不能进城呢？我们且不说在当时粮食匮乏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是否有粮食吃；也不说在当时社会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城农民是否有工作岗位；忽略掉进城农民的住房问题。只要看看40多年后不存在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农民进城后发生的问题就明白了。

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8日报道，由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领衔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专家共同参与、历时两年结题、8个专项课题共5卷本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镇化质量不高，2亿多农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与市民差异很大，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农村精英流失，农村发展缺乏活力、农村空心化和社区衰败现象日益显现，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二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事件频发，并达到历史最严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复合污染，严重危及饮用水安全；化肥、农药和水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

三是产业发展与就业不相适应，产能过剩严重，城市产业结构趋同，转型升级困难。

四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滞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资源、资本和发展机会过度向大城市集中，县和村发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发展，无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受到种种限制。

五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欠帐严重，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缺乏整体应对措施，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已经凸显，城镇运行安全隐患日益突出，地震、泥石流、内涝、火灾等自然和人为灾害频发。

六是一些城镇历史文化和自然遗产破坏严重，出现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面”的现象。

七是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显不足。城市债务负担日益突出。

在改革开放40年后，社会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农村人口进城尚且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可想而知，如果按照某些人抛开当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70年代就让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中国会发生什么问题了。

奢谈“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如果不是企图污蔑，否定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制定的上山下乡的正确方针，不是煽动知青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也不是希望让我们国家当年就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的话，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不能自拔。必然会造成社会认知的混乱，影响社会的团结和谐。

因此我们说，当年知青下乡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是由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现在城镇化建设、农民工进城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需要，由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

现在农村出现了较严重的“三农”问题，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这个问题，大学生村官下乡了；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了，也还将有更多的农民进城。

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和农民进城人数的多少，恰恰说明了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迫切性程度。

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正确认识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现在大量农民进城的现象，看到其背后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状况，才能看清问题，避免人云亦云，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所误导。

（作者葛元仁，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山西夏县插队北京知青。本文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