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知青留言辑录
【编者按：二黑在网络、微信上对知青问题研究的文章发表了不少留言，其中不乏一些较有见地、引人思索的帖子，这里选择刊出一部分，以期能对一些知青读者的认识有所启迪，对一些知青问题的思考有所帮助。】
作为当代学术问题的研究，知青问题的研究确实有一些难度，其关键在于用什么“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有知青史研究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但这三十多年间，对于知青史研究一直没有正确导向，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史观，致使有关知青问题的学术研究陷入“悲情不勘”的泥潭难以自拔，这种情况是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知青学研究中的反映，是必须改变的错误倾向。随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的召开，上述情况正在改变。孙成民著的《四川知青史》可以说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例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有关知青问题的学术研究著作问世，真正将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本质、主流，以及历史贡献昭示天下。
（对《<四川知青史>出版暨学术座谈会综述》一文的留言，2017-11-15。）
云南农场知青闹事无论成败，都是当时社会矛盾的表现，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从整个事件的过程而言，“闹”就是以不正常的手段，打乱国家的部署，不顾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回城”（自愿退职）为满足，其结果是个人丢失了正当的社会职务，国家重新面临巨大的社会失业压力，国民经济也频临“崩溃”的边缘，“拨乱反正”也出现新的难题。小乱往往预示着大乱，这是一般规律。但有关研究人员常常无视这种规律，一味地粉饰或回避，只管属意于强调闹事的如何“英勇”、如何“正义”、如何“胜利”，混淆了整个事件的性质，也欺骗了不少人，留下来一个劣迹斑斑的史迹，还不时地搬出来招摇，其实这绝不是什么“历史光彩”。
（对《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一文的留言，2017-12-24。）
当年担任教师的知青，通过教育农民子女，给农村留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而且这些知青教师还不在少数，应该写写他们的贡献。当年知青教育过的孩子们，现在都是农村的顶梁柱，他们会咒骂上山下乡吗？凡是当过教师的知青，回访第二故乡时最受乡亲们的欢迎。
知青上山下乡之前的农村教师比较少，师资水平相当低。知青当教师就不同了，不管知青是什么文化程度，都比过去的农村教师强一些。可以说，知青教师直接将农村教育水平提高了档次，对于拉近城乡差别做出了突出贡献。譬如，农村教师都是以地方方言教学，知青则以普通话教学，这样施教的学生就比农村教师教出来的学生具有绝对优势，说普通话的学生更容易走出农村，融入改革开放大环境。
另外，影响不小的还有赤脚医生，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做出了贡献，也可以写写。
从本质上和长远上看，知青上山下乡确实是一个对农村全面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战略措施。
（讨论“知青教师”时的留言，2017-12-28。）
《我的前夫》这是网上反复发送的一个帖子，是一个最能触及与刺激老知青内心情感的话题，作为“否定上山下乡”、“控诉上山下乡”，也是最具杀伤力的艺术武器。
作者醉心于知青题材，以悲情描绘上山下乡，正是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相呼应，以“政治化”的手法抹黑上山下乡，艺术语言充满负能量。这个创作方向显然是错了。
《我的前夫》画为我们揭示的就是严峻的城乡差别，就是几千年来鄙视劳动人民的旧意识形态，就是顽固阻碍和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旧习惯势力，就是怕苦怕累、厌恶劳动、贪图享受的潜意识表现，就是应该深刻批判的反人民、反主流、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倾向。作者不是一般性地描绘“现实”，而是别有用心地借用“知青婚姻”来影射共产党政策的“非人道”、“摧残人性”，甚至编造谎言、夸大悲剧，以细节煽情，以形象惑众，尽极艺术丑化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可悲的是，很多老知青极易“感情化”，看到这种作品就情不自禁、悲从中来，自觉不自觉地随声附和，丢失了起码的是非分辨能力，也跟着控诉上山下乡的滔天“罪恶”，“否定”自己的经历，模糊了自己为之奋斗的初心理想，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 “应声虫”，这是应该提起警惕的。
在当时农村，一边是知青与农村青年自由恋爱，有的甚至被无情拆散，另一边则是作者画笔下的“畸形城乡婚姻”。这些都可能存在，但问题是，哪一种才是知青婚姻的“正能量”所在？
（对油画作品《我的前夫》（又名《青春之歌》）画的留言，2018-01-30。）
看看当时的战争形势，大规模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特别是在与苏联接壤的边疆地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就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
把所有的城市青年尽可能地疏散，正是为了战备，为了在核战争爆发时，远离核污染区，这就是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当然不会以战争为借口，但最好的理由无疑就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是当时大家能够意识到，并感觉到的迫在眉睫的战争气氛。随着战争警报的缓解，才开始在知青中选调、招工，甚至一些地方1971届毕业生全部留城分配工作。
否定派无视这个历史现实，一口咬定上山下乡是“政治阴谋”，这就是不懂“时者势也”的道理，而“势”是随“时”的变化而变化的，怎么可以一成不变？
我相信核战争在当时确实迫在眉睫，“1号”疏散令也不是没有由来，而背面的大国博弈较量也在紧张进行中，1968年12月21日开始，上山下乡运动进入最“狂热”紧张的阶段，以至于小学刚毕业的1969、1970届，甚至年满15岁就被动员下乡，此即所谓“一片红”。对于国家来说，这在当时本属迫不得已，因为一旦战争爆发，这就是最好的保全；但战争没有发生，就成为反动派攻击“一片红”的最好借口。毋庸置疑，事实也正是如此。
（谈《上山下乡的战略与“一片红”政策》， 2018-01-30。）
上山下乡是国家建设的需要，在当时来说，有两种人反对，一种是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知识青年去，让他们留在城市不是更好吗？还有一种就是仇视新社会，为反对而反对，只要是共产党号召就明里暗里地反对。
事实上，直到1955年，城镇知识青年没有工作的，都是由国家养起来，组织学习，等待分配。当时这部分知识青年并不稳定，但又没有出路，所以团中央学习了苏联“青年垦荒”的经验以后，就开始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这就是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肇始。
而在此之前，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早已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卓有成效，集体化、合作化高潮迭起，与返乡知青的积极参与有很大关系，这对于城市青年也是一大鼓舞。
上山下乡是一场充满矛盾和斗争的探索，它就是新中国青年运动，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国，逐步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涉及到家家户户的上山下乡运动。
（《浏览五十年代《人民日报》社论有感》，2018-02-03。）
对知青群体进行细化分析，是具体研究事物发展状况的好方法，但这种方法却被某些专家用来作为分化知青群体、制造分裂与矛盾的口实，这是需要警惕的“伪学术”动向。
众所周知，“老三届”是“文革”运动的参与者，也是文革初期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人群，更是推动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不论如何，他们在历史问题上的“话语权”都是别的群体所难以取代的，他们实际上是以毕生的生命和心血维护着共和国的成长，他们不仅付出的代价最大，而且承担的牺牲和苦难最重。给老三届人抹黑的本意，看似是否定上山下乡，实际上是为了否定上山下乡运动与改革开放运动的历史衔接，进而否定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核心目的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老三届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的！
（2018-02-15。）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说，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问题就在于某些专家的立场错了。错在哪里？一，不谈中国国情；二，不顾当时的历史条件；三，不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区别；四，不讲社会发展的“阶段性”。
事实是：1、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2、中国工业基础薄弱；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就业压力巨大；4、新中国成立只有十几年，刚刚从战争和自然灾害中缓过气来；5、外部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战争威胁日趋紧张；6、因为“文革”而造成大量积压的大中小学毕业生急需安排……。
由于这样的一个特殊历史背景，就赋予了1968年掀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以一种特殊涵义；这是一个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运动”，它的历史使命是应急性的，也必然会随着形势的缓解而发生变化。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即使是现在，上山下乡依然是一个方向，它不会因为涉及了“政治”而被否定，也不会因为1979年的“大回城”而寿终正寝。这是因为，说到底，还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2018-02-15。）
我认为你的想法错就错在把上山下乡同“文革”混为一谈，以为上山下乡和“文革”是一路货。
否定“文革”是有定论的，但是否定上山下乡是不是也有定论了呢？
看来，你也承认上山下乡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基本政策。只是你把“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视为“本质不同”，也就是说只要是“文革”期间发生的事物，都与文革前后的事物有着“本质不同”的关系。这样的想法，只能反映出思考问题的逻辑混乱。
既然肯定上山下乡是青年运动的一个方向，那我们就不能从所谓“本质”去否定上山下乡，而是以严谨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和分析上山下乡运动在“文革”期间出现的错误和教训。这与“文革”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文革”绝不能再发生，而上山下乡却要长期延续下去。
（《与老知青朋友谈知青问题看法》，2018-02-15。）
老实说，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涉及到家家户户，影响深刻且深远，但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却难以尽如人意，究其原因，就是受到西方政客的误导，譬如所谓“伤痕文学”；也受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侵蚀，否定上山下乡的结果是文学作品中弥漫着对知青运动的贬谪、歪曲、悲剧渲染等负面情调，惨不忍睹、无以复加！
从文学的本质而言，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和记录，同时也是对社会生活本质的揭示。如同社会本身就有阴暗面，文学作品也面临着写什么的问题，究竟是正面反映社会生活，还是刻意暴露阴暗面，直接表现出作者的政治态度，表现出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认识。暴露是有程度的，是服从于作品的基调和主旋律的；过分暴露就是破坏作品的艺术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2018-02-18。）
“苦难”不能否定上山下乡，反而更能证明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没有苦难，要你去上山下乡干什么啊？享福去呀？
上山下乡就是克服苦难，创造幸福；就是吃苦耐劳，培养接班人；就是艰苦奋斗，建设新农村。知青就是共和国的英雄。
（对《用“苦难”能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吗》的留言，2018-03-01。）
中国是农业大国，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走四个现代化的道路，也必然是首先解决农业问题，毕竟现在还是以农业为“第一产业”，所以无视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就是无视国情。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不是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延续。这个思想过去适合国情，现在仍然适合国情。这是中国知识青年融入社会、立志成才、奉献青春、改变中国的根本途径。
（2018-03-02。）
作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而言，上山下乡不一定就是“唯一途径”，还可以有其他途径，比如当工人、当兵、当农民工等等，况且现在中央领导层也不是百分之百下过乡。
我的理解：这种社会改造不是由知识分子单独完成的，也不是由工人或者农民自发完成的，而必须是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有所成就。
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这是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
（2018-03-04。）
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否定”上山下乡的错误思潮。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战，不仅复杂，而且艰巨；不仅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也要有应对复杂局面的大局意识。
所谓“话语权”不是人家让出来的，而是以令大家信服的“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确立的。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就是我们的榜样。看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没有私敌，也没有私心，而是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以这样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待问题，构思文章，阐述观点，所以他能争取绝大多数人。
看看毛泽东怎么看待问题——他知道农村很落后、很苦、改变也很难，但他从来就不那么说，而是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毕竟成绩是主要的，夸大苦难就是以表象掩盖实质，并不足取。
（（对《用“苦难”能否定上山下乡运动吗》一文的留言。2018-03-08。）
关于知青与农民工的“对流”问题，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看，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从性质上说，就是如何消除城乡差别的两个重大运动，前者是从城市到乡村，而后者则是从乡村到城市；后者的规模比之前者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效果也更显著，但却很少得到政策方面的肯定。这说明什么问题？
如果能够肯定两者都是以消除城乡差别为历史使命的话，则前者又是后者的启动，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继承。两者只是流向不同，但目标可能是一样的。
（2018-03-08。）
有一种观点说“知青是苦难的群体”。我认为，知青确实是饱受“苦难”，但苦难并非只属于知青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是全国人民的。毕竟国家刚刚建立不久，一个百废待兴的破烂摊子，就应该由青年一代以艰苦奋斗改变，这是大势所趋，是上山下乡的本质和主流所在。可惜，有的人却过于沉迷苦难，不懂得苦难能用青年一代的青春奋斗加以改变。
吃苦只是表象，吃苦的目的是改变，只有改变才能显示吃苦的价值。以表象大作文章，包藏着反对奋斗，反对改变，反对政策的祸心，这可能是某些人的本质。
（2018-03-31。）
版纳知青的“胜利”很使某些人为之陶醉，也捧得很高。但是，所谓的“胜利”并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国家发展的大局和历史来确定的。版纳知青为什么突然要求返城？直接原因就是中央明确农场知青是“国家职工”，不能按插队知青处理返城问题。因此，不管此后的过程与结果如何，版纳知青的要求和行为都不具有事实上的正当性和法律意义上的正义性，只能是“闹事”，是以极端手段胁迫国家实现个人目的的自私行为，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
事实上，知青问题的解决，需要政策指引，也需要实施的时间，有如插队知青问题的解决，从1971年开始招工、招生、招干，直到1976年才大部分解决了。
农场知青（包括兵团知青）问题不能与插队知青等同对待，关键是前者是属于国家编制，是拿国家工资的，而后者则完全是自食其力，所以解决插队知青问题不仅先行，而且名正言顺，是国家解决知青问题的关键。
解决问题都有个先来后到，都有个轻重缓急，都要依据国家承受的能力，按照国家的规划和部署进行。如果都像版纳知青那样采取极端的方式逼迫国家让步，无视政策约束，不仅会造成全局性混乱，而且会使国家经济发展蒙受巨大损失！更有甚者，某些人还借题发挥，将农场知青造成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文革破坏”、“经济崩溃”、“社会动乱”等等，由此可知，“闹事”者绝不是什么“知青英雄”！
（对《版纳知青在行动》的留言，2018-04-06。）
1979年的所谓“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不过是农场（1975年兵团划归农垦系统）知青的事，这件事与占全国知青绝大多数的插队知青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是一些人的自吹自擂，那种以为是他们为全国知青“开启”了回城大门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历史事实，也根本就没有得到绝大多数插队知青的认同。
受云南农场知青闹事的影响，新疆兵团农场支边职工也群起仿效，此即著名的“阿克苏请愿”。经新疆与上海方面协商，同意他们回沪。按说这也是“胜利大逃亡”，可为什么就没有人愿意出面来吹嘘“胜利”？这其中的原因不知道人们有没有研究？
支边青年都是60年代初过去的，到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很多人已经成家立业，再拉家带口地回到上海，没工作、没社保、没房子，也没有地方落户，原来对回城抱有的强烈期望的人，都被现实打得粉碎，结果有相当多的支边青年只能重新返回新疆。这么一折腾，还有什么“胜利”可言？
（2018-04-07。）
一句“这样活着不甘心”，说出了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的心里话！我们曾经立志到农村去改变那里的落后面貌，虽然我们尽力了，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历史使命却不是我们这一代能够完成的，那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需要一代一代地象愚公一样“挖山不止”才可能完成的。然而，我们虽然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现在时日不多了，但看看那些急盼改变的农村，我们确实心有不甘，能做的就尽量做一些，“风物长宜放眼量”，就是说，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以保重为要，懂得细水长流，才能取得“水滴石穿”之功！
（对《金圪塔山上绽放的“铁玫瑰”》一文的留言，2018-04-07。）
“勇敢”是一种精神表现，它体现的一种忘我的献身精神。中国农村贫穷、落后、艰苦，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可是我们为什么愿意到那里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原因就是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社会主义，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为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做出贡献！正是这种相信，才是我们“勇敢”的意志源泉，也正是这种“勇敢”精神，支撑着我们度过了艰苦而难忘的青春年华，使我们有了理直气壮地大声说出“青春无悔”的资本和豪气！
（对《勇敢没有过去式》一文的留言，2018-04-11。）
杨晓沪、程玮事迹的关键在哪里？就在我们常说的“知青文化”、“知青精神”。否定派也在高举“知青文化”、“知青精神”的旗帜，可他们说来说去，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所以然，都是一些“假大空”。指望他们“研究”出什么成果，岂不是无稽之谈？就是再给他们四十年，又能怎么样？杨晓沪、程玮就不跟他们矫情，就是以实际行动表明态度的，这就是一种最有力、最直接的对上山下乡的肯定，体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知青精神”！
（2018-04-17。）
从大环境、大背景方面看，杨晓沪不是一个人的事，他是个现身说法，用好了可以体现他的价值，体现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如果用不好，杨晓沪就“白瞎”了，也正应着否定派的心愿，成了“卖命不讨好”的人了。
杨晓沪过世已经整整三年了，为什么一直纠结在人们的心中，拂之不去？原因很简单，他是上山下乡的一座丰碑，也是否定派们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精神、价值、理想和拼搏，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理解。
相比于杨晓沪的执着和埋头苦干，更多地以实际行动表达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我认为，“学习”杨晓沪并非是要大家都象杨晓沪那样到农村去拼个你死我活，我们毕竟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实际情况是，中国农村的改造是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传承的事业，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澄清蒙尘于上山下乡的种种误解和污浊，还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和清白，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知青精神”的内在和本质，更是在杨晓沪、程玮、徐桔桔等老知青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历史光辉！
（2018-04-17。）
除了“三招”（招工、招生、招兵）还有“招干”，另外还有“三退”即困退、病退和顶替。当时的政策并不是“一碗水端平”的，而是带有一定政治色彩。我本人就是不能招走，只好退走。全组12名知青从第三年开始选调，到第四年就都走光了。事实上，对插队知青返城的政策非常宽松，主要是因为插队状况过于艰苦。而农场知青因为有“国家职工”的名分，又有国家发给工资，生活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没有插队知青的“返城”政策。说是因为农场知青闹事才有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不是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打乱了国家的工作部署，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是胁迫国家的犯罪行为。
（对《探析知青调离农村的政策发展及其演进》一文的留言，2018-04-21。）
开始还以为是知青组织，再看前面的“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才醒过味来——是知青自己的党组织。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我们知青应该有自己的党组织，毕竟是党领导一切，知青怎么能没有党的领导？
这个组织形式好！是新时代的一个创举，也是对各种错误思潮的坚决回击，咱们知青就应该举双手赞成！
（对《黑龙江知青团体有了党组织》一文的留言，2018-04-21。）
文中介绍的上山下乡历史背景的两个历史时期，唯独对前一个时期介绍不多，显然是了解不够。从历史事实看，上山下乡并非其所言，是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而是自新中国建立就开始了。大家公认的第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典型——徐建春——就是1951年高小毕业后回到农村，担任了互助组组长。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通讯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随即在全国范围掀起中小学毕业生返乡生产的热潮。此后，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集体垦荒、精简下放、插场插队等具体实践，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系列政策、组织、措施等逐步成熟，并列为国家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准备和夯实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所以在文革期间能够一下子动员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都不是偶然的。
（对《谈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一文的留言，2018-04-24。）
（作者二黑，实名宇宏，男，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上海地方志副编审退休；“留言辑录”以发表时间先后顺序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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