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孟冉文知青问题研究

“上山下乡这件事，涉及面广，影响很大……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很复杂，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肯定……。对知识青年在建设农村、边疆事业中做出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应充分肯定，对他们那种志在四方，勇于承担国家困难，艰苦创业的精神，应继续予以鼓励和宣传……。”对那场肇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终结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长期震撼中华大地的大规模青年运动，1981年，国务院做出上述定性和评价。
　　自1955年12月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始，截至1980年年底，25年来，中国先后有1700多万名城镇知青通过插队、支边、到国营和知青农场等方式，将他们的青春和热血倾洒在了祖国广阔的农村和边疆地区。中国知青运动的各个历史时期，河南都紧跟形势，近百万河南知青全面经历了那段轰轰烈烈的岁月。

[核心提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山下乡”就被写进了中共中央确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的青年，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
　　追根溯源，知青上山下乡，是党中央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提出来的一项战略决策，是“党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一次大实验”，并非“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只不过此事受“文化大革命”影响，上山下乡运动的声誉遭受损害，才给人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偏颇和错觉。
　　上山下乡，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最初下放到农村的知青呈现了怎样的精神风貌？

到农村去初衷是解决城镇学生就业困难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年。
“那时，由于扫盲运动和学校教育的正常开展，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建设的速度，很多高小毕业（相当于今天的小学六年级）的农村青年大量拥入城市，造成城市里的就业出现了紧张。1953年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这是知青上山下乡的萌芽。”刘君福，今年70岁。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初郑州一名老知青，关心时事的他侃侃而谈。
　　刘君福提到的《人民日报》社论，是1953年12月该报刊发的《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主要内容是号召在城市上学、老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中学毕业生无法升学，很大一批已到就业年龄的高小毕业生等处于待业状态的情况。记者查档发现，在1955年4月青年团中央（注:此表述依照当年档案记载）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城镇学生状况:“1954年，全国未升学的高小毕业生有210多万人，绝大部分人回到农村后，对农村的文化工作、宣传工作和青年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城镇学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正需要大批有文化的青年，加之国家又处在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之中。由此，党中央开始考虑动员一部分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这个“动员”，因青年团中央发起的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的活动，而变得更加具体和明晰:1955年8月初，为实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3868万亩开荒任务，北京青年率先响应青年团中央组建远征垦荒队的号召，许多人捐款捐物表达支持的心愿，仅10天就收到近7000元捐款。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这五位北京郊区青年代表，还受到了时任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的接见。很快，这支由60名青年组成的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男队员48人、女队员12名）奔赴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支垦荒队。
　　就在北京青年远征垦荒活动如火如荼之际，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指出当年暑假全国将有57万余名初中毕业生和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都要求解决就业或学习问题。然而，国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满足这种愿望，而农村正在大力开展农业增产运动，需要大量吸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青年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运动。
“这篇社论，在倡导知识青年回乡生产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问题。”刘君福说。
　　《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青年团中央组织的一场垦荒活动，被视为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源头。但真正开启上山下乡运动闸门的，却缘于毛泽东那句振聋发聩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回乡援建郏县知青引来领袖著名批语
　　时至今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是包括广大知青在内的许多中年人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这八个浓缩成经典的台词式字句，是从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三句话里提炼出来的，原文是“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的这句话，被收进1955年12月出版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是他为该书中的一篇文章《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所做的批示。
　　文章中的“一个乡”，指的就是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即现在郏县广阔天地乡。1975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曾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光辉指示20周年活动，并在《河南日报》刊发长篇通讯，热情讴歌战斗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的知识青年的光荣事迹。
　　如今，被誉为“知青文化发源地”的广阔天地乡，已成为河南中西部地区一个知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展览室陈列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演变历程，真实地记录了这个地方曾经的辉煌。
“一个乡”究竟做了什么，让毛泽东如此重视？几乎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呈现了这样一个事实:1955年，郏县几名高中毕业生自愿回到大李庄乡，参加农业劳动，推进合作化进程，后来此事写成经验上报，从而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这个批语，实际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精炼提纯的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迅速在全国广大知识青年中叫响并流传开来。
　　遗憾的是，记者几经努力，终未寻找到当年自愿回乡的几名高中毕业生。档案中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
“青年学生自愿回乡务农，是受到了当时社会风尚的感染。”刘君福说，虽然那时报纸不如现在普及，但学生们可以通过校方的党组织学习讨论，政治氛围非常浓厚，加之领袖批示“推波助澜”，自然成为当时一些热血青年的自觉行动。
　　那个时期，因政府尚未开始有计划地组织，河南到底有多少城镇知识青年回乡劳动，已无从考证，相关档案也没有此方面的数字，档案中只有“到1957年底，全国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多人，回乡的更多”这一简单记录。

起源“误会”上山下乡并非“文化大革命”产物
　　事实上，知青上山下乡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的萌芽，除了当时中国城乡人才供求矛盾突出和舆论的宣传引导，一部分青年的主动请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5年8月，北京青年“下乡垦荒”行动得到肯定后，星星之火，迅速燎原。全国各地的城市青年纷纷向边疆、荒山挺进。档案记载:“天津、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多个省市的团组织，也相继组织了50余批、约37000人参加远征垦荒。1956年一年，全国就有近20万名城市青年志愿加入到了垦荒队伍中。”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时河南没有组织大规模的青年垦荒志愿队，但是城市的中学甚至大学生已出现了“回乡干革命”的苗头。
　　关于上山下乡的起源，许多受访知青认为来自“文化大革命”，记者查档发现，这个认识是错误的。事实是，“下乡上山”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正式提出，出现在1956年1月发布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其中写道:“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该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在当时，愿不愿意上山下乡，成为考验知识青年是否有社会主义理想，是否有革命觉悟的试金石。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1961年，刘君福大学肄业回乡务农。这一“回”，就“回”了46年，至今没有返城……。

回乡知青学校“放了长假”就此扎根农村
“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这句话，出自《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发表的有关“城镇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第三篇社论。
　　此篇社论的发表过程有个细节:1957年3月，刘少奇视察豫、湘等中南五省，他沿途调查了城镇不能升学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的出路问题后，提出“必须动员一部分人到农村去”。《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发表了两个“主要”的社论，从此，全国兴起城镇知青回乡、下乡高潮。
　　然而，这个高潮并没有持续多久。1958年，由于农民大量进城，全国职工总数一下子猛增到4750多万，回乡、下乡活动停止。后来，随着“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城市的2000万职工被动员回乡，知青上山下乡又被提上日程。
　　这种变革同样波及城市高校。1961年秋天，正在郑州建筑工程学院（后该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硅酸盐专业读大三的刘君福，突然接到学校通知，全校停课放假。“同学们都感到很意外，好好的为啥要放假？校领导开大会说，停课是因为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知识青年应回乡参加劳动，搞好农业生产，帮助国家渡过难关。”刘君福说，他班上有56个学生，一大半家在农村的人统统返乡，不走也得走，户口都由学校迁回了原籍。
“我们这批人属回乡知青，是带着把自己的所学用到农业生产上的任务回去的，跟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有本质区别。”刘君福回忆，当时学校说放假一年，一年后再返校。可是没想到，1962年学校合并到郑州大学，化工系容纳不了所有学生，又出了“有城市户口的学生回校，农村户口的学生留乡”的新政策。“我那年23岁，大学还没毕业，也不可能托关系走后门返城上学，只好办了肄业证，扎根农村了。”家在郑州市二七区侯寨公社尖岗大队的刘君福叹了口气，说他在这件事上最对不起父母，“他们在世时老问我咋不回校上课，我骗他们说放长假了。这个假真长啊，一放40多年……。”
　　刘君福回乡后，当过大队会计、公社干部、工厂厂长，但农民身份始终没变。“没上完大学，是挺遗憾，可我在农村干得也不错，也没啥后悔的。”刘君福说，他在农村办夜校、搞发明，培育的科技田受到过省领导的赞扬，带领的乡村集体化工厂红红火火，他还曾经作为河南化工专家出访俄罗斯。如今，年届古稀的刘君福晚年生活舒心，儿女们事业有成，家有三部汽车和三套房产，“只要有知识，愿意干，农村就是个广阔天地，确实是大有可为的，哈哈哈……”老人爽朗大笑。
（大河网-大河报记者孟冉文、李康图，本文来源：大河网，摘自：人民网，网络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